蘇力：憲制的軍事塑造-朱蘇力
【本文原載《法學評論》2015年第1期，作者賜稿觀察者網刊發，限於篇幅註釋從略。】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
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毛澤東
一、引論
本研究會有點尷尬，因時下無論是規範的或是經驗的研究，都沒有以軍事作為憲制/法——一國根本制度和制度實踐——問題的。而説軍事對憲制的塑造，則更政治不正確了，似乎最多也只能説憲制對軍事的塑造呀！但究竟可否如此討論軍事，作為憲制問題，關鍵在於社會實踐，在於其中有沒有道理，有多少道理，而不在於有沒有人或有多少人如此研究。過度在意所謂學術傳統，不講道理，不關注憲制的實踐，那很可能是因學術大路更平坦，甚或只因意識形態作怪。
其實，在當代中國，一個典型事件距今還不到30年。在1980年代中期中英香港迴歸的談判中，核心問題之一就是中國是否在港駐軍。中方立場是“北京除了派軍隊以外，不向香港特區政府派出幹部。”在外交部報告中有關駐軍問題這一條下，鄧小平曾親筆批示：“在港駐軍一條必須堅持，不能讓步”；一次人大會議期間，某不熟悉情況的領導不經意間對香港記者説了“也可以不駐軍”，鄧小平震怒，特意對媒體講，駐軍是主權的象徵，香港必須要駐軍。
香港大學生觀看駐軍的三軍儀仗隊入場
軍事有關立國，有關建國和開國。而且不只是在中國，軍事才是憲制問題。有兩個眾所周知但又很容易無睹的例子。
首先是以色列。以色列之所以1948年建國———想想巴勒斯坦至今沒能建國成功，在周邊敵對險惡環境中一直存活下來了，最重要的其實既不是其憲法文本，[5]也不是歐美的鼎力相助，而是對周邊所有國家，它一直維繫了壓倒性的強大軍力。在其建國後的3/4個世紀中，在與中東各國的所有戰爭和軍事衝突中，以色列國保持了全勝。不僅如此，儘管從未公開宣佈，它還是以很特別的方式，讓世界各國確信，以色列擁有核武器；而為確保自己在中東的核壟斷，1981年，以色列空軍還曾先發制人穿越多國高空，長途奔襲，摧毀了伊拉克的核設施。
另一是美國。有關這個國家的開國和建國，很容易令一些人誤解。例如，有位終身研究美國的學者就宣稱美國是“一個談出來的國家”；她就不想想談的前提。近80年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一個著名司法判例中就把這一點闡述得再清楚不過：美國之所以成為一個主權國家，擁有主權國家的權力，不是因為1887年的《美國憲法》，而是因為合眾國成功反抗了大不列顛的革命；“美國的誕生先於《美國憲法》。”
即便1787年《美國憲法》之後，也有一系列塑造美國的戰爭。首先是1812年，美國主動進攻英國在北美加拿大的各殖民地，英軍增援，甚至一度攻佔了美國首都華盛頓，但英軍在美國南部受挫，雙方算是打了個平手；儘管如此，這場戰爭還是為美國贏得了國際聲望，增強了美國國內的凝聚力，南部則收穫了佛羅里達，因此號稱第二次獨立戰爭。隨後是1846年至1848年與墨西哥的戰爭；規模不大，但美國奪取了23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從而成為地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大國。但最重要的是1861年至1865年的美國內戰。因為林肯（包括他付出的生命），因為北方軍隊戰勝了南方，用槍口指着南方，逼着各州“重建”，制止了聯邦的分裂。否則，就沒有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合眾國！
這兩國的經驗都真切表明，“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也不僅是對外，而且也對內——不僅美國的獨立戰爭在英國人看來就是一場國家分裂的“內戰”，而且還有美國建國後的南北戰爭就是一場反對國家分裂的內戰！而且這是通例（在結語中我會給出更多例證和分析）。
但不能誤解了這個“出”。它指的不是常規憲制條件下的政府換屆，權力的程序性交接。因此美國總統大選或日本首相更替之類的，就別往這兒湊了；甚至連一國的軍事政變這類政權更迭，也不夠格。因為無論是否合法，或合法性多大，那都是“換”或更替，都是有了個“國”在那兒了；因此我會在結語中討論，在一定視角下，它們可以合併同類項。甚至全民公投，宣佈獨立，獲得國際承認，加入了聯合國，也不能真算。就因為，凡僅僅以承認為基礎的，都懸，都得以自己先順着對方為前提。承認其實就是一晚近源自歐洲的法律概念。小國才在意，大國就不那麼在意。最典型的例子，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可以説相見甚歡吧，但兩國間的正式承認居然是在近七年之後！
所謂“出”，指的是開國或建國，是一個作為政治實體的共同體的自我創造，是主權的從無到有，無中生有，無需他國的承認，是這個國家的構成（constitution），因此該國憲制（constitution）的發生。其意味幾乎等於《聖經》上的“光！就有了光”，從此，“時間開始了”——這還真不是誇張，在歷史中國，每個朝代的紀年都從創建開始。千萬別以為一個國家，特別是大國或重要國家（如古希臘的雅典或斯巴達）的建立，是因那一紙文件，無論是美國的《獨立宣言》或是新中國的《共同綱領》，或1954年《憲法》文本。不是説這些文件不重要，但其重要説到底是因為那個國家/民族/人民重要，但能指和指涉，不能混淆，更不能買櫝還珠了。
“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在今天，也沒有，甚至不可能，成為歷史；儘管允許有人堅信其應當成為歷史。1994年，烏克蘭獨立後放棄了核武器，是它的選擇嗎？還是它別無選擇的選擇？2014年，60年前蘇聯下令劃歸烏克蘭的克里米亞，以公投的形式，又回到了俄羅斯，烏克蘭又能如何？日本無疑是今天世界上有數的經濟大國，卻因二戰後美國為日本製定的和平憲法，沒有交戰權，就一直不算是“正常國家”，主權不完整。目前正忙活着解禁集體自衞權，想修憲，但首先得請示美國批准。
沒打算抽象討論軍事的憲制功能，也不是打算（儘管可以，也應當）用憲制的實力政治（realpolitik）來平衡一下流行的規範憲法學，本文追求，根據中國經驗，在中國的歷史社會語境中，討論軍事對於歷史中國的國家構成/憲制（constitution）的具體塑造。從這一維度切入歷史中國的憲制問題已不可避免，也不可或缺，在我討論了歷史中國疆域的政治和文化構成等問題之後。
在歷史中逐漸呈現出來的這個中國，即便真的是某種價值或理念的產物，那也必須瞭解這些價值或理念曾附着於什麼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文化制度，附着於什麼樣的政治精英和精英政治（官僚政治），在“文治”或“法治”的背後也必須有些看似野蠻卻足夠明智、強大且壟斷擁有的制度性暴力，包括軍力。儘管並非唯一因素，軍力有時還是可能決定一個族羣、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或一個文明能否在某區域內發生、存活和延續，會在多大區域內傳播並存在多久。因此，從事後諸葛的眼光來看，歷史中國在這塊土地上的一些重大軍事活動，包括將專節討論的長城這樣的軍事工程建設，都是一些重要的制度構成力量，將各地、各區域逐漸攏在一起，整合在一起，才有了，才塑造了，今天我們稱之為中國的這個文明/國家。
這裏“塑造”其實有兩種意義。其一簡單和強硬，就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包括保衞這個國家，土地與人民，制度與文化。但還有另一種意義的塑造，即由於軍事對於一國發生和持續存在的重要性，要求該國在憲制層面予以考量，需要確定國家的軍事國防國策，需要在政治經濟財政上支持和整合軍事事務，必須能有效應對與軍事相關的問題。僅僅因軍事的存在，就要求一國憲制予以調適和應對。這是軍事對憲制的另一種更精細的塑造。
集中關注中國，追求理解中國，努力提煉中國經驗，卻不追求更不想標榜中國的“異端”。不是為中國的經驗正名，我只想把一個長期被遺忘的問題，以及初步的探索，擺在學人的面前：為什麼當今的主流憲法話語，特別是那些格外強調普世性的憲法話語中，對於軍事這一普世的憲制維度，視而不見，甚至長期缺失？
二、從武功到文治
古代中國文明由無數散落在黃河中下游，自給自足且高度同質的農耕村落構成。村莊秩序的基礎是血緣和親緣，加上村落內熟人之間的頻繁交往和相互合作。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不會造就發達的商貿業，由此“自生自發的秩序”只能溝通相鄰村落，不大可能生成巨型的商貿都市，產生超越農耕村落、超越地域的強大政治經濟文化輻射力和社會整合力，形成大型政治經濟社會共同體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國家，更不可能以幾個大都市為中心產生具有強大經濟、政治和文化輻射力的近現代的民族國家。特別是，亞洲大陸黃河中下游地區實在太廣闊了，農耕村落沒法為秦漢以後中國的國家構成提供足夠的制度想象，不能自發為歷史中國提供一個必要且有效的政治治理和社會秩序。
但也許首先的問題是，需要建立這麼一個大國嗎？既然是小農經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這首據説帝堯時代的歌謠似乎表明中原農耕社區的民眾並沒這個制度需要。但後來從長時段歷史來看，需要。在黃河中下游地區，需要有一個具有跨地域政治治理和統一協調能力的國家和政府，不僅為解決村落之間和區域之間可能的衝突，因為治理黃河，更因為要抵抗北方遊牧民族南下。
如果需要，問題就成了，由誰來，以及如何供給這個制度？民主不是可能的，在這樣的大國，從後代歷朝歷代的經驗來看，唯一的可能選項是，一個地域的政治精英集團，更多來自中原農耕地區，但從歷史經驗來看也有來自北方遊牧地區或其他少數民族地區，憑着他們對中原地區民眾的基本期待（“天下太平不打仗”）的直覺把握，利用天時地利，傳承夏商周的“封建制”特別是秦漢之後郡縣制的這類關於大國憲制的想象，以“攥沙成團”的強力意志和軍事政治實力，戰勝任何與之競爭的其他地域性政治軍事集團，首先在中原地區甚至更大的地區完成政治軍事的基本統一，為這一區域的民眾提供最基本的和平和秩序，贏得他們的接受或“歸順”，無中生有地，將遍佈在這片廣袤土地上的無數農業村落和眾多族羣構成（constitute）一個以中原為核心地區的巨大、持久的政治文化共同體。有了這個以軍事力量建立和保證的統一，才可能考慮其他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措施，逐漸創造、形成並拓展一個廣泛、基本的文化和政治認同或共識，在王朝的更替中，創造這個人稱“中國”或“華夏”的跨越廣袤時空的文明國家（civilization）。這就是為什麼，除先秦時期的王朝更替通常稱為［湯武］“革命”外，後世歷代王朝的創立，人們總是稱其為“打天下”。包括廢封建、建郡縣這樣的憲制變革，也必須以強大的秦軍武力統一六國為前提。
軍事卻並非牛頓的上帝，在第一次推動之後，就悄然隱退了。是，馬上不足以治天下，但這也不意味可以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半部論語治天下”了。“以法為教”並不是苦口婆心的説教，從來更多都是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的規訓。“文武並用”；漢家制度，事實上是歷代中國政治，都如漢宣帝所言，“以王霸道雜之”，或稱之為寬猛相濟，德主刑輔。
但從歷史中國的憲制層面看，革命/新王朝建立後最重要的軍事問題是工作重點的轉移，由“武功”轉向“文治”，並且必須穩妥實現轉移。這會改變政權的許多特質（從軍功主導到文官主導），會帶來治理規則的深刻變化。由於中國的歷代王朝一直在中原通過軍事手段完成更替，要治理的始終是這個以農耕為根基的大國，不是城邦，不是歐洲中世紀封建王國，也不是現代民族國家，因此這個由“武功”到“文治”的轉變非常典型。更有意思是，從古到今，中國的歷朝歷代都要“覆盤”應對這個問題，一個常規性問題；也由於涉及到大國和王朝的久遠，這個轉變一定要有效平衡各種力量。這就決定了這個轉變有關國家的根本，必須以憲制措施來應對。
比方説，是以攻城略地擅長征戰的將領來治理他們佔領的地區，還是儘快用中央政府授權、聽命於中央政府、更擅長治理的行政官員來治理？“杯酒釋兵權”是理想的解決方案；但在中國歷史上這常常可望不可及，否則這就不會是後世佳話。事實上，除宋太祖外，與之最相近的也只有東漢光武帝逐步的“退功臣而進文吏”。政治上看似也很成功的唐太宗，其實是典型的“亂臣賊子”，他在開國後的和平時期使用了已禁止使用的軍事手段殺死兄長/太子，逼退父/皇，成功篡位。在農民起義戰火中建立的漢王朝和明王朝，這個問題的解決更血腥。但如果將這兩個王朝開國初年的政治實踐僅僅理解為“兔死狗烹”，那就看似深刻，實則膚淺。這涉及的是新王朝如何完成從武功到文治的轉換：“打天下”的先例必須到此戛然而止，然後開始一個循法而治的文治/法治傳統。如果轉型不成功，無論是“人亡政息”還是“二世而亡”（典型如秦和隋），由於沒能創造一個文治的新王朝，也就未能為天下蒼生供給後者最渴望的和平，這個政治精英集團就很難説成功。
即便完成了這個轉型，有關軍事的憲制問題也沒結束，因為中國一直都有一個可勉強稱之為常備軍——和平時期由國家財政支持的職業化軍隊——的問題。近現代之前，歐洲人一直沒有，也拒絕，常備軍，甚至認為常備軍是自由的天敵。後世歐美國家的一些重要憲法文件中也留下這樣的痕跡。這並非歐洲人更愛和平，只因歐州的傳統是各國臨戰徵召市民或臣民組成軍隊，因此是“民兵”；戰事一過，士兵解甲歸田。在歐洲，常備軍是直到18世紀後期，人們看到了勞動分工、職業化、專業化、組織紀律性以及與之相伴的更高戰鬥力這些好處，作為社會現代化的標誌之一，常備軍才成為歐美各國國防的必備。在歷史中國，自秦漢之後，即便和平時期，歷代王朝也一直保持了一支強大的軍隊，儘管不能説嚴格職業的，它卻是常備的，也常常訓練精良。因此，軍隊問題就成了歷史中國必須在憲制層面予以系統應對的又一個常規問題。
並非什麼中國文化“早熟”，或中國人好戰，最主要是農耕大國的國家統一、政治社會穩定需要一支隨時可以投入戰鬥、能有效完成相關的軍事、政治以及其他任務的軍隊。因為農耕大國的自然地理、空間距離、生產方式、社會組織方式都趨於削弱了中央集權的政治治理，容易出現分裂割據；在某些偏遠地區，也會出現土匪等地方治安問題；遇到天災人禍，也需要政府的救災賑災；由於種種原因，還可能出現農民起義，引發社會動盪，導致或是加速王朝更迭。為應對農耕大國這類突發事件，歷代王朝因此都保持了一支足夠強大的軍隊來保證社會治安，防止社會動盪，或治理水患、救助災民；但最主要的是震懾可能的野心家，當必要時，堅決鎮壓地方的分裂割據勢力和農民起義。
因此在中國曆代憲制中，軍事一直佔據了一個重要地位。“三公”中有太尉，六部中有兵部，而並非現代的“國防部”，就絕非偶然。歷史經驗也告訴後人，如果沒有強大實力做後盾，確實有可能出現地方尾大不掉，出現戰亂，這不只是朝廷的麻煩，而一定是整個國家的災難，中央政府甚至想妥協求和平也不得。想當年，漢景帝為求和，甚至殺了忠心耿耿倡導削藩維護中央政權的晁錯，清了君側，卻還是無法滿足叫嚷“清君側”的叛軍的要求。但周亞夫率領大軍，三個月，就平定了“七國之亂”。唐朝鎮壓安史之亂，清初平“三藩”，清後期的鎮壓太平天國起義，都離不開軍事手段。
但這似乎仍然不是對常備軍的最大需求，最大的需求源自，我在下一節專門討論的，農耕民族與北方遊牧民族的生存競爭，迫使中原王朝必須保持足夠強大的軍隊，才可能防止遊牧民族頻繁侵入中原。這裏只想指出，農耕大國的中原歷代王朝必須保有一支準備打仗的軍隊，而隨之而來，就是一系列必須以憲制應對的相關問題。
例如：如何在財政上維繫這支軍隊？歷史中國嘗試了多種有關“常備軍”的制度，稱之為“兵制”。如北魏開始到唐代實行的寓兵於農的府兵制。府兵由家庭財產較多的農家子弟組成，由專門機構管理，平時在家耕作勞動，農閒接受軍訓，或是定期赴軍營輪流服役一段時間，士兵自備兵器、糧食、日用品，遇有戰事，奉命出征，戰後則返回原來所屬的地區。由於國家無需承擔軍餉，維繫這樣的軍隊的費用就很低。又如魏晉“士家制”或者明朝的“衞所制”，大致是從全國總人口中劃出一部分家庭專為軍籍，官方為這些家庭提供土地耕種，還可能獲得些軍餉，但每户必須提供一名壯丁，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世代當兵，這一義務不得解除。
對於士兵個體來説，這些制度的要求是不同的。府兵制下，若無戰事，士兵只是定期服役；但在士家制或衞所制下，士兵則服役終身。但無論兵制如何，國家都因此保有固定和穩定的軍營和軍事管理組織，使得軍隊作為一個固定組織總是存在，只是士兵是流動的；因此有了“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的説法。這就是為什麼我前面用勉強二字概括説歷史中國的軍隊勉強可以稱之為常備軍的道理；而且，無論是哪種兵制，這種常備軍都嵌在這個農耕大國的語境中，或者説因農耕大國而成為可能。遇上戰事，若規模不大，調用現有軍隊就足以對付；一旦戰爭規模很大，國家就會在現有軍隊的基礎上臨時擴軍。
還有其它問題，例如，國家政治體制還必須始終保持對軍隊的有效控制。在沒有實際戰爭考驗的和平環境下，如何保證軍隊始終保持足夠的戰鬥力，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有效應對各種軍事需求，以及將領的選拔，等等。
這些問題並非源自推論，在中國歷史上，凸顯這些問題的例子甚至悲劇實在太多了。想想周亞夫。細柳營中，他帶兵練兵的傑出表現，令皇帝堅信他是當朝獨一無二的傑出軍事統帥，由此成就了之後他三個月平定七國之亂的軍事偉業———其實也是政治上的偉業。但也正因為他的軍事才華，軍中無出其右的個人魅力，以及對皇帝也不阿諛的耿直，即便他轉任了文職，甚至辭了官，還是讓考慮權力交接的皇帝無法放心。周亞夫的軍事能力和人格品質從一開始就註定了他個人最終的悲劇。悲夫！
與今天許多人對於歷史中國的想象相反，為維護國家統一和確保政治安定，儘管沒有什麼三權分立的論述（而且需要嗎？如果做都做了），歷代王朝一直注重從中央到地方的軍、政、財、監、人事等各種權力的相互制衡；而且是常規，不是例外。從全國而言，行政區劃上以犬牙相入來實現地區間的相互制衡甚或鉗制；在地方上，為應對危機或是在邊陲軍事重鎮，也會允許臨時性集軍政大權於一身，但總體而言，並在制度上，一直強調軍政分權，文官高於武官；還採取了政區與軍區的區劃交叉但不重合，對軍隊往往實行雙重或多重領導，以及以行政主官兼職地方軍事主官或“監軍”等制度措施。即便為應對緊急事項臨時高度集權的，在接受了慘痛歷史教訓後，後世無論中央政府，還是忠於朝廷的政治精英，也一直高度警惕和自覺，防止這類臨時制度因其有效而變為定製，不經意地改變了國家的憲制分權，釀出分裂割據和戰亂的大禍。
三、治國與平天下
對軍事的憲制規訓和整合只是手段，在歷史中國，規訓軍事的根本目的是，在文治的架構中，更具方向性地也更有效地運用軍事來保證國家安全，實現政治治理。在國家統一之後，始終需要以軍事應對的是來自北方的威脅。從華北平原北部邊緣起，一直延展到西伯利亞，那片遼闊的草原上，曾先後馳騁過眾多幾乎與中原文明同時興起的遊牧文明的偉大民族，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以及滿等，對中原王朝影響重大，在特定意義上也以各種方式參與了歷史中國的構建，塑造和融入了中華民族，也影響了世界文明。
這個威脅是持久的。文字記錄至少始於西周。西周建國前就曾“伐犬戎”；公元前822年，秦仲奉周天子命攻打西戎，身亡。公元前771年，西北遊牧民族犬戎侵入咸陽（鎬京？），殺死了周幽王，之後平王東遷，就為了避開西戎。然後有齊桓公在管仲輔佐下的“尊王攘夷”，其最主要的成就就是會同中原各諸侯國共同抗擊北方遊牧民族，管仲因此得到了孔子極高的讚揚：管仲去世百年後，中原百姓還享受着管仲尊王攘夷帶來的好處；如果沒有管仲，恐怕連我孔子本人也穿着左襟衣服、披頭散髮如夷狄人一般了。但從孔子的讚揚中，我們也可以感受到遊牧文明當時對中原農耕文明已經構成了嚴重威脅。到戰國時，為有效抵禦北方遊牧民族（胡人），趙武靈王則主動推行了中國歷史上也許是第一次有記載的重大軍事變革，事實上是一次全面的社會變革，“胡服騎射”，趙國從此一躍成為軍事強國。
在中國歷史上，北方遊牧民族，也曾多次南下進入，侵入生產力水平更高、經濟繁榮、軍力看似很強大的中原王朝，在中原先後建立各種地方性的政權，也曾建立被後世承認為中華正統的全國性政權先後建立各種割據的民族政權。在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這種競爭中，前者從來佔據了優勢。農耕社區小，難以自發形成跨地域的社會組織聯繫，很難採取統一協調的行動；農耕使得財富積澱在持續耕作的土地上，農民世代定居，除非遇上重大自然災害或戰亂，故土難離。而逐水草而生的遊牧民族儘管人口不一定多，但形成的羣體天然更大，需要因此也就有更強的集體行動能力和相應的社會組織結構；遊牧的生產方式還決定了遊牧民沒有多少盆盆罐罐，無需固守土地，馬匹給予他們更大的流動性。但在兩大文明的競爭中，遊牧民族的生產生活特點，都轉化為組織化的戰鬥力，有更大的機動性和靈活性，戰役和戰鬥上的高效和隱秘，變成一隻非常高效而強大的軍隊。
而在東亞這片土地上，這兩個文明還分享了漫長的邊陲——若以秦代的長城計，西始臨洮，東至遼東，號稱萬里，中原地區如何設防？分別設防，等於不設防，遊牧民族或可以輕鬆繞道南下，或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而全面、統一、協同設防問題，那在這片遼闊土地上就必須有一箇中央集權的政府，有一支統一指揮、各地協調行動的軍隊，而農耕社區的生產、生活方式並不自然導向這樣的政府和軍隊。在萬里邊陲上，這需要多少兵力？！而且設防有意義嗎，當遊牧民族可以自由選擇對它最有利的時間和地點，進攻在它看來防守最薄弱的地段，突破幾乎是必然的。從地形上看，在太行山以東地區，只要越過華北北部山區，黃河以北就是一馬平川，過了黃河，直到長江邊，除少數丘陵和水網外，也基本是一馬平川。
但別無選擇，農耕文明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在這幾乎是一馬平川的中原地帶，就以農耕社區這種顯然不利的經濟社會組織條件下，以軍事政治手段來構建並穩定地維繫一個大國，以中央集權的政治、高度理性化的行政以及相應的經濟、財政手段來支持一支強大的軍隊，抵抗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必要時還能與之展開對攻，通過軍事鬥爭的以及以軍事為後盾的其他手段，在中原北部從東到西的廣闊地帶，同先後興起各個強大的遊牧民族展開持續的生存競爭，並在可能之際，拓展中原的農耕文明。
這是歷史中國憲制的另一根本問題，“平天下”，同“齊家”和“治國”並列。所謂“天下”，在古代中國的政治想象中，不等於今天的“外國”或“國外”，它只是距離王朝的文明和政治核心遙遠，卻仍被想象是可以為中原王朝整合的地帶，是與“國”的有效政治治理相關的地區。治國者必須同時考慮北方的戰略威脅；採取的任何措施，不但要回應“治國”的需求，也必須回應“平天下”的要求；平定了天下，蒼生百姓才可能安居樂業。
注意，歷史中國的這種“國”與“天下”的想象中有兩個基本點。一是“華夷之辨”，即承認中原與“夷”差別巨大，這種差別要求並支持區別對待。但華夷之間的區別不是本質主義的，與種族無關，而是文化的，如荀子所言，是“居越而越，居楚而楚，居夏而夏”，因此才是可改變的。據此才有了第二點，堅信“以夏變夷”，不搞文化相對主義，也不“文化多元”，基於對中原文明的高度自信，對邊疆民族不怯懦不排外，而是堅持以綜合實力為後盾，努力拓展中原文明。
因此在“平天下”中，軍事扮演的角色，要比在“齊家”和“治國”中，更為顯著和重要。重要的憲制問題不是什麼法律同等保護或正當程序———這兩者都以一個穩定的政治統治和管轄區為前提，以一個強有力的中央/聯邦政府為前提。也不可能是以表達自由為核心的公民權利——因為人家喜歡的可是“馬邊懸人頭，馬後載婦女”這樣的“表達”自由！也不會是今天人們習慣討論的那種中央和地方關係，無論是單一制或聯邦制——因為誰是中央，誰是地方，既非天然，也非給定，這個謎底是雙方的綜合實力，但首先是軍事實力共同鍛造的！中原王朝也有臣服認輸委曲求全甚至窩囊的時候，但最基本的原則是，以強大的軍備和軍力來捍衞農耕文明和中原王朝的安全，包括防禦，包括震懾，也包括在特定時期或條件下的主動進攻。這是流血的政治。
在平天下中，軍事發揮作用的另一形式是“羈縻”，即在邊陲地區逐步推進和拓展中原的治理體制和政治經濟文化影響。不僅在北部邊陲，而且也在曾經人煙稀少的南方和西南丘陵山區，要在政治、軍政和行政管理體制上對邊陲逐漸完成“以夏變夷”。從外觀上看，這大致是政治甚至是行政的，但常常必須準備好應對流血的戰爭，必須以強大的軍事實力為後盾。因此，羈縻的憲制意義不僅是對邊陲軍事防禦的政治支持和鞏固，更是中原政治文明形態和格局的逐步拓展。而隨着中原文明和政治治理格局的拓展，有了更遼闊的疆域，就可以獲得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撐，就有了更大的戰略縱深，就可能從不直接受戰爭威脅的地區徵兵徵糧並調運北方，才可能堅持這場持續數千年同北方遊牧民族的競爭，並在競爭過程中，促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融合，促成這個歷史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整合。
下一節，我以長城為一個典型範例，具體討論中國北方的軍事防衞對於歷史中國的憲制意義，而有關羈縻，有關邊陲地區軍事行政管理和政治整合，我在其他論文中有論及，這裏就不再贅述了。
四、憲制視野中的長城
長城是一個軍事防禦設施，也是古代中國的偉大工程，這很直觀。本節則試圖從更開闊的視野來看，在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間在東亞大陸地理條件下漫長競爭中，長城對於歷史中國和中國文明構成（constitution）的制度功能，並因此是憲制層面的（constitutional）。
要具有憲制層面的意義或功能，一項制度或措施或工程或戰略必須有關一個國家或王朝的創建或立國，應對的必須是一個國家的長期和根本問題，諸如“齊家”、“治國”和“平天下”之一，並且對這些問題有深遠的影響。這些措施制度，或是扭轉了原有的基本格局，或是從此開出了新的可能，例如，西周的分封制（有別於夏商的部落聯盟制），或是秦的郡縣制和種種創新。由於其重大，有時甚至不能簡單地以一時的成敗論英雄。如儘管孔子在世時很是失敗，但他主張的“君臣父子”等原則最終成為傳統中國的綱常（憲法基本原則）；又如秦雖然二世而亡，卻“百代皆行秦政法”。
因此，要從憲制層面看長城，關注的問題就不是，至少不能只是，王昌齡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叫胡馬度陰山”——把邊陲安全更多寄託於個別傑出將領；也不能只是孟姜女的視角：“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而至少應當包括，例如：（1）長城是否改變了或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農耕民族同遊牧民族的競爭優勢；（2）長城（及其配套設施）是否強化了邊陲的防守，優化了邊陲以及全國各地的軍力配置，並因此減少了歷代王朝百姓若無長城必須負擔的額外賦税、兵役和勞役；（3）是否避免了農耕文明為遊牧民族征服，甚或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原農耕文明控制和影響的疆域；（4）以及，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有無其他可行的措施或制度可以更有效率地實現上訴追求。這需要更具體的考察。
[限於篇幅限制略去中間歷史考察部分段落]
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如果説秦漢400年曆史正面例證了長城對於維護中原農耕文明的制度意義，那麼從唐睿宗設節度使開始的長達650年的歷史，可以説是一個自然實驗：在冷兵器時代，可否不依賴長城，而以一種替代方式建構農耕文明為基礎的歷史中國。無情的結果是，戰亂迭起，死人無數，元初中原人口損失80％。
如果僅看王朝的更迭和中原的戰亂，確實可以感慨：“萬里長城萬里空，百世英雄百世夢”，長城未能令中原王朝逃脱因北方民族南下的更替，中原民眾未能逃過一次次劫難。但這種閲盡滄桑的宏大視角，看起來很後果主義，其實也就是一種追求“高大上”的感慨，誤解了憲法性制度的功能，若據此主張放棄行動，其實證明了其恰恰是非後果主義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的失敗，或最終被馬其頓征服，並不表明雅典的民主毫無意義。真正值得政治家/法律人關切的，其實是天下無數生命脆弱且短暫的蒼生“好死不如賴活着”的卑微視角。對制度功用的評判標準應當在邊際，必須將一些不曾發生但完全可能發生、想象的人和事納入考量。不曾發生並不必定因為其從來就不會發生，而很可能是因某些努力、某種對策、某個制度甚或某個人避免了其發生，因此，恰當的思考永遠要界定並考量那些“不在場”的因素。評判長城的底線因此不是，不修長城，或少了多少將軍白髮征夫淚，或少了多少“悔教夫婿覓封侯”，會有多少農民安居故土“你挑水來我澆園，你織布來我耕田”，因此他們個人和家庭乃至整個中原民眾的幸福指數會增加多少；而是，若不修長城，無人戍邊，這些被幸福的農民，會有多少人，有多大可能，會額外地，成為“兩腳羊”？
再宏觀點，如果沒有長城，這個農耕文明會是何種形態，何種規模？甚或，就一定還有這個堪稱輝煌燦爛並令後人自豪的中華文明嗎？任何文明都不可能脱離許許多多具體的人、事、物而單獨存在或持續的。若無長城，這個號稱人類不間斷持續了最久的古老的華夏文明，並非不可能，如同比中國文明更古老的兩河流域文明或古埃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那樣，被後起的或周邊的其他文明滅了。這種歷史事件其實頗多，在馬其頓征服之後，古希臘城邦便永遠消失。繼承希臘文化的羅馬人，也曾被馳騁奔突於歐洲大地的阿提拉軍隊橫掃，而這些令歐洲人膽戰心驚、被稱為“上帝之鞭”的匈人，據説只是被衞青、霍去病特別是竇憲打敗後西竄匈奴人的後裔！
而如果長城對於歷史中國的發生和構成，對於中華文明的生長和發展，意義真的如此重大，那麼，其意義就不再可有可無。有些決策及其日常實踐，僅因其對國家影響深刻和久遠，牽一髮而動全身，就註定是憲制性的，無論其成敗，也無論其是被視為軍事還是政治、經濟、民族、社會甚或文化！
五、追問被遺忘的軍事———也算結語
本文集中討論了軍事對於歷史中國的憲制的意義。然而，儘管法律最終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這一點以各種方式一直存在於法律定義中，但時下流行的憲法性法律的學術話語中居然幾乎從來不提最組織化、系統化的軍事。這着實令人困惑，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的不是其流行，而是它竟然發生了。這不僅與自古希臘羅馬以來的歐洲歷史，而且與現代歐美主要大國的實在憲制，都無法支持這種流行。中國並非歷史的例外，而是通例之一。就讓我跳躍地瀏覽一下歷史吧。
例如，古希臘時期，城邦政治及其構成固然有政治力的塑造，但無論怎麼看，也顯然有甚至主要是軍事力量的積極塑造，特別是捍衞。説句不好聽的話，再了不起的城邦，只要一仗敗了，就可能從歷史上抹去了。古希臘時期，有50年的希波戰爭（公元前499－前449年），希臘聯軍的勝利才保證了希臘眾多城邦的獨立及安全，此後數百年間希臘持續稱霸東地中海，獲得了空前影響力；而希臘聯軍的盟主雅典，其民主政治也由此獲得發展。但雅典的提洛同盟在與斯巴達的伯羅奔尼撒聯盟爭奪霸權的戰爭（前431－404年）失敗後，斯巴達的貴族政體/憲制也因此在希臘地區流行起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都格外讚美斯巴達。元前370年開始的留克特拉會戰終結了斯巴達的霸權，則宣告了底比斯在希臘霸權的興起。但公元前338年，馬其頓的腓力二世在喀羅尼亞戰役一舉戰勝了底比斯與雅典的希臘聯軍後，在科林斯召集的全希臘會議（斯巴達未參加）上接受希臘各城邦的臣服，從此大名鼎鼎轟轟烈烈的希臘城邦政治便從此名存實亡，無疾而終了。
在近代歐洲各大國，即便號稱變革最温和的英國，也無一不是如此。《大憲章》並非自發生成，它追隨着英國貴族的起兵而來；也有英國內戰，國王被處死，建立共和國，然後是復辟，克倫威爾被鞭屍。法國大革命的恐怖和血腥就不説了，儘管大革命頒佈了《人權宣言》，卻不知是嘲諷還是悲劇。近現代法國實施最久的《憲法》是1875年第三共和國憲法，但依憲治國居然沒能長治久安，法國的一戰民族英雄貝當元帥只能率軍向德軍投降；是二戰的勝利，並因為法國是戰勝國，才先後頒佈了第四和第五共和國憲法。德國則是在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的領導下，通過三次自上而下的王朝戰爭，先擊敗丹麥，將荷爾斯泰因劃歸普魯士統治，再擊敗奧地利統一德國，最後擊敗法國進軍巴黎，並在法國凡爾賽中，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登基，宣佈了德意志帝國成立，從此有了現代德國，以及與之相伴的《德意志帝國憲法》。
二戰勝利後，20世紀下半葉和21世紀，歐美的憲法話語改變了，實力政治聲名狼藉，但憲制實踐並沒有改變。冷戰時期塑造歐洲基本格局的最重要力量其實是兩大軍事政治集團“北約”和“華約”的實力抗衡，而不是什麼自由、民主和人權。是美蘇的軍備競賽拖垮了蘇聯，歐洲的軍事平衡從此打破，才有了中東歐眾多國家的憲制變化，包括蘇聯自身的解體，眾多東歐和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獨立，也包括德國的統一，南斯拉夫的消失，歐盟的創立及其向東拓展。歐洲的所有這些憲制變化和變革，與這些國家先後頒佈憲法性法律，或憲法法院的決定，基本無關，最直接相關的其實是20世紀末歐洲政治軍事實力的變化與重構。
不僅是歐洲。相應的變化也出現在近現代的東亞。20世紀的東亞，無論是朝鮮半島的演變，還是蒙古的獨立，台灣的被割讓和迴歸中國，日本二戰前後的憲制及其當下日本政府謀求的修憲，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和她的和平崛起，雖然也都有憲法性文件相隨，但從根本上看，哪一件不是這一地區相關各國和勢力的實力對峙和變化的產物？！當然包括軍事實力。
所有這些都印證了馬基雅維利的名言：一切武裝的先知都勝利了，一切沒有武裝的先知都失敗了。
儘管今天頗為寂寞，但歐洲在近現代民族國家發生過程中，在歐美的政治學和法學中，軍事問題曾吸引了許多政法學者的關注。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曾以相當篇幅討論了“新君主”，説的就是歷史中國的“開國君主”，以及這些君主必須面對的國家軍事問題；在另一名著《李維史論》中，馬基雅維利也一再引用歷史從各個側面來論證軍事和軍備對於國家的意義。他強調，建立和保持軍隊是國家統治者必須獨自承擔的責任；又指出，強大的武力，才可能令一國避免外國的侵略，才可能獲得渴望的妥協，沒有軍力支持的謙卑，有害無益。
孟德斯鳩也曾分析羅馬衰亡的兩個重要原因。其一是軍隊的私人化：羅馬軍團長期駐守其攻佔之地，遠離羅馬，將領容易尾大不掉，因個人生命所繫，血戰沙場的士兵自然更信賴和支持他們的傑出軍事統帥，時間一長，他們就不再是共和國的士兵，而是軍事統帥的士兵了，羅馬軍團的統帥因此就成了羅馬共和國的敵人。原因二則是，羅馬法本是用來、也只適合治理共和國的，而它如今面對的卻是一個帝國；羅馬法是用來造就一個偉大民族，卻不是用來統治這個偉大民族的。
但在這兩點背後，孟德斯鳩觸及的，與前面討論的歷史中國的憲制其實是暗合的，只需換一種表達，如，如何以“文治”規訓“武功”？“馬上得天下焉能馬上治之”？以及一個因羅馬的擴張而浮現但在歐洲後世一直被淡忘的問題：疆域擴張，空間距離加大，弱化了政治中心對各地政治和軍事的控制，強化了直接指揮軍隊的軍事統帥的實際權力。只是孟德斯鳩僅看出了羅馬帝國的困窘，卻沒有——甚或沒必要——給出答案。而我們卻可能從孟德斯鳩指出的困窘中，才真正理解，並驕傲，當作為統一大國興起時，秦漢那幾乎成龍配套的偉大制度創新：廢封建，建郡縣，修馳道，建長城，書同文，車同軌，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等，包括了軍事體制和軍備，也包括軍政權力的調配！而在時間上，秦朝創立（前221年）比羅馬帝國建立（公元前27）早出了整整兩個世紀！
今天美國憲法學者也不討論軍事憲制問題了，但值得提問的是，這究竟是因為如今軍事真的不重要了，還是因為如今學者對軍事的無知？在近代歐美各國中，針對本國情況，在憲制層面專門討論軍隊和軍事問題，並做出細緻憲制安排的，就我的有限閲讀而言，最突出且最早的其實是美國的聯邦黨人。和斯密一樣，漢密爾頓堅決主張建立常備軍，其理由是，有了常備軍，歐洲歷史上常見的小國因敵軍突襲而被征服的現象就不會發生，而且還不會因戰事臨時徵兵影響農業生產。他的這兩個理由並不令我在意，真的我在意的是，漢密爾頓對於本國國情的關注，這兩個理由其實都直接有關當時美國的國情，各州（state）疆域相對狹窄，各州也都農業立國。
但最令人（至少我）感嘆的是他關於究竟是由聯邦還是由各州控制常備軍的分析論證。先定後審，結論其實早就有了，聯邦黨人當然主張由聯邦政府控制，不可思議的是漢密爾頓用來支持這一主張的根據和理由：軍隊最好由最易令人猜忌的人掌控，而不要由人們放心的人掌控；而由於在漢密爾頓看來民眾通常更相信跟貼近自己的州政府而不是聯邦政府，因此軍隊才最適合由聯邦政府來掌控。
這個論證的邏輯（其實是不合邏輯）令我很懷疑漢密爾頓的誠實。但對政治家來説，這一點也許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做事，做成事，做成利［美］國利民的事。或許，就因為這個看起來很替各州和民眾着想的論證，漢密爾頓忽悠了各州接受了自己的主張：建立一個強大的聯邦政府，由聯邦政府，而不是各州政府，掌控着國家的常規軍。這個結果是，避免了一個國家的常備軍分別為各州控制，特別是避免了當各州利益不一致時，常備軍被政客、野心家（歷史中國的割據勢力）用作分裂工具國家的工具。歷史證明了漢密爾頓的深謀遠慮，及其為實現其深謀遠慮的修辭。這一軍權的憲制配置沒有，也不可能，避免75年後美國的南北內戰，但這一軍權配置從憲制上避免了各州用各自的常備軍來打內戰這一最壞後果。75年！這表明在憲制層面對軍事問題的謀劃和應對，誇張一點，確實可謂“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
但問題是，如果軍事對於創造和維護一國憲制，對於令一個國家得以構成、發生和存在的疆域，以及維繫和平，意義如此重大，為何在當代歐美各國憲制和憲法話語中，它幾乎完全缺失？曾經生動重大的軍事憲制問題考量，因何且如何，淡出了當今憲法學人的視野？這不是一個容易的問題，我也沒打算給出確定、全面的回答。但還是有幾點值得關注。
一個很容易上手，也有點道理，但不太令人信服的遺忘機制也許與作為當代西方政治意識形態重要構成部分的憲政話語（有別於其憲制實踐）有關，與熱衷這套話語的法律人有關。這種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有意淡化甚至遺忘軍事實力，高歌民主、自由和權利，期望當今世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民眾相信，一國的良好憲制與其可以訴諸的軍事實力完全無關，而只與20世紀才興起的言論自由、正當程序和同等保護等憲法話語有關。淡忘或遺忘軍事和軍備，因此不但會提高歐美大國和強國的政治、制度和倫理上的合法性，還可以誤導發展中國家，放棄武裝鬥爭，弱化甚至放棄國防。這是一種“不戰以屈人之兵”的戰略。
別以為這不會生效，其實已多次生效。多年後，戈爾巴喬夫曾多次抱怨説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不講信用，違反了他們關於“北約一釐米也不會向東推進”的承諾。但除了證明戈氏真的是一位傻波以外，這抱怨有任何意義嗎？另一例證是利比亞。在西方威脅利誘下，包括留學英國獲博士學位他坑爹的兒子的勸説，卡扎菲自詡“明智”地放棄了核武和化武，但數年後，曾同他握手言歡的法國總統就下令發動的軍事打擊，推翻了其政權，他本人則在被捕後被虐殺，而且3年後，利比亞仍動盪分裂，此刻美國正緊急關閉美駐利比亞大使館，並撤離所有人員。
這種不談軍事的話語流行或許與法律人的知識構成、專長和偏好也有關。法律人都更擅長文字、演説、修辭，當然更喜歡這種“法眼看世界”；如果全社會都相信言辭立國，契約建國，相信“談出來的美國”，法律人就就有理由顧盼自雄，捨我其誰，改“法治”為“法律人之治”，至少在和平時期。這就是理性人假定的必然結論。換言之，法律學人願意如此切割、加工和演繹一個無需軍事和武力的憲制天下和法律世界，不因為其虛偽，而是因為其真誠，儘管信仰之真誠從不保證其所信為真。這也就解説了那些視野更開闊、心腸更硬的法律人，從來都更強調“法律人/政治家”（如霍姆斯），並主張“超越法律”（波斯納）。
但我還是不能接受這種準陰謀論或無知論——就因為這工程也太宏偉了！一個更深層次的社會遺忘機制，與本文的理論分析思路一致，可能與——相對於歷史中國——歐美各國自然地理和國家特點有關。換言之，與歐美各國的“國情”有關。要點也早已提及：一是持久的生存競爭引發的入侵，二是大國。
我已論及，為防範北方遊牧民族的南侵，華夏中原地區就必須建立起一箇中央集權的足夠強大的王朝，並始終保持一支有戰鬥力的“常備軍”。忘戰必危因此才寫入歷史中國的血脈。而如果農耕和遊牧之間的生存競爭是促使國家發生並保持常備軍之動力的話，那麼歐洲的自然地理條件，三面臨海，更適合商貿和耕作，就歐州總體而言，就不大容易出現持續的農耕者與遊牧者之間大規模的競爭——摧毀羅馬帝國的匈人並非歐洲土產。換言之，歐洲從一開始就沒有這類制度需求：建立高度中央集權的王朝，以強大的常備軍抵抗遊牧民族。從經驗上看，除了羅馬共和國後期和帝國早期外，歐洲早期的城邦各國和中世紀的封建各國，都不像歷史中國那樣一直保有一支軍隊。這並非歐洲和平，其實歐洲的戰事也挺“勤”，只是若需要軍隊，或組織民兵，或使用僱傭軍，或向鄰國尋求援軍；戰事過去，民兵就會解甲歸田，僱傭軍或援軍就會被打發。但只要軍隊是臨時的，軍隊就不大可能成為需要憲制特別關注的一種常規政治力量，軍事也就很難駐足於政治家的視野——誰會把臨時來訪的親戚作為家庭成員來安排？！
當然也有例外，歐洲國家中，也曾有軍隊或軍事影響一國政治的，如羅馬共和國末期凱撒統率的羅馬軍團，或是克倫威爾統率的護國軍，就曾改變這些國家的政治和憲制實踐。但例外需要的或往往喚起的只是隨機應變的“打發”，而不是憲制的持久應對。
北美大陸也曾是這種狀況。除了在美國建國時期，並且主要針對州和聯邦的權力配置，軍事不大可能作為重要問題持續存在於因孤懸海外而獲得安全的美國政治憲制話語中，也不大可能進入北美其他國家的憲制視野——除了加拿大，還能有誰？印第安人？對不起，他們從不曾是憲制問題思考的主體，而只是此地憲制必須思考和處置的客體。
相比之下，在歷史中國，總是在中原建國、開國，秦漢之後總是中央集權，永遠是農耕大國，永遠有來自北方的威脅，所有這些不變的制度條件促使了，而特別重要的還有一個條件是，3000年來一直以統一的文字保留下來的、因此可以予以系統反思的歷史記錄和文獻也有助於，歷代政治家和學人，把相關的軍事問題塑造成為歷代中國政治和憲制的常規問題，要求並且激發人們系統思考和制度性應對。
與中國形成強烈反差的第二點是，歐洲各國一直更多是小國；即便近代英德法意在經濟、政治甚或軍事都成了歐洲大國甚至世界大國，就地域和人口來説，也只相當於中國的一個省。從中世紀到近代，歐洲人一直認為“只有大國才能有軍隊。”這種説法在現代之前很有道理。國家不大，就缺乏戰略縱深，軍事和軍備對於維護一國主權和安全的意義就會急劇下降，全民皆兵也很難有效抵抗鄰國的突襲。古希臘從希波戰爭到馬其頓征服期間，依次在愛琴海地區稱霸的雅典、斯巴達、底比斯和馬其頓，基本都是一仗勝了，就在希臘世界中稱雄。而到了現代，軍事行動日益迅速，戰爭立體化，歐洲的所謂大國，除了孤身海上的英國，都失去了有國防意義的戰略縱深；如今，若不是核武器，所謂大國與“小國”在國防上已經無異。想想，二戰時期，在德國的閃電戰下，法國這個大國40天投降，與波蘭36天、挪威63天、比利時19天、荷蘭5天、南斯拉夫11天、希臘56天投降，與丹麥和盧森堡均一天被攻佔，這些區別有意義嗎？
當軍事對於國防的實際意義下降後，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近現代以來，歐洲各國的國家安全更多繫於外交，戰略結盟和縱橫捭闔；如今，還得加上核武器，以及特定條件下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戰略，這對保家衞國或捍衞本國憲制還有些意義。一旦理解了近現代以來軍事對歐洲各國的實際意義，就會理解為什麼是在19世紀末，康德開始提議歐洲各國逐步放棄常備軍以求世界（“世界”前面其實應加歐洲二字）的永久和平。也可以理解，為什麼，近現代之後，歐洲的一些最小的國家先後宣佈放棄常備軍；稍大一點的，如瑞士、奧地利、芬蘭以及比利時和盧森堡則宣佈或是曾經宣佈，永久中立。即便歐洲的大國，打不過了，就投降，也不丟人。這種種情況都表明軍事對於許多歐洲國家真沒多大憲制層面的意義了。
這個判斷知識只是對於特定的分析單位正確，即以單個歐洲國家作為分析單位。而過去近70年來，真實的分析單位已不再是單個國家，而是國家集團。二戰之後，西歐國家確實獲得了歐洲歷史上也許是最長期的和平。但這與減少各國削減軍備無關，與西歐各國人民的願望無關（哪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又不渴望和平？伊拉克、阿富汗、敍利亞，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人民和平願望也很強烈，事實上可能更強烈），而是“大樹底下好乘涼”——在歐洲，有了一個美國主導的軍力強大的北約。這個軍事組織在維繫歐洲和平上有相當的外在性，受其影響的並不只是加入北約的國家，幾乎所有歐洲國家，無論是否參加了北約，不同程度上都受其影響了。
曾經的南斯拉夫都去哪了？想想被打擊的塞爾維亞，以及由此獲得分離的科索沃，不都曾以不同方式“受惠”於北約？而它們都並非北約國家！這意味着，北約的軍事存在其實已經成為所有這些歐洲國家實在憲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天塌下來，長子頂着。歐洲各國憲法學人還需要或怎麼來討論這個完全超出本國憲制之外、他們無法控制也無法真正理解的軍事和軍備問題嗎？有絕對的制度理由，憲制問題淡出了他們憲制/憲法/憲政研究的視野。
但換一個視角看，無論放棄常備軍，還是宣佈永久中立，各國軍事上合縱連橫，或是就臣服強鄰以求得保護，這也仍然是各國鑑於本國國情對軍事問題的一種可行的憲制安排！
而沿着這一思路，或許還會發現，在一些發展中國家中幾乎已經成為常規的軍人干政，在當代巴基斯坦、泰國屢屢出現的軍事政變和軍政權，或自1952年獨立以來埃及領導人一直來自軍方，放在這些國家政治社會變革的長期實踐中看，則有理由視之為該國的憲制常規（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之一，是針對這些國家國情的一種憲制安排。經此，一國的軍事武裝集團，作為該國的重要政治力量之一，通常也是該國的一批政治社會精英，得以常規地納入了該國的實在憲制（effective constitution）。當該國的常規政治“死機”時，就由這些精英按下制度的“重啓”鍵。
從規範憲法學上看，這當然太糟了；但對於這些國家的經濟、社會甚至政治發展來説，這個重啓鍵未必真的那麼糟糕。
只是這類都不是大國的選項。沒有軍事實力的大國，這種説法聽起來就彆扭；不靠譜，是矛盾修辭。即便軍事在歐州各國的憲制話語層面淡出了，這個幽靈照樣以各種實踐的形式在歐洲徘徊。這就是為什麼，隨着歐盟的誕生，歐盟開始努力建立獨立的防務。從前門送走的各小國的軍事問題，兜個圈，便從歐盟這個“大國”的憲制實踐層面的後門鑽進來了。
更重要的是，軍事問題從這些國家的憲制話語層面的淡出，完全不算個問題，對西方學人的本國憲制研究也不是問題，對於擁有足夠強大軍事實力的美國或歐盟的實踐更不是問題，除非有一天他們成了戈爾巴喬夫。而且，真正的憲制層面的軍事問題思考，與任何其他真正的憲制問題思考一樣，永遠不能指望人手一冊，公眾踴躍參與，而且還真有意義。有些事，從來註定是政治家的事，別人無法替代，就如同死亡一樣。因此我可以不關心。
但我關心的是，中國學人，在討論中國憲制問題時，如果習慣了並因此照搬這種缺乏軍事考量的憲制研究視野和話語，就一定會過濾掉軍事對歷史中國的憲制塑造，就很難甚至根本無法在憲制層面討論軍事問題，很可能會培養出那種“我不懂的就不重要或就不是學問”的心態。本文的努力，就會如本文開篇所言，尷尬且另類。這也不算是真問題，也只是個人學術上的糾結。但如果這個主要有關實踐的，而不是學術的，問題在我們這個民族的視野全然淡出了，會如何？“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本文只想把軍事帶入憲制研究者的視野，指出其對一國憲制或明或暗潛移默化具有創造和塑造作用，只想恢復其在憲制研究中應有的位置。我並不，也沒誇大其作用。萬里長城即便對於傳統農耕中國有憲制意義，歷史中國還是經歷了一次次劫難，這和民主自由或是航母或TMD很厲害，卻未能令美國躲過9·11一樣。只是永遠無法結論説：軍事不重要，不必納入憲制考量。而且，我也沒打算用它替代或置換其他的必要，也不可能替代，包括恰當、明智且有分寸的自由、民主、人權或憲政的實踐（着重號以示這有別於那種作為高分貝噪音的政治正確）。
將軍事納入憲制考量，主要有關憲制的實踐。但對於中國憲法學研究的視野和領域拓展，也有學術意義。經此，我們有可能重新觀察和理解我們的以及世界各主要國家的一些重大的軍事舉措、工程和戰略。在這一視角內，比方説，1950－60年代中國的“兩彈一星”，其功能就一定不只是一般的武器裝備製造或科技發展，它有關中國國家的戰略安全，有關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實在的發言權，它令中國主張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變得真實可信。甚至，儘管幾乎無人提及，它事實上也為1978年之後中國的全面改革開放提供了最重要的戰略安全保障，且不説它對於增強民族自信心增強國家凝聚力的意義，而這一點對於中國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社會心理建構，換言之，另一層面的憲制，也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