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戈：中等收入陷阱，中國能繞過去嗎？
【4月24日，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清華大學舉辦的“清華中國經濟高層講壇”演講，提到中國在未來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會滑入中等收入陷阱，並把2007年出台的《勞動合同法》看做是導致中國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中等收入陷阱”和“勞動合同法”等關鍵詞，在輿論場內引發新一輪熱議。
對此，央視財經頻道評論員劉戈認為，《勞動合同法》出台後並未被嚴格執行，僅僅被少量法律意識強的白領用來保護自己的權益，而不是絕大多數普通勞動者抬高自己身價的武器。在劉戈看來，供求關係發生變化導致普通勞動者工資增長，在發展的過程中過度的追求效率而忽略公平的價值取向，才是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的真實原因。要緩解這種局面，一是要堅定不移地進行財税體制改革，通過財税體制向特權階層開刀，二是加緊構建新型福利社會，同時，現行政治體制也是避免中國陷入拉美國家“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力保障。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發佈，有刪節。】
財政部長樓繼偉（資料圖）
縮小貧富差距才能繞過中等收入陷阱
一個全世界人口最多的經濟體成功對接了全球化帶來的製造業轉移的歷史契機，一躍成為地球上另一個“超級大國”。如今的中國，不論從經濟總量、科研能力、基礎設施各個方面看，都與其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相匹配。
然而，如果我們把“改革“、“開放”僅僅看做是表述一種經濟政策取向的中性詞，而不是另一種頂禮膜拜的意識形態的話。那麼在肯定中國改革開放偉大成就的同時，我們不得不承認：在發展的過程中過度的追求效率，而忽略公平的價值取向，讓中國在取得巨大經濟成就的時候，貧富差距過度拉大。過度拉大的貧富差距，一方面消解了人們對改革開放的正當性理解，一方面減弱了人對生活水平巨大提升的滿足感，同時為中國經濟下一步的可持續發展設置了障礙。
就中國目前的狀況來看，無論按照哪一種測算方法、哪一種統計口徑的數字都表明，在短短的十幾年的時間裏，中國已經從一個收入相對平均的國家，轉變為貧富差距擴大現象嚴重、其收入差距超過了國際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國家，這樣迅速的變化是讓人擔憂的。
在過去30多年裏，從發展軌跡上看，中國基本效仿了日本經濟成長模式：高效而強有力的政府主導和推動下經濟高速發展。但從國民財富分配的結果上看，卻產生了如巴西、墨西哥等國走過的所謂“拉美化”趨勢。
二戰後，拉美和包括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東亞國家都曾經經歷過經濟快速增長階段，而只有日本、中國台灣、韓國等少許幾個經濟體成功越過“中等收入陷阱”進入到高收入或準高收入國家的行列，而大部分國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增長陷入長期停頓狀態。從這些國家的發展過程來看，哪個國家在快速發展過程中貧富差距沒有快速拉大，哪個國家就能通過“中等收入陷阱”，反之哪個國家在快速發展階段貧富差距快速拉大，那麼哪個國家必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無一例外。
也就是説，較小的貧富差距是不跌落於“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前提條件。而中國目前的發展狀態恰好處於兩者之間。從經濟發展的質量來説，更接近於日本、韓國、台灣——完備的工業體系和強大的製造能力。但從貧富差距來説更接近於拉美國家和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等國家。中國的這一現狀決定了，如果中國能夠在短期能縮小貧富差距，那麼中國在經歷一番艱苦的跋涉之後，能夠勉強繞過“中等收入陷阱”。而一旦中國錯過了眼下的時機，任由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發展，那麼中國必將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眾多的人口、貧乏的資源、錯綜複雜的矛盾都將導致中國永遠失去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機會。
貧富差距的問題解決不好，改革開放就等於全面失敗。這絕非危言聳聽。
近幾年，由於勞動力供求關係的變化，導致普通勞動者薪酬上升，從而讓貧富分化加大的趨勢得以減緩，這恰好是中國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條件，怎麼反而成為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了呢？
有經濟學家指出：“高度的不平等有可能會阻礙增長，因為無法獲得信貸的窮人也許不能利用投資機會，也有可能成為政局和社會不穩的根源，阻礙投資和增長。”
更早的年代，盧梭在《論不平等》中説過：“社會經濟不平等給予共同體中有些人過分強大地影響法律制定的力量，把共同體分裂成充滿敵意的幫派，都不願意為了整體利益而犧牲小團體利益。”放在200多年後的當下中國，這話精準的令人毛骨悚然。
先賢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貧富差距這種經濟不平等所引發的嚴重後果，即通過隱秘手段暴富的羣體會干預立法、司法、行政，並結成特殊利益集團，吞噬經濟發展的碩果。他還説，巨大的貧富差距將造成公民間的相互仇恨、對公共利益的冷漠。貧富差距是真正民主的障礙。
保護窮人免受富人的暴政是所有政府的最重要的責任，社會一旦出現非常富有和非常貧窮的人，再來做就往往為時已晚。最好的做法是從最開始就防止財富極端不平等的情況出現，通過管理社會保證沒有特別貧窮的人。在盧梭看來，縮小貧富差距，進行收入制度改革，是社會免於陷入混亂和無序的重要措施和必要措施。
對中國來説，現在亡羊補牢，的確已經錯過了最佳時機。在2003年之後，中央的政策已經出現了非常明顯的縮小貧富差距的走勢。一些縮小貧富差距的措施出台，包括農業税的減免、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醫改的推進、保障房的大規模建設等等。但突發的金融危機打亂了這一進程。四萬億鉅額投資在缺少監管的環境下迅速投放，一方面抑制了經濟的下滑，保證了就業。但鉅額投資中的貪腐現象和巨大貨幣發行推高的資產泡沫，導致財富迅速向富人集中。中央幾年來縮小貧富差距的努力幾近付之東流。而正是由於“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勞動力供求關係出現逆轉，才讓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得以稍稍緩解。
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雙管齊下，才能抑制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
世界上，印度幾乎是一個唯一和中國具有可比性的國度，人口接近，文明古國。拿中國跟印度比，我們很容易找到優越感。在經濟總量、人均GDP、經濟增速、基礎設施建設、人均用電量、人均用鋼量等幾乎所有的經濟評價指標中中國都遙遙領先於印度，但只有這一項——基尼係數，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2009年印度是0.368，而中國是0.47！中國比印度高出0.1個百分點。當我看到這個數字時，我以為我看錯了。
基尼指數（Gini Coefficient，基尼係數）是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佔總收入的百分比。基尼指數在0和1之間，數值越低，表明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越均勻。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一般發達國家的基尼指數在0.24到0.36之間。基尼指數在0.20以下表示絕對平均；0.20-0.30之間表示比較平均；0.30-0.40之間表示較為合理；0.40-0.50之間表示差距較大；0.50以上説明收入差距懸殊。
根據2009年世界銀行報告數據，1960年代，我國基尼係數大約為0.17~0.18，1980年代為0.21~0.27，從2000年開始，我國基尼係數已越過0.4的警戒線，並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達到0.48。
世界銀行報告同時顯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這兩個數字的比在中國是10.7倍，而美國是8.4倍，俄羅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為了緩解公眾對於基尼係數過高產生的擔憂，著名學者厲以寧教授曾經提出過著名的“加權平均論”。他認為由於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特色明顯，所以中國的基尼係數應該城鄉分開計算，再加權平均，這樣算出來的數據就要好看的多，基本接近於挪威、瑞典等北歐國家。
這種推論相當於：一個考試不及格的學生，通過對考題類型的分類分析得出自己的加權成績應該是85分，然後向家長交差。
中國的“基尼係數”在1994超過了0.4的警戒水平後，1998年達到了0.456，1999年達到了0.457，2001年達到了0.459。雖然增長速度並不算太快，令人擔憂的是一直呈現正增長的態勢。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和重視。
推進財税體制改革的重大意義也在於此。
中國社會收入不公平的局面必須得進行改正，要想改正，必須先從兩個領域入手，一個是堅定不移地進行財税體制改革，通過財税體制向特權階層開刀，二是加緊構建新型福利社會，減少國人後顧之憂。
當下的中國，主張多元，觀點紛亂，只有少數社會共識：一是貪腐橫行，二是貧富分化嚴重。抓住這兩個共識，從這裏下刀即順乎民意又有現實的可操作性。相對而言貪腐的原因和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緊密相連，根除難度要高得多。而從縮小貧富差距則可執行度更高。改革税制，儘快徵收房產税、遺產税、奢侈消費税，剝奪不法財富和浮財，此為正道。
現在無論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的精英都積極混淆“企業家”與“富人”的本質區別。在制定政策時以保護企業家的名義保護富人。在税收制度上一鍋燴，不區分企業税負和個人税負。以保護企業家的名義保護富人在房產投資和奢侈消費上利益。
其實企業家羣體和富人羣體，雖然有一部分交叉，但本質上是兩類人。那些把財富大都放在廠房、設備、流動資金上在生產中流轉的是企業家，那些把財富基本隱匿於房產、奢侈品、理財賬户上的才是富人。很多富人的錢不是通過經營企業來獲得的，所以必須通過税制設計向富人財富徵更多的税或者逼迫他們把錢進入實體經濟領域。税制改革就是要朝着這個方向走。
目前的財税制度，已經基本喪失了税收調節貧富差距的功能。財政税收體制如果不進行徹底的改革，收入分配不公平、房屋價格持續上漲、房地產暴利、農民財產收入過低、資源浪費性使用等一系列問題就會進一步惡化。由此導致巨大的社會問題，社會矛盾叢生，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在市場經濟運行中，貧富差距不斷拉大是一種必然的現象。而税收制度正是利用二次分配糾正一次分配的不公正現象的有力武器。而目前中國的税收制度基本上沒有實現這一目標的功能。由於缺乏完備的個人財富報税和核查手段，個人所得税事實上成為針對工薪階層的工資税。房產税、遺產税税種也遲遲沒有推出。依靠以間接税為主的税收徵收機制，根本無法實現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就更別説對“黑色財富“”灰色財富“的抑制了。
中國收入差距過大現象日益嚴重，並對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造成越來越大的負面效應。
這主要表現在：其一，它嚴重地損傷了普遍受益這一社會發展的重要原則。其二，它使大量的社會弱勢羣體成員產生一種相對剝奪感，使他們對於社會產生某種牴觸的心理，嚴重的甚至會產生反社會的情緒，進而降低社會的穩定程度。其三，它嚴重挫傷大量社會勞動者的積極性，削弱社會發展的活力。這一切，對社會的正常運轉和健康發展會造成十分嚴重的影響。
第一次分配市場失靈，第二次分配政府失靈。失靈的平方造成貧富差別越來越大，並且向更大發展的態勢。貧富差別的擴大，對經濟造成的影響是，消費對經濟的貢獻從十年前佔GDP的60%，下降到2012年的36%，中產階層的跌落，讓三架馬車中的轅馬變成了一頭瘦驢。最終影響的不僅是社會公正，還有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提高勞動者的薪酬是繞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條件
一個充滿諷刺的事實是，如果我們把勞動力當成一個純粹的初級產品，不給它加上技能、智力、組織管理、生產資料等外在因素給它帶來的增值部分，純勞動力的價格十年來增長緩慢。
全國總工會201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23.4%的職工5年未增加工資，75.2%的職工認為當前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職工認為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這些數字可以佐證我上面的判斷。
現在的中國是一個充滿了機會的時代，但它的缺陷是沒有給予那些勤勞但老實的人太多改變命運的機會。而這些人佔據了人口的最大份額。所以我們也就不難了解，為什麼我們的醫保制度、社保制度推行的如此迅速，但內需的增長依然顯得如此緩慢。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大部分會重新進入投資領域，而低收入者的收入才會迅速的轉化為消費。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增長緩慢，以消費拉動經濟的的願望就永遠是一廂情願。
因此，增加普通勞動者的薪酬性收入，既是一個社會公平的問題也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問題。在投資過剩、出口受阻的情況下，除了讓國內消費市場真正啓動以消化過剩產能別無它法。
因此，中國在經濟推進社會保障進程的同時，應該向當年的日本學習，積極推進自己的“國民經濟倍增計劃”。使普通工薪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儘快能夠有比較大幅的增長。
由於金融危機的不期而至，增加勞動者收入的努力在實際執行中被基本放棄。但低勞動成本換來的是產業結構調整和內需啓動的遲滯。勞動力薪酬收入低帶來的問題更加嚴重。此時，出台中國的“收入倍增計劃”已經刻不容緩。
來自官方的正式表態説，在十二五期間，我國要努力實現職工工資增長15%，這樣，就可以在“十二五”期間實現職工工資增長翻番。這算是一個遲來的，被千呼萬喚的中國式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人力和社會保障部的領導給出的路徑是要以提高企業普通職工工資水平為核心，進一步深化企業工資分配製度改革。努力擴大工資集體協商覆蓋範圍，加快建立企業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實現企業職工工資增長不低於企業經濟效益增長，企業一線職工工資增長不低於企業平均工資增長。
但人們有理由懷疑，這些設想只能在國有企事業單位得到比較好的貫徹。但在外資和民營企業中，人家總要依據勞動力的市場價格和自己的經濟效益來制定員工的工資。你不可能給每家企業都強行制定一個工資增長的百分比。
歷史已經反覆證明，強行為勞動力定價是一種摧毀生產力、降低效率的最有效途徑。所以儘管在我們的規劃中明確了非常具體的努力方向，但是真的要實現這樣的目標，還是要找的合適的工具。
現在看來，最低工資的調整時我們能夠找到的唯一工具。將最低工資制度和職工工資增長直接掛鈎，既要求各地最低工資增長速度不低於國家十二五規劃中明確訂立的每年15%的目標。這樣才能凸顯國家在增加職工收入，減小貧富差別，追求社會公正的決心。
美國是怎樣繞過中等收入陷阱的？
跨入二十世紀，美國進入了飛速發展的時代，但也正是這個時候，美國社會兩極分化嚴重，收入差距巨大。
歷史數據顯示，從1900年開始到1929年這30來年中美國經濟得到長足的發展。但不平等程度並沒有隨着經濟高速增長的態勢而得到根本改變。在減輕收入不公的影響方面，美國政府的作為收效甚微。
以20世紀20年代為例，美國收入最高的10%人羣擁有超過43.6%的國民總收入，而其中收入最高的1%人羣的財富更是佔到國民總收入的17.3%。
當時的大西洋彼岸，已經在累進税制與建設福利國家領域有了長足的進步。比如説德國，早在19世紀80年代俾斯麥就引入了養老金、失業保險甚至國民醫療保險等相關體制。到20世紀20年代，英國也已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國家福利制度，包括國民醫療福利。
而在美國從獨立到20世紀早期，美國一直依靠關税養活聯邦政府，除此之外幾乎沒有其他的税源，也就更不要談建立在税負之上的社會保障體系了。客觀上，這種税收政策既使美國企業和富人無税一身輕，獲得了快速發展的條件，也給歐美工業品進入美國設置了貿易保護壁壘。可以説，從建國開始，貿易保護主義就是美國的基本國策。但高關税在保護了美國工業和壟斷企業的同時，卻讓普通百姓承擔高關税帶來的高物價，百姓要用比歐洲人高的多的價格來購買來自歐洲的工業品，而企業和富人們卻從中不斷的得到好處。
從19世紀末，一場長達三十年的“進步主義”運動在美國風起雲湧，要求向富人開徵所得税並降低關税的呼聲越來越高。但這種努力遭到保守勢力的頑強抵抗，他們祭出美國憲法，並鼓吹向企業和富人徵收所得税是受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萬萬要不得。
爭論一直持續到1913年。之前的1912年，民主黨人伍德羅·威爾遜當選美國總統。作為美國歷史上學歷最高的總統，曾經擔任過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哲學博士伍德羅·威爾遜最終促成了關税的降低和所得税在美國的確立。税收改革和聯邦儲備系統的建立是這位高學歷總統所宣揚的“新自由”主義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按照新的關税法案，所有進口商品的平均税率從37%降到了27%。估計由此將使聯邦政府每年減少5000萬美元以上的收入。這個虧空怎麼補上呢？10月31日，威爾遜簽署了另外一項法案——《所得税法》。法案規定，年收入超過3000美元者繳納所得税，税率在1%到7%之間。至此，所得税在美國終於獲得了名正言順的地位。
用來説服最高法院修改憲法，承認所得税合理性的理由是：人們從屬於自己的財產中拿出一部分來交納個人所得税最能引起納税人的“税痛”，最能增強其公民意識，這將使納税人對税率提高都會極為敏感，並對政府如何使用税收的問題更加關切，因而也只有個人所得税為主的税制結構對於憲政民主的轉型具有特殊的意義，有助於在私人財產權和國家税收之間構建起憲政性質的聯繫。個人所得税會加強人們對政府的監督，防止政府對税收的揮霍。這個推論獲得了美國人的認可。個人所得税的繳納和使用成為美國式民主最重要的一部分。
為了讓美國人瞭解税收和民主制度之間的重要關聯，美國的中學八年級的歷史教學計劃中，安排了税收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歷史沿革的內容。在高中教學計劃中，解釋怎樣填寫簡單的納税申報表，闡述美國税制與政治、經濟制度變遷的關係。在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公民學和商務教育等課程中都設有關於税收的知識。
在此後的歷史上，税收政策也成為美國政治和經濟發展的晴雨表。基本規律是，共和黨上台通常會推行減税政策以刺激經濟，民主黨上台通常會加大對富人的徵税額度以加強社會福利。在税收政策左右的搖擺之間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平衡。里根減税、克林頓增税、小布什減税、奧巴馬增税，如此反覆。
在所得税剛剛獲得合法地位的時候，主要是向富人徵收。經過近100年的演變，中產階級成為納税的主角，而富人則可以通過各種避税手段免除他們應當繳納的税收，這成為中產階級的心病，也讓不少富人不好意思，以至於連巴菲特這樣的大富豪也呼籲，“向我徵税“。
同樣在中國，當年為調節貧富差距而開始徵收個人所得税，起徵點定為800元人民幣，一年下來正好是萬元户的收入，至少在表面上起到了調節高收入的效果。但演變到現在，普通工薪族變為税收主體，而很難從真正的富人身上徵到足額的税。
雖然開收了所得税，但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美國基本上是沒有福利、貧民救濟、糧票之類的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也根本沒有政府提供的社會保險計劃。直到羅斯福上任，壓縮貧富差別的政府政策才開始出現。
羅斯福總統在1936年大選前夕的麥迪遜廣場花園演講所説：“（既得利益集團）已開始將合眾國政府僅僅視為其自身事務的工具。我們現在知道，金錢集團把持的政府與暴民團夥把持的政府同樣危險。”
羅斯福主政後，開始推行新政。其中在收入分配改革中所推行的“大壓縮”政策毫不誇張地改變了美國因社會不公平而蹈入納粹深淵的危險。
在“大壓縮”政策的主導與實行之下，美國富人與勞工階層差距的急劇縮小，到50年代，美國富人比例嚴重下降，中產階級得到充分的壯大，而且美國人民的生活也更有保障，擁有各種新型的福利，如醫療保險和退休金計劃。
可以説，正是由於羅斯福政府推行的大壓縮政策，與社會保障與促進就業兩大舉措並舉，使得美國擺脱了大蕭條的危害，並促使美國成長為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富裕國家。
美國的發展歷程絕不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樣一直在自由市場經濟的光輝照耀下前進。美國的資本主義是被深刻改造過的資本主義，作為一個後發的工業化大國，美國的歷史對中國的當下具有借鑑意義。
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繞得過去嗎？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最早出於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世界銀行2006年發佈的《東亞經濟發展報告》提出：在二十世紀後期的工業化浪潮中，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很多國家往往在經歷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之後便陷入到經濟增長的停滯期。他們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和現代服務業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
通俗來講，“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
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2010年中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偏上國家的行列。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馬來西亞等國家，分別在20世紀70年代後均進入過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之後這些國家無一例外的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掙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並且看不到跳出陷阱的希望。
一旦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在經濟快速發展期積累的矛盾將集中爆發，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無法有效應對由此形成的系統性風險，經濟增長容易出現大幅波動或陷入停滯。
對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來説，中等收入陷阱如同一個擺脱不掉的夢魘。在快速發展階段，幾乎每個國家的國民都享受到自己國家“改革開放”的碩果，人人從經濟發展中獲得好處，但在發展後期，大部分國家都會出現財富向少部分人聚集的現象，這些國家的政府如果不能擺脱利益集團的脅迫，依照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就必然被“馬太效應”所左右，必然出現貧富的分化，也就必然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許多拉美和東南亞國家，體制變革受到利益集團羈絆，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他們反對在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權力分配等領域進行變革。財富過度集中，尋租、投機和腐敗現象蔓延，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受到嚴重扭曲。同時受西方新自由主義影響，宏觀經濟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穩定性，政府債台高築，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不平衡等頑疾難以消除，經濟危機頻發造成經濟大幅波動。每一次波動都成為一次對低收入人羣的洗劫，貧富差距也就越來越大。
中國已躋身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中國可以成為少數幾個繞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幸運國家，還是如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那樣跌入陷阱？
隨着人口紅利的結束，中國經濟的要素成本快速上升，比較優勢正在弱化“低工資、低人權、高消耗”的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為繼。
從中國經濟的最強項製造業來説，企業普遍大而不強，沒有成長出一批創新能力強的企業，品牌價值大的企業。企業普遍缺乏核心競爭力，關鍵技術靠國外，主要佔據產業鏈低端。與此同時，過於倚重投資驅動，環境壓力增大。為了追求追求超高速增長，直接帶來了資源透支、產能過剩、排放過量、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居民消費率長期偏低也是另外一個大問題。
在社會層面上。社會事業與經濟建設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長趕不上GDP增長，民生改善明顯滯後，“國強民不富”、“幸福指數不夠高”是居民的普遍感受。同時收入分配失衡，貧富差距拉大。仇官、仇富等情緒普遍，社會矛盾觸點密、燃點低，羣體性事件增多。
相對樂觀的是，中國現行的政治體制與拉美等一些曾經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完全不同。政治上相對安定，不同階層之間的裂痕尚未完全撕開，利益集團對政權的全面裹挾尚未形成。同時，人才總量巨大，本土市場巨大。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發展不平衡、市場潛力大的發展中大國，中國仍具備持續增長的基礎和條件。
按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的判斷，就中國的增長形態而言，落入拉美、東歐一些國家那種“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小，除非出現重大挫折或反覆。不過，在中國經濟增長“自然回落”以及回落後轉入新增長期的過程中，將會面臨特殊的矛盾和問題。
但在筆者看來，這個結果有點過於樂觀。雖然我基本認同中國所具有的優勢，但所有的這些優勢在於決策者是否清晰的認識到貧富差距的拉大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之間的關係。對這一現實的理解決定了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步驟。過多的強調先做大蛋糕在説分配蛋糕，有可能錯失解決“分蛋糕“問題的最後時機。不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就不可能解決下一步中國經濟的拉動問題。一旦中國經濟遭遇”硬着陸“，中國將不可避免的掉入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