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煒：二戰爆發的地緣格局和文明性格原因

【5月9日，俄羅斯舉行大型閲兵式，中國陸海空三軍儀仗隊將在紅場高調亮相。今年，中國也將舉行抗戰勝利七十週年閲兵式。回首歷史，二戰究竟因何爆發？教科書歸因於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忽略了極端民族主義。然而這不足以解釋中國今天的和平崛起。我們不妨跟着阮煒去尋求二戰爆發的地緣格局和文明性格原因。本文部分內容曾刊載於《人民日報》，作者授權觀察者網刊發全文。】

“二戰”結束至今，已足足七十個年頭。期間，雖發生過多次局部戰爭，但無論從哪方面看其對人類社會的衝擊都遠遠小於二戰。須知，那是一場“世界大戰”，死於戰爭的總人數竟高達7400萬！這在任何時代都是一個無法想象的天文數字。

問題是：二戰究竟因何爆發？

據威廉·夏伊勒暢銷書《第三帝國的興亡》，20世紀初年一個叫阿道夫·希特勒的奧地利青年因父母早亡、性壓抑而心理病態，像德奧當時很多人那樣，把個人的不得志歸罪於無處不有的猶太人、斯拉夫人；這些“劣等種族”不斷擠壓侵蝕優秀日爾曼人的地盤，日爾曼人因此對他們懷有深深的仇視。不久歐戰爆發，後演變成“世界大戰”即“一戰”，以德國為首的同盟國戰敗，與協約國簽訂了為其帶來巨大屈辱的凡爾賽條約，德國人因而對法英等國懷有刻骨仇恨（因此有樣的説法：二戰是德國發動的復仇戰爭，兩次大戰實乃一次，之間的二十來年只是休戰）。1929年，世界性經濟危機爆發，德國人生活艱難，處境悲慘，於是種族仇、民族恨交織演變成非理性極端民族主義，法西斯政權迅速崛起，人們心中的惡魔藉着希特勒和第三帝國恐怖地釋放出來，最後造成了600萬猶太人被屠殺，幾千萬人死於戰爭的空前災難。

按現教科書的説法，二戰爆發的直接原因是法西斯政權的崛起和世界經濟危機的衝擊，根本原因則是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這裏，極端民族主義被忽略，被置於導致法西斯崛起即原因的原因之位置。發展不平衡並非不可以視為戰爭爆發的某種深層原因，但終歸太過凌空蹈虛而解釋力有限，尤其不能回答這一問題：為何二戰至今，即便中國等亞洲國家迅速崛起，權力天平迅速向亞洲傾斜，與西方國家間的發展不平衡仍遠大於歐戰前德國崛起時與法英等國間的不平衡，卻並沒因此爆發“三戰”，且可以預料在可見的將來也不可能？

現有理論解釋力有限，為何不到地緣格局和文明性格中找原因？

中國儀仗隊走過莫斯科紅場

事實上一戰硝煙尚未完全散去，伯特蘭·羅素已被一個大問題所困擾：為什麼同屬於一個文明的西方人竟在自己中間打了一場死亡1654萬人的慘烈“大戰”？

他認為，西方民族“源於精力過剩的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傳教狂熱、野心無窮、蠻橫好鬥、支配欲強、盲目追求進步與效率”對此負有根本責任；西方文明品質“使人們永不平靜、永不知足，盲目地投身於競爭、衝突、開發和破壞”；恰成對照的，是中國文明謙恭平和的氣質。為何不到中國文明性格中去尋找藥方，醫治西方人的好鬥症？他不遠萬里來中國實地考察。

作為旁觀者，羅素並非沒看到中國人的缺點，如“懦弱”、“懶散”、“缺乏激情”、“多神多疑”、“卑瑣怯懦”、“麻木、冷酷”、“缺乏同情心”等，但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中國人“知足常樂、隨遇而安；善於妥協、不走極端；悠然自若、富有耐心；愛好和平、包容心強”等優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謙恭平和、温柔敦厚的氣質，和合而非分裂，中庸而非極端，包容而非褊狹的性格。

中國人還有其他優點，如“堅忍不拔的精神品格”、“不屈不撓的剛強偉力”，以及“無與倫比的民族凝聚力”。但在所有這些品質中，羅素最推崇的還是“平和的氣質”和“謙恭有禮、温和善良”，善於“妥協”的精神。正是這種性格，使中國人“在尋求解決爭端時更多是講究平等和公正，而非像西方人那樣喜歡仰仗實力。”

這種觀察大體上符合事實，但羅素並沒有解釋中國人的和平公正氣質、妥協精神究竟從何而來。其實只需從地緣格局入手，與歐洲作一個簡單比較，便不難發現中國養育出其温良謙和的文明性格幾乃必然。

歐洲不像中國這樣，擁有黃河-淮河-長江-珠江流域這樣一個適合農耕的巨大陸地板塊，而且沒有崇山峻嶺和湍急河流把各地區隔開，更重要的是，主要河流黃河、淮河、長江更流向一致，極有利於跨區域文化整合和政治統一。歐洲在古代條件下雖然也適合農耕，卻因較為寒冷而農業生產率偏低，主要河流又從阿爾卑斯山脈流往東南西北多個方向，致使各地之間隔斷，再加海洋阻遏，歐洲被天然地劃分為法、德、意、西、英和東歐多個地緣政治區域，凡此種種都很不利於跨區域政治整合和統一。

地緣格局既註定華夏世界必得統一而非分裂，養成一種和合而非爭鬥、包容而非排斥的品質就很有必要了。有利於統一的天然條件導致文明性格的塑造，文明性格反過來又促進統一，統一的運勢進一步強化文明性格。古代條件下長時期政治統一固有弊端，不利於個人能動性的充分調動，但有助於養成温和的文明性格卻無疑。這解釋了為何早在《詩經》中就有不少厭戰詩，如《邶風·擊鼓》、《王風·君子于役》等，約同時期定型的荷馬史詩卻赤裸裸地崇尚武力和英雄主義，《奧德賽》結尾甚至有《詩經》中決不可能出現的大屠殺場景。至宋代，中國更是堅定地走上了和平主義道路。

歐洲不僅古代便崇尚武力，近代以降因地緣格局故更是民族國林立，相互間的爭鬥從未停息。文明品質差異如此之大，再好不過地解釋了為何在“大航海”時代，鄭和艦隊與沿途民族交往堅持和平和睦平等原則，不以大欺小，不恃強凌弱。這與葡萄牙人在亞洲燒殺搶掠和西班牙人在美洲大開殺戒，滅絕阿茲台克和印加文明相比，何止天壤！

因了浮士德精神和其他特殊原因，民族國林立彼此間爭鬥不息的歐洲率先實現工業化，生產力急劇提升，發展出極高效的現代科技和軍隊。既掌握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能力，原本就崇尚蠻力，支配欲極強的歐洲人怎麼可能不發動歐戰？歐戰怎麼可能不帶來浩劫？

按一般説法，戰爭責任全在戰敗國。可是一個巴掌拍不響，戰勝國也負有極大的責任。若非民族主義的戰勝國殺雞取卵般地將極苛刻戰爭賠償強加於德國，二戰怎麼可能打起來，極端民族主義的第三帝國和希特勒惡魔怎麼可能橫空出世，肆虐歐洲？

中國固然有自己的問題需要解決，但它以悠久的和平主義與政治統一與傳統，絕無可能以民族國（不少西方論者以中國的各省比照歐洲民族國）名義打這種戰爭。這就不難明白，為什麼半個世紀以前阿諾德·湯因比便説：“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集體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式的中華民族”。

這一預言似乎正在成為現實，但是中國人切不可沾沾自喜。即便出現了所謂“統一”，那也決不可能是重新強大的中國一國獨大，高高在上，而意味着世界各國在進一步發展、共贏的基礎上長久地和平共處，共同繁榮，即所謂天下“大同”。很明顯，對現中國來説，這仍是一個遙遠的願境，而當務之急，卻是要通過方方面面的改革解決結構性的腐敗、法治不彰、貧富懸殊、誠信缺失、環境污染等嚴重問題，通過技術和制度創新進一步開掘自身潛力，同時繼續發揚謙恭和平、公正平等的文明精神，承擔更多更大的國際責任，與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各國一道，共同構建一種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經濟政治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