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春:羞恥和記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週年到來之際,德國政治領導人紛紛發表講話,對過去的歷史表示反省。德國總理默克爾4日表示,德國不能簡單的和過去的納粹歷史“劃清界限”,更不應忘卻歷史。
觀察者網聯合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官方微信公眾號ID:tongji_dgyj)推出“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系列文章。本專題將邀請近十位德國研究中心的專家,從不同專業領域出發,提供觀察視角。本文為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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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2015年5月3日,德國紀念達豪集中營解放70週年,舉行紀念儀式,德國總理默克爾與納粹大屠殺倖存者出席
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70年了。如果有人在戰爭結束時出生,那也已經到了中國人所謂“古來稀”的年紀。換句話説,親自經歷過那場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殺戮和道德崩壞的人已經少之又少,不久一切將徹底成為歷史,只存在於書本和記憶之中。然而作為主體的人物不在,記憶焉附?我們這些後來人,究竟應該如何敍述一段既逐漸遠去卻又無處不在的歷史?
作為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發起者,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集體癲狂症患者,德意志民族戰後精神層面的反省和社會文化層面的轉型經驗無疑為人類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案例。與思考德國戰後蜕變的動因相比,更多的知識分子把關注的目光投向惡的原初,投向暴行所體現出來的認知悖論,即以下兩種事實如何成為可能以及同體共生:以科學、藝術與哲學著稱的德意志民族竟以殘酷而反諷的方式突破了人類的良知和道德底線。
1945年4月18日的《紐約時報》為我們留下了如下記錄:美軍強迫1200名魏瑪居民——歌德與席勒的古典魏瑪!第一部共和國憲法誕生的魏瑪!——參觀城郊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種種駭人場景,“這些德國人目睹了一切,流下了眼淚;那些沒有流淚的,也都感到了羞恥……有幾十個人甚至昏了過去。”一位普通的漢堡女性在戰爭結束後的日記中寫道:“從來沒有人認為德國人能夠作出這種事情,從來沒有人認為德國——那個以歌德、席勒、洪堡和康德為傲的德國——能夠沉淪至斯。”我們通過作家瓦爾特爾·肯博夫斯基(Walter Kempowski,1929-2007)重温了這種樸素而沉重的思索——肯博夫斯基多年立志於為個人和德意志民族保存歷史記憶,這位漢堡女性的日記即出自他的私人收藏。
我們不經意間回答了一個貌似合理、實則無知到令人瞠目的問題:**這一切和沒有經歷過戰爭、因而沒有任何理由為戰爭負責的後來人有什麼關係?**這個關係就是人道,就在於每個人身上都延續着的人類文明的血脈。這位普通的漢堡女性在質問自己的同時,也是在質問德意志民族、乃至全人類。試問:什麼人有什麼理由從人道、從文明的立場和底線上退縮?我們於是需要回應阿多諾提出的“奧斯威辛之後何以為詩”的命題,我們需要回應阿倫特提出的“惡的本質”的命題,我們要回應烏爾裏克·梅茵霍夫(Ulrike Meinhof, 1934-1976)提出的“你們心中的希特勒”的命題,我們需要回答齊格蒙特·鮑曼提出的“大屠殺和現代性的關聯”的命題。我們需要不斷回憶、敍述和拷問這段歷史,以便使這一切真正成為歷史。
也許,正是這種文明底線潰守的羞恥感使得戰後的德國人終於有勇氣直面自身的惡行,反覆敍述和拷問本民族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歷史,發掘和挽留逐漸消逝的記憶,從而試圖理解這種無法理解的“文明的斷裂”——此處借用歷史學家丹·第納(Dan Diner)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德國歷史學家大辯論中引入的概念。我們不會忘記導演和劇作家沃爾夫岡·施道特(Wolfgang Staudte),他在德國戰後拍攝的第一部故事片裏就敢於表現德國軍人屠殺平民、昔日的劊子手在戰後依舊如魚得水等主題(《兇手就在我們中間》,1946年);我們的記憶中自然不會缺少那個天賦異稟的少年鼓手奧斯卡,這個極有可能是雜種的非純粹雅利安人既拒絕介入醜陋的成人世界,卻也主動與侏儒納粹為伍(格拉斯的長篇小説《鐵皮鼓》,1959年);我們眼前也會閃現孱弱的北德少年西吉(Siggi),他不顧父親——一位恪盡職守的納粹命令執行者——的壓力保護一位畫家朋友,最終被送進少年教養所,無言以對命題作文“盡職的愉悦”(西格弗裏德·倫茨的長篇小説《德語課》,1968年)。
我們當然也關注2013年的德國電視大製作《我們的母親,我們的父親》。在這部引起德國觀眾熱議、在148個國家廣泛公映的三集電視片裏,五個充滿朝氣的年輕人(其中有一位猶太人)相聚於1941年的柏林,由此踏入各自的人生旅途,相約四年後再聚首,然而時代和戰爭使得他們成為令人無法分辨的加害者和受害者,或者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在去意識形態化的後現代文化氛圍裏,在母親們父親們(或者祖母們祖父們)已經因為老去而陷入沉默的21世紀,這部劇本創作耗時六年、經過三位歷史學家審讀的電視片顯然是德國人存留記憶的最新、可能也是最後的努力。然而,上一代人的思索,畢竟已經傳承到新一代人的肩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