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紹雷:我們為何要紀念二戰勝利
最近,世界上不少國家都在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70週年。對於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發展和挑戰雙重考驗的中國人民來説,紀念二戰勝利,有着特別重要的意義。
牢記歷史繼續發憤圖強
第一,紀念二戰勝利,就是要讓我們的子孫後代永遠牢記,中華民族不僅具有熱愛和平的悠久文明傳統,同時是一個為了捍衞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為了世界反法西斯正義事業,甘願拋頭顱、灑熱血,承受極大的民族犧牲、並且英勇地實現最後勝利的偉大民族。
中國人民的抗戰,是在經受法西斯侵略時間最早、在本土展開抗戰時間最久,抗戰環境和條件極為險惡的背景下進行的,以3500萬中華兒女的寶貴生命,以堅韌不拔的意志,保衞祖國家園,維護國家尊嚴,鑄成了亞太地區反侵略戰爭的中流砥柱,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終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

5月9日,俄羅斯舉行紀念衞國戰爭勝利70週年盛大慶典。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來自世界約20個國家和地區及國際組織領導人出席慶典。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同普京等領導人出席紅場閲兵儀式。
最近幾年,日本學界正在把昭和天皇在戰爭年代的私下言論公佈於眾。日本歷史學家纐頡厚認為,昭和天皇私下言論的公佈有助於日本對中國的重新認識。根據昭和天皇戰時的侍從小倉庫次的日記記載,與抗日戰爭初年日本國內瀰漫着一片所謂“中國懦弱”、“不堪一擊”的論調完全相反,1940年10月12日昭和天皇私下裏表示:“支那的強硬出乎意外,對事變的預測完全是錯誤的,特別是連專長的陸軍竟也觀察有誤”。到了第二年,1941年1月9日,早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昭和天皇就已經私下吐露了因低估中國抗戰決心和實力的懊悔之言:“日本輕視了支那,應該儘快停止戰爭,奮發十年增強國力。”雖然,在明知無法戰勝中國的背景之下,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已經無法剎車,只能繼續鋌而走險。但是,日本天皇所提供的證言表明,中國人的英勇抵抗,早已使得侵略者核心層的軍心動搖,這預示着他們必然敗亡的命運。
今天紀念二戰勝利,就是要發揚不怕犧牲、保家衞國的光榮傳統。在和平年代,我們不要戰爭,但是也要以這樣的奮鬥和自強的精神,克服艱難險阻,實現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先進民族之林的偉大理想。
運用好戰後體制和規則
第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乃是全世界熱愛和平、反對侵略,嚮往平等獨立、反對大國霸權,追求民主和自由,反對專制和獨裁的一場生死大決戰。大戰的終結是全世界民主與和平力量戰勝了法西斯,大戰結果為國際社會新興力量參與和影響國際事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一系列制度性構建。
中國和俄羅斯等新興大國從來沒有像二戰以後那樣,作為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戰後70年來,以聯合國為主軸的國際秩序,歷經艱難曲折,保障了國際和平,也推動了發展,這一國際體制本身也正在一系列挑戰中與時俱進、探索改革的前景。在此過程中,新興國際力量發揮了無可替代的積極作用。中國作為一個國際事務中的後來者,主張國際體制的循序漸進、改革求新,但不贊成實行激進的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國際進程表明,不光戰爭的結果在塑造着國際格局和以此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而且,戰後以來和平時期的發展與競爭,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着世界。總結二戰的經驗和教訓,不僅要學會如何避免以戰爭來改造世界,更要學會如何在和平條件下順應歷史變化,實現人類的繁榮和進步。因此,今天紀念二戰勝利的意義在於,作為新興國家,包括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要更好地學會運用現有的體制和規則,特別是運用二戰當中曾是千百萬人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國際體制成果,不懈地推進國際和國內體制的改革,來實現持久的發展與和平。
聯盟情誼昭示合作可貴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是世界正義力量和民主陣營的各國人民團結一致、互相支持,以結成政治、經濟和軍事聯盟的方式,聯合奮鬥最終戰勝法西斯的一次偉大實踐。紀念二戰,就是要在反對邪惡、戰勝頑敵的過程中,加強國際合作,尤其是要為構建和加強新型大國關係,做出更為有效的貢獻。
如果不是中國和蘇聯承受了歐亞主戰場的巨大壓力,如果沒有這兩個大國之間的相互支撐和極大犧牲,包括美國、歐洲和大洋洲等戰時盟國以鮮血和生命為代價的互相支持,無法設想會有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終勝利。
每當戰後國際局勢出現困頓,國家間交往發生障礙之時,明智的政治家都會反覆地提及二戰中反法西斯聯盟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包括戰後世界的發展與合作,依然少不了這種曾經經過血與火洗禮的盟友情誼。作為來自大學的學者,我也深知,當今世界的國際經濟合作首先要以大國間的政治合作為前提。這一條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定理,首先來自於對二戰經驗的總結。
尋求維護持久和平之道
第四,紀念二戰勝利,最終是要尋求避免戰爭、尤其是避免禍及整個世界的大規模戰爭的有效途徑,努力探討有關戰爭與和平問題的豐富歷史實踐,認真研究相關的理論與思想積澱,構建維護和平的力量格局、制度機制和法律秩序,爭取實現人類社會在更長歷史時期中的穩定與和平。
近代以來,國際史上的每一次力量格局重大變更之後的國際秩序重構,都在當今國際政治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烙印。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所確立的民族國家體系,迄今為止,乃是幾乎所有國家行為準則的淵源。儘管誕生於歐洲的民族國家體系如何在東方世界被更好地實現依然會遭逢考驗和挑戰,但是,關於主權和領土不可分離的準則,始終是東方國家安身立命的重要保障。
1815年之後,維也納體系所維繫的歐洲“百年和平”為何能夠實現,很可能不光是有賴於歐洲列強之間外在的“勢力均衡”,而且,也有賴於當時主要的政治思潮——古典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的內在兼容與並存。
進入二十世紀之後,正如左翼史家霍布斯邦的名言,世界進入一個“極端的年代”。不光有兩次世界大戰的搏殺,而且,此前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已被譽為是“第0次世界大戰”,由此開始了一個血腥競爭的時代。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二戰後國際秩序的確立,來之不易。儘管遺憾的是“雅爾塔體制”殘留着大國主導世界事務的鮮明痕跡,但是“勢力均衡”的原則畢竟發揮着重要的制衡與穩定作用。在此同時,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小國家的努力也已經在國際秩序中佔有了一席之地。世紀之末,冷戰終結,世界事務的平衡再一次被打破,但是,這一次是以和平方式實現的國際力量格局的變化。這一段前所未見的變革,為後人留下了深刻的啓迪。
在關於當今國際局勢走向眾説紛紜之際,從每一段力量格局及國際秩序的歷史變化之中,尤其是從實際上曾經能夠維持較長時間和平的國際體制(比如維也納體制、雅爾塔體制)之中,去尋求維持和平的機理和內外邏輯關係,乃是時代之所需。這樣的總結,需要冷靜和客觀的反思,需要對於存活至今的現行體制的利弊得失,做出合乎公理也順乎時代的評判,看來這又是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的又一個題中應有之義。
汲取經驗應對當下挑戰
第五,當今條件下,人們需要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尤其是因為面臨一系列急迫的挑戰。在世界政治經濟不平衡和國際力量格局迅速變動的態勢之下,如何能夠確保國際社會的安寧和穩定?隨着時間的推移,如何正確地評價和看待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成就?特別是當有一部分人和社會集團企圖以地緣政治利益取代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定論,企圖以傳統意識形態立場來激化國家間關係,甚至不惜以千百萬人生命的代價,來進行尋租投機和戰爭冒險的時候,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如何積極行動起來,抵制這樣的逆潮流而動的行徑,這已經是今天的當務之急。
面對這一系列挑戰,我們是主張世界事務的均衡、穩健與漸進式發展,還是主張對抗、獨斷與革命性突變;我們是主張多元文明的兼容與相互尊重,還是縱容走向文明間、甚至文明內部的對立與衝撞;我們是主張合作、互利、共贏,還是追求在意識形態、安全事務、經濟交往中的零和式博弈和壟斷地位?可以説,70年前發生的那場戰爭,已為人類留下了極為豐厚的歷史經驗與教訓,也可以解答今天的疑惑,幫助我們做出走向未來的選擇。
(作者賜稿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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