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克疾:為什麼這麼多印度農民要自殺?
在5月14日訪華前,印度總理莫迪被印度農民的自殺問題和抗議集會搞得焦頭爛額。長久以來,農民頻繁的自殺讓印度社會困惱不已。馬哈拉施特拉邦最近爆出的新聞——2015年第一季度居然有600多名農民自殺——把這個問題再次推向風口浪尖,甚至總理莫迪也不得不在人民院演講中大談“再沒什麼比農民的生命更重要”。 根據印度國家犯罪記錄中心(NCRC)的數據,2012年有13754名農民選擇以自殺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而在數量最多的2004年,則有多達18241例農民自殺。
人要多絕望才會選擇自殺?這種絕望要多普遍才能把自殺這種駭人聽聞的非常之舉變成令人見怪不怪的社會常態?自殺問題直接反映出的是印度農業投資不足、抗風險能力低下、農民信貸困難、農村社會落後的“印度版三農問題”。推行“印度製造”工業化的莫迪也揹負了來自“三農”的巨大壓力:市場化改革使得效益低下的農業缺乏投資,農業基礎設施缺乏使得農民缺乏抗災能力,在災害面前不堪一擊;徵集農民的土地作為工業用地,但是又沒有足夠的工業產能僱傭青黃不接的失地農民;工業化所需的基礎設施投資使政府財政捉襟見肘,而體量龐大但是效率低下的農業補貼(化肥、農藥、柴油)就成了開刀對象;工業化推進使得經濟作物的需求大大提高,但種植經濟作物的農民負擔加重,風險也大大提高。從這些方面看來,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政府被反對黨稱為“反農政府(Anti-farmer Government)”就不足為奇了。

絕望的印度農民
季風與農業基礎設施投資
目前印度約有60%的人口直接或間接依靠農業為生,而又約有70%的農業用地嚴重依賴印度洋季風(Monsoon)維持生產,可以説是“靠天吃飯”。季風一旦出現異常,印度農業生產就會面臨非常嚴重的挑戰,造成普遍性的減產甚至絕收,農民因此揹負了巨大的壓力。季風也就成了威脅印度農業生產的“定時炸彈”,其帶來的洪水和乾旱也成了印度農民最常見的自殺原因。季風之於印度從某種程度上説類似黃河之於中國,尼羅河之於埃及——傳統農業生產對其極為依賴,但是氾濫的河水又成為災禍之源。此中區別在於,隨着各種水利工程的修建,曾經不羈的黃河和尼羅河已經被拴上了繮繩,而印度雖然也在獨立之後大舉興修水利,但抵禦自然力量的能力依然孱弱:這一點在其制定的“乾旱”和“洪災”的標準上就可見一斑,印度氣象部門規定只要降水低於往年平均水平的90%即可認為是“乾旱”,而高於往年水平的110%則可以認定為“洪災”。
“靠天吃飯”成了很多印度農民自殺的悲劇之源。沒有山塘水庫收集過多的雨水,沒有溝渠把水送到需要的地方,沒有排道把多餘雨水送走,沒有機井獲得地下水,更沒有集約用水的噴滴灌系統,很多印度農民在遇見季風降水波動時除了求神拜佛並沒有什麼好辦法。其實自印度獨立以後,國大黨政府確實集中進行過一些水利建設,印度的農業生產的抗災能力得到有效提高。與此同時,印度在上世紀60-70年的綠色革命,使良種、化肥、農藥和其他現代農業技術得到了有效推廣,農業生產率得到大幅提高,人口隨即快速上升。然而,在人口上升之後,一方面新增的人口並沒有轉移出農村,依舊依賴擴大農業生產而生存;另一方面,原先集中進行的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卻因為印度政府80年代開始推行的市場化政策而趨於停滯,難以滿足新增的需求。這就導致了很大一部分農民無法得到農田水利設施的保護,在自然災害面前束手無策。
除了農業基礎設施整體投資不足的問題外,農村內部分佈極不均勻的資源也導致了一部分農民的處境不斷惡化。**因為缺乏普惠性的大中型水利設施,很多經濟條件寬裕的農民和地主就自己投資進行農田水利系統建設,然而這種小範圍的建設不但不能使整體抗災能力提高,反而會嚴重損害那些被排除在系統之外農民的利益。**著名駐印記者愛德華·盧斯就曾在《不顧諸神中》記載這樣一個案例:因為缺乏大規模的灌溉系統,一些富農籌資打了機井,然而因為機井的汲水效率遠高於人工井,使地下水位大幅度降低,其他農民的原來正常使用的人工井後來卻再也打不出水來,遇見乾旱只能自求多福。整體看來,小規模應用農業技術很可能具有負外部性,比如只在一塊地裏使用殺蟲劑,周邊地塊的蟲害就可能因為害蟲遷飛而變得更嚴重。印度農村出現的貧富差距使得本就缺乏農業基礎設施託底的普通農民成為“季風波動”面前最容易受傷的羣體。

當地時間2015年4月22日,印度新德里,一名來自拉賈斯坦邦的農民在一場反對土地法案的抗議集會上上吊自殺。
因為缺乏硬件設施,天氣預報就成了許多印度農民用來提前防禦“季風波動”的救命稻草,然而最讓人哭笑不得的是印度氣象部門卻以極低的預報準確率著稱。**拿印度農民最在意的降水早期預報來説,如果把降水量的誤差率定為±5%,印度氣象部門幾乎沒有正確預報過季風季的降水,而把誤差標準放寬到±10%,在過去21年中只有6次預報合格。**如前文提到,按照印度的氣象預報的標準,降水從“旱”到“洪”其實差距並不大,恰好是±10%,這就導致印度氣象預報常常給出與事實情況相反的預測,許多農民也因此損失慘重。退一步説,如果有成體系的農田水利基礎設施,軟件上預測不準還有硬件託底,但是如果硬件不行,軟件還漏洞百出,那就很容易引發災害性的結果。
想要緩解農民自殺問題關鍵是結束“靠天吃飯”的局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投資農業基礎設施,提高對自然災害的抵禦能力。不可否認,在印度獨立以後,在“計劃經濟”大棒的指揮下,印度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取得了不少進步,然而隨着市場化的推進出現了倒退——如果沒有國家計劃,鮮有市場資本會選擇投資低收益、高風險長週期的農業基礎設施。有意思的是,許多印度農民寧願選擇生產資料補貼,也不願選擇加大農業基礎設施投資,雖然後者更利於其長遠利益,這背後的原因實在值得玩味。
農村信貸和負債問題
如果説“靠天吃飯”是印度農民自殺的根本原因,那由自然災害帶來的負債破產問題就是自殺頻發的直接原因。許多農民在遭遇季風波動以後減產甚至絕收,如此一來他們就無法歸還購買生產資料所欠的債務和高額利息,因此絕望的破產農民就常常用自殺的方式獲得解脱。
在傳統的印度社會,農業自給自足,農民所需的材料基本可以就地獲得,維持生產並不是大問題。而隨着市場化和商品化農業的推進,許多農民改種效益較高的經濟作物,比如棉花和甘蔗。為了適應商品化農業的需要,他們不得不額外花錢購買化肥、農藥、良種以維持利潤。在這種情況下,每年農民僅僅是為了維持現有生產規模就需要一筆數額不小的資金,因此對很多農民來説農業生產甚至成了一種“資本密集”型行業。如果農業生產足夠穩定,農民可以把第一年的產出作為下一年的投入,“資本密集”問題並不突出。可是,當印度農業的不穩定性和“資本密集”的屬性結合在一起的時候,農民很容易因為偶然的自然災害就傾家蕩產。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種植高度商品化經濟作物的農民——比如棉農——常常也有最高的自殺率。此外,經濟作物往往有大宗商品屬性,因此印度小農也極易受到國際價格波動的影響,即使豐收也不一定能最終盈利。
印度整體利息偏高,而又由於農民缺乏信用憑證,風險較高,因此印度目前農民揹負着極高的貸款利息。**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農業信貸的問題並不突出,因為當時印度以國有銀行為主,農業貸款發放過程中往往不以經濟利益為主導,很多貸款帶有福利救濟意味。**這種情況下,雖然銀行壞賬極多,常常面臨虧損,但是農民卻可以維持生計,農民自殺情況並不嚴重。而在印度市場化改革開始之後,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紛紛私有化,福利性質的農業信貸難以為繼,貸款逐漸開始重視風險控制,銀行開始青睞回報較高且穩定的工商業,農業貸款利率水漲船高。此前,農民可以從國有銀行獲得一部分低息貸款,而現在他們只能選擇利息極高的私人銀行,甚至高利貸者、地下錢莊,融資成本極為高昂。負債累累的農民如果再遇上自然災害,血本無歸之餘還要欠下一筆鉅款,絕望之情不言而喻。記者凱斯·克洛爾(Keith Kloor)在他的調查中就發現,農民自殺率和當地銀行的國有化情況有明顯相關性,經濟落後但銀行國有化程度高的印度中北部地區(比如比哈爾邦、北方邦)的農民自殺率遠低於經濟條件較好但是銀行私有化程度高的南方地區(比如馬哈拉斯特拉邦、喀拉拉邦)。
印度獨特的社會結構同時也催化了農民從破產到自殺的過程。和中國的情況不一樣,在印度農民並不是社會底層,從種姓的角度上看農民大多屬於“吠舍”,是有田有產有尊嚴的農業平民階層,在他們之下還有以農業勞工(無土地)為主的首陀羅,不可接觸的賤民,和地位低下的部落民。吠舍農民作為較高等種姓一個核心因素就是他們的土地,而破產又無法贖回土地對他們來説不僅僅意味着經濟地位下降,更重要的是社會地位的下降。印度地下錢莊一個很常見的做法就是在公共場所展示債務人的名字,通過侮辱來強迫債務人清償債務。很多作為農民無奈只好把家族傳承作為社會地位象徵的土地抵給高利貸者。然而,在脱離土地之後,農民也很難通過進城務工就業來償還貸款,贖回土地,因此破產對於他們來説是一條絕路。正是這種由債務負擔帶來的精神和經濟的雙重負擔扣動了許多農民自殺事件的扳機。

儘管莫迪大聲疾呼“再沒有什麼比農民的生命更重要”,可面對農民自殺問題,他能想出對策麼?
結語
農民自殺潮的背後是印度經濟貌似兩難的困境:偏向工業化和自由市場的政策使得原本脆弱的農業狀況雪上加霜,農村民生凋敝,農民自殺率居高不下;然而,只有用通過工業化改造才能真正提高印度的生產水平,從根源上解決農業的難題,去除農民自殺的社會和經濟土壤。
農業基礎設施投資轉向工商業、信貸槓桿向工商業傾斜、經濟商品化作物取代傳統作物、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向工商業者集中……滾滾向前的現代化車輪上沾滿了印度農民的血跡,這些血的代價值得嗎?未來肯定會給我們答案,若是在一個實現工業化、生產力發達的印度,原來面目可憎的“戮農者”莫迪也會變得可愛起來;而在一個經濟零碎、生產力依舊孱弱的印度,莫迪只不過是諸多無能者中略顯暴戾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