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泉：“人格分裂”的烏克蘭人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由於反法西斯戰爭的老兵極有可能在未來的十年內全部離我們而去，所以很有可能，2015年將成為大規模紀念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後一年。作為人類歷史上正義戰勝邪惡的標誌性事件，這段歷史不曾，也不會被人遺忘。然而，時過境遷，自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以來的70年，國際格局發生了數次分化整合，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昔日的反法西斯同盟的親密無間早已隨着“冷戰”、“涼戰”蕩然無存，而作為昔日反法西斯戰爭主力之一的蘇聯，被西方世界描繪為“邪惡的紅色帝國”時，因自己本身的崩塌而無法申辯。這樣一來，不同國家對反法西斯戰爭的意義的解讀，也隨着格局的分化重組出現了這樣那樣的不一致。而反法西斯戰爭70週年的慶祝活動，自然也會受到這些當下政局的左右，難免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私貨”。

2015年，最富戲劇性的反法西斯戰爭慶祝活動，顯然發生在自2013年年底以來政局持續動盪，國家處於分裂邊緣的烏克蘭。

2015年，烏克蘭當局將反法西斯戰爭歐洲戰場勝利日的慶祝活動改為5月8日，首次與西方國家同日紀念二戰，將勝利日的紀念活動變成了“去蘇聯化”、“去俄羅斯化”的一種昭示。當然，把勝利日改期僅僅是烏克蘭當局“去xx化”的表示之一，在勝利日改期的同時，烏克蘭當局將勝利日標誌由聖喬治絲帶改為紅色罌粟花，波羅申科總統更是毫不客氣地宣稱“侵略者”準備在下一天（5月9日）用“偉大勝利”的藉口，向世界展示他們的“破壞力”，千方百計地同俄羅斯“劃清界限”，力圖將烏克蘭的反法西斯戰爭慶祝活動辦成一個反對蘇聯、反對俄羅斯，向西方國家納“投名狀”的誓師大會。

基輔的“祖國母親”像是世界最大的反法西斯戰爭紀念碑，5月8日已經被裝飾上了紅色罌粟花

親西、滅共、反俄是這個在去年2月份通過政變上台的烏克蘭當局的既定政策，因此烏克蘭當局的這種態度對於關注烏克蘭局勢的人來説並不奇怪。然而在今年的反法西斯戰爭慶祝活動當中，烏克蘭當局和民眾表現出來的，更多的是一種“人格分裂”的症狀。

儘管在2015年4月，烏克蘭議會通過第2558號法案，禁止共產主義思想和符號傳播，違者將被處以五到十年監禁。但要將這個禁令要真正推廣下去絕非易事，波羅申科在5月8日烏克蘭最高拉達舉行的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週年大會上致辭稱“光榮屬於紅軍老戰士，光榮屬於“烏克蘭起義軍”（即以斯捷潘·班傑拉為首烏克蘭偽軍）老戰士，光榮屬於一切為烏克蘭的獨立和自由犧牲的人們”，自己“帶頭違反”了這一禁令，為紅軍老戰士“歌功頌德”（當然，後面的“烏克蘭起義軍戰士”才是他們真正要表彰的）。雖然所有人心裏都明白，波羅申科總統這樣説是禮儀性的言不由衷。但這反映出了波羅申科以其背後的烏克蘭當局對開罪紅軍老兵這件事還是存在一些顧慮。

如果説烏克蘭當局為了粉飾太平，在大肆表彰烏克蘭偽軍的時候還得顧及點紅軍老兵的面子的話，烏克蘭民眾的表現就更能反映出烏克蘭民意的一些真實情況。一方面，儘管“反共法案”高懸，但是5月9日，烏克蘭共產黨和其它左翼團體仍然在烏克蘭的基輔、敖德薩、哈爾科夫、赫爾松、利沃夫等主要城市舉行了勝利日遊行，更有民眾和老兵舉着紅旗，帶着蘇聯的勳章和獎章，自發到衞國戰爭紀念碑、紅軍烈士陵園等紀念地舉行集會。另一方面，烏克蘭的右翼民族主義者也受“反共法案”的刺激，活動更加肆無忌憚。在基輔，烏克蘭共產黨領導人西蒙年科遭民族主義者扔臭雞蛋，在利沃夫，紅軍和烏克蘭偽軍的支持者照例發生了嚴重的對峙和衝突。值得注意的是，在哈爾科夫，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行動得到了當地警察的支持，他們同警察一道，阻止紅軍老兵和他們的支持者到紀念地舉行集會，並沒收和焚燒了一些勝利旗和聖喬治飄帶，雙方之間的鬥爭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戴紅軍帽的萌妹子，2015年5月9日基輔光榮公園

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在搶奪紅旗，2015年5月9日基輔

而烏克蘭兩種政治傾向的鬥爭也把旅居海外的烏克蘭人捲了進來。筆者在去年返回友大時，被分配同烏克蘭人居住同一個宿舍，並以一首烏克蘭語歌曲成功接觸到了烏克蘭人圈子。

筆者與友大烏克蘭學生會的骨幹成員在一起，2015年4月30日

筆者接觸的烏克蘭學生來自不同的地區，思想觀點也各不相同，既有認為俄烏兩國人民是兄弟的人，也有類似於筆者室友那種班傑拉的腦殘粉。但有一點是共同的：他們對如何評價蘇聯在烏克蘭的遺產，如何評價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烏克蘭的地位，如何評價“烏克蘭起義軍”這些問題都異常敏感。以致於他們彼此之間，他們同俄羅斯人之間，若不是非常親近的話，談話時都會對這些話題諱莫如深。但是筆者仍然能夠時常碰見烏克蘭人聚集在筆者的房間裏，徹夜長談諸如同俄羅斯的關係，對東烏克蘭民兵的態度，烏克蘭語重要性等敏感話題，而他們的立場也沒有如此地“非黑即白”，如筆者室友，雖然是班傑拉粉，視紅軍為洪水猛獸，但是認為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關係不能搞壞，不應貶低俄語在烏克蘭的地位。另一位朋友更是有意思，一方面不忘對紅軍的紀念，一方面卻又把班傑拉分子視作烏克蘭民族的象徵。隨着同烏克蘭人交往的深入，筆者逐漸發現，具有矛盾心理的烏克蘭人還不佔少數，烏克蘭人的思想混亂可見一斑。

上圖：不忘衞國戰爭的老兵，下圖：烏克蘭新納粹的全家福，你能想象這兩張圖出自同一個人的同一個相冊嗎？

事實上，烏克蘭兩派的爭鬥和烏克蘭人對此表現出來的迷惑和彷徨，反映的是烏克蘭社會正在被撕裂的現實。

眾所周知，長期籠罩在沙俄——蘇聯陰影之下，依靠沙俄——蘇聯才實現自身民族統一的烏克蘭，立國基礎十分薄弱。加之獨立之後烏克蘭長期處於政治、經濟危機中，特別是2014年2月新當局通過政變上台以來，烏克蘭陷入了國家分裂和經濟崩潰的邊緣而新當局則對此無能為力。為了維護新政權脆弱的合法性，轉移社會矛盾，同時配合西方國家反俄、反共的需要，以期爭取西方的援助，緩解國內的危機，現在的烏克蘭當局加快了從蘇聯解體時就開始的去蘇聯化，去共產黨化，去俄羅斯化進程，而外部勢力的支持（如波蘭附和烏克蘭聲稱奧斯維辛集中營是由烏克蘭人解放的，同時作為班傑拉分子的受害者之一對烏克蘭平反班傑拉持默許的態度）則更讓他們有恃無恐。2015年4月通過的“反共法案”終於使這一進程出現了質變，烏克蘭當局和民族主義者藉此認為，烏克蘭在脱離俄羅斯，融入歐洲的方向上前進了一大步。

但是，烏克蘭當局的這一步邁得太遠，後果則很嚴重。

烏克蘭戰場是蘇德戰場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烏克蘭人民在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了偉大的功勳，（如烏克蘭第一方面軍解放了東南歐並參與了攻克柏林的戰鬥）同時付出了500萬人的巨大犧牲，幾乎家家都有捐軀者。而班傑拉分子鼎盛時期僅有十萬人左右，且在衞國戰爭時期曾長期與納粹合作，對俄羅斯人、烏克蘭人、波蘭人和猶太人犯下了諸多嚴重的戰爭罪行。烏克蘭當局為了去俄羅斯和消滅共產黨的需要企圖篡改歷史、顛倒黑白的行為，一方面極大地羞辱了無數參與衞國戰爭的老兵和他們的家人，另一方面使長期受到這種民族主義教育的烏克蘭部分青年人認為班傑拉分子是被“長期矮化”和不被人理解的“殉道者”，自己要為班傑拉分子受到“不公正”對待奔走呼號，兩派都認為自己是“被篡改歷史的受害者”，彼此之間的鬥爭自然是針鋒相對，毫不相讓。還有一些人則是受單純愛國心的驅使，認為紅軍戰士和班傑拉分子都是對烏克蘭有貢獻之人，而對兩派之間的爭鬥感到迷茫無措。顯然，烏克蘭當局罔顧歷史，企圖製造一個烏克蘭的民族認同的努力在烏克蘭國內遭遇了破產。烏克蘭國內的分裂不僅沒有彌合，反而越來越大。

同時，烏克蘭當局篡改歷史，為右翼民族主義者翻案的舉動，在國際輿論上動搖了烏克蘭作為戰勝國的地位。雖然西方國家的政府和主流媒體面對烏克蘭當局的這些行徑大多選擇了保持沉默，但烏克蘭當局的所作所為還是引起了其它國家人民和左翼政治團體的廣泛關注。而烏克蘭當局通過的“反共法案”，以及烏克蘭右翼民族主義者的新納粹行為，自然使人們懷疑烏克蘭正在走向“法西斯化”。烏克蘭當局高估了國際社會反俄反共的力量，以為此時通過“反共法案”最為有利，結果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嚴重影響了烏克蘭的國際形象，使烏克蘭當局受到了國際社會正義力量的譴責和孤立。

自然，面對內憂外患的烏克蘭當局，再不能給世界留下一個“法西斯政權”的印象。他們更希望依靠將蘇聯共產黨領導烏克蘭人民在反法西斯戰爭當中的功業據為己有來提高自己的“國際身價”。所以，面對自己篡改歷史造成的國內分裂加劇和戰勝國地位的動搖，烏克蘭自然要採取一些“補救”措施，如亞採紐克在“反共法案”通過後訪問俄羅斯時，向俄方強調烏克蘭“當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而烏克蘭在5月8日慶祝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時還請到了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為自己拉大旗扯虎皮，並言不由衷地對紅軍老兵做了抽象的肯定。雖然，這些緩兵之計根本改變不了目前烏克蘭當局親西、滅共、反俄的既定方針，但歷史不容迴避，更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以肯定，烏克蘭當局既想貪蘇聯紅軍之功為己有，又想同蘇聯“侵略者”劃清界限的自相矛盾的舉動如果得不到根本的糾正的話，烏克蘭以及烏克蘭人必然會人格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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