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方遠：台灣共產黨人的尋找祖國之路
侯孝賢説要拍新片，內容和日本乃至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台灣共產黨有關。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和台灣作家藍博洲的《台共黨人的悲歌》有關。這本書講述了台灣台灣“二二八事件”及五十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台共黨人的羣像。侯孝賢曾評價藍博洲是“咬住歷史不鬆口的大牛頭犬”。
在5月初的台北大稻埕“248農學市集”上，我有幸再次見到了藍博洲，這次他演講的主題是“尋訪被湮沒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其實這個題目我已經在不同地方聽藍博洲講過好幾次了。同行友人問我：你為什麼還想來聽？我説，每次聽都會有不一樣的感覺和收穫。
藍博洲在演講中提到了台灣光復初期的“四大才子”：呂-赫若、郭琇琮、許強、吳思漢，並且着重談了吳思漢“尋找祖國三千里”的故事。這個故事我也聽了很多次。吳思漢，本名吳調和，台南白河人，日據時期畢業於台南二中，後考上台北高等學校。吳思漢曾以日文將自己在日據末期回到祖國參與抗戰的經歷寫成文章，後來曾任《大公報》記者的台北人李純青（1908-1990）在《人民政協報》上更具體地回憶了吳思漢的故事，再後來又有藍博洲所寫的長文《尋找祖國三千里：日據末期台灣青年學生的抗日之路》。
藍博洲著，《尋找祖國三千里》
再一次聽吳思漢的故事，感受特別複雜。因為今年是抗戰勝利、台灣光復70週年，島內非但無紀念之情，甚至還不斷地高喊着“台灣戰敗論”──台灣是二戰戰敗國、不能紀念“中國人”的抗戰勝利、頂多只能稱為“終戰”云云。這些違和且詭異的論調，在宣稱反對教科書“去中國化”、“捍衞台灣人歷史”的今天反而甚囂塵上。
這些人説當年台灣人參加的是日本軍隊，而且包括中國在內的盟軍還轟炸過台灣，因此主張台灣是戰敗的受害者──當代台灣人的史觀竟與日本右翼如此雷同。説好的“愛台灣”呢？日據時代台灣人被蔑稱為“清國奴”，光復70年後的某些台灣人卻搶着當“三腳仔”！（日據時期台灣人罵日本殖民者為四條腿的“臭狗仔”，而斥責替日人效犬馬之勞的台灣人為比狗還不如的“三腳仔”。）
回到吳思漢身上。當年四大才子之一的吳思漢，通過重重難關“曲線”內渡回祖國大陸的重慶，滿腔熱血投入抗戰，日據下的台灣青年心裏很清楚──要救台灣必先救祖國。當時美軍與國民黨商議，欲尋一青年以降落傘空降台灣阿里山，與當地抗日游擊隊聯繫，以配合美軍登陸作戰。當時的台灣人都知道，阿里山根本沒有什麼抗日游擊隊，事實上是美軍要人去送死。但是，抗日心切的吳思漢自告奮勇，就算幾位在重慶的台灣前輩好言相勸，吳思漢仍執意前行。“為抗日，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這就是他的信念。”李純青憶起當年臨行前的吳思漢：
“您貴姓？”
“我叫吳思漢。”他斯文地笑了一笑。
吳思漢，吾思漢，好一個名字，“壯士，祝你成功！”
5月6日，台灣民眾史作家藍博洲在台北演講“尋訪被淹沒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張方遠攝）
後來美軍改變戰略，跳傘計劃作罷，愛國的台灣青年吳思漢沒死在阿里山上，卻在1950年撲倒於國民黨的馬場町刑場。李純青這樣形容“為愛國而犧牲”的吳思漢──“每個台灣人尋找祖國的經歷，都是一部千萬行的敍事詩”──這句話正是日據時期無數台灣青年的心路寫照。
儘管歷史沒有假設，但是吳思漢當年若是躲過國民黨的白色恐怖而活到今天，他肯定無比疑惑：他的愛國、他的抗日、他企圖參與盟軍對日作戰的熱情，怎麼到現在卻變成了是非不分、廉價的“終戰”與“戰敗”了呢？！把這個疑惑與不解放回到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的台灣人民歷史之中，換得更多的應該是悲憤吧。
那一年終於回到祖國的吳思漢，站在鴨綠江邊吶喊着：“祖國啊，請你看我一眼吧，你的台灣兒子回來了！”吳思漢的激動之情，不能被“愛台灣”當代青年所理解。
那天晚上從農學市集走出來，我一直在想着吳思漢的故事，又想起幾年前一位很優秀的學妹在北京大學交換，我請她在圖書館所翻拍的李純青《無名英雄之碑》原文。我把這篇文章附於文後，遙想我們的前輩，遙想着他們尋找祖國的荊棘之路。台灣人怎麼會跟着日本人一起紀念終戰與戰敗呢？挺直腰桿！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是屬於我們的光榮！
附文：
李純青《無名英雄之碑》一文原載於1985年《人民政協報》，圖片翻拍於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資料
無名英雄之碑
李純青
（原《大公報》記者，曾任台盟副主席）
如果還活着，他已經年逾花甲。
那是抗戰後期，在山城重慶。
晚霧迷江。天公撒下了防空之網。空襲的緊張季節過去，我真想登上浮圖關，腳踏繁星點點，長長呼吸一口新鮮的空氣。
正是在這悶熱稍斂季節，一些台灣人總要聚會聚會。宋斐如來了，他瞇起眼睛，微笑説話，前額顯出幾線淺淺的皺紋，它告訴你，這是經過風霜的人物。這位台灣人，曾在泰山當過馮玉祥的老師。李萬居來了，眉宇之間充滿豪邁之氣，走起路來，有似風雲陣起。這是一位窮苦出身曾在法國留學的無所畏懼的台灣人。謝南光也來了，矮胖的身材，叼着煙斗，有一對深藏的眸子在眉宇下閃光。他參加過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抗戰初期曾被國民黨當局懷疑為日本間諜，在廣州被捕下獄。是李萬居以全家生命擔保，把他營救出來的。
我們四個人，在李子壩臨江小樓，叫了幾盤菜，二兩花生，煮酒縱談天下事。
這次話題集中在一點：有一位台灣青年從台灣跑到重慶來，要求參加抗日。在大陸人地生疏，沒有一個親友，他拋棄家庭，跋涉萬里，像虔誠的宗教徒般，投奔重慶朝聖。誰能理解這種意志，這種心情呢！
誰能理解？
也許只有台灣人理解。人類進化經過魚的階段。人在進化過程中還保留着魚的本能。好多種魚，例如海鰻，從大西洋藻海，與狂風惡浪搏鬥，洄游數千海里，游到自己素不相識的父母的故鄉，這位台灣青年，也許就是這種魚的本能的表現吧。
抗戰期間，有不少台灣人活躍在各條抗日戰線上，或參加了國民黨各種派系，或在延安，在新四軍，還有李友邦領導一支台灣義勇隊，轉戰東南天地間。儘管他們的政治信仰各有不同，但有一個不可移易的共通信念，那就是，徹底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光復台灣故土。他們在不同時期，抱着共同的民族仇恨，逃出台灣，在祖國大地印下了愛國者的足跡，灑下了愛國者的熱血。
但是台灣人無盡藏的愛國心，往往受到無盡的懷疑。“無天可籲，無主可依”——這是一首唱不完的流浪者之歌。
這位台灣青年的命運也不例外。
據説國民黨特務機關懷疑他是日本派來的間諜，想找個堂皇的理由把他除掉。説他的那條腿短了一些，説台灣人的眼睛應該滾圓，而這個人卻有點像丹鳳眼。説他講的普通話沒有閩南話的音素和慣腔，這是受過特別訓練的。總之，他不像台灣人……。
當時太平洋海戰方酣，美軍反攻已到菲律賓，雷伊泰一戰勝利，聽説下一步準備在台灣登陸。國民黨軍方已與美軍駐華機構接頭停當，要用美軍飛機把這位台灣青年投落台灣，叫他與阿里山的抗日游擊隊聯繫，以配合美軍登陸作戰。
實際上，國民黨也知道，阿里山是沒有抗日游擊隊的。其結果，將是用日本人之刀，殺台灣的抗日分子。
我們十分擔憂這位台灣青年容易受騙，降落台灣會被日本人殺掉，因此決定設法和他見面，告以真實情況。
晚霧迷江，萬家燈火。我見到了這位台灣青年。天哪！他衣衫好幾處窟隆，露出黝黑的肌膚。我細細對他端祥。他是如此斯文，眉目清朗，風度倜儻，説起話來有條不紊，明察事理。從他嘴裏知道，他是一位成績優異的學生，不堪縈迴祖國之情的熬煎，偷偷逃出台灣，繞道東京，假冒日本人，穿過朝鮮半島，奔在鴨綠江邊呼喚：
“祖國啊，請你看我一眼吧，你的台灣兒子回來了！”
然從，他匆匆把偽滿拋在背後，入關憑弔北平故都黃昏，從北平南下西徂，好幾回險遭殺害。嚴冬泅渡，仲夏爬山，一關比一關難闖難越，其曲折驚險，有如希臘神話英雄攸力棲滋還鄉記。
每個台灣人尋找祖國的經歷，都是一部千萬行的敍事詩。
這樣一個取火者，這樣一個愛國青年，為什麼要對他懷疑，並忍心蓄謀把他置於死地？
我要誠懇地把所知所想告訴他。
“你願意跳傘回台灣嗎？”
在我問這個問題時，他感到非常奇怪，為抗日而來，為什麼不可以為抗日而去。為抗日，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這就是他的信念。他的簡單答覆斷然拒絕了我的意見。他就要去接受訓練了，正高興地在等待接受一支卡賓槍，一套日本軍官制服。
對這顆赤子之心，我肅然起敬，無法再多説話。臨別我問：
“您貴姓？”
“我叫吳思漢。”他斯文地笑了一笑。
吳思漢，吾思漢，好一個名字，“壯士，祝你成功！”
又是早霧漫天。
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宋斐如、李萬居、黃朝琴、遊彌堅等幾十位台灣人，搭乘美國飛機和接收台灣前進指揮所第一批官員一同，於傍晚到達松山機場。作為新聞記者，我也跟他們在一起。
上帝給予我一個極為殘酷的安排，就在到達台北那天凌晨，我父親在大稻埕家中逝世。陰路悽悽，深不可測，十幾小時的距離，沒有人能夠追回他。我跑進家門，只見父親遺體陳卧牀上，一襲白巾蒙面。
很多台灣人回家，見不到父母親人，離開故園時流着線線眼淚，勝利還鄉時又是流着線線眼淚。
吳思漢呢？
由於美軍沒有在台灣登陸，日本已經無條件投降，他幸運地活了下來。
台灣光復後，吳思漢去台北當記者，不久忽然來到上海，不知什麼時候又遄返台灣。他往返於台灣海峽之間。每次到上海都來看我，我與他成了忘年之交。
幾年後，記得是一九五○年歲暮，我閲讀台灣報紙，忽然有幾行短短消息躍入眼簾：共匪吳思漢於某日被捕，昨晨在某刑場執行槍決。
我不能相信這條消息，但又不能不相信這條消息。吳思漢之死強烈震動了我的靈魂。誰去收屍呢？我恍惚聽見一羣烏鴉在灰黯的天空啼叫。幾十年來，我經常夢見吳思漢出現在面前，他還是那麼年輕，那麼充滿自信。
當年在大陸抗日的台灣人多數已經凋謝，宋斐如在二．二八事變時被裝進麻袋，投入淡水河；李友邦以通匪罪名被殺害；李萬居辦報為台灣人説話，窮困潦倒致死……這些台灣人，未死於抗日疆場，而死於國民黨的疑忌。
吳思漢的抗日行狀，鮮為人知曉，只要我的筆尚在，必須為他勾沉。但願有一天，能在他埋骨之地，栽一環青青的松柏，樹一塊巍巍的石碑。
（原載《人民政協報》，後轉載於《台聲》雜誌198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