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距全球科創中心還有五方面差距 社科院公佈亟需追趕名單

上海要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缺少什麼樣的人才？專家給出的答案是企業家、科學家、科技創業人才和風險投資人才，而其中最大的“短板”是企業家。

目前上海每萬名常住人口中，理工科類本科畢業生僅為15名。（資料圖）

澎湃新聞5月19日獲悉，上海社會科學院與中國工程科技戰略發展研究中心（上海）聯合課題組發佈新書《轉型升級的新戰略與新對策：上海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研究》，這也是上海首次以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智庫的合作研究形式，為上海建設全球影響力科創中心“把脈”。

建議關注五大領域，高校重點發展理工科

課題組提出，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應該在基礎科學研究、前沿技術研發、創新企業集聚、創新資源市場、創新成果產業化等五個方面，打造五大功能中心，即全球領先知識的創造與傳播中心、全球領先技術的研發集聚中心、高科技領先企業的全球性集聚中心、科技創新資源的全球性配置中心、科技創新成果的全球性轉化中心。同時，課題組初步擬出一批重大工程與重大項目建議名單，提出應重點關注互聯網、生命健康、新能源及智能汽車、航空航天、智能製造等五大創新領域。

課題組根據對紐約、硅谷、東京、新加坡等國際創新地的科技指標調查，提出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科技創新中心的20項核心指標。澎湃新聞記者注意到，這些指標非常的細化和具體，例如根據上海交大2014“世界大學學術排名”，上海沒有高校進入前100名，**指標提出上海要爭取2030年1-2家高校進入世界前50強大學，2050年爭取1-2家高校進入世界前20強大學。**2014《財富》500強總部中，東京有43家，上海只有8家，指標提出，上海要爭取2030年擁有全球500強企業總部30家，2050年擁有全球500強企業總部50家。

指標還提出，目前上海市每萬名常住人口中，理工科類（包括理學、工學、農學、醫學）本科畢業生數量為15名，到2030年上海要爭取每萬人常住人口中，理工科類大學本科畢業生有50名，到2050年要達到每萬人常住人口中，理工科類大學本科畢業生有100名。

對此，課題組副組長、上海社科院副院長王振坦言，不得不承認，在科技創新上，理工科有特別重要的作用。從硅谷、深圳的成功經驗看，它們都形成了規模化集聚的創客簇羣，這是一批受過理工科學歷教育、很多都有高科技企業從業經驗的科技人才，他們為追求創新創業而來到一個城市、一個園區，甚至環繞一所大學、一家高科技先鋒大企業形成集聚。這樣的創客簇羣在上海的張江、楊浦等已有雛形，但影響力還不大，與深圳、北京相比已有差距。

王振認為，“上海的大學專業設置有偏差，松江大學城集中了6所文科大學，但大學城對松江沒有多少溢出效應，反過來在嘉定就不一樣。”王振指出，**上海在未來的學科設置，要支持綜合性大學進一步發展理工科專業，可以在基礎設施、教育經費、師資編制、招生規模等方面提供傾斜性政策，甚至可以考慮適當壓縮文科招生規模和資源配置。**同時，鼓勵和支持一些文科類大學發展理工科院系。

政策環境寬鬆了，“馬雲”會有很多

“過去30年，上海最缺的不是資金、技術、人才和土地，而是企業家。”課題組專家拋出了上海的“短板”，而這也正與上海各級政府官員每每會被問到的問題相印證：“馬雲為什麼沒有出在上海？”

上海市科委副主任馬興發坦言：“馬雲的事情一直很糾結，現在一講到創新，講到城市的活力，好像就看有沒有馬雲，但是中國只有一個馬雲，他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人物，是電商平台的發展巨大需求迸發出來的能量。”

課題組認為，上海的企業家短板是上海經濟生態的必然，上海國有經濟、外資經濟、民營經濟的總量比例長期穩定在2:1:1，國企幹部任命考核制度決定了不可能走出企業家，優秀國企幹部要麼為官從政，要麼在步入巔峯時即退休。而上海雖然是跨國公司集聚區，但它們很難成為本土化創新主力。上海的民營企業數量不少，但是集中在商貿、地產、資本投資等行業“賺快錢”，科技創新優勢不明顯。

課題組建議，上海應針對不同來源的企業家採取措施，充分釋放國有企業的企業家精神，加大股權激勵力度，同時採取負面清單政策，對於企業連續3年利潤增長10%以上，或成功推動創新項目產業化的國有企業領導者，不適用現有一刀切的退休年齡硬性規定。同時要吸引二、三線城市企業家來滬實現二次創業，還要搭建平台，充分利用外資企業高管的國際化行業與管理經驗，推動本土創新創業。

馬興發認為，接下來上海要營造更寬鬆的環境，更有利於創新文化傳遞的氛圍，要讓大家都感覺到創業創新是人生規劃的重要環節。“政策一旦釋放出來，形成很多年輕人投身創新創業的氛圍，相信‘馬雲’會有很多。”

課題組則建議，上海要創新海外人才引進制度，設立上海市的海外市民證制度和技術移民制度，參照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技術移民指標和本市居住證積分管理指標，通過對年齡、學歷、專業、工作經驗等方面設置一定條件，建立外國人技術移民制度，吸引優秀外國人才特別是科技型人才移民上海。

同時，課題組認為，上海現在不應當試圖通過户籍管制這個低效率手段來控制人口規模和流動人口，而是應該通過市場自然競爭法則實現人力資源自由流動，建議逐步開放人才引進的户籍制度，縮小由於户籍限製造成的不平等差距，落實解決居住、子女就學、配偶等外來人才的後顧之憂。“引入人才應當考慮的首要問題是城市發展的需求，只要是上海市需要的、市場選擇所需要的人才，就應該享有上海市民的全部待遇。”

上海可試點打造特定的商務成本窪地

課題組指出，當前，上海創新創業營商環境中最大的瓶頸是商務成本問題。過去三十年上海一直是投資驅動與財富驅動為主導，推高了上海的商務成本。眾多中小企業面對過高土地人工成本，寧願從事賺快錢產業，或去異地發展；眾多科技創新項目“開花多，結果少”。上海孵化的創新項目，一旦進入產業化階段，基於成本考慮就會選擇周邊地區落地生產。

“商務成本問題不解決，即便創新主體具有創新意願，也難以落地發展。高企的商務成本成為上海科技創新中心的‘創新陷阱’。”王振指出。

課題組在報告中描述，上海中心城區的房價已經接近紐約、倫敦、東京、香港、新加坡等國際大都市，郊區的房價也因軌道交通建設上升很快，明顯超過了周邊城市。另外上海的薪酬成本上升很快，不僅明顯高於周邊地區，而且也因人民幣升值，與日本、韓國和我國的台灣地區等越來越接近。

“要全面降低商務成本可能不現實，但我們可以通過特殊的政策打造特殊的商務成本窪地。”課題組具體提出，**可以在科技創新重要承載區，如張江、紫竹、臨港、松江、嘉定等，實施特殊的住宅建設土地出讓金政策和開發商税收減免政策、房地產交易減免政策等，確保這類區域的房地產價格成為窪地，與周邊的蘇州等地差距不大。**對建設在郊區的一大批經濟適用房嫁接人才公寓政策，政府可以收儲一批經濟適用房作為創業人才或初創企業的廉租房，以優惠價銷售給創業者，這樣還可以在這些大型居住區導入高素質人口。同時，可以完善創業人才廉租房政策，針對遠郊地區的廉租房採取低租金政策，針對中心城區或新城區的廉租房推出租金補貼。

考慮到僱傭成本不斷上升對創業者既是負擔也是風險，現在僱傭成本中社會保險費佔薪酬的比重已經達到40％以上，但創業期的企業穩定性差，企業對員工的社會福利承擔能力比較弱，因此課題組建議，執行更加切合實際的勞動合同政策和社會保險政策，例如勞動用工上可給予更多的靈活權，員工培訓上可給予必要的政策補貼，社會保險可以減免等。“現在江蘇、浙江一些地區已對創業期企業給予一定的薪酬和社會保險費補貼，上海可以積極借鑑，對創業三年內的企業，分類提供社會保險費補貼政策，有的可全免，有的可半減，有的可以緩交，積極減輕創業者的用工壓力。”課題組專家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