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希伯：戰鬥中屢建奇功卻遠比飛虎隊低調——紀念蘇聯援華航空隊
2015年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各國都舉行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此前解放軍三軍儀仗隊還開赴俄羅斯莫斯科參加紅場閲兵。
二戰作為奠定當前世界格局的世界大戰，令人們刻骨銘心。二戰中，中國戰場開戰早，持續續時間長。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東北抗戰開始，積貧積弱的舊中國傾盡全力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付出巨大代價。在這片古老的大地上，中國、蘇聯、美國、英國等國的飛行員曾經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血染長空。
然而對比大名鼎鼎的美國援華“飛虎隊”，蘇聯援華志願航空隊有點“低調”。但是我們不應忘記，1937年-1941年的4年間，蘇聯援華志願航空隊共有3665人來華支援抗戰，累計操作1250架飛機。
1091名志願飛行員、2000多名地勤人員，其中八成以上飛行員是參加過西班牙內戰的蘇聯空軍的精粹。227名飛行員在中國作戰犧牲，包括轟炸機大隊長庫裏申科和戰鬥機大隊長拉赫曼諾夫。蘇聯援華志願航空隊幫助中國建立航空供應站和飛機修配廠，並在迪化（烏魯木齊）、蘭州等地設立航空學校和訓練基地，為中國培訓近萬名相關技術人員。蘇聯援華航空隊參加了保衞南京、武漢、南昌、重慶、成都、蘭州、柳州等地的25次空戰，擊落炸燬日機100餘架，炸沉日軍各類航船70餘艘。
蘇聯空軍志願隊部分援華顧問
開端
七七事變爆發後，中華民族的全面抗戰開始。日本陸軍、海軍航空兵開始對中國狂轟濫炸，給中國造成嚴重損失和人員傷亡。當時的中國已經設立獨立的空軍，然而空有先進的軍事體制，孱弱的空軍難以撐起抗戰的天空。
7月16日，國民政府分別向英、美、法、比、荷、德、意、蘇等國遞交備忘錄，控訴日本侵犯中國主權。蔣介石親自出面召見歐美諸國駐華大使，請求他們呼籲本國政府譴責和制裁日本，支持中國的抗戰。現實令人頗感無奈，這些國家大都表示同情但愛莫能助，一些國家依然與日本保持貿易關係，向日本出口戰略物資。
蘇聯雖然與當時的中國政府存在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的分歧，但援助中國是牽制日本、避免戰略上形成日本與德國東西夾擊態勢的唯一方式。中蘇雙方調整了雙邊關係。
1937年8月20日，中蘇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和《軍事技術援助協定》，蘇聯宣稱將向中國提供上億美金的軍購，中蘇成為準同盟關係（蘇聯拒絕與中國簽訂更高層次的《中蘇互助條約》），蘇聯也成為七七事變後第一個援助中國抗戰的國家。到1941年停止蘇援前，蘇聯共出售322架轟炸機(292架SB轟炸機，24架DB轟炸機，6 架 TB-3轟炸機)、777架戰鬥機及100架教練機。
1937年9月，國民政府請求蘇聯直接派遣有經驗的飛行員到中國參戰。當年9月14日，蘇聯宣佈向中國出售225架各型軍機，同時接受國民政府的提案，派遣飛行員、地勤人員、機場建築師、工程師和機械師以志願者的身份前來中國協助抗日。在蘇聯內部，這項人員派遣被稱為Z(Zet)作戰，人員是由外貝加爾軍區與太平洋艦隊所屬航空部隊中選拔的“志願者”，這些官兵被送往茹科夫斯基空軍學院進行挑選。除了一般軍事人員外，政委系統也隨同蘇聯援華志願航空隊被派遣而來，為了掩蓋部隊中政戰人員身份，蘇方採用各種頭銜掩飾，如“首席領航員”等。召開蘇共黨組織會議時對中國人保密；如果局外人闖入，黨組織會議馬上變成“技術性討論”。所有人員在蘇軍中的真實身份與職務都對中國保密。在蘇聯國內不准許知情者談論援華航空作戰之事，以免泄密。
蘇聯在西班牙內戰中也使用相同模式為交戰方提供援助，因此當時各地軍區認為中央將要求其部隊至西班牙參戰，故挑選出較好的飛行人員；這批人員編為一個戰鬥機大隊（31架戰機、101名人員）與轟炸機大隊（31架戰術轟炸機、153人）。第一批450名志願隊人員與蘇聯軍售的飛機（155架戰機、62架轟炸機、8架教練機）於1937年10月分別由海路與阿拉木圖的陸路前來中國。與其它西方國家的志願隊不同，蘇聯志願隊來華時不必因為擔心國內輿論而拋棄軍籍，而是直接以蘇聯軍方身份介入第三國戰爭，日本雖有不滿，但國力懸殊只能表示抗議無力直接對抗。
陸路運輸的飛機早期直接從阿拉木圖起飛，經伊犁、石河、迪化（烏魯木齊）、古城（即奇台）、哈密、安西、肅州（酒泉）、涼州（武威），抵達終點蘭州中繼基地，在當地整備後投入中國各戰場運作。1938年後，以陸運方式將飛機運到哈密組裝，再沿着同樣的轉場動線飛進中國戰場。在西北各轉場機場中蘇聯均佈署了少量的地勤人員，包括氣象、無線電、機務維修等專業。
編制：
蘇聯援華志願航空隊總指揮：國民革命軍空軍總顧問
參謀長
驅逐第一大隊：飛行員60人，機械員100人，I-15驅逐機40架
驅逐第二大隊：飛行員60人，機械員100人，I-16驅逐機40架
輕轟炸機第一大隊：飛行員60人，轟炸員40人，通信員40人，機械員30人，儀表員3人，SB-2輕型轟炸機20架。1937年12月進駐南京機場。南京淪陷後轉場南昌機場。
輕轟炸機第二大隊：飛行員60人，轟炸員40人，通信員40人，機械員30人，儀表員3人，SB-3輕型轟炸機20架。1937年12月進駐漢口機場。
重轟炸機大隊：TB-3四發遠程重型轟炸機24架。1939年6月進駐成都太平寺機場。
蘇聯援華飛行隊共計湧現14位蘇聯英雄，有4位兩次獲得蘇聯英雄，蘇聯空軍中將5名，蘇聯空軍上將2名，蘇聯空軍副司令2名。其中蘇軍援華飛行員中的日加列夫後來成為蘇聯空軍元帥，1949-1957年任蘇聯空軍司令。
日加列夫：蘇聯志願援華航空隊時期（左）與後來成為蘇聯空軍元帥總司令（右）
戰績：
9月17日，第一批10架圖波列夫SB轟炸機飛往中國，24日又轉場16架，27日5架。所有31架飛機組成了一個轟炸機大隊（相當於蘇軍的一個轟炸航空兵師）。蘇聯援華志願航空隊中的飛行員中有22個SB機組，5個TB-3機組和7個DB-3機組。當時DB-3、TB-3與ANT-9飛機並未作為轟炸機使用，而是拆掉炸彈掛架，代之輔助油箱，用於中蘇之間的快速航空運輸，擔負莫斯科-恩格斯城-塔什干-阿拉木圖-烏魯木齊-酒泉-蘭州航線的軍事物資與人員運輸。
1937年11月，波雷寧指揮的第二個蘇聯轟炸機機羣（31 架SB轟炸機）編隊飛至烏魯木齊，至此在中國領土上已經有58架SB轟炸機。1937年12月，第三批31架SB轟炸機，在伊爾庫茨克組裝後，轉場飛行經烏蘭烏德、達蘭扎達嘎德、至蘭州。所有三批飛至蘭州的轟炸機，在機翼和機身上漆上了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徽，方向舵上也塗上了藍白相間的斑馬條紋，一般情況下是藍白各 6 條。
蘇聯援華志願航空隊來華後於華中地區進行休整，並於南京保衞戰前夕開始任務。正式參戰則是在12月1日，23架I-16與20架SB轟炸機進駐南京，但因日軍進軍過快12月9日便撤離轉場南昌與漢口，雖然時間不長，但是當時同樣仍在南京的空軍美籍陳納德對於蘇聯I-16採高速俯衝的混合動作甩開日軍戰機有着深刻印象，這個回憶經過整理成為日後訓練飛虎隊時重要的空戰技巧。1937年12月2日，M· G·Machin率領的9架SB轟炸機編隊從南京起飛，對上海的日軍機場進行轟炸。蘇方估計摧毀了機場上30-35架日本飛機，並擊落一架空中攔截的日機，一架SB轟炸機被高射炮擊中飛至杭州降落。
抗戰期間來華助戰的蘇聯航空志願隊I-16戰鬥機
12月15日，F·I·Dobysh率領 27架SB轟炸機編為9個三機編隊，轟炸了日軍駐守的南京機場。12月18日，由波雷寧指揮的駐漢口的另一個轟炸機大隊轟炸了蘇州機場。1938年1月，駐南昌與漢口的兩個蘇軍轟炸機大隊開始頻繁出擊轟炸蕪湖、南京等地的日軍機場，迫使日軍把前線戰鬥機調至二線機場。當時SB轟炸機在戰鬥中沒有戰鬥機護航，但速度很快。即使在SB轟炸機掛滿炸彈的時候，日軍的95式和96式艦載戰鬥機的速度也都無法超越它，並且日機火力不足，威脅不大。波雷寧回憶説：“我們的SB時速超過日本戰鬥機，並沒有受到其威脅。強大的自衞火力可以擊退其攻擊。如果需要，就我們的速度而言，我們可以脱離和對手的接觸。SB 更多損失在中國境內簡陋的設備和機場上。”
奇襲台灣松山機場
據《文史精華》2010年第12期刊載，1938年2月，為增援上海附近的日軍部隊，日方開始擴建台北松山機場。日本據台後一直把台灣設為其戰略棋盤上的重要棋子，苦心孤詣將台灣打造成進攻中國大陸的前哨基地。為此，日本先後在台北、台南、新竹等地修建了數個機場，並派駐了空軍精鋭，隨時準備跨海支援大陸日軍。
日本擴建松山機場，是為了進駐更多的飛機（日本從意大利訂購的菲亞特BR—20遠程轟炸機當時正在松山機場組裝）。國民政府獲悉情報後，決定轟炸松山機場，但孱弱的中國空軍顯然不堪此重任，國民政府只好通過蘇聯軍事顧問團向蘇聯援華志願航空隊求援。
正在尋找戰機的蘇聯空軍顧問雷恰戈夫興奮難抑，決定冒險出擊，並把時間定在2月23日。2月23日是蘇聯紅軍節，雷恰戈夫準備以摧毀日本在台北的空軍基地作為紅軍建軍20週年的獻禮。為了提高奇襲的成功率，中蘇雙方嚴格保密。雷恰戈夫直到轟炸前一天才單獨召見駐守漢口的第二批蘇聯援華志願航空隊轟炸機中隊長波留寧上尉：“明天，你的中隊有任務，目標台北。”看着張大嘴巴的下屬，雷恰戈夫補充了一句，“選擇最短的航程，返航時在福州加油，南昌的12架轟炸機一起行動。”
漢口距台北直線距離將近1000公里，波留寧中隊裝備的SB雙發快速轟炸機作戰航程僅1200公里。從漢口起飛轟炸台灣，意味着SB戰機投彈後須立即返航，任何差錯都可能導致行動失敗。松山機場選址于山谷中間，地形隱蔽，防衞森嚴。要轟炸這樣一個重點防護的目標，沒有戰鬥機護航，轟炸機編隊很難全身而退。但為了增加遠程奔襲的隱蔽性和突然性，最終決定放棄戰鬥機護航。
為了完成這個艱鉅而危險的任務，波留寧連夜召集機組人員設計航線。領航員菲德魯克大膽提出，轟炸機羣以4000—4800米高空飛行增大航程（這個高度飛機耗油量少，但機組人員必須長時間耐受低温和缺氧的折磨），機羣從北面掠過台灣，然後利用高空俯衝下降至3600米空域減速通場，投彈後迅速爬升折返大陸。為確保轟炸成功，中蘇雙方採取了嚴格的保密措施，甚至連機場的地勤人員都被矇在鼓裏。
23日清晨，28架滿載炸彈的SB轟炸機依次升空，空中編隊後一路南下。遺憾的是，領航員因濃雲堆積計算錯誤，南昌起飛的12架SB轟炸機不久便偏離預定航向，被迫在福州機場降落，加油後無功而返。而漢口起飛的波留寧編隊則按預定計劃爬升到5000米以上高空，機上沒有裝備氧氣設備，機組人員寧願忍受着高空缺氧引起的強烈生理反應，也不願下降高度犧牲航程。
SB-2 轟炸途中從炮手位置拍攝的照片
兩個小時後，機羣飛越台灣海峽，但厚厚的雲層尚未散去。指揮員波留寧眉頭緊鎖：如果濃雲不散，就要改變轟炸方案，或者按導航圖計時投彈，或者降低高度尋找目標。這兩個方案或者不夠穩妥，或者不夠安全，實在讓人難以定奪。突然雲層中出現一個數平方公里的雲洞，雲洞下邊就是目標台北。天假其便，波留寧果斷指揮機羣順勢俯衝。松山機場甚至沒有搞任何偽裝，剛剛組裝好的飛機整齊地排列在跑道一側，而在跑道的另一側則是巨大的油庫、機房……最令人奇怪的是，其地面觀察哨也沒有發現波留寧編隊，更談不上發出預警。
剎那間，280枚航空炸彈從天而降，機場的停機坪、跑道騰起一股股濃煙，爆炸聲驚天動地。猛烈的轟炸把守衞機場的日軍弄得暈頭轉向，根本來不及組織對空射擊。驕狂的日本人麻痹大意，完全放鬆了警惕。
是役炸燬日機40餘架，破壞未及組裝的戰機不計其數，機場油料倉庫儲備的夠機場使用3年的航空燃油被焚一空。東京對此次襲擊極為憤怒。事後，日本駐台灣總督小林躋造被召回國受到厲責，松山基地指揮官被撤職，交法庭審判，不久抑鬱自殺。
遠程奔襲松山機場得手後，意猶未盡的波留寧又下令將剩餘的炸彈順便全部投進港口設施和日軍運輸船上，再用航空速射機槍掃射目標，然後從容返航。在福州加油後，轟炸機羣順利返回漢口機場，無一折損。蘇聯援華志願航空隊在蘇聯紅軍建軍20週年這個特別的日子裏，創造了一個遠程轟炸的新世界紀錄。第二天，中國航空委員會秘書長宋美齡舉行隆重的慶功宴，期間一個碩大的蛋糕被推進來，上面醒目地塗着兩行紅字：“向工農紅軍志願飛行員致敬！”
但是日本海軍提報給內閣的損失只是損失輕微（內閣情報部 ‘週報 第７３號’ 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A06031023500、畫像16）。
1938年5月25日至6月5日初，蘇聯輪調志願隊飛行員回國。1938年7月日本陸軍航空兵裝備了新式的97式戰鬥機，具有速度和爬升率優勢，迫使蘇聯轟炸機飛行員作戰時飛行高度從之前的2000至4000 米提高到7500-8500 米。第二批援華志願航空隊人員於1939年2月歸國。
1939年6月，庫裏申科率領的12架DB-3轟炸機經莫斯科-奧倫堡-阿拉木圖-烏魯木齊-蘭州-成都來華參戰。之後庫茲洛夫率領第二批12架DB-3轟炸機也轉場飛至成都太平寺機場。這批DB-3後來成為蘇志願隊來華最大戰果：漢口機場轟炸任務的主力。
1939年10月3日、10月14日，庫裏申科兩次率領DB-3的9機編隊從成都轟炸日軍的漢口機場。10月14日，轟炸漢口機場返航時，庫裏申科的座機遭到3架日軍戰鬥機的瘋狂圍攻。激戰中，轟炸機的左發動機中彈停車，庫裏申科本人也受了傷。為了保護戰機，他強忍傷痛指揮機組人員控制好單發的SB轟炸機。飛至四川萬縣（今重慶萬縣市）陳家壩上空時，戰機已經無法堅持，只能迫降，但陳家壩太小，下面又有村莊，庫裏申科最終選擇在長江江面迫降。
飛機沉沒前，他指揮同機的領航員、投彈員和機槍手脱掉飛行服逃生，並命令他們在飛機沉沒處做好標記（以便將來打撈），他本人則因傷痛和疲勞過度未能爬出機艙。中國軍隊趁夜組織熟悉水性的突擊隊員冒險滲透日軍防區，將庫裏申科的遺體和部分飛機殘骸打撈運回我軍防區。萬縣人民為庫裏申科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重慶軍委會、蘇聯援華志願航空隊指揮部和蘇聯軍事顧問團的要員，參加了悼念儀式。
蘇聯航空志願隊飛行大隊長庫裏申科
結尾：
蘇聯援華志願航空隊的戰績主要在1938年取得，1939年後由於飛機老化、戰鬥機性能的巨大差距，為減少無謂犧牲，蘇聯援華志願航空隊就很少再投入戰鬥。
同時，由於國際形勢的急劇變化，1940年，為了中立日本，蘇聯決定改善對日關係（歷史上蘇日多有齟齬，日本曾是最早對蘇俄進行武裝干涉的國家，而且出兵最多，並最後一個被迫撤離），並大幅削減對華援軍規模，蘇聯援華志願航空隊也不再直接參戰。1941年4月13日《蘇日中立條約》簽訂，蘇聯向日本保證不再支持中國抗戰。僅僅兩個月後，蘇德戰爭爆發，由於國內戰事吃緊，蘇聯援華志願航空隊也陸續回國參加衞國戰爭。
從1937年到1941年，蘇聯援華志願航空隊採取輪換形式，4年間蘇聯總共派遣了3665人蔘加中國抗戰，其中包括1091名飛行員，此外還有2000餘人的機械師、工程師等各類航空輔助人員。蘇聯各軍區的空軍指揮官、師團級軍官，幾乎都以戰士身份到過中國，他們在中國抗日戰場獲得了寶貴的實戰經驗。他們帶來的飛機，據不完全統計，共有1250架（其中包括大批中國利用蘇聯優惠貸款購買的飛機）。
蘇聯援華航空隊參加了保衞南京、武漢、南昌、重慶、成都、蘭州、柳州等地的25次空戰，擊落炸燬日機100餘架，炸沉日軍各類航船70餘艘。
紀念：
據相關史料記載，抗戰爆發後，先後有多批次的國外志願航空隊來華助戰，他們碧血藍天令國人永遠緬懷，但其中的一些志願隊員的組織紀律、生活作風也飽受詬病。
以“飛虎隊”為例，國際志願中隊（隸屬於空軍第八大隊第十四志願轟炸隊）中的一些無恥小人曾利用空中運輸線大搞走私，把一些緊俏物資拿到黑市上高價倒賣，中飽私囊，有些人竟因此一夜暴富。美國飛虎隊一些成員擾民、狎妓、私生活不檢點，甚至強姦少女更是公開的秘密。美國《時代》週刊採訪美國志願隊時，陳納德坦率地説：“我那個妓院，使我操心，大兵們總要有女人，弄不到乾淨的，不乾淨的也可以。”史迪威在給馬歇爾的一封絕密函件也説：“今日我們一架運輸機將13名婦女弄到了昆明……我已命令督察去那裏，立即進行調查。”
相比之下，蘇聯志願援華航空隊恪盡職守、軍紀嚴明。為防日軍偷襲，他們一般都住在機場或者機場周邊，從不遠離自己的飛機。這些金髮碧眼的蘇聯小夥子或者在簡陋的場地上踢足球、打籃球，或者彈手風琴、唱歌。基於樸素的階級感情，他們甚至不坐人力黃包車，推脱不過時就付錢後跟在人力車後步行。因為由蘇聯政府派出，他們也的確對得起“志願”之名。而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飛虎隊，AVG）雖有志願之名，實質卻是薪餉豐厚的僱傭兵。
中國對於蘇聯志願援華航空隊的紀念是斷斷續續的，1956年，武漢解放公園建成，武漢市政府把15名蘇聯援華志願航空隊烈士的遺骸遷葬到公園的西北角，建立蘇聯援華志願航空隊烈士墓。重慶市渝中區的鵝嶺公園建有蘇軍烈士墓，紀念兩位在重慶上空與日軍作戰中犧牲的卡特洛夫上校和司托爾夫上校。重慶市萬州區也為格里戈裏·庫裏申科建立了紀念碑。
武漢市（漢口）解放公園裏的蘇聯空軍志願隊烈士墓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那個與蘇聯友好的時代中，中國曾經一度將蘇聯志願隊視為兩國之間友好的象徵，不過畢竟這支單位當年在中國，是協助國民政府作戰的，也因此沒有非常詳細地去探討這支部隊的戰史。20世紀60年代，中蘇交惡，對於蘇聯飛行員的紀念活動也明顯減少。
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美關係進入蜜月期。“飛虎隊”的故事逐漸令人耳熟能詳，在這之中“飛虎隊”這樣響亮的名頭也給其帶來了種種利好。飛虎隊一般而言所指的就是美籍志願大隊，這個名稱狹義上並不包含之前的第14國際志願大隊以及之後的駐華空軍特遣隊或14航空軍，與後來同樣獲得飛虎隊徽稱呼的中華民國空軍第5大隊也沒有直接的關聯，然而如今許多兩岸的新聞媒體乃至大部分的民眾依然一律以“飛虎隊”稱呼所有抗戰期間駐華的美軍作戰單位，甚至連非陳納德所指揮，空襲東京後降落於中國浙江的杜立德機組人員以及裝備B-29超級空中堡壘駐防於成都的第20轟炸機指揮部都以“飛虎隊”稱呼，形成一些誤解。
而隨着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對於蘇聯志願援華航空隊的紀念更少了。此後經濟條件較好的美軍老兵喜歡滿世界跑尋找自己曾經戰鬥過的戰場，蘇軍老兵則少有如此舉動。此消彼長間，公眾對於蘇聯志願援華航空隊的記憶越發淡去。
後來，中俄關系改善，繼續紀念蘇聯援華志願航空隊的歷史，不過在北京抗日戰爭博物館中的畫像中，裏面的I-16戰鬥機所漆的是蘇聯紅軍的紅色五角星機徽，而非戰時的青天白日機徽。
由於政治因素，海峽對岸的台灣當局一向對蘇聯在抗戰時期之援助不多加宣傳，而蘇聯援華志願航空隊在此項政策以及蘇聯生還者並未像飛虎隊般公開考證戰史，加上戰後日本以及國民政府大多檔案皆散佚於各處，因此蘇聯志願隊之實質戰果至今尚未有經過詳細考證數據。
當然遭遇這一待遇的並非蘇聯志願援華航空隊，美國的“飛虎隊”亦然。20世紀90年代以後，台灣興起所謂“本土化”潮流，綠營人士於取得政權後為了否定與中國之間的相關聯繫，刻意逐漸淡化所有國民黨執政時期抗日戰爭與其它的相關歷史，民進黨籍台北市長陳水扁甚至在1997年1月將50年代即陳列於台北新公園（後稱二二八紀念公園）的陳納德銅像移出，引起飛虎協會老兵們極大的不滿，此後飛虎協會更傾向於與大陸接觸進行紀念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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