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譚城的拜恩：“伊斯蘭國”的宣傳話語分析-殷之光

【伊斯蘭國近期不僅穩住了陣腳，還拿下了伊拉克重鎮拉馬迪，引得美國國防部長卡特批評伊拉克部隊“缺乏戰鬥意志”，伊拉克政府隨後憤怒地反駁。伊斯蘭國為何會興起？為何會吸引那麼多人跟隨？它的宣傳話語又有何特色？我們或許能從4月21日晚在****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347會議室舉行的戰略傳播沙龍2015年第二期中找到答案******。本期，殷之光的演講主題即為《哥譚城的拜恩：“伊斯蘭國”的宣傳話語分析》。】**

今天所講的這個題目叫做《哥譚城的拜恩》，副標題則與現在吸引了大家注意的“神秘組織”伊斯蘭國相關。不過，在介入這麼一個複雜而且敏感的話題之前，我們先開始聊聊諾蘭的電影：《蝙蝠俠》。

知道這個電影的朋友們一定會認識這個《蝙蝠俠》第三集《黑暗騎士的崛起》裏面，著名的大反派，一個會武術有文化的大流氓拜恩，江湖諢名叫做“毒藥”。他這個人靠着一種特殊的藥讓自己有了一個強健的身體、超人的智慧。除了會説17、8國英語之外，拜恩還極富理性，頭腦冷靜，有強大的組織和調動能力，是蝙蝠俠最大的敵人。毒藥作為一個“革命”領導人，帶領了一羣匪徒一般的“烏合之眾”，在哥譚城掀起了一場“99%對抗1%”的運動。一時間社會秩序大亂，人人自危。當然，在毒藥看似政治性的舉動背後，實際上潛藏的是他對反派女主角米蘭達的特殊感情。而米蘭達呢，則更是在復仇的私慾驅使下，意圖將哥譚城抹為平地。

大反派拜恩

此時，蝙蝠俠作為哥譚城的保護人，站了出來，對抗來自外部的暴力威脅。鬥爭當然很艱難，但是，在導演的積極幫助下，蝙蝠俠終於代表正義戰勝了毒藥及其團伙。總結一下，這個故事充滿了激情四射的二元對立。蝙蝠俠對拜恩，正義對邪惡，人性對冷酷，自由對奴役，公益對私慾，反恐對復仇。在這個二元對立黑白分明的反抗故事裏，這個起火了的哥譚城到底代表了什麼？從這個故事開始，我們開始進入今天的主題，什麼叫做“政治伊斯蘭”。

我試圖從一個思想史的角度去介入“政治伊斯蘭”的討論。而思想史研究的特點就是將我們習以為常的詞語、觀念重新歷史化、問題化。試圖梳理並重現這類觀念誕生及生長背後的政治語境以及歷史現場。作為一個學術概念，“政治伊斯蘭”的誕生，可以説是伊斯蘭在19世紀末期被“問題化”的產物。Political Islam或Islamism最初出現在英美學術界及公共媒體的討論中。這一概念背後的基本假設是對政教分離歷史必然性的普遍主義認同。所謂“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今天似乎已經成為我們處理宗教與政治關係問題時的天然假定。我們甚至會認為，這種分離可能是所謂“現代性”的基礎。

然而，政教分離在歐洲歷史語境裏誕生於教權與主權的政治性對抗過程中。在這一過程中誕生了歐洲所謂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同時也產生出了管理歐洲教權主權關係的威斯特法利亞體系。一定程度上，政教分離與現代性的關聯是在這種歐洲歷史特殊性背景中誕生的。然而，這一具有特殊性的歷史經驗，卻被替換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歷史發展邏輯。我們假定這場發生在17世紀歐洲歷史中的事件，可以被作為普遍經驗，適用到世界範疇之內。進而假定所有世界的所有宗教，所有的文化，其“現代化”過程必須經歷過一個“主權”對抗“教權”，並取得成功的政教分離。倘若沒有，那麼這種宗教或文化便是非現代的，是中世紀的。

英美學界對“政治伊斯蘭”他者化的討論大致可以分為三類。**首先，以Graham Fuller為代表，將政治伊斯蘭視為一種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認同。**從調動方式上來看，與民族主義、宗族主義這類身份政治認同方式並無太大差異。這是一種較為實用主義的態度。Graham Fuller本人是美國中央情報局負責中亞事務的官員，與我們今天所謂的“新疆問題”也有些聯繫。在我的《去邊疆》一文中對他也有一些討論，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去看。

**第二類是老派的伊斯蘭研究學者，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Bernard Lewis。**此人1990年9月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穆斯林憤怒的根源》（The Roots of Muslim Rage）的文章。在他看來，伊斯蘭與現代世界之間存在根本矛盾。而伊斯蘭所面臨的一切問題，究其原因則是其宗教本身的問題。當然，劉易斯在20世紀60年代便開始進行類似的討論。這種文明本質論的提法在Samuel Huntington身上得到了更為系統的論述。從對伊斯蘭的討論，擴展到對全球“文明”的系統性分析。

**第三類觀點代表人物是Olivier Roy與Trevor Stanley。**他們的觀點更為大眾媒體所熟悉。在他們看來，**伊斯蘭的本質問題是因為不夠“世俗”，沒有經過宗教改革。**而“政治伊斯蘭”本質上是一種中世紀式的“政教合一”意識形態，與“現代”的政治意識形態具有本質差異。但是，我們可以發現，所有這些對伊斯蘭他者化的敍述，回應的根本問題，仍舊是西方內部對於自身歷史普遍性在全球範圍內的盲目挪用。

對於“伊斯蘭”他者化的討論中充斥着這種錯位的歷史邏輯。這一點，不但在歐美學者他者化的敍述中可以見到，甚至影響到了受到系統西方教育的伊斯蘭知識分子。具體的提問方式有三種。首先，是對穆斯林與現代化關係的批評。上世紀90年代，一個摩洛哥學者曾提出過著名的“穆斯林的困境”（the Muslim’s dilemma）。概括一下，就是説如果我們（穆斯林）走上現代化的道路，那麼我們就喪失了伊斯蘭的屬性；但是，如果我們維護自己的伊斯蘭屬性，那我們就會被這個現代社會拋棄。這種將“伊斯蘭”與“現代”相對立的二元認識論還有其他的表現形式。例如“原教旨主義者”們會強調，之所以今天伊斯蘭世界會遭遇如此多的苦難，究其原委，就是因為背離了伊斯蘭的正道本源，落入過分“現代”的陷阱的結果。

第二個問題是牽扯到所謂的伊斯蘭民主化的問題。2010年開始的所謂“阿拉伯之春”代表了這種二元論的樂觀主義情緒。變動之初，西方媒體送它一個“之春”的名號。是因為覺得自己從形式上看到了阿拉伯世界羣眾的對抗行動。並且這類行動基本均在那些冷戰時期經歷過世俗化改革的軍事強人執政的國家裏發生。這種具有明確冷戰思維特色的態度，在中東地區急轉直下的形勢下很快喪失了其解釋力。一場所謂“民主化”的運動，演變成了一場碎片化的宗族、宗派鬥爭。到了2014年，更出現了“伊斯蘭國”（ISIS）這一用“反西方”、“反美”這類本質主義二元論話語武裝起來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力量。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第三類問題，即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問題。我們今天對政治伊斯蘭的認識實際上直接來自於911之後對於基地組織活動的認識。這個問題是我們今天討論的重點，在後面我會詳細闡述。

一定程度上，“政治伊斯蘭”與“原教旨主義”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以同樣的本質主義二元論的方式來認識世界。於是，我們的基本問題就來了，這種二元的本質主義邏輯到底能不能幫助我們真正認識我們今天這個起火了的世界所面臨的問題？這種二元論的世界觀，是如何獲得其普遍性的？這兩個問題，特別是前者，是我今天要討論的主要問題。

從伊斯蘭教法體系內部去理解宗教與政治的關係，則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情況。所謂伊斯蘭教法（Shari ‘a）實際上由三個重要資源組成：《古蘭經》、聖訓、以及教令。它不但包含了對穆斯林價值觀、道德律的規範，甚至還起到了民法、刑法、以及國際法的作用。基於三種教法資源的互證，以及針對具體問題做出的教法闡釋，形成了教法在社會生活中的實踐性作用。然而，這種複雜的解釋體系又使得教法學在政治、社會實踐中呈現出多樣性。所謂伊斯蘭四大教法學派之間的差異便是這種多樣性的體現之一。

在阿拉伯學者的討論中，“政治伊斯蘭”本質上是從教法角度，對伊斯蘭與現代國家政治關係問題的思考。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會發現“政治伊斯蘭”本身便是穆斯林國家/地區/人羣，從19世紀以來開始，對殖民主義全球貿易、兩次世界大戰、威爾遜主義、冷戰意識形態及其國際結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等重大全球秩序性問題，接合自身現實做出的理論回應。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政治伊斯蘭”本身便是政治實踐的多樣性產物。

與中國19世紀以來的歷史類似，伊斯蘭知識分子的討論也涉及到究竟是“全盤西化”還是“託古改制”，能夠使得自己的國家與人民擺脱苦難命運的問題。其中，倡導**“全盤西化”**的代表人物應該是印度的伊斯蘭知識分子Sayyid Ahmad Khan，他認為只有徹底的學習英國殖民主的“先進經驗”，徹底引入西式教育，才能夠挽救印度穆斯林衰微的命運。

而倡導**“託古改制”**的思潮更為多樣，且對伊斯蘭乃至全世界有更深遠影響。這類知識分子強調，當代伊斯蘭世界的問題恰恰來自於穆斯林在資本主義與物質主義生活方式的影響下，背離了伊斯蘭傳統。因此，需要完全恢復伊斯蘭傳統，才能對抗這種腐朽狀況。其中代表人物是一批受過良好歐式教育的阿拉伯知識分子，包括泛伊斯蘭主義教父Jamal ad-Din al-Afghani，伊斯蘭解放黨創始人Taqiuddin al-Nabhani，以及穆斯林兄弟會創始人、蘇菲主義學者Hasan Bana。當然，即便在這些人中間，提出的具體實踐伊斯蘭世界復興的路徑也各不相同。例如有倡導進行民族革命的、有堅持進行超主權國家世界革命的、有倡導進行農民教育的等等。

我們還可以發現，反帝、反殖民、反霸權主義等關鍵問題，在當時伊斯蘭知識分子的討論中同樣是核心關懷。但是，為什麼這種討論在阿拉伯世界最後發展出了類似於基地組織那樣的“反猶”、“反美”、乃至徹底“反西方”的民粹主義話語，而在中國則出現了人民民主這樣的社會革命路徑，這一點也是我們今天的討論希望給大家帶來的思考問題之一。

帶着這個問題，我們開始討論“伊斯蘭國”。我曾經吐過一個槽，把“伊斯蘭國”叫做“封建反帝”。當然，從學理上來説，這個叫法有很多問題。不過，這麼説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希望跟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話語相接合，以便我們理解“伊斯蘭國”意識形態的政治性方向。也把所謂“反帝”的不同歷史走向的問題提出來。

首先強調，即便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中，“封建”也是一個政治話語。在中國革命史語境中，“反帝反封建”講述的是一個向前的歷史進程階段，是以解放生產力為目標，通向平等政治過程中的階段之一。這種平等的基礎不是像哥譚城裏拜恩鬧革命那樣，簡單要求分配的平等，更重要的是，這是一種發展權利與生產的平等。前者，我象徵性地稱之為“封建反帝”，是一種“城頭變幻大王旗”式的反抗，“反帝”是其政治任務的終點；而後者則是我們曾經熟悉的“反帝反封建”，“反帝”僅僅是在其革命階段中的一個過程，革命的終點在人類的自我解放。這種“解放”，建立在對社會發展階段差異性現實的充分認可基礎上，強調一種人民自下而上的自我覺醒，並且重視接合地區特殊性問題進行“實踐”的指導性作用，否定特定“制度”或“經驗”可以被自上而下地普遍適用於各個區域、民族。但是，這種“齊物平等”式的訴求不簡單停留在、宗族、宗教、或是民族國家認同層面，而強調其追求目標指向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發展與平等。

今天“伊斯蘭國”的誕生，首先是一個冷戰後地緣政治變遷的結果。1991年海灣戰爭爆發，同年，蘇聯正式解體。取而代之的是美國在海灣重新開始駐軍，沙特在此基礎上迅速崛起，伊朗進一步遭到遏制。原本冷戰時期形成的多極平衡秩序消失。宗族、教派認同重佔上風。中東地區重新開始了我稱之為“碎片化”的歷史進程。

這幅敍利亞製作的漫畫，體現了這種冷戰之後，中東地區“碎片化”的局面。畫面中描述了一個統一的、理想化的“中東”認同被兩股力量聯合謀殺。美國，和包括了沙特、阿聯酋、巴林、卡塔爾和約旦的共謀者們共同參與制造了這場悲劇。然而，即便在共謀者內部，也存在着更深層次的碎片化。沙特、阿聯酋、巴林和卡塔爾共屬佔有大量石油資源的海灣國家聯合會。但是，同屬海合會的科威特與阿曼卻沒出現在這個共謀羣體裏。這是另一個最明顯的分裂。此外，在沙特與卡塔爾之間也同樣存在着競爭領導權的關係。卡塔爾對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極大程度挑戰了沙特在地區的霸主權威。這又構成了更進一步的分裂。這種“碎片化”的局面這就使得我們不得不進一步反思，我們熟悉的那種二元對立分析邏輯，將教派、國家、宗族認同視為基本結構的視角，對理解阿拉伯世界問題、理解今天碎片化的時代到底是否真正有效？

畫面上最後一個重要元素就是那些從“中東”屍體上冒出來的黑衣人們。他們稱自己為“伊斯蘭國”。的確，ISIS的誕生與薩達姆的倒台密切相連。2003年，在這個“專制”政府倒台之後，一系列以教派認同為基礎的力量重新開始在伊拉克活動。美國佔領伊拉克後，開始推行“去復興黨化”（De-Baathization）政策。大量清繳政府內部與社會各個行業中的復興黨黨員。在薩達姆執政時期，復興黨黨員佔據了最重要的精英階層，包括政府官員、公務員、軍官、大學教授、銀行家、實業家等等。這類政治、軍事、經濟與文化的精英一夜之間失去了一切。而正是在這時期，ISIS的前身“伊拉克基地組織”等反美勢力開始崛起，大量吸收這類薩達姆時期的精英，迅速坐大，獲得了武裝鬥爭甚至是社會治理的基本資源。

ISIS的興起還與一個更為深層次的更有全球影響力的現象相關，這就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浪潮。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資本急速膨脹。“無祖國”的金融資本一方面快速在世界範圍內遊蕩，另一方面，又不斷在各國內部試圖通過削減政府管理監管、大規模產業私有化等行動，擴大其收益。進而造成的極端貧富分化很大程度上侵蝕了社會大多數人對發展的希望。

這個起火的世界就像是《蝙蝠俠》裏的哥譚城那樣。一個高度現代化的資本大都會被兩種勢力控制：一部分是像韋恩家族一樣的極少數工業資本家和大量金融資本家，他們佔據了具有影響力的哥譚城的上層，他們的生活很大程度上與哥譚城的人民沒有什麼直接關係。另一部分，是控制着政府及社會生活的黑幫。我們可以叫他們是“有活力的社會組織”。他們通過行賄以及威脅等手段，控制了哥譚城的政府及警察。在這兩種強權秩序之間，是廣大的哥譚城市民。他們被這種霸權的社會結構所拋棄，過着一種壓抑且無望的生活。

一個沒有希望的城市會面臨怎樣的未來呢？《蝙蝠俠》的故事給了我們兩個選擇，一個是由“影子聯盟”和拜恩帶來的，聖經式的選擇。即像索多瑪城那樣，被徹底燒燬，之後才能重建。而另一個，則是由“黑騎士”蝙蝠俠所帶來的，保護神一樣的希望。然而，現實中，我們這個世界裏沒有這種天賜的蝙蝠俠，但卻有世間自生的拜恩。

再回到對ISIS的討論上。在他們的宣傳刊物《XXX》（具體刊名隱去）上面，有許多值得分析的內容。例如，在其第3期中，它討論了所謂“現代的奴隸制”問題。文中提到，今天所謂的奴隸制就是用工作時間，工資來束縛我們人的制度。這種制度由“異教頭目”所創制。單純從語言上來看，我們甚至很容把它與金融危機之後歐美世界興起的對資本主義制度簡單化的批判相聯繫。

從形式上來看，“伊斯蘭國”這份刊物非常“摩登”，排版精良，語言簡潔。但是，從內容中分析，就能看出我們之前談的“封建反帝”的霸權不平等特色了。它第一期的封面講的是所謂“哈利發的迴歸”。在黑色大標題下，是一副以阿拉伯半島為中心的地圖。而阿拉伯的視覺中心，則落在了ISIS活動的核心地帶：Al-Sham地區。這塊地區包括了今天的伊拉克和敍利亞。

確實在他們的政治宣傳當中，遵照《古蘭經》，敍利亞將會是他們發動最終大決戰的地方。這種以阿拉伯為中心的世界想象，實際上構造出了一個明確的等級差序世界觀。雖然他們也會藉助伊斯蘭的大同想象——“烏瑪”，但是從他們的具體政治宣傳當中我們會發現，他們設想的烏瑪不是世界人民大團結的烏瑪，他們的烏瑪是以阿拉伯為中心的世界帝國霸權。

ISIS的霸權還有更深層次的，我叫它為教法霸權。前面談到，伊斯蘭教法內部存在及其複雜多樣的教法學派。它們之間的論爭實際上形成了一種動態平衡。伊斯蘭教法對政治實踐與社會生活具體問題的判斷，產生於不同教法學派之間的論爭。這種論爭的存在，是伊斯蘭教法活力的基礎。

然而，在ISIS的治理實踐與政治宣傳中，這種論爭被直接廢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本質主義的，被ISIS“官方”認可的教條。ISIS認為，自己提供的教法解釋是獨一的，也是受國家支持的。通過向其控制境內的教法解釋學者頒發證書的形式，ISIS自上而下地將一個原本在伊斯蘭社會內部自生的資源，用權力管制了起來。同時，ISIS還專門刊文，從教法角度，論證這種遵從“政治領導”（Political Imamah）的必要性。ISIS還系統針對伊斯蘭內部反對其行為的教法批評進行回應，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排他的霸權式教法闡釋。

實際上，ISIS採用的世界觀仍舊是以二元論為基礎的。他們提出了一個他者化了的西方。在其官媒第一期中有一篇文章，談到這個世界已經分成兩個陣營。這種冷戰式的話語方式與今天小布什提出的“反恐戰爭”觀念幾乎完全重合。在ISIS看來，世界是“我們”對抗“敵人”的格局。敵人包括“美國和俄國帶領的十字軍和他們的同盟”，其背後是“猶太人”。

在這場全面戰爭中，ISIS還為針對平民的恐怖襲擊活動提供了教法解釋。ISIS提出，這場對抗戰爭的目的在於破壞“十字軍”世界的穩定，讓“他們”陷入無休止的內鬥之中（第4輯內容）。因此，每一個“戰士”都有義務獨立承擔起這種責任，打擊對象除了一般意義的戰鬥人員之外，對“十字軍‘平民’”（Crusader “civilians”）也無需留情。我們可以發現，ISIS發展起來的二元邏輯，甚至在國際法層面，也徹底否定了在威斯特法利亞體系中發展來的當代國際戰爭法原則，及其對於戰鬥人員和平民的區分。

我們還能發現，與先前的“基地組織”不同，伊斯蘭國有一套治理理念，以及分五步走的建國路線圖。從游擊戰對抗（Hijrah）開始，經過集合各方力量多點出擊（Jama’ah），再到對異見統治者（包括穆爾西、阿薩德等不受ISIS認同的穆斯林領導人）治理區域的破壞活動（Destabilize Taghut），吸納統合各地反抗力量（Tamkin），直至最後建成哈里發國（Khilafah）。

在伊斯蘭國的宣傳中，它也明確表達了其治理理念。在其“官方”刊物中，我們可以發現，ISIS設計了一整套完整的貨幣。作為“想象的共同體”載體之一，貨幣有能力傳達一種最有效的認同基礎。在其設計稿上，我們看到ISIS意圖發行的貨幣均為金屬硬幣。這傳達了其將紙質貨幣視為虛假金融符號的態度。貨幣共分三種面額，分別以金、銀、銅鑄造，面值等值於鑄幣所用金屬的價值。正面均為阿拉伯文標識的面額數字，反面為標誌農業生產、宗教領導、武裝鬥爭等方面的內容。

ISIS的刊物還刊載了一系列具體治理實踐的宣傳內容。在其各期內容中，ISIS均會向讀者展現其教育、養老、醫療、城市重建、市場管理、交通管理等各個方面的成就。甚至在個人層面，那些從世界各地奔赴“伊斯蘭國”的年輕人們，與我們共享着同樣的文化經驗，手上有單反，用着蘋果手機，玩着《刺客信條》、《戰地》之類的電子遊戲。從物質層面來看，他們的現代化體驗與我們沒有任何差異。這就令我們不得不去重新審視今天所用的“反恐”話語。

最後，我想強調，“恐怖主義”不能被簡單理解成無來由、無理性的暴力。在今天討論的基礎上，我希望提出幾個反思。第一，在二元邏輯基礎上，我們形成了對“現代”，“政教合一”等觀念的理解。但是，這種世界觀是否能夠真正解釋我們這個世界面臨的諸多問題？第二，在此基礎上，我們熟悉的包括“現代化”，“民主化”，“民族”在內的這一系列關鍵詞，是否需要重新被語境化，並深入討論它們在各個不同歷史和政治環境中產生的實踐價值？

針尖對麥芒的二元論述，體現了“英雄”與“敵人”之間互為他者的困境，甚至連所謂“正義”與“邪惡”這種價值判斷，都喪失了其普遍性。同樣的言説方式，也構成了“伊斯蘭國”宣傳的基礎。這也更讓人意識到這種“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無望背反，實際上並不能真正觸及到“革命”的真正價值，即對平等政治及和平未來的根本追求。

冷戰思維及其背後的二元論邏輯極大影響了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方式。那種簡單的敵我、內外、先進對野蠻、民主對暴政、正義對邪惡的本質主義劃分根深蒂固，以至於今天的我們甚至無法理解二十世紀後半葉，中國在其革命經驗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那種對世界秩序三分的政治視野。我們提出的三個世界的理論，以及之前在萬隆會議上提出的“互不干涉內政”理念，提供了一個不同於今天這種零和式二元邏輯的路徑。在我們看來，所謂的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陣營的兩個老大都是霸權主義，同屬第一世界。追隨他們的歐洲和日本為第二世界。而廣大的具有極強差異性的是第三世界。

我們與第三世界站在一起，是因為第一世界是霸權的。而中國革命的終極目標是要求尋求平等。但是，必須強調，這裏的“霸權”實際上是一種政治結構中的力量，而並不簡單指代某國某民。因此，推翻霸權主義的理想，所指不是國家利益的衝突，而是試圖尋找一種能夠共同發展的平等可能。我們今天再去看萬隆會議的積極意義，實際上在於它為我們理解世界結構，政治問題提供了不同的認識方式。也為世界範圍內的反抗運動提供了一種超越二元邏輯的，且更富歷史感與政治包容性的方向。重新理解並闡述這種超越性的歷史，這是我們知識分子的責任，也是我們中國對這個世界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