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東北亞多邊格局中的納什均衡

首先承認，若不是為了紀念剛剛去世的約翰·納什，本不會這樣寫。

理由是：任何將一種僵硬的科學理論應用於複雜社會問題的企圖，都包含着某種危險。無論這種理論多麼深刻、多麼完美，畢竟只是一種科學，而直接使用科學方法處理人文領域問題，其實是緣木求魚。

很遺憾，這個道理並不是學界共識。最近兩天，中國媒體上到處可見某位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借納什去世拋出的“大話”：“專制制度在中國盛行兩千多年，至今陰魂不散，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假定皇帝是‘聖人’，治理國家的官員是‘賢臣’。如果我們早就假定皇帝是‘理性人’，是‘自私的’，中國也許早就實行民主和法治了。全世界最早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正是那些最早不把國王當‘聖人’、假定官員一有機會就會謀私利的國家。”

此君不僅幾十年都在抱着一棵枯木拼命抓魚，從上面這段話判斷，他很可能連真正的活魚什麼樣都沒見過。

本文並不為批判中國的“偽經濟學家”而作，順便提起，只是要説明：納什均衡這種科學理論，在思想上的崇高地位是一回事，在應用上的限度和分寸又是另一回事，兩者並無相關性。恰當地應用是深刻，過度的應用是胡扯。

約翰·納什（資料圖）

納什均衡作為一種分析工具

當然，把納什均衡應用到胡扯的地步，荒謬到企圖用一套數學模型評判兩千年中西文明史，所有這些鬧劇與納什本人毫無關係。納什歸根結底就是個數學家，他1950年的博士論文《非合作博弈》，得出了“n人博弈中的均衡點”的數學通用解概念。

後來的故事眾所周知，以“納什均衡”命名的這一數學解，被廣泛應用於經濟學界。因為按自由市場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每個“經濟人”都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從理論上講，在一個包括n個“經濟人”的經濟活動中，會存在一個以上的納什均衡。在這個均衡點，對任何一個對局者來説，只要其他人不改變策略，它也會接受一個符合最大化原則的策略。

這一天才的理性結晶，當然也被很多學科領域引為重要分析工具。在國際關係學界，也出現了理性學派，傾向於假設每個自主政體都是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並擁有多種策略組合的理性行為人。在這一學派看來，在一個包括n個自主政體的多邊互動關係中，也存在一個以上的納什均衡。在這個均衡點，對任何一個對局者來説，只要其他人不改變策略，它也會接受一個符合其利益偏好的策略。

但是，有別於經濟學家對數理模型走火入魔般的追求，國際關係學者在這方面要謹慎得多。他們深知，由政治家們主導的國際關係要比商人間的經濟活動更為複雜深奧，生搬硬套模型化、數理化的“科學”方法，實際上沒有多大意義。為了建構標準模型而不得不割捨掉的流變因素，最終會讓模型嚴重脱離實際，最後的結論即使可以用很精確的數據來表示，也只能是自説自話，與現實並不相關。

因此，數理模型在複雜問題領域中實際價值，只在於提供一種輔助性的觀察視角，為真正深刻的洞見加上旁證，本身不能作為主要的判斷依據。

博弈論和納什均衡，在國際關係領域內的應用，實際上就是一種輔助性的觀察視角，只要運用得當，也有一定的價值。

例如，最近幾年的東北亞戰略形勢，即表現出幾個大國之間相互牽制又相互利用的多邊互動，其中也反映出一些的理性算計。如中俄之間的“準聯盟”動向、美日對防衞指針的重新修訂、中美在南海的緊張對峙，以及最近一個月中日關係的小幅度回調等等，都是“多方博弈”的典型體現。

東北亞多邊博弈模型

若建構一個以中、美、俄、日四個大國為行為者的n人博弈對局，以下理論假設基本上可以成立：

第一、4個行為者都追求本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都有“個體理性”，但同時也意識到“共同安全”的重要性，關注“集體理性”；例如，中國提出過“亞洲命運共同體”、關注“周邊穩定”，美國也一直在強調“地區的安全與穩定”等。

第二、4個行為者都有很大的政治和外交自主性，都有與其他行為者開展合作或進行對抗的多種軟硬策略和手段；例如，中俄相互邀請對方參加各自的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日閲兵活動，美日在安全防衞上相互提供支持等。

第三、4個行為者都擁有充分的信息和健全的判斷力瞭解和預測其他行為者可能採取的策略，例如，烏克蘭危機造成美俄關係高度緊張，中俄的再次走近即成為各方都可以準確預測的變化。

第四、4個行為者各自都身處多個大的國際關係多邊博弈當中，東北亞只是其中之一，在東北亞對局中的得失利害，會與其他地區的戰略形勢相互影響。

第五、4個行為者在東北亞對局中的博弈是連續不間斷進行的，甚至會重複進行，只有一時一事的得失，沒有最終結果。

應用納什的理論可以得出什麼

在上述假設基礎上，應用納什的理論，會有一些有意義的透視。

首先，納什均衡告訴人們：在一次博弈中，各方的最優選擇雖然導致了納什均衡，但最終結果卻很可能是最劣。最簡單的案例是擠公共汽車，在這個n人博弈中，從集體理性的角度來看，按次序上車是最有效率的做法，但是他人都搶着上車而如果我不搶，我就可能上不去，所以每個人的最優戰略都是搶着上，而納什均衡就是大家都搶，結果上車就更慢了。

通過這一思想之光，人們認識到，在某些博弈中，對局者每個人都採取了最優策略，但是結果卻是最劣。這就是所謂個體理性和集體理性的內在衝突。

在東北亞大國博弈中， 如果將地區的和平穩定視為共同利益，就需要相互達成默契，任何一方不應僅僅為了本國利益而採取自己的最優策略，例如率先部署某種先進武器。

在以“囚徒困境”聞名的這類博弈中，一個“理性人”會得出這樣的“理性計算”：我率先部署先進武器會有一些短期利益，但我的搶先一步也會刺激其他人採取同樣策略，最終的結果雖然達到某種均衡，卻導致整體安全環境大大惡化，而我的利益也將受損。這就是所謂“壞的納什均衡”。

顯然，這一透視會對單邊霸權、軍備競賽及核擴散等危險行為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然而，即使如此，由於“理性人”假設對於國際政治和地緣戰略的決策者們實際上是一個過強的假設，並不符合實際，所以，這一洞見也就到此為止，沒有更多了。

除了“囚徒困境”之類的透視，納什均衡還告訴人們：對各方都有利的某種安全合作機制，一定是納什均衡，否則就會有人受私利驅使採取單邊行動，破壞已形成的機制。而這個共贏均衡點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來尋找，逐個剔除掉不利的弱劣策略，達到兼顧個體利益和集體利益的平衡結果。

不難看出，中國近年來提倡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相互關照各自核心利益等原則基礎上的“新型大國關係”和“命運共同體”等概念，正是建立在這種哲學思考之上。

在中、俄、美、日四國相互關係上，中俄之間近年來很好地實踐了“新型大國關係”，相互尊重並深化各方面的合作，同時保持着各自的獨立自主，不走向正式聯盟。而美日同盟在軍事和安全方面的進一步深化，卻明顯帶有針對第三方的意圖，具有觸發對抗的危險。

剛剛發佈的《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明確指出：“個別海上鄰國在涉及中國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問題上採取了挑釁性舉動，在非法‘佔據’的中方島礁上加強軍事存在，一些域外國家也極力插手南海事務，個別國家對華保持高頻度海空抵近偵察。”

而納什均衡即包含了這樣的道理：多方的多策略博弈，會有更多非零和、共贏結果的納什均衡，只要共同努力，就會尋找到；而一旦退化成類似於冷戰時期的兩極對抗，可行策略選擇大大減少，走向悲劇性結局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

為了東北亞的和平穩定，推動多邊的、多途徑的互動，是符合整體利益的，這與“好的納什均衡”理論相一致。

博弈論和納什均衡都已經有60多年的發展歷史了，大師們貢獻的各種大小思想燈塔照亮了很多曾經黑暗的問題領域。今天的人們有理由比前人更理性、更智慧，即使像大國戰略博弈這樣的複雜問題，也更有條件明智地把握和處理。

但仍要保持足夠的謹慎，如果要求各國領導人直接按照納什均衡、帕累託改善的原理達成協議，甚至企圖用電腦模型運算得出“東北亞安全最優解”，其結果，一定只會比完全不懂這些理論更糟糕很多倍。

保持這種謹慎是紀念納什，放棄應用的限度是污辱納什。

謹以此文紀念約翰·福布斯·納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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