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光：伊朗日記一| 中國製造的德黑蘭地鐵
【繼“大篷車課堂”之後，今年4月底5月初，有“行路學者”之稱的李希光教授再次踏上中東地區，穿行在伊朗的大街小巷，開啓另一段文化之旅。在外人眼裏，今天的伊朗仍舊飽受戰爭、恐怖襲擊以及大國制裁的折磨，然而在李希光教授眼裏，這是一片充滿了濃郁波斯古國氣息的生活之地，人們在這裏經商、吃飯、聚會、歡樂、憂愁、落淚，過着食色生香的普通生活，就讓我們跟隨李教授的腳步，走進這個遙遠的波斯古國，感受不一樣的風土人情。本文為作者獨家授權觀察者網連載，特此感謝。】
2015年4月30日
今夜就要飛往那個讓我心跳的國家了，她有着幾千年歷史的穹頂市場，她的文明遠於中國和希臘，那裏的人喜歡肉食和大餅。儘管西方制裁她幾十年，她英勇不屈，過着喝茶、寫詩、辯論和逛街的自由和有尊嚴的生活。
我説的那個國家，叫伊朗。
我該帶點什麼見面禮給那裏的學者和朋友呢？
“你到德黑蘭，應該去乘坐一下那裏的地鐵，那是我們中國人幫助修建的，”聽説我要去伊朗，中信的一位老領導這樣叮囑。但在美國、德國等大國結束對伊朗的制裁之前，我對這次波斯之行充滿了懸念：波斯人對中國究竟是什麼態度？德黑蘭的學者會熱心和我們交流嗎？這些日子，中國的生意人和西方廠家都在翹首等待着美國牽頭的六個大國結束對波斯古國的制裁，準備湧入這個八千萬人口的穆斯林大國。自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的30多年來，伊朗一直在西方的制裁中苦苦煎熬。美國公民禁止與伊朗人做生意；其他國家企業如果與伊朗往來，將會面臨被罰款並禁止進入美國市場的風險，這一威脅致使大量歐洲企業放棄伊朗市場。而對於當下的中國來説，伊朗擁有世界第二大天然氣儲量，第三大原油儲量以及豐富的稀土資源。其八千萬消費者中，三分之二在35歲以下，人均GDP高過印度，擁有世界最高的工科畢業生比例。沒有伊朗的參與，從歷史到現實，“一帶一路”都無從談起。
午夜時分，北京飛往伊斯坦布爾的乘客排着長長的隊伍，黃色頭髮、褐色頭髮，也有黑色頭髮。大部分人是操突厥語的土耳其人，聽起來與維族人語言接近。看來，世界第七經濟強國的土耳其與世界第二強國的中國人員往來很多。我們這次出行有兩個目的地：一個是德黑蘭和伊斯法罕，在伊瑪目·薩迪克大學和德黑蘭大學這兩所伊朗著名大學做報告，與那裏的智庫就“一帶一路”和西方結束伊朗制裁後，伊朗與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關係深入交流，第二個目的地是緊挨着“伊斯蘭國”的土耳其邊境城市哈太，這個城市有大量十字軍東征遺蹟，是中東唯一的土耳其人與阿拉伯人混居的城市，我們到那裏是作為中國學者代表參加中東問題國際會議，我的演講題目是《中東問題的敍事》。
但是，土耳其方面直到我們這架飛機眼瞅着要起飛了，也沒有告訴我們如何從伊斯坦布爾去哈太，昨天土耳其使館中國僱員來電話説，要我們自己解決去哈太的交通問題。如果明早到了伊斯坦布爾，還沒有得到土耳其邀請方去哈太的交通工具確認，我們就不出伊斯坦布爾機場，直飛德黑蘭，對西方制裁中的這個古老文明國家的人民和文化進行深入採訪。
飛機剛停穩，外交部領保中心發來短信説，“文明出遊，入鄉隨俗，遵紀守法，加強防範，規避風險。請遵守土耳其法律法規，尊重當地風俗習慣，留意地震預警，注意防盜和交通安全。參觀歷史遺址勿撿拾古建殘片。”在土耳其，古羅馬遺蹟隨處可見，尤其是沿地中海和愛琴海地區，其古蹟脈絡一直延伸到愛琴海的古希臘和古羅馬。公元前190年，羅馬征服了阿納託利亞，公元395年，羅馬帝國分裂為西羅馬和東羅馬（拜占庭帝國），東羅馬包括幼發拉底河以西的小亞細亞，也就是1000年後奧斯曼帝國誕生的土地。保存最完整的羅馬古城是愛琴海港口城市伊茲密爾附近的埃菲索斯，25年前我從威尼斯乘船，經過一夜的航行，到過那裏。
在像巴扎一樣熱鬧的伊斯坦布爾機場，男男女女乘客熙熙攘攘。這裏是穆斯林走向西方和東方的最大的交通出口，波斯女子、阿拉伯女子、阿富汗婦女、巴基斯坦婦女和突厥女子在這裏逛街、購物、喝茶、吃飯、聊天，但看不到幾個蒙着蓋頭的婦女，也少見穿黑長袍的婦女，她們看上去與西方白人女子無二致，只不過是更純正的雅利安人、高加索人。我們在一個角落裏等候去德黑蘭的航班，坐在一旁披着長髮、美麗的大眼睛衝着我們微笑的姑娘來自伊朗北部，是菲律賓馬尼拉醫學院的本科生，她將與我們同機飛往德黑蘭。她大方地跟我們聊了幾句。
要在伊斯坦布爾等四個小時才登機飛往德黑蘭。我到旁邊的書店逛了一個多小時，買了五本書：1）西方當代歷史學家伯納德·羅伊斯寫的《伊斯蘭的危機》，討論了十字軍如何演變成帝國主義、伊斯蘭對西方的憤怒如何演變成恐怖主義、沙特的權力與瓦哈比運動、現代性的失敗；2）《經濟學人》駐中東特派記者彼得·曼斯菲爾德寫的《中東史》，講述了突厥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各自的作用；3）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人人必備的土耳其知識》，這是一個土耳其記者寫的，討論了土耳其的歷史、政治和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4）歷史學家辛·麥密金寫的《柏林-巴格達直達鐵路》，講述了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試圖通過修建柏林到達巴格達的鐵路，與伊斯蘭世界聯手，顛覆大英帝國在全球的霸權；5）土耳其作家寫的《一個土耳其家族的畫像》，記述了奧特曼帝國的黃昏日。
上一次跟伊朗人近距離接觸還是25年前在新疆考察南疆的沙漠絲綢之路上。一個名叫霍瑪雍的伊朗詩人給我講解天山腳下的地下水渠開爾井。他説，開爾井灌溉技術是伊朗人發明的。今天早上在伊斯坦布爾機場排隊登機去德黑蘭，有生以來第一次身邊站的坐的都是伊朗人。
一個英俊高個的伊朗年輕人用純正的漢語説，“你們中國人到伊朗會很受歡迎的，伊朗人喜歡中國人，你們中國人也會喜歡伊朗飯菜。”
“你叫啥？”我問。
“我叫阿明。”阿明是波斯語古老的名字。“我在中國和台灣做生意，現在住在台灣，”阿明説。
飛往德黑蘭的航班是架乘坐100多人的小飛機。登機後，一個灰白鬚發男子坐我身旁。我友善地英語問道，“你好！伊朗人？”
“是。”
“德黑蘭人？”
“是。”
“在土耳其做生意？”
“不，不，不會英語，”男子擺手表示不會説英語。
公務艙裏只有一個乘客，經濟艙裏坐滿了乘客，無一虛席，大家表情平靜，説話輕柔。一般乘客是女子，但沒見到一個帶頭巾的女子。飛機起飛後，向東穿過土耳其大片國土，飛往鄰國伊朗。從昨天到現在一直在旅行，有20多個小時沒有睡好覺了，我昏昏欲睡。這時，飛機一陣抖動，看了一眼航行圖，飛機正飛翔在庫爾德武裝活動地區的上空。機窗往外望，藍天下朵朵白雲。“您要喝點什麼？”美麗的空姐温柔地問道。
飛機開始下降。機窗外漫天稀薄的黃沙像是沙塵暴，飛機像海浪裏漂浮的一條小船，不停地上下顛簸，左右搖擺。我驚心地出了一身冷汗，而我旁邊一個一歲多的伊朗捲毛男孩在媽媽的懷裏咯咯直樂，就像做過山車那樣快樂。飛機終於搖搖晃晃地降落在了德黑蘭機場，乘客們不等飛機停穩忙着打開行李行李箱取行李，女人們忙着披上頭巾。
下了飛機，伊朗人都入關提取行李去了。我們需在機場邊檢外辦理落地簽證。大廳空蕩蕩的，我們來到辦簽證的小窗口，裏面坐着三個無所事事的男子。其中一個走過來，問我們的人數，然後開了張付款單，讓我們到隔壁的銀行小窗口付錢，一個人要付一百歐的簽證費。我們把護照遞給窗口裏面的伊朗官員。“你們坐在那邊的凳子上等着吧，”他説，然後就拿着我們的護照走了，我們就坐在外邊的長條凳子上耐心等候。來迎接我們的老週一定不耐煩了，他是要我們在北京辦好籤證來，但是伊朗北京使館告訴我們到德黑蘭辦落地簽證更容易。
終於拿到了簽證。簽證官要我們再去交15美元辦理一個健康保險。這時候，一架來自巴格達的航班到了，出關處又排起了大隊人馬。我們前面站着幾個披黑紗的伊拉克年輕女人，她們瞪着大眼睛，目不轉睛地看着我們。我們衝她們微笑點頭，她們仍然目不轉睛、面無表情地盯着我們看。
我是最後一個出關的，我衝警官微笑説了句中文“你好！”他也笑着回了聲“你好！”老周帶着他的伊朗司機侯賽因在門口迎接我們。
出了機場，老周的日本三菱車駛入了機場公路。長達70公里的機場公路路邊廣告牌不多，僅見到華為Mate7手機廣告、三星手機、索尼手機和美的電器廣告。看來美國對伊朗的制裁沒有約束住中國、日本和韓國的高技術企業。韓國還跟伊朗簽署了戰略伙伴關係。路上多是日本車，也有韓國車和少量歐洲車。車快進城時，路邊出現嶄新的地鐵站建築。那是中信幾年前幫助修建的地鐵。車進城經過一個長長的隧道，那也是幾年前中國人修建的。“但伊朗人很驕傲，從來不説是中國人建的，”老周説。
今天來伊朗旅遊的中國揹包客都是通過中國旅行社安排的。“伊朗旅行社接待的德國遊客最多，伊朗人和德國人都認為自己是純正的雅利安人吧，”老周説。“近來美國遊客也來伊朗了，但多是老年遊客。此外，CNN、BBC、美聯社和法新社等西方媒體在德黑蘭都有記者，但伊朗政府對外國記者管理很嚴。外國記者每天見什麼人，到哪裏去，都要向伊朗政府外國記者司報告。”老周是名老記者，在穆斯林國家做記者已經十多年了。我是5年前在另一個穆斯林國家認識他的，發現他是國內少有的中東和穆斯林國家地緣政治研究者，我聘他擔任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今天的伊朗因為自己的民族和歷史很高傲，但沒有朋友，只有也門胡賽武裝這樣的奴僕，敍利亞的阿薩德也是它的奴僕，”老周説。
擁有一千八百萬人口的德黑蘭處於伊朗高原，海拔一千多米，在阿爾伯茨雪山腳下。我們住在德黑蘭最高的酒店自由酒店，酒店29層，我住在19層。這座酒店是瑞士、意大利和中國建築師設計，兩年前中國公司重修的。夕陽下，從酒店大窗子遠眺伊朗北部的阿爾伯茨雪山，想到山那邊的阿塞拜疆，再次感覺到伊朗當年作為蘇聯和英國的緩衝地帶的地緣價值。
2015年5月1日
早餐時，發現用餐的外國人多是中國、日本、韓國（朝鮮？）商人，以及來自中東的富商和他們的女人們，也有三三兩兩濃妝豔抹的女子不顧伊朗女子服裝的嚴格規制，衣着希臘化服飾走進餐廳。
早餐後，在酒店內轉悠，發現一個大廳裏全是身穿黃色運動衫的年輕人坐在電腦跟前。門口的一個工作人員走過來問我“你是幹什麼的？”
“我是住在酒店的客人。你們在搞什麼活動？”
“計算機國際比賽。”
工作人員跟一個領導模樣的人用波斯語説了幾句，又走過來遞給我一張表和一個掛在脖子上的記者證説，“你填寫一下這張表，你就可以在這裏拍照。還有一箇中國學生來參賽呢。”
21歲的鄭曉舟（音）來自東北師範大學，瘦弱的他坐在大廳中間的一個電腦前。他在網上參加伊朗組織的計算機軟件編程國際比賽（中國區）獲得第三名。第一名和第二名沒有敢來伊朗參加比賽，曉舟不顧同學們的擔憂，自己花四千元買了張單程機票從北京直飛到德黑蘭，碰巧跟我住在一個酒店。“伊朗組織者會報銷我的機票，”曉舟説。我給他拍了照並留了張名片，讓他在比賽後找我要照片。
打開我下榻的這家酒店電視，二十幾個頻道中，沒有中文頻道，只有一個伊朗國家英語新聞頻道Press TV，剩下全是阿拉伯語頻道。英文頻道里，幾個伊朗學者正在和美國學者連線，辯論美國宣傳機器是如何製造伊朗恐懼症的。接下來的新聞節目裏，國家電視台報道伊拉克摩蘇爾附近伊拉克政府軍與伊斯蘭國的戰鬥。頭披綠頭巾的波斯美女記者正在前線採訪伊拉克將軍。接下來，一個披着紅頭巾的波斯美女報道沙特戰機攔截伊朗援助也門的運輸機，她猛烈抨擊沙特對也門的侵略行徑給當地百姓帶來巨大傷害。接下來，伊朗電視台在烏克蘭事件中報道中毫不含糊地支持俄羅斯。大部分頻道是娛樂、電影、談話、動漫、體育和宗教頻道或欄目。有一個頻道在教韓國跆拳道，另一個頻道在播放中國古裝電視劇，電視劇有阿拉伯語配音。體育頻道在播乒乓球國際比賽，畫面上是兩個中國選手在對打。西方頻道只有BBC，沒有CNN。
今天靠電視和網絡獲取新聞的人，提起伊朗，腦海裏會出現一種伊朗恐懼症。主流媒體總是把伊朗描繪成揮舞核武器大棒、焚燒美國國旗、女人從頭到腳披黑紗、男人蓄長鬍的宗教極端主義分子和恐怖主義分子。人們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揭開媒體遮擋伊朗真相的蓋子，或者撕開CNN和《華爾街日報》製造的有關伊朗的黑幕。我們這次來伊朗，是希望能夠用自己的肉眼去看客觀存在的伊朗的現實和歷史。
來伊朗的外國旅行者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從伊朗歷史上的統治者或統治文化，來確定在伊朗考察的主題和路線：波斯文化行、希臘文化行、阿拉伯文化行、突厥文化行、蒙古文化行。我們也可以透過古絲綢之路的遺存，確定考察的主題和路線：清真寺路線、巴扎路線、商旅客棧路線、茶館咖啡店路線、地毯店路線和饢的路線。今天，我將獨自走進古老的德黑蘭大巴扎，看看伊朗底層社會的人是如何看待我這個來自異國他鄉的陌生人的。
出租車行駛在清潔的德黑蘭大道上，頭髮花白的司機問我：“要聽音樂嗎？伊朗音樂？”
我一開始沒聽懂他蹩腳的英文。他用英語又重複説了一遍。我説，“好，我要聽！我愛伊朗，當然要聽伊朗音樂啦。”
一陣節奏感極強的電子樂伴奏下，一個波斯男子的歌聲從這輛破車的音響裏傳出來，聽起來有點刺耳。我裝着很愛聽。只見司機興奮了起來，他忍不住一邊開車一邊伴着音樂節奏扭動着胖胖的身體。這時，一輛小轎車趕上我們，與我們並行。年輕的爸爸見我衝他們招手，他把車放慢，讓我透過車窗給他兒子和漂亮的媳婦拍照。
“中國好！中國好！中國伊朗是兄弟，”出租車司機兩隻手鬆開方向盤手手指纏在一起，高興地對我喊道。出租車停在了霍梅尼大巴扎步行街的入口處。
在古絲綢之路上，巴扎是過往中外商人吃喝拉撒睡和娛樂的地方。至今在伊斯坦布爾、伊斯法罕、喀什、撒馬爾罕、布哈拉、希瓦仍然可以看到其存在。在伊朗，兩千年來，巴扎不僅是商人活動的據點，還是政治和經濟權力的中心之一。控制巴扎的人多是保守的宗教人士，也是當局最為頭疼的人。進入現代，德黑蘭歷屆政府都想拆遷擁擠破敗的古巴扎，修造現代化的商場、超市和購物中心，但最後都像剷平巴扎的巴列維政府最後被伊斯蘭革命剷平一樣無疾而終。1979年，那些捍衞巴扎的商人也是支持霍梅尼伊瑪目推翻巴列維國王的政治力量。儘管今天德黑蘭建了很多的超市和購物中心，整個伊朗三分之一的零售由德黑蘭巴扎控制，併為全國的商品價格定價。例如，在德黑蘭大巴扎有60個衚衕是專賣地毯的，裏面有4000個地毯商鋪。2011年，衚衕裏一個25平米的地毯商鋪100萬美元轉手給了一個經銷內衣的進口商，這個從中國進口內衣的伊朗商人聲稱他第一年靠賣女人內褲就賺了兩百萬美元。
很不湊巧，今天是週五，伊朗大巴扎放假，所有衚衕的店鋪門都上了鎖。我在迷宮般的巴扎衚衕裏轉了一個多小時，安靜、陰暗、破敗、荒涼。時而有一兩個男女行人從另外一個衚衕走出來，或迎頭走過來，或背後走過來。我心裏有點發毛，但還是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一邊走，一邊拍照殘存的古商鋪大門。
走出大巴扎衚衕，來到户外步行街上，熾熱的陽光下很多人在散步，更多的是小販在叫賣服裝、襪子、鞋帽。旁邊有個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的“蔬菜廣場”，建於19世紀初卡扎爾王朝。這個廣場不僅是農民賣蔬菜的地方，更像老北京的菜市口，是德黑蘭的唯一公共廣場，是懲處犯人的地方。這個地方聚集了從事各種工作的人：賣草藥的郎中、花匠，馬車伕、清潔工、燒烤店、饢店、擔挑理髮匠等。
中午在蔬菜廣場吃了份敍利亞烤肉，喝了瓶百事可樂。“多少錢？”我買單時問。店小二不懂英文。他指着我的錢包，我把錢包遞過去，他從中抽出了一張50萬元的伊朗紙幣，然後找我37萬元。一美元等於三萬伊朗幣，我這頓飯花了不到五美元。
在蔬菜廣場上遇到兩個來自湖北葛洲壩的青年男子。我們坐在路邊一個木椅子上閒聊。他們在設拉子市附近的一條河上幫助伊朗融資建設水電站，土建工程包給了伊朗人。在伊朗有一萬中國人，中國在伊朗承建眾多的工程項目、基礎設施項目，潛藏着巨大的經濟利益。例如，德黑蘭地鐵五號線是中信兩年前幫助融資修建的，伊朗地鐵裏跑得都是中國製造的機車和車廂。據今天的伊朗英文報紙《金融論壇報》報道，中國國家電力集團代表團一行14人正在伊朗西南部的庫澤斯坦省考察水電項目，庫澤斯坦緊挨伊拉克絲綢之路著名古港口的巴士拉和波斯灣。庫澤斯坦水電局長説，希望中國電力和另外三家中國的國際投資公司岱茲電力和大壩工程，其產能是720兆瓦。伊朗電力產量中東第一，整個裝機容量是72000兆瓦，名列世界第14。伊朗是中東電力的最大出口國和進口國，向亞美尼亞、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拉克和阿富汗出口電力。但中國媒體派駐這裏的記者很少，一共只有4個記者：新華社二人、中央電視台一人（另有三個當地僱員）和《文匯報》記者一人。
“中國是在伊朗遭遇美國製裁下給予投資和幫助的，”葛洲壩的工程師説。“中國在其困難時期來幫助她，所以伊朗人民對中國很友好。但這是利益驅動的，一旦美國結束對伊朗制裁，中國能否競爭過大量湧入進來的西方國家和日本，這要拭目以待。”
老周昨晚請我們吃飯聊天時説，四十年前中國人的收入只有伊朗人的百分之五，當時中國人均GDP150美元，伊朗人均GDP3000美元。今天中國人均GDP7485美元，伊朗只有約5000美元。美國製裁伊朗不是從霍梅尼革命開始的，早在巴列維時代，巴列維國王在美國人面前暴露了波斯人不當奴僕的高傲的民族本性。他在艾森豪威爾的葬禮上對尼克松説，“現在我們之間可以平等對話了。”當時美國能源危機油價飛漲，民怨載道。尼克松和後來的福特總統都向巴列維請求石油增產降價，但巴列維反而將石油漲價15%。卡特繼任後找到沙特，沙特答應了美國要求，採取了增產降價的政策，贏得了美國好感。當時伊朗大搞城市化建設，大量農民移居進城找工作，但隨着美國的石油進口轉向沙特，巴列維沒有能力實現其宏偉的經濟願景。城市無業的鄉下人、熱血沸騰的大學生在霍梅尼的號令下，開展了推翻巴列維國王的大起義。
酒店的角落裏有一個只能容納一個顧客的雜貨店，裏面有個書架擺滿了關於伊朗和波斯文明的書。
“庫尼奇瓦，”胖胖矮小的店老闆笑眯眯衝我打招呼。
“庫尼奇瓦，但是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國人，”我説。
我在書架上挑了兩本伊朗學者寫的《伊朗的大車店》和《伊朗的巴扎》兩本厚書交給店老闆。
“我怎麼也不相信你是中國人，”書店老闆説，“我在這裏開店十幾年了，你是第一個在我店裏買書的中國人。我們這裏住店最多的外國客人就是中國人，日本人來的極少。但是，中國人進我這個小店就是買煙或者買古幣。而日本人進來就是買書。”
書一共71美元。我給了他三張20美元、一張10元的和一張1元的。老闆數了下錢，從中抽出一張説，“這張不是1美元，你給的是100美元。”
我心裏一陣激動，這就是古老而高貴的波斯人在絲綢之路上做生意的風格。“你叫啥名字？”我問。
“阿里，”他説。
“瞧，阿里，我想再買您一本書，作為對您誠實地退給我那100美元的回報。”我挑了一本伊朗攝影家拍攝的畫冊《波斯波利斯——神的都城》，波斯波利斯是古波斯帝國首都，後被古希臘亞歷山大征服。亞歷山大征服波斯後，接着征服了阿富汗和北印度。
乾爽的夜風下，山腰間的中餐館燈火誘人，透過明亮的窗户看見一對對伊朗俊男靚女坐在餐桌前盡情地享用中國大餐。山上的五星級酒店門口，衣着華麗的男男女女快樂地扎堆聊天，或相互道晚安。
“你是中國人嗎？”一個20歲出頭、身披藏青色薄紗的波斯姑娘走到我跟前熱情地用生疏的普通話問。
“是的。”
“中國哪裏的？”
“北京。”
“我叫桑，在北大學中文，中文太難學了。”説完，一個男孩摟着她的細腰走下山去。
接近午夜，我看着一個個離去的歡快的伊朗男男女女，我怎麼也不會聯想到他們是美國媒體上描繪的“宗教極端主義分子”或“恐怖分子”，他們也是飲食男女呀。
這個星期德黑蘭在舉辦國際電影節。伊朗電視台第三頻道是紀錄片和電影頻道，頻道總監邀請我和澳大利亞的一位電影製片人分別接受一個小時的訪談。
“政治自由越多是否意味着個人自由越多？”伊朗導演採訪澳大利亞總監時問。
“按照西方媒體的説法，毛澤東時代，中國沒有個人政治自由。但是那個時代，中國婦女個人夜裏單獨出行不會遇到什麼危險。在美國和其它國家，個人擁有很大的政治自由，但是婦女不敢在夜裏單獨個人出行，”澳大利亞製片人回答。
在對我的採訪中，我回答了導演一連串的充分反映伊朗政治立場和價值取向的問題。我還講述了我個人的伊朗記憶：1971年小學五年級時，在《人民日報》國際版讀到一篇中國伊朗建交的豆腐塊大小的背景性短文，短文提到中國與伊朗的絲綢之路聯繫，這也許是《人民日報》首次出現絲綢之路這四個字；1974年讀中學時，伊朗舉辦亞運會，中國首次參加，那時候沒有電視，宋世雄通過廣播解説亞運會的足球比賽，我每天晚上趴在熊貓牌電子管收音機跟前，聽着比賽的聲響；1978年，華國鋒總理應巴列維國王邀請訪問伊朗，沒曾想三個月後巴列維被推翻，逃亡美國，華國鋒也被奪權；1979年伊朗學生佔領美國使館，美軍突擊隊搶救人質失敗；1989年6月的第四天,伊朗革命領袖霍梅尼病逝，第二天西方媒體頭版僅把他的死訊放在不起眼的的位置，頭條顯著位置給了北京大廣場上同天夜裏發生的故事。
今天究竟有多少伊朗人在學中文、有多少伊朗人在中國打工經商學習，沒人知道。但是中餐館來自雲南的店小二告訴我，“僅在德黑蘭就有十萬中國人。”但是，他的這個數字與今天上午葛洲壩工程師告訴我的數字相差一個數量級，我不知道該信誰的。店小二來伊朗一年了，工程師來伊朗也半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