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國到現在 中國孩子們怎麼過六一兒童節(組圖)
適逢六一兒童節,有孩子的帶孩子出去happy,沒孩子的回憶童年自己happy。於是你可以先去看看30件經典童年玩物,如果沒被勾起回憶,再來看看澎湃新聞推出的這組圖——從民國到現在,中國孩子們怎麼過兒童節。如果你看得深沉、看得有同感,那恭喜你,年齡已暴露。
開個玩笑。這就嚴肅起來迎接民國範。1931年國民黨黨政機構確立了每年四月四日為兒童節,兒童被國民政府當作了挽救國家危亡的希望所在。保護兒童、兒童幸福、慈幼一時成為社會上熱門的話題。那時的兒童是怎麼度過這個節日的呢?
以下報道來自澎湃新聞,記者史健:
中國雖然早有慈幼傳統,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古訓,但更多時候,兒童仍是家庭的附庸而沒有獨立的意義。晚清以後,由於歐美各國“兒童中心主義”思想的傳入和對兒童本身價值的發現,加之對兒童將來能救亡圖存寄予厚望,兒童獨立的地位和意義得到了重新的認識和確立。

1870年,廣州,拿着書本的兒童。
在封建社會,兒童是家庭的私有財產,新文化運動之後人們意識到,兒童現在是家庭中的一員,將來就是國家中的一份子。
為賦予兒童政治地位,塑造“新國民”,1931年國民黨黨政機構確立了每年四月四日為兒童節。兒童被國民政府當作了挽救國家危亡的希望所在。一時間,保護兒童、兒童幸福、慈幼成為社會上熱門的話題。

各大報刊也展開積極的宣傳活動,推出兒童節報道。
對設立兒童節之必要,《中華週報》曾解釋到:“國民教育既未普及,強迫教育又未實行,各地方雖開設若干小學校幼稚園為兒童教育之所,但數目非常有限,且民智未開,社會上每每對於兒童教養視為無足輕重的事。兒童在社會上是沒有地位的,父兄之養育其子弟,無非出於鞏固家庭養老傳嗣的一種私意,並無絲毫強國強種的觀念。若不由政府指定一個日期,做一種盛大的宣傳,則不足喚醒人民對於兒童事業的注意。”

《文華》雜誌的兒童節專號。
同時,因當時日本人的侵略,文章更將兒童與救國聯繫起來:“根本的救國辦法,是一面責望於成年人為救國的急先鋒,一面更要注意兒童們救國後援隊。” 孔祥熙還專門撰文言及:“欲謀救國,宜從根本上着手,需先培養國家生命所寄託之兒童,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義,教養國內多數兒童,如此國難可解外侮永絕。”

1935年,江蘇南京新都大戲院,兒童年開幕典禮。經過努力,兒童的教育、健康、衞生等福利問題逐漸得到人們的關注並有所改善。CFP 資料
在這種指導方針下,各種關於兒童的標語口號流行起來,如“兒童不是舊時代的繼承者,兒童是新時代的開創者!”、“兒童是改造社會的小工人”、“兒童是復興中華民族的生力軍”、“加緊敎育兒童,訓練兒童”等。還有一些頗具時代特色的兒童節標語,如“少爺小姐是廢物,貪圖享福必送終”、“不把苦孩子的奶奪來吃”。
1935年,民國政府還曾決定,從當年的4月4日起至1936年4月3日止為“全國兒童年”。

兒童節進行隊列表演。當時民國各中、小學校都有“童子軍”組織,每年國統區的兒童節也多以“童子軍”的活動為中心,搞一些慶祝儀式。
當時的兒童節項目頗為繁複,如上海市紀念兒童節的程序就有:奏樂、唱歌、向總理遺像致敬、靜默、主席報告、市長致辭、各機關代表演説、名人演講、兒童代表演講、歡呼口號以及公安局奏樂、保安隊教導團演習等等。大會經常邀請名人演講。蔡元培在第四屆兒童節上的演講中提出,成年人應當注意兒童“衣食住行,智體德美,因未來之責任,異常繁複,如無相當之訓練,將來不易擔當。”

1935年,上海兒童節慶祝活動,兒童代表演説兒童新生活運動。1934-1949年的新生活運動力求使人民改頭換面,具備“國民道德”和“國民知識”。

1935年兒童節,上海市長吳鐵城向兒童贈送紀念品。
紀念大會不僅參加人數眾多,規模宏大,政治氣氛也很濃厚。每到紀念日各地都會成立兒童節紀念大會委員會,大會主席團多是黨政機關職員。每次紀念活動結束時兒童會高呼口號:“兒童要負起三民主義的責任……中華民族萬歲、三民主義萬歲”等。從以上兒童節程序可以看出,真正與孩子們有關的活動並不多,更多的是大人們按照自己的意願舉行的活動。
作為一個新生節日,它是國民政府彰顯社會控制力的手段之一,更是通過兒童進而教化成年人的方法。

1936年兒童節上,孩子們表演節目。
九一八事件後,國難加重,兒童節也成為國家對兒童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一個平台。1934年,廣州市政府還下公告,制定《兒童歌》:“今朝盛節祝兒童,國光付託我兒童,責任繁重,雪恥國強仗我躬,真主人翁,警醒大家勿醉夢,頻敲暮鼓與晨鐘。”並責令各學校教員預先教授學生。

報紙(1933年)上配發的兒童節特輯也緊跟時事,以愛國兒童為主題。 此照片配發的文字為“如果你是我的敵人”

配發文字:“籠裏的同類為什麼要爭鬥呢?”都暗含了時局的隱喻。

配發文字:“時勢急了!日本欺我無人。我要撕破紙,投了筆,帶了炸彈,乾糧。東北去,收回國土。街上去,殺盡倭奴!!!”
國民政府將時局教育、政治教育的需求與兒童教育緊密捆綁在了一起。有人在報上直言:“我國目前兒童教育的基本方針是什麼呢,我們覺得應該是以三民主義內容的教育,是提高兒童抗戰意識的教育,是訓練兒童生產技能的教育。”

1941年,四川簡陽縣龍泉驛一處童子軍學校中,黑板上的“我是中華國民……將來一定了不得”的訓導口號。

1934年,上海兒童年恰逢提倡國貨年。一名兒童在中國國貨公司製作的坦克模型旁。當年,中國國貨公司還開設了兒童遊樂市,向兒童推銷國貨。兒童節所發禮品也都務求國產。
這種以政治訓導為實質的兒童節,雖然在當時的情勢下有其意義,但仍不免遭到質疑。1935年的《民眾先鋒》上一篇《誰的兒童節》反問到:“每年的兒童節,各要人家的公子小姐都穿着新裝,他們的小照片都會登載各報上,但那些農村經濟破產下的兒童,做小生意的兒童,他們有些成日只能穿着破衣裳挨家挨户的唱,有些在鄉下啃草皮,好多十三歲的兒童為得一角錢要挖一整天的陰溝。同樣是兒童,同樣是未來的主人翁,這樣矛盾的社會,兒童節真不知道是哪些兒童的。”

民國時期吃着東西的少年礦工。CFP 資料
當時城市裏能過兒童節的不是有錢人家的孩子,至少也是有學可上的孩子,更多的孩子是無學可上,甚至淪為童工。
這種反思也出現在陶行知的《民主的兒童節》中:“幸運的兒童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過兒童節,不幸的兒童就連四月四日也與他們無關,他們在兒童節仍舊是搽皮鞋、拾狗屎。”

1938年,在延安的毛澤東與小八路交談。
當國民黨在轟轟烈烈進行兒童節活動時,共產黨對於兒童的教育也十分重視。1938年6月26日,毛澤東為《邊區兒童》的題詞中教導説:“兒童們起來,學習做一個自由解放的中國國民,學習從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爭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變成新時代的主人翁。”1942年“四•四”兒童節時,又為《解放日報》題詞:“兒童們團結起來學習做新中國的新主人。”

1940年,河北唐縣稻園紀念“四•四”兒童節大會上,兒童團進行歌詠比賽。手持木槍、肩背被包的兒童團員們列隊高歌。 趙烈 圖

1940年,“四•四”兒童節上,兒童代表發言。趙烈 圖
1940年2月,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作出了關於《紀念“四•四”節與 開展兒童工作決議》,提出要“幫助已有的兒童團體,普遍建立抗日兒童團。”此後,各個抗日根據地都建立了兒童團組織。主要任務為:宣傳大家打日本、偵察敵情捉漢奸、站崗放哨送書信等。

1940年,手拿木槍的邊區兒童。沙飛 圖

1944年,敵後根據地的兒童怒劈日軍遺留的堡壘殘木。沙飛 圖

1950年,“六一"兒童節上,坐在主席台上的主席團成員。此時的兒童節已經改為六月一日。
建國後,新中國將兒童節改在了六月一日,廢除了原來的“四•四”兒童節。此後的兒童不再擔負救國存亡的重任。他們成了“祖國的花朵”、“社會主義的接班人”。

1957年5月1日的國際勞動節慶祝大會上,孩子們列隊經過天安門廣場。
經歷過社會大動盪之後,人們的心稍微安頓下來,兒童的形象從肩負政治需求的“新國民”迴歸到了童真之中。

1964年“六一”前夕,北京王府井百貨商店童裝組十分熱鬧。一位媽媽正在為女兒試穿新衣。新華社 資料
此後,另一些關於兒童的口號流行起來。1951年9月底,毛澤東接見安徽參加國慶的代表團,代表團成員中有渡江小英雄馬三姐。毛澤東關切地問她唸書情況,還送她一本精美的筆記本,並且在扉頁上題詞:好好學習,天天向上。這8個字的題詞迅速在全國傳播開來,成了很多人兒時的記憶。

1983年的“六一”兒童節上,合肥鋼鐵公司的巡遊彩車就以“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為主題。CFP 資料

2007年的“六一”,等待表演的孩子們在後台打起了哈欠。此後的兒童節,更多集中在文藝匯演和遊玩上。
(澎湃新聞 記者史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