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國到現在 中國孩子們怎麼過六一兒童節（組圖）
適逢六一兒童節，有孩子的帶孩子出去happy，沒孩子的回憶童年自己happy。於是你可以先去看看30件經典童年玩物，如果沒被勾起回憶，再來看看澎湃新聞推出的這組圖——從民國到現在，中國孩子們怎麼過兒童節。如果你看得深沉、看得有同感，那恭喜你，年齡已暴露。
開個玩笑。這就嚴肅起來迎接民國範。1931年國民黨黨政機構確立了每年四月四日為兒童節，兒童被國民政府當作了挽救國家危亡的希望所在。保護兒童、兒童幸福、慈幼一時成為社會上熱門的話題。那時的兒童是怎麼度過這個節日的呢？
以下報道來自澎湃新聞，記者史健：
中國雖然早有慈幼傳統，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古訓，但更多時候，兒童仍是家庭的附庸而沒有獨立的意義。晚清以後，由於歐美各國“兒童中心主義”思想的傳入和對兒童本身價值的發現，加之對兒童將來能救亡圖存寄予厚望，兒童獨立的地位和意義得到了重新的認識和確立。
1870年，廣州，拿着書本的兒童。
在封建社會，兒童是家庭的私有財產，新文化運動之後人們意識到，兒童現在是家庭中的一員，將來就是國家中的一份子。
為賦予兒童政治地位，塑造“新國民”，1931年國民黨黨政機構確立了每年四月四日為兒童節。兒童被國民政府當作了挽救國家危亡的希望所在。一時間，保護兒童、兒童幸福、慈幼成為社會上熱門的話題。
各大報刊也展開積極的宣傳活動，推出兒童節報道。
對設立兒童節之必要，《中華週報》曾解釋到：“國民教育既未普及，強迫教育又未實行，各地方雖開設若干小學校幼稚園為兒童教育之所，但數目非常有限，且民智未開，社會上每每對於兒童教養視為無足輕重的事。兒童在社會上是沒有地位的，父兄之養育其子弟，無非出於鞏固家庭養老傳嗣的一種私意，並無絲毫強國強種的觀念。若不由政府指定一個日期，做一種盛大的宣傳，則不足喚醒人民對於兒童事業的注意。”
《文華》雜誌的兒童節專號。
同時，因當時日本人的侵略，文章更將兒童與救國聯繫起來：“根本的救國辦法，是一面責望於成年人為救國的急先鋒，一面更要注意兒童們救國後援隊。” 孔祥熙還專門撰文言及：“欲謀救國，宜從根本上着手，需先培養國家生命所寄託之兒童，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義，教養國內多數兒童，如此國難可解外侮永絕。”
1935年，江蘇南京新都大戲院，兒童年開幕典禮。經過努力，兒童的教育、健康、衞生等福利問題逐漸得到人們的關注並有所改善。CFP 資料
在這種指導方針下，各種關於兒童的標語口號流行起來，如“兒童不是舊時代的繼承者，兒童是新時代的開創者！”、“兒童是改造社會的小工人”、“兒童是復興中華民族的生力軍”、“加緊敎育兒童，訓練兒童”等。還有一些頗具時代特色的兒童節標語，如“少爺小姐是廢物，貪圖享福必送終”、“不把苦孩子的奶奪來吃”。
1935年，民國政府還曾決定，從當年的4月4日起至1936年4月3日止為“全國兒童年”。
兒童節進行隊列表演。當時民國各中、小學校都有“童子軍”組織，每年國統區的兒童節也多以“童子軍”的活動為中心，搞一些慶祝儀式。
當時的兒童節項目頗為繁複，如上海市紀念兒童節的程序就有：奏樂、唱歌、向總理遺像致敬、靜默、主席報告、市長致辭、各機關代表演説、名人演講、兒童代表演講、歡呼口號以及公安局奏樂、保安隊教導團演習等等。大會經常邀請名人演講。蔡元培在第四屆兒童節上的演講中提出，成年人應當注意兒童“衣食住行，智體德美，因未來之責任，異常繁複，如無相當之訓練，將來不易擔當。”
1935年，上海兒童節慶祝活動，兒童代表演説兒童新生活運動。1934-1949年的新生活運動力求使人民改頭換面，具備“國民道德”和“國民知識”。
1935年兒童節，上海市長吳鐵城向兒童贈送紀念品。
紀念大會不僅參加人數眾多，規模宏大，政治氣氛也很濃厚。每到紀念日各地都會成立兒童節紀念大會委員會，大會主席團多是黨政機關職員。每次紀念活動結束時兒童會高呼口號：“兒童要負起三民主義的責任……中華民族萬歲、三民主義萬歲”等。從以上兒童節程序可以看出，真正與孩子們有關的活動並不多，更多的是大人們按照自己的意願舉行的活動。
作為一個新生節日，它是國民政府彰顯社會控制力的手段之一，更是通過兒童進而教化成年人的方法。
1936年兒童節上，孩子們表演節目。
九一八事件後，國難加重，兒童節也成為國家對兒童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一個平台。1934年，廣州市政府還下公告，制定《兒童歌》：“今朝盛節祝兒童，國光付託我兒童，責任繁重，雪恥國強仗我躬，真主人翁，警醒大家勿醉夢，頻敲暮鼓與晨鐘。”並責令各學校教員預先教授學生。
報紙（1933年）上配發的兒童節特輯也緊跟時事，以愛國兒童為主題。 此照片配發的文字為“如果你是我的敵人”
配發文字：“籠裏的同類為什麼要爭鬥呢？”都暗含了時局的隱喻。
配發文字：“時勢急了！日本欺我無人。我要撕破紙，投了筆，帶了炸彈，乾糧。東北去，收回國土。街上去，殺盡倭奴！！！”
國民政府將時局教育、政治教育的需求與兒童教育緊密捆綁在了一起。有人在報上直言：“我國目前兒童教育的基本方針是什麼呢，我們覺得應該是以三民主義內容的教育，是提高兒童抗戰意識的教育，是訓練兒童生產技能的教育。”
1941年，四川簡陽縣龍泉驛一處童子軍學校中，黑板上的“我是中華國民……將來一定了不得”的訓導口號。
1934年，上海兒童年恰逢提倡國貨年。一名兒童在中國國貨公司製作的坦克模型旁。當年，中國國貨公司還開設了兒童遊樂市，向兒童推銷國貨。兒童節所發禮品也都務求國產。
這種以政治訓導為實質的兒童節，雖然在當時的情勢下有其意義，但仍不免遭到質疑。1935年的《民眾先鋒》上一篇《誰的兒童節》反問到：“每年的兒童節，各要人家的公子小姐都穿着新裝，他們的小照片都會登載各報上，但那些農村經濟破產下的兒童，做小生意的兒童，他們有些成日只能穿着破衣裳挨家挨户的唱，有些在鄉下啃草皮，好多十三歲的兒童為得一角錢要挖一整天的陰溝。同樣是兒童，同樣是未來的主人翁，這樣矛盾的社會，兒童節真不知道是哪些兒童的。”
民國時期吃着東西的少年礦工。CFP 資料
當時城市裏能過兒童節的不是有錢人家的孩子，至少也是有學可上的孩子，更多的孩子是無學可上，甚至淪為童工。
這種反思也出現在陶行知的《民主的兒童節》中：“幸運的兒童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過兒童節，不幸的兒童就連四月四日也與他們無關，他們在兒童節仍舊是搽皮鞋、拾狗屎。”
1938年，在延安的毛澤東與小八路交談。
當國民黨在轟轟烈烈進行兒童節活動時，共產黨對於兒童的教育也十分重視。1938年6月26日，毛澤東為《邊區兒童》的題詞中教導説：“兒童們起來，學習做一個自由解放的中國國民，學習從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爭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變成新時代的主人翁。”1942年“四•四”兒童節時，又為《解放日報》題詞：“兒童們團結起來學習做新中國的新主人。”
1940年，河北唐縣稻園紀念“四•四”兒童節大會上，兒童團進行歌詠比賽。手持木槍、肩背被包的兒童團員們列隊高歌。 趙烈 圖
1940年，“四•四”兒童節上，兒童代表發言。趙烈 圖
1940年2月，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作出了關於《紀念“四•四”節與 開展兒童工作決議》，提出要“幫助已有的兒童團體，普遍建立抗日兒童團。”此後，各個抗日根據地都建立了兒童團組織。主要任務為：宣傳大家打日本、偵察敵情捉漢奸、站崗放哨送書信等。
1940年，手拿木槍的邊區兒童。沙飛 圖
1944年，敵後根據地的兒童怒劈日軍遺留的堡壘殘木。沙飛 圖
1950年，“六一"兒童節上，坐在主席台上的主席團成員。此時的兒童節已經改為六月一日。
建國後，新中國將兒童節改在了六月一日，廢除了原來的“四•四”兒童節。此後的兒童不再擔負救國存亡的重任。他們成了“祖國的花朵”、“社會主義的接班人”。
1957年5月1日的國際勞動節慶祝大會上，孩子們列隊經過天安門廣場。
經歷過社會大動盪之後，人們的心稍微安頓下來，兒童的形象從肩負政治需求的“新國民”迴歸到了童真之中。
1964年“六一”前夕，北京王府井百貨商店童裝組十分熱鬧。一位媽媽正在為女兒試穿新衣。新華社 資料
此後，另一些關於兒童的口號流行起來。1951年9月底，毛澤東接見安徽參加國慶的代表團，代表團成員中有渡江小英雄馬三姐。毛澤東關切地問她唸書情況，還送她一本精美的筆記本，並且在扉頁上題詞：好好學習，天天向上。這8個字的題詞迅速在全國傳播開來，成了很多人兒時的記憶。
1983年的“六一”兒童節上，合肥鋼鐵公司的巡遊彩車就以“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為主題。CFP 資料
2007年的“六一”，等待表演的孩子們在後台打起了哈欠。此後的兒童節，更多集中在文藝匯演和遊玩上。
（澎湃新聞 記者史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