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方興東：互聯網的上半場在美國，下半場在中國

在位於北京中關村的辦公室見到方興東時，他正忙着發一封郵件。偌大的辦公桌上堆滿了各類書籍：《工業4.0》、《冒險經濟》、《塑造世界的1001天》……對於他來説，這恐怕是每天工作的常態。

在國內，方興東最為人熟知的頭銜是“中國博客教父”，2002年他發起成立博客網，想要建立一箇中立、開放和人性化的信息資源共享平台，到2003年底，博客網已經成為全球中文第一博客網站。其實早在這之前，方興東就一直致力於互聯網領域研究，1999年他和幾位朋友創立了互聯網實驗室，這是國內第一家專業的互聯網研究和諮詢機構，被稱為“中國網絡空間第一智庫”。

自此，方興東的研究興趣就一直沒有離開過互聯網領域，先後出版了《殲擊伏擊：華為思科之戰啓示錄》、《黑客微百科》、《網絡強國：中美網絡空間大博弈》，最新的成果是剛剛推出的《網絡空間安全藍皮書（2013-2014）》，解讀這一年來國內外重大網絡安全熱點事件，洞察未來網絡安全全球博弈的特點，探索中國的網安戰略與實踐策略。

正如這本藍皮書中提到的，2013年至2014年是網絡空間風雲變幻莫測的一年，從稜鏡門到微軟Windows XP事件，再到成立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烏鎮世界互聯網大會的召開，“網絡安全”成為被提及最多的話題。中美網絡安全領域存在哪些衝突，又是如何溝通的？下一個三十年，網絡世界的規則該如何制定，中國又如何佔有一席之地？對此，觀察者網專訪方興東，詳細解讀中美網絡安全博弈。

觀察者網專訪方興東，解讀中美網絡安全博弈

我們需要儘快形成清晰的網絡安全戰略

**觀察者網：**2013年斯諾登事件後，中美網絡安全博弈迅速升温，包括美國不斷指責中國黑客攻擊，對中國網絡治理指手畫腳，不斷挑戰中國的網絡主權。您能不能詳細講講中美兩國在網絡安全問題上的衝突，以及中國如何應對這種衝突？

**方興東：**應該説中美網絡安全博弈過程中，2013年的斯諾登事件是個重大轉折點。在這之前，國家比較關注的是新媒體產業，之後開始發現，實際上我們在網絡安全能力方面和美國存在着巨大落差，更重要的是，我們在戰略和制度上也存在着更大的落差。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要把我國建設成一個戰略清晰、技術先進、產業領先、攻防兼備的網絡強國，其中第一條就是戰略清晰。

其實中美網絡空間衝突在斯諾登之前就已經開始升温了，比如美國對華為的“封殺令”，這其中有歷史的必然性，我覺得主要原因在於中國互聯網科技和企業的崛起，比如華為、中興和阿里巴巴，對美國真正形成了競爭力。之前，美國完全單方面主導整個網絡空間，但後來逐漸受到了中國的競爭與威脅，動搖了一家主導的原有格局。美國整個網絡戰略儘管表面上還是強調防禦性，但實際上已經慢慢變得越來越有攻擊性，國防部越來越強勢。美國之所以能在網絡安全問題上指責中國，包括前不久發動對朝鮮網絡的行動，就是因為它已經能夠深入到別國內部來。

在這種情況下，對中國來講就需要提升產業和技術能力。我個人認為網絡空間的能力很大程度上還是取決於產業和技術的先進性，是競爭力和創新能力的長期較量，它不像傳統安全主要靠軍事武器就可以了。互聯網空間有非常時期和正常時期之分，有軍用和民用之分，網絡安全的基本面還是以民為主。所以在這點上，我們需要補課，而且這個課不是一兩年就能補上的，僅僅圍繞戰略清晰這一點可能需要的時間就比我們想象的要長。

**觀察者網：**您剛才提到戰略問題，目前來講，我們在網絡安全方面有沒有形成比較成熟的戰略方針？

**方興東：**網絡空間發展有三種戰略選擇：進攻型戰略、積極防禦型戰略和消極防禦型戰略，目前全球唯一有能力採取進攻型戰略的只有美國——當然我並不認同這種戰略，長期來看這種戰略損人不利已，只會加速自己的衰落；採取消極防禦型戰略的有朝鮮、敍利亞和伊朗等國家。對於中國來説，基於我們的實力和能力，我覺得我們應該選擇積極防禦型戰略。因為目前我們還沒有能力採取進攻型戰略，但中國要成為和美國平起平坐的網絡強國，也不能採取消極防禦型戰略，那意味着要犧牲發展來換取安全，那麼我們肯定應該是積極防禦的，通過先進的技術和有競爭力的產業來保障安全。

但目前中國最大的問題恰恰在於，我們缺乏一個上下一致的戰略選擇。網絡安全工作千頭萬緒，部門職能分散重疊而且缺乏整體協調，而我們在策略上也明顯缺乏博弈智慧。比如最近和美國的網絡安全衝突，其中有美國對中國的偏見，也有我們自己工作的方式方法問題。所以我們需要從戰略上明確目標，不斷建立機制和規則，一旦這些規則建立起來，一定會對美國的進攻型戰略構成有形無形的衝擊。

**觀察者網：**我們的能力有限，戰略也不是很清晰，那麼是否有能力對美國的網絡安全戰略構成挑戰？

**方興東：**目前從實力上來説，我們還沒有辦法和美國比，但中國握有龐大的網絡用户，時間更對我們有利。目前我們的手機用户是美國的3倍以上，互聯網用户是美國的2.5倍以上。九十年代中期，美國佔據了全球網民數量的三分之二，現在已經跌破10%了，目前全球有30億網民，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大概佔了10億，只有三分之一，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大概佔了三分之二，其中中國就佔了25%。而且下一個30億網民中，只有10%來自於發達國家，90%來自於發展中國家，這其中又有20%來自於中國，其他70%來自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整個網絡空間的重心已經開始轉移了，大的格局正在發生變化，從原來的以美國為中心，以發達國家為重點，逐漸轉變為以發展中國家、以中國為中心的新階段。我個人把它定義為，第一個30億網民是互聯網的上半場，美國在其中起絕對主導作用；第二個30億網民是互聯網的下半場，不管我們願不願意，自覺不自覺，一定是以中國為中心的。

當然，接下來的動力在我們這裏，勢能還在美國那裏，像蘋果在高端市場很長時間都會有競爭力，我們目前不可能去超越它，但是在中低端市場，我們有華為、小米這樣的企業，蘋果肯定沒法和我們競爭。所以中美在網絡空間會形成一個錯位競爭，實際上也是互補的，而且無論從產業還是從能力上，包括規則制定，基本就是中美兩國主導了整個網絡空間。而且美國主流IT企業以後的中國市場收入會超過美國本土市場收入，這些也都是我們的籌碼。未來會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有它的優勢，我們也有我們的優勢，這樣就可以進行比較對等的博弈了，也就是我們所説的新型大國關係。

互聯網下半場的規則應該由中國來制定

**觀察者網：**你提到了互聯網的上半場和下半場，那麼上半場是什麼樣的規則，下半場呢？

**方興東：**網絡空間話語權問題的關鍵就在於，美國在上半場制定的規則和下半場的規則可能會有相當大的不同，就像現在的30億網民和下一個30億網民，完全是兩撥不同的人。上半場的規則以發達國家為中心，基本上以英語網民和西方價值觀為主導。在發展中國家也基本上是高收入、高教育水平和高科技素養的“三高”羣體，有着相對的一致性。而下半場的主力是新興國家，它們的經濟水平和教育水平，包括網絡使用的行為和習慣以及這些網民的文化背景，和上半場是完全不一樣的。主要是低收入、低教育水平和低科技素養的“三低”羣體。這個羣體多元而複雜，他們使用互聯網的行為特性和需求偏好，與上半場的羣體有着非常明顯的差異。美國還希望下半場的30億網民能夠接受上半場的規則，但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在目前的網絡空間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權利地位完全不對等，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下一個30億網民的代表，應該倡導一種有利於互聯網全球化的新規則，讓全球的每一個人都能夠進入到網絡時代，這是個大是大非問題，不帶有西方那一套民主自由的政治化色彩。很多人在理解互聯網時都有一個誤區，把美國政府的價值觀等同於互聯網的價值觀，實際上這是偷換概念。互聯網在美國從誕生的第一天開始，實際上它的文化基因都是反美國政府、反工業時代的。所以它的很多理念，和美國政府“開放、自由、平等、共享”的政治話語實際上不是一回事。互聯網精神才是真正的普世價值，代表着人類共享的價值觀。美國政府的價值觀只代表它的國家利益和政治利益，其實並不符合互聯網精神。

因此，我們需要通過下半場的規則制定，塑造一個更加普世、普惠的互聯網世界，有利於互聯網在全球的滲透，不能説美國已經達到80%-90%的普及率，整個互聯網革命就結束了，應該是全球各個國家，包括很多欠發達國家的人都能上網，都能進入網絡時代，互聯網革命才算完成。這些國家進入網絡時代，不是用美國的一套價值觀，而是根據各個國家的具體情況來發展互聯網。所以我覺得，從上半場到下半場的這個轉換過程中，原來的那套規則已經不適用，但是新的規則還沒有建立起來。我們既要認可美國的那套規則，同時也要讓美國認識到將來它對這種趨勢和變化也是無能無力的。

**觀察者網：**但對於美國來説，它是上半場的規則制定者，很可能放不下身段，也很難認同和接受下半場不是由它制定的規則。

**方興東：**改變規則，不是説下半場一定要顛覆上半場，而是上半場的很多東西已經不適合下半場了，那麼該調整的調整，該改變的改變。對於美國來説，它獨佔了互聯網的核心技術與核心資源，在下半場裏，它最大的痛苦就是把很多權力分出來，從它的角度來看，這和割肉一樣，但這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對於中國來講，也不是簡單地把中國的理念強加於互聯網，把中國的利益最大化，還是要順應時代的趨勢。我們必須得承認，在上半場美國雖然濫用了很多權力，但它也為互聯網的發展做出了最大的貢獻。下半場是中國怎麼樣為整個人類進入網絡時代做貢獻的時候。終究，一個國家在網絡空間的領導能力，是和你為全球網絡空間做出的貢獻是成正比的，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在戰略上要有更高的起點，這一點就像亞投行一樣，不僅僅是為了我們國家自己的利益，而是站在一個更高的角度，為了全亞洲、乃至全世界的利益。互聯網上半場基本上的全球中產階層的互聯網全球化，而互聯網下半場基本上是全球更草根、更底層的“貧下中農”階層的全球化。中國的使命和事業可能比上半場更有意義。

互聯網在美國已經存在差不多半個世紀了，有一個慢慢演變的過程，而互聯網到中國是突如其來的、外來輸入式的，實際上20年來，我們是邊幹邊學，一邊反思一邊改進。我們要有自信有底氣，同時也要承認自己某些地方做得不對。

比如最近被叫停的銀監會317號文件，也就是去年4月由銀監會發布的《銀行業應用安全可控信息技術推進指南（2014—2015年度）》，目的在於建立銀行業安全審查制度，這是我們一定要做的事情，但並不意味着把外企排擠出去，也不是簡單的國產化，而是既要把國內外最新的技術、最好的產品為我所用，但也要遵守我的制度，保障我的安全。2012年我們就提出了源代碼託管，但操作起來並不是那麼簡單，我們當時把它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叫全託，比如軍事等敏感領域，如果外國的產品要進入中國，必須把源代碼交給我們；第二種叫半托，比如一些涉及國家安全的關鍵行業，可以找一個第三方機構來託管源代碼；第三種叫自託，主要針對一些不是特別敏感卻又很重要的行業，外國企業要進入中國，就需要自己同時建立一個實驗室，源代碼和產品編譯都在這個實驗室完成，其中有些崗位由中國政府派人執行，我並不是把你的源代碼拿走，更不是竊取你的源代碼，而是保證整個流程的安全，企業無非是增加一些投資，但可以通過提高價格賺回來，同時也不用擔心知識產權問題。這一點我完全贊同華為輪值CEO徐直軍的觀點，只有完全開放競爭，把最先進的技術引進來，我們才是最安全的。外企對於中國政策的擔心也是過度了。如果我們真的想把外企排擠出去，用別的辦法豈不是更好？銀監會317號文件的目的並不在於排擠外企維護中國企業利益。還是雙方溝通不夠，信息不對稱，造成了巨大的偏差。這一點，我們也必須反思我們的工作方式。

但美國政府的理解正好相反，這其中就有我們工作的問題，也説明中美兩國的溝通機制存在巨大問題。美國企業如此驚恐，他們是被自己想象的東西給嚇住了，動用了這麼多輿論造勢，連奧巴馬也跳出來了。從我們的角度來説，這麼重大的事情應該有一個很好的策略，起碼和外企保持良好的溝通，知道他們的訴求。當法律推行的時候，起碼這些歐美領軍企業都已經認可了，不能説我們的法律還沒有實行就已經搞得大家非常緊張，這都是沒有必要的。所以，我們也必須認真反思我們的工作方式。

2015年上海論壇，方興東主講“全球互聯網治理與新型大國關係”

中美之間應建立多層次的溝通機制

**觀察者網：**説到中美溝通機制，去年4月，美國司法部起訴5名中國軍人，指控他們通過網絡竊取美國公司的商業機密。隨後，中國發起反擊，中止了中美網絡工作組活動。那麼，在網絡安全衝突下，中美如何保持溝通機制的暢通？

**方興東：**中美之間最急需的是更多的對話與合作，而不是爭吵和指責。我們正在做網絡空間中美合作指數，這種吵架和衝突都是要扣分的。

中美之間有很多利益衝突，需要長時間博弈。首先需要建立溝通機制，而且這個溝通一定是立體的，智庫和智庫對接，企業跟企業對接，政府跟政府對接，民間與民間對接，還包括智庫、企業和政府之間的交叉對接。現在我們的整個溝通機制管道太窄了，而且太單一，主要是政府。而且政府層面的溝通也存在極大問題。我們相關政府部門，有網信辦、工信部、公安部等等，是九龍治水；美國也有國務院、國會、國防部、商務部等，其實也是九龍治水。很多時候，雙方都搞不清到底是誰做主。所以我覺得中美在網絡安全上的溝通，最大的分歧在於“模式問題”，是政府主導模式還是多利益相關方模式。其實，中美兩國政府都不應該到處一馬當先。美國從政府到企業、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和網民，各方面能力都比較強，有多個主導力，而且利益高度一致，這樣政府就能夠超脱出來，很多事情不必親自做，只要在幕後操作就可以了。相比之下，中國還是以政府為主導，其他力量比較弱，所以整體治理能力較弱，這樣很多問題最後都積壓到政府這裏了，形成了負循環，影響了網絡空間的整體治理能力。我覺得這是我們需要改變的地方，不是説要政府不作為，而是要把我們欠缺的能力補上去，構建一個多層次、網絡狀的溝通機制。

美國一直否認網絡主權，否認政府的主導作用，實際上除了政府主導，不可能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承擔網絡安全的問題。所以美國的很多理念和主張也是偷換了概念，它不提政府主導，而是強調多利益相關方。實際上政府主導也好，多利益相關方也好，這兩種方式並不矛盾。兩者模式的理念來自企業治理，一個是股東（Shareholder）主導模式，一個是利益相關方（Stakeholder）主導模式。其實兩者模式不是一個層面，更不是對立和衝突的。比如一個企業像阿里上市那麼成功，企業的利益相關方都會受益，杭州市政府、上下游網商也好，大家都願意積極參與和分享。但是如果一旦公司出了問題，工資發不出來，那時候誰來幫忙？政府也不可能來發工資的，最終還是要股東來解決。這個道理在網絡治理和網絡安全裏也是一樣的。

我覺得我們可以劃一條線，在這條線之下的網絡犯罪、網絡安全問題，只有政府具有這種懲戒能力，由政府來主導對付負能量的東西。在這個線之上建立激勵機制，弘揚正能量，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這兩種方式不是“或”的關係，而是“與”的關係。兩者模式應該齊頭並進，在各自擅長的領域，一起發力，網絡空間秩序才能建立，才能良好維護。

因為中美在網絡安全治理上面臨的共同問題在於，大家的能力都有限，都不足以應對當前的問題，更不足以應對未來更復雜的問題。如果中美之間不能攜手，達成不了共識，整個網絡空間就沒有秩序。中美兩國承擔的使命要遠遠超過兩國的利益。對於中國來説，我們現在要考慮的不僅僅是我們的自身利益，也不僅僅是把少數和美國對抗的國家團結起來，實際上新興國家，甚至整個歐洲，很多利益都和中國更相近，更一致。比如歐洲和中國的處境就非常相似，歐洲的經濟規模很大，但網絡產業也逐漸走下坡路，核心技術和核心產品也受制於美國，它也希望美國能夠改變規則。放眼全球，在打破美國網絡空間一家獨大的霸權過程中，我們要形成的局面是兩百多個國家對一個國家，而不是三五個鐵桿兄弟對美國。我們應該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和美國這個孤家寡人進行博弈，才會有成效。

**觀察者網：**您剛才提到“網絡主權”問題，這也是美國比較敏感的話題，對於中國來講，目前“網絡主權”面臨的挑戰有哪些？如何維護我們的“網絡主權”？

**方興東：**網絡主權的概念之爭，其實還是停留在泛泛的理論之爭。與其比拼嘴上爭論，不如更務實地多做實事，多佔實地。我們該堅持的東西還是要堅持，該避免的衝突也要避免，像網絡反恐、網絡犯罪、網絡黑客、網絡色情，這些實際利益不能鬆手。因為網絡空間是跨國的，只能通過主權國家的良好合作才能制止。所以我認為，我們在這些方面和美國的合作大有可為，先把大家能夠共同合作的合作起來，我們既是利益共同體，又是命運共同體。考慮到中美兩國已經佔了全球網絡的百分之九十，如果雙方在網絡反恐、網絡犯罪這方面加強合作，把能做的事情先做大做深，不就等於是承認主權了嗎？

我們現在拼命維護網絡主權的概念之爭，反倒會刺激美國，無謂提升衝突。實際上，美國IT產業的很多利益都在中國，這些企業和美國政府的利益訴求經常不一致，美國政府的這種進攻型戰略往往最大的犧牲者就是美國企業，這種時候反而是美國企業可以和我們有很多的合作。有些事情我們推動不了，就讓美國企業去推。互聯網空間有很多層面，不是單點、單線的對應。所以我認為目前我們的政府也好、企業也好、學界也好，還沒有在戰略層面上真正想通了、想透了。過去政府一直在拼命地當救護員，企業則是守着一畝三分地只顧自己賺錢，學界和政府基本是脱鈎的，跟不上形勢。各層面聯動和協同的社會化體系是我們最大的一個缺失，需要儘快補課。

中國如何建立網絡空間新秩序

**觀察者網：**這一屆政府上台之後，我們在網絡安全空間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去年11月，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在烏鎮舉行，這是中國首次舉辦的世界互聯網領域規格最高、影響力最大的會議。12月，第七屆中美互聯網論壇在華盛頓舉行，魯煒主任率領罕見規格的中國互聯網代表團訪美，掀起了一股網絡外交旋風。中國在國際互聯網領域的地位不斷提升，這背後的推動力是什麼？中國如何參與和構建世界網絡主導權？

**方興東：**我們提出網絡強國，成立網信辦，組織和參加各種互聯網大會，説明我們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了，就像中國搞亞投行、“一帶一路”戰略，都是因為時機到了。而且我們也不用擔心自己不能肩負起這麼大的責任，我們在網絡空間的崛起會比現實世界還要快。但我們自己確實要避免誤區，要走一條比美國更開放、更創新的道路，我們要爭取權利，原來我們就沒有失去什麼，只會得到更多，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不能用保守的、消極的戰略，而是該調整的調整、該改正的改正。

另一方面，美國是一個守成者，會不惜一切手段維護自己的利益，我們的價值觀一定要比美國高，取得道義上的制高點。中國不是為了自己而代表全球，而是為全球網絡空間做貢獻，就像我們的亞投行是為了整個亞太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我覺得互聯網也是一樣，全球互聯網基礎設施目前嚴重不足，中國在這方面也可以大有作為。而且我們還可以提供包括互聯網空間的價值觀、國家紀律等很多規則。這次世界互聯網大會在烏鎮舉行，就是希望能夠和中國多元包容的傳統文化相結合，用我們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智慧來塑造整個未來全球網絡空間的秩序。在這個博弈過程中，我們中國自己的利益不是直接目標，而是一個自然結果。

**觀察者網：**但是我們這樣做，美國能夠理解嗎？會不會就像亞投行一樣，美國認為這是中國對自己原有秩序的挑戰？

**方興東：**我覺得美國能夠理解我們的做法，但不一定一開始就願意接受，因為不管怎樣説，美國的利益會受到影響。那我覺得我們可以像亞投行一樣，團結可以團結的力量，先把盤子做大，然後或者讓美國接受，或者讓美國參與。

現在我們有很多理念，比如網絡主權、政府主導等，想一下子讓美國接受是不可能的。與其在這些字面上強行和美國爭吵與對抗，不如大家先把分歧放下，不論主權在誰手裏，網絡犯罪、網絡反恐總是要打擊的，這些肯定需要主權國家配合，所以事實上它已經是網絡主權了，美國也是承認的。同樣，美國提倡多利益相關方，我們也積極參與，和絕大多數國家發起一個網絡空間共同的基本準則，儘自己最大的努力團結可以團結的力量，一點點去推動，從而逐漸讓美國接受和參與。

**觀察者網：**談到這裏，我倒想起了亞投行申請創始成員國期間，英法德這些老牌西方國家加入之後，很多人也擔憂中國反而會喪失主導權，那在網絡空間秩序的建立過程中，中國是不是也面臨這樣的擔憂？

**方興東：**我覺得這主要還是看中國沒有沒這樣的底氣和自信，我們的實力到底能不能支配我們的理念和主張，我們的道德立場是不是達到了一定的高度。現在很多中國人還是停留在過去沒有自信，包括很多政府官員也理解不了。其實中國企業比我們想象的更有出息，它不需要政府拉偏架，企業都説願意和美國開放競爭，我們還多操心幹什麼？所以我覺得隨着下一個三十億網民的到來，我們必然更自信，時間在我們這一邊，等到最後我們會發現自己手裏的籌碼越來越多，朋友也越來越多。而美國會看到自己在網絡空間的力量被不斷侵蝕，這時候我們就要站的比美國更高，中國的網絡安全戰略不能站在過去來制定，也不能站在現在，而是要站在未來，面向未來。

網絡審查：需要從工具性的“術”層面上升到戰略性的“道”層面

**觀察者網：**最後一個話題是關於網絡審查，這也是美國經常指責中國的地方，去年哈佛教授金加里發佈了一份針對中國網絡審查的報告，我們觀察者網也做了全文翻譯。他得出的結論是：“中國領導層允許社交媒體發展，容忍對政府、政策、領導人的批評。中國網民在個體上是自由的，但在羣體活動上受到控制”。您怎麼看待中國的網絡審查制度？

**方興東：**網絡審查主要是為了維護意識形態的穩定，這一點上我們也是不會動搖的。但我覺得目前有些做法確實需要與時俱進，需要調整。十多年前，我們開始網絡審查的時候，只是作為一個防禦性的手段和工具，屬於“術”層面的東西。但是今天網絡審查不能再繼續停留在術的層面，而必須站在戰略性的“道”層面，來重新審視和考慮採取的措施。尤其是需要重新審視我們的很多做法是不是符合網絡強國的戰略目標。十多年，很多東西都沒有真正的體系化、制度化、陽光化，沒有和國家戰略層面匹配起來，這是我們需要重新審視的。

第二，我們的很多措施可能偏離了戰略目的，以建立防火牆來説，是為了達到內容可控，維護制度穩定和社會穩定。但像Facebook這樣有十幾億用户，其中可能有幾十、幾百個用户對穩定會造成威脅，有破壞性，那我們可以把這些用户屏蔽掉，而不需要把十幾億用户都屏蔽掉。因為我們真正需要屏蔽的網站數量其實是很小的，但像Facebook這樣在網絡空間的分量還是蠻大的。這裏面會涉及到成本投入和技術提升，但我覺得這是我們必須做的。否則，我們的制度有可能對我們自己的科研、商業和社會發展造成巨大的自我損害。也會對國外企業和國外投資造成實質性的影響。

第三，我們採取積極防禦型戰略，根本目的還是為了進一步發展壯大自己，提升實力，讓我們中國互聯網走出去。一帶一路戰略，就是中國企業開始走出去的戰略。但如果我們沒有一個開放的環境，別的國家也會擔心，再加上美國在背後煽風點火，別人還怎麼信任我們？所以一定要在一個開放的環境下建立我們的安全審查制度，還要把這種制度推薦給其他國家。能夠對大量類似中國這樣的後發國家提供良好的借鑑和參考。我們千萬不能犯短時的錯誤：過去我們沒有競爭力市場；而當我們今天的產業競爭力崛起，需要大規模走出去了，我們自己反而把自己封閉起來，那就是直接自己拖自己後腿。

如果網絡審查開始影響到商業和普通網民的基本使用，造成了很多超越我們目的本身的負面阻礙，這個弊開始遠遠大於利，很多做法也必須調整了，應該從戰略層面來考慮，還要符合未來十年的發展趨勢。我們堅定不移地堅持我們的底線，通過法律旗幟鮮明地亮出來，這沒有什麼可妥協的，而且我相信這也是每個國家都需要的。但同時，很多東西必須與時俱進，既要達到我們的目的，又能避免很多無謂的自我損害和外在衝突。

我想，只要真正做到習總書記所要求的“戰略清晰”，這些誤區、彎路和代價就可以避免。

**觀察者網：**在網絡審查上，美國經常採用的是雙重標準：一方面指責中國的網絡審查制度，另一方面它自己其實也有一套嚴厲的制度來限制網絡參與。您怎麼看美國的這種做法？

**方興東：**美國在互聯網領域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它自身的內在矛盾。美國政府做事的根本原則是堅守美國利益至上，但它在很多事情上偷換了概念，將美國的利益就代替了全球的利益。為全球利益還是為美國利益着想，這是美國政府自己都無法調和的矛盾。這就像李克強總理説的那樣，“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所以我覺得利益爭奪不是一時一事，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我們過去在互聯網空間裏太過於孤立自己，其實我覺得我們在互聯網治理方面成功的方法、制度和模式，完全可以代表大多數國家的需要和利益，我們在自信和底氣上還需要再提升。

美國之所以會採取雙重標準，一方面，它有很多歷史包袱，很多制度和規則都是圍繞它的互聯網早期的技術治理和後來互聯網產業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產業治理，但對於大多數國家來説，現在互聯網更是一種新的社會形態、新的社會治理和新的國際衝突，美國的很多觀念和理念還停留在當年的技術治理階段，並沒有與時俱進。因為如果要與時俱進，意味着它原來的很多權力和優勢要被削弱。

另一方面，在美國社會的各個層面，其實政府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且美國政府還不是一個強政府。我們完全可以通過美國其他層面的力量來合縱連橫。美國的企業界、學術界和民眾層面，與政府的矛盾與衝突是與生俱來的，斯諾登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又比如我參加幾次中美網絡對話，有些美國專家都忍不住站出來批評美國政府的觀點，認為故意曲解中國的意思。這個時候，如果他們能夠發聲去和美國政府溝通，比我們自己去直接溝通更有説服力。所以，只要中國有使命感、有戰略，站得高，比美國更開放、更包容、更創新、更講道理，美國的企業、學者也會替我們説話，有時候這些也是我們可以團結的力量。當然，首先我們要改掉自身的很多缺陷，建立真正的自信。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