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光伊朗日記二| 現在這裏叫中國巴扎
【繼“大篷車課堂”之後，今年4月底5月初，有“行路學者”之稱的李希光教授再次踏上中東地區，穿行在伊朗的大街小巷，開啓另一段文化之旅。在外人眼裏，今天的伊朗仍舊飽受戰爭、恐怖襲擊以及大國制裁的折磨，然而在李希光教授眼裏，這是一片充滿了濃郁波斯古國氣息的生活之地，人們在這裏經商、吃飯、聚會、歡樂、憂愁、落淚，過着食色生香的普通生活，就讓我們跟隨李教授的腳步，走進這個遙遠的波斯古國，感受不一樣的風土人情。本文為作者獨家授權觀察者網連載，特此感謝。】
2015年5月2日
“我會凍死的，”我對同伴説，冷得聲音直打顫，身上只有一件短袖襯衫，流着清鼻涕。隨着纜車越爬越高，寒風透過纜車門縫吹了進來，我後脊樑感到纜車車皮像冰塊一樣涼。早上出門，當地帶路的朋友只説上阿爾伯茨山脈的掏茬兒雪峯下照個相，沒有告訴我們山上山下兩重天呀，一個是炎熱的夏天，一個是冰天雪地。
這時纜車到了3000米的第六台階，我們下車走進雪坡下面的一個木屋裏。裏面是家茶館，我買了兩杯滾燙的熱茶倒進兩個空可樂瓶裏，把燙手的可樂瓶緊緊地貼在胸前抱着。
纜車在凜冽的寒風中爬到了掏茬兒雪峯山頂，這裏海拔3933米。長達1500公里的阿爾伯茨山脈從伊朗北部挨着阿塞拜疆邊境，沿着裏海西海岸和南海岸向東北的呼羅珊省延伸，成為伊朗高原與裏海的天然屏障，平均海拔三千米以上。最高峯是在山脈中部的大嘛灣雪峯，海拔5671米，距離德黑蘭50公里。有趣的是，高加索山脈和興都庫什山脈都有名叫阿爾伯茨的山峯，這些名字都源自伊朗的阿爾伯茨山。阿爾伯茨山的北坡森林茂密，冬天雪大，擁有世界最好的滑雪場。我們今天的終點就是掏茬兒雪峯滑雪場。
走出纜車，眼前是一片冰雪世界，周圍的旅行者全是穿着羽絨服，戴着厚厚的毛線帽。我像個傻瓜一樣，穿着短袖，裏面貼心揣了兩瓶自制的“熱水袋”。站在刺骨的寒風裏，腦袋凍得生疼。我大聲向同伴們喊道，“我們在這裏只待七分鐘就下山。”天上飄着雪花，腳踩着厚厚的積雪往峯頂爬，想到那裏找個最好的拍攝角度。由於早上起牀時，懶得穿襪子，運動鞋裏灌滿了積雪，從腳到頭是冰冷冷的感覺。
照完了“雪峯夏裝”的照片後，趕緊去纜車站台排隊下山。只見站台外排了100多人。天哪，我至少在雪地裏還要站半個小時呀！站台的工作人員見我是中國人，而且穿得如此單薄，就讓我上車下山了，我在雪地裏站了不到十分鐘。索道長達7.5公里，是世界上最長的索道。索道滑行一半，雪坡下山澗裏，幾百只山羊聚在一個羊圈裏，凍得擠成一團。半小時後，乘纜車回到了半山腰的纜車起點站，我懷裏的兩個可樂瓶還温乎着呢。
從海拔近4000米的掏茬兒雪峯下山後，回到酒店泡了個熱水澡，然後打車去德黑蘭城北巴扎買了敍利亞烤肉，一邊啃着嫩熱的烤牛肉，一邊品着波斯熱茶。這時，一道耀眼白光劃過眼前，緊接着一聲驚雷，雷陣雨來了，好在我們下了雪山。外面冷颼颼的，但茶座旁邊有一個火爐。我打開手機看國內的一個旅遊網站介紹我剛剛登頂的掏茬兒雪峯：“掏茬兒索道建於40年前，車廂車站設施陳舊，曾發生車廂掉進山澗的慘劇。到底你要不要坐纜車上山，你自己的性命你自己負責！”
2015年5月3日
“以阿拉的名義，我向您提一個問題，”一個高個男生用純正的英文向我提問，然後他雙手抱拳説了句漢語，“你好！”“中國政府如何處理好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與其實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之間的關係？”他問。
位於德黑蘭富人區的伊瑪目·薩迪克大學是一個伊斯蘭花園式建築的大學。一間報告廳裏，幾十個研究生、博士生和教授在聽我和另外兩個中國學者報告並與我們討論。演講前，伊瑪目·薩迪克大學常務副校長禮節性地會見了我和孫博士，並向我頒發了演講證書。
伊瑪目·薩迪克大學曾是哈佛大學分校，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改名為伊瑪目·薩迪克大學。伊瑪目·薩迪克是默罕默德·阿里的孫子，什葉派的創始人。什葉派與遜尼派最大的不同是，遜尼派要求逐字逐句地按照《可蘭經》的教規行事，嚴禁對《可蘭經》有任何解釋、創新和發展。以沙特為代表的瓦哈比主義和伊斯蘭國為代表的原教旨主義極端派反對詮釋《可蘭經》，但遜尼派仍然把伊瑪目·卡迪克當成伊斯蘭學者尊重。作為什葉派的中心，伊朗對其它教派是寬容的。在今天的伊朗議會里，拜火教信徒、猶太人、基督徒都有自己的議員代表。伊朗是反以色列，但不反猶太人。
伊朗憲法承認少數宗教信徒的合法權益。伊朗的少數宗教信徒人數很少，但不論是基督教徒、猶太教徒，拜火教徒，都享有宗教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宗教禮儀舉行儀式。各少數宗教信徒均擁有各自的宗教學校和非宗教學校。除了宗教信仰問題之外，他們享受着與穆斯林公民相同的法律權力和義務。儘管各少數宗教信徒人數沒有達到法定的選舉人數，但是，伊朗為了維護少數宗教信徒的權益，在議會中為少數宗教信徒設立了專門議席，讓少數宗教信徒自己投票選舉產生的議員在議會中反映他們的心聲。這在包括西方在內的許多穆斯林處於少數信徒的國家是沒有的事。
“伊瑪目·薩迪克大學培養了很多議員、部長和副總統，我們是所研究型精英大學，”國際關係系哈尼教授説。這所大學開設有伊斯蘭研究與國際關係系、伊斯蘭研究與政治學系、伊斯蘭研究與管理學系、伊斯蘭研究與哲學系、伊斯蘭研究與傳播系等。“伊斯蘭國家全盤西化就會打亂。為了防止學科建設中的全盤西化，我們是堅守伊斯蘭信仰和伊朗立場去學習現代社會科學，”哈尼教授説，“確保這些精英將來到政府做高官不會背叛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國家。”這個大學人才培養的目標和教學計劃的設計思路有點像中國的中央黨校。
“世界上有美式民主自由、伊斯蘭式民主自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自由，”孫力舟博士回答學生的問題，“過去一百年來，伊朗跟中國一樣遭到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欺辱，喪失了大量土地。沙皇佔領了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和部分土庫曼斯坦。斯大林把沙皇時代佔領的伊朗領土合法化，變成了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上世紀蘇聯還搞了個庫爾德斯坦共和國，像當年蘇聯在新疆搞三區革命一樣。”
哈尼教授説，“我常跟學生講，歷史上有四場偉大的革命：中國、俄國、美國和法國。蘇聯解體後，西方顯然做夢都在倒計時希望看到中國崩潰和解體，但中國沒有解體，這簡直是世界第八大奇蹟。”
“伊朗革命和中國革命後，兩個國家沒有失敗，沒有崩潰，而是凝聚民心，國家復興了，”孫博士説。
“為什麼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支持美國製裁伊朗的決議？”另一名高個伊朗大學生禮貌地問。
“不要僅僅看表面的外交辭令，”另一箇中國學者周教授説。“孔子説，行勝於言。中國是伊朗最大的石油進口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和最大的投資國。中國不想在伊朗核問題上與美國對抗，但中國在行動上全力支持伊朗的發展，支持伊朗加入上合組織，並不顧美國對伊朗的金融制裁，接受伊朗為亞投行的創始國。”
“中國需要看到伊朗的強大繁榮和發展，”他説，“而美國想要看到的是伊朗的垮台。伊朗從來沒有威脅過中國，伊朗沒有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伊朗的什葉派從來不把自己的宗教和意識形態強加給在伊朗留學的中國學生。”
“‘一帶一路’需要伊朗，在‘一帶一路’上沒有其它國家能取代伊朗的作用，”我説，“伊朗正在開展的宏大走廊計劃，如伊朗-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中國鐵路、卡塔爾-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和平能源管道等都在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心臟。”
中午在伊瑪目·薩迪克大學的師生自助餐廳吃了頓午餐。這座大學有2000多名學生、300多名教師。餐廳裏有兩個長條桌是教授們的專桌。哈尼教授端了一個盤子放倒我跟前，盤中有一份米飯，一碗湯菜，裏面有幾小塊牛肉、一碟橄欖、半杯鹹酸奶和一杯白水。
飯後去德黑蘭大學演講。途中經過從前的美國大使館、現在的伊朗革命衞隊大學，我們的車停在使館馬路的對面。使館牆上用波斯語塗滿了反美標語，一個大門緊挨着地鐵站，大門的牆上英文寫着“Down With U.S.”我打開手機拍使館牆上標語。“不，不行，教授，這裏不準拍照,”開車帶我們來這裏的司機侯賽因説。侯賽因畢業於德黑蘭大學國際政治系並獲碩士學位，因為找不到工作，成了一個黑車司機。由於他會講英文，比一般出租車司機每月多掙一倍的錢，大概有3000元人民幣。
正對美國使館大門的是德黑蘭新地鐵的地鐵站。德黑蘭地鐵是中信集團幾年前幫助修建的。我們下車乘了一站地鐵。地鐵站台有精心繪製是壁畫，牆上有幅畫是諷刺不給女子讓座的男子面對的尷尬場面。我舉起手機拍照，這時，對面站台的一個管理人員衝我擺手喊“不準拍照”。上了車，車廂裏坐滿了人。一個20來歲的男子站起來讓我坐。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有人給我讓座，不知是因為我是他父輩的歲數，還是因為他看出我是中國人的緣故。我很開心。
伊朗大學門口有很多書店和報攤。書店裏的書架都有兩三層樓高，書頂天立地地擺在書架上。伊朗的書印製精美。“伊朗人是個愛讀書的民族，”老周説。
進伊朗大學校園要有學校的老師或學生到校門口來接。來自北京的留學生王誠把我們接了進去。王誠在德黑蘭大學讀波斯語言文學碩士，我正好到他導師所在的古伊朗語言與文化系演講。我的演講題目是《歷史的巧合還是緣分？從幾次重大事件看中國伊朗的緊密關係》。
“這幾天，我無論走到哪裏，在巴扎或者在咖啡館，人們都在問我，‘Qin？’（您是秦國來的嗎？）你們都是學習古伊朗語的。為什麼伊朗人叫中國是‘秦’？”學生們都傻傻地看着我，沒人回答。“中國第一個帝國是秦王朝，會不會在秦朝的時候，波斯人跟中國人就有了交往？”我繼續問。
演講會結束後，我跟王誠走在校園裏。我問他一個貌似簡單的問題，“為什麼伊朗人不稱自己的國家為波斯？伊朗在伊朗語中是什麼意思？”
“雅利安人的土地，”王城説。怪不得二戰時，英國和蘇聯指責伊朗親納粹德國，並出兵佔領了伊朗。
“伊朗人總是以高貴的雅利安人自居，一直在與歐洲人在人類品種上爭高下，”小孫説。
夜裏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絲綢之路上最繁華的城市伊斯法罕。
德黑蘭國內機場安檢不用解褲帶，不用脱鞋，兩個安檢的男子態度和藹。只要身上不出響聲，輕鬆通過。
德黑蘭飛往伊斯法罕的飛機又小又舊，飛機制造工藝顯得有點粗糙，不知道是哪個國家制造的飛機，更不知道這架飛機已經飛了多少年。空調幾乎不製冷，乘客們都用報紙扇風取涼。“機窗窗户能打開嗎？”身旁的乘客熱得叫道。另一邊的女子帶着一對一歲多的雙胞胎，孩子也熱得難忍。旁邊的一個陌生男子好心地用報紙給孩子扇扇子。
小飛機平穩地起飛了。朝機窗外看，夜空的明月與德黑蘭星羅棋佈的萬家燈火交相輝映，不知道的人還以為這是紐約的上空。
飛行中，周圍的人都在玩手機，沒人制止。40分鐘後，空姐用波斯語宣佈，“乘客們繫好安全帶，飛機馬上要在伊斯法罕機場降落了。”
2015年5月4日
早上打車來到偉大的沙法維王宮。王宮中間是一個有幾個足球場大的跑馬場和一個噴水池，四周除了高大無比的王宮大殿、兩個圓頂的清真寺和藍色清真寺外，最吸引人的去處是跑馬場四周像長城一樣方方正正圍成一圈的上千間穹頂建築，在那迷宮般的建築裏有幾千家商鋪，這裏是伊斯法罕最大的巴扎。
伊斯法罕是波斯第三帝國薩法維王朝都城所在地。16世紀初，一個名叫沙法維的少年征服了從巴格達到烏茲別克斯坦的廣大土地，那些絲綢之路上的商貿都市如撒馬爾罕、布哈拉、赫拉特都落入沙法維手中。他正式立什葉派為國教，並與遜尼派的奧斯曼帝國發生了戰爭。伊斯法罕有絲綢之路上最大和最美的穹頂大車店和巴扎。兩百年後，阿富汗攻陷伊斯法罕，數以千計人遭屠殺，但都城的偉大建築被保留了下來。
沙法維王宮有400多年曆史，跟北京故宮差不多久遠。沙法維王宮大廳的壁畫描繪了沙法維王朝時期的三大戰役和三大盛宴。沙法維王朝先後與烏茲別克、印度和奧斯曼帝國作戰，征服了烏茲別克和印度，但敗給了奧斯曼。16世紀伊朗軍隊與奧斯曼帝國作戰，伊朗軍隊使用冷兵器，而奧斯曼背信棄義使用了火炮。這是自中國發明火藥後，亞洲軍事史上大規模戰役中第一次使用火炮，也是第一次冷兵器與熱兵器作戰。
壁畫上描繪了沙法維國王盛宴歡迎來求援的突厥斯坦流亡國王、印度莫卧兒王朝的流亡國王的奢華場面。在招待突厥斯坦的盛宴上，梳着多根美麗細辮子的舞女，在熱瓦普的伴奏下，扭着細腰，跳着歡快的中亞民族舞蹈。
“到我爺爺的客棧來看一看？”波斯地毯商阿里從我身後追上來，攔住我説。阿里領我穿過一個廊道，通過一個高大的門洞走進一個四合院，四周是二層小樓，庭院中間是個花園。
“我爺爺是前年過世的，我們家在這個客棧裏開這間地毯墊已經有一百多年了，”阿里帶我走進一間小鋪子，鋪子中央掛着他爺爺的照片。
“100年前，這個客棧裏住的都是過往伊斯法罕的普通商人。王室家人和宗教人士都住在宮殿裏或大教堂裏，”阿里説。“客棧不僅給商人提供飲食住宿，還負責餵養客商的馬和駱駝。夜裏，通向大巴扎的那扇大門要上鎖，防止客商的貨物被偷走。”
古時候，來往於伊朗和中國的商人僱傭駝隊運輸貨物，有點像今天的物流，駝工和駱駝平均一天只能行走30公里,考古發現在中亞絲綢之路上的確每30公里就會有一個商旅客棧。阿里一邊講着故事，一邊把一塊塊地毯鋪在我腳下，向我介紹。
“我沒錢買地毯，”我連忙制止他。
“我不要你買，只要你看。這塊是高加索地毯，這塊是俾路支地毯，這塊是純絲綢的，這塊是純毛的，這塊是遊牧民族編織的，這塊是拜火教人編織的地毯，”阿里説到這，我打斷了他問，“哪裏出產的？”
“伊朗俾路支省。”
“那裏今天有多少人還信拜火教？”
“全伊朗也只有兩萬拜火教徒。”
拜火教被認為是世界最早的一神教，是古波斯的國教。公元7世紀伊斯蘭教興起，部分殘留在波斯的拜火教教徒流亡中國西域，後又傳入中國內地。考古學家發現，南北朝和隋唐時期拜火教盛行於新疆。
“這塊地毯的圖案上那幾個元素代表拜火教？”我問。“這五個手指頭代表火，而猶太教的圖案是七個手指頭。這條狗是主人的兒子，意味着子孫興旺，”阿里説。
“這塊地毯多少錢？”
“800美元元。”
“太貴了，兩百。”
“最後價，600。”
“最後最後價230。”
阿里手捧計算器裝模作樣地撥弄了幾下説，“最後最後價550。”
沒有談妥價錢，我出了店門去清真寺旁邊的一家地毯店，那裏的牆上掛着同樣大小和品質的拜火教圖案地毯，這些地毯和我剛才在阿里那兒看到的一樣，都是俾路支人編織的純毛地毯。
“這塊地毯多少錢？”我手指牆上拜火教圖案的地毯探問。
“380美元，”店老闆説。
“200，”我説。
“350，”老闆説。
“230，”我説。
“340，”老闆説。
“240，”我説。
“OK，成交，”年輕的老闆開心地笑着説，伸過手與我緊握。
今天我用了一整天，對古絲綢之路上心臟地帶的伊斯法罕的巴扎和客棧做了一次體驗式買賣、採訪和拍照。
古絲綢之路的路在哪裏？從長安或洛陽出發，漫漫幾萬裏，各國商旅走的是什麼道？住的是什麼樣的客棧？路上在哪裏交換貨物？商旅客棧是絲綢之路上的歇腳處。最早的商旅客棧出現在2500年前古波斯阿基美尼德王朝時期。古希臘旅行作家希羅多德在其記錄波斯帝國的散文集《歷史》一書中是這樣描寫古波斯的商道的：“每走24公里，會見到一座房子，這座房子稱之為驛站，這是專為過往旅行者修建的客棧。波斯還有一條國王大道，國王大道上的驛站修建的富麗堂皇。由於驛站和客棧的存在，這條路對旅行者來説是安全的和好客的。”
“這裏是穹頂之下最美的王宮、最美的巴扎和最美的商旅客棧，”我一走進伊斯法罕的王宮廣場，遇到廣場旁邊一個賣地毯的伊朗商人，他自豪地對我説。
我先走進伊瑪目清真寺，這是全世界最美的穹頂建築。伊瑪目清真寺除了擁有世界最大的拱形圓屋頂外，其穹頂廊道連接着大巴扎蜿蜒曲折的迷宮一般的穹頂廊街。這個古老的穹頂大巴扎堪稱為世界最大和最美的巴扎。幾百年過去了，但是整個穹頂建築保留得完好無損。
回到巴扎廊街，看了幾家地毯店，然後拐進了另一個廊道，那個廊道通向一家廢棄了的沙發維時代的商旅客棧。商旅客棧一定要看，這是研究古絲綢之路最關鍵的依據和遺存。
在古絲綢之路旅行中，商隊的組成、管理和旅行策劃需要強大的領導力。商隊的成員來自各國和社會的方方面面。商隊的隊長是一個有豐富經驗的旅行者，他決定旅行路線、旅行時間和旅途停靠站。為了防止沙漠荒原的暴曬，絲綢之路商隊通常夜裏旅行，人馬和駱駝白天在商旅客棧休息。
修建商旅客棧的傳統在安息帝國和薩珊帝國時代發揚光大，伊朗的商道在那個時期是東連接中國和印度、西連接希臘和羅馬的重要通道和十字路口。往來於中國和波斯的商旅客棧被稱為沙漠中的王宮。由於商旅客棧世俗化的建築風格和氛圍，來自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商人和駝工都感到温暖舒適。17世紀後的沙法維王朝時代，伊朗的商旅客棧建築和巴扎建築達到了極致。
“這個巴扎叫什麼名字？”我問巴扎裏的一個商人。
“過去叫大巴扎，革命後，叫霍梅尼巴扎，現在應該改名為中國巴扎，”他説。
走出巴扎，坐在廣場旁邊的青石板上休息。
“你們是中國來的吧？”一個30多歲的中國女子主動走過來，跟我們搭話。
“你是遊客？”我問。
“不是，我是深圳創維集團駐伊朗代表。我們在這賣電視機。”
“每個月賣多少台？”我問。
“每個月賣給伊朗42寸的電視達一萬多台。全年下來，能有幾個億的銷售。比我們在非洲強，那邊的人還在買30寸的電視機呢，”她説。
“你在巴扎裏幹什麼？”我問，“家住這附近？”
“不，我自己一人在伊朗，深圳和伊斯法罕來回跑，”她説，“我的一個朋友在這兒開了一家寶石店，我想請你們過去看看買點什麼，”她説。
怪不得那位伊朗商人説，伊朗最大的巴扎應該改名叫“中國巴扎”。我客氣地對這位女同胞説，“謝謝，我沒錢買珠寶。”
在伊斯法罕王宮大巴扎裏走了一天，又累又渴，我看見薩法維王宮大門口有塊像和田玉一樣光滑的大石牀，我爬上石牀，身靠在王宮高大的牆壁上，平伸雙腿，閉眼養神。
“你是中國人？”一對背雙肩包的伊朗中年夫婦站在石牀下，叫醒了我。
“是的，是秦，”我説。
“我們能爬上來挨着您坐一會兒嗎？”
“歡迎。”
夫妻倆把我夾在中間，男的開始跟我聊天，同時讓跟他們一塊來的手持攝像機的弟弟拍攝我們談話的錄像。
“你對伊朗的印象是什麼？伊朗好嗎？”中年男子向記者一樣採訪我。
“你是何人？”我問他。
“哦，我們是在美國生活的伊朗人。”
“美國人不是禁止自己的國民來伊朗訪問嗎？”我問。
“我們持伊朗護照，在美國居留15年了。”
月光下，我站在伊斯法罕城內扎延河河堤上，望着不遠處的33拱橋，“眼前的美景可媲美北京頤和園和杭州西湖，”我對一個伊朗朋友説。
“古人云，伊斯法罕是世界的一半，北京是世界的另一半，”這個伊朗人不知從哪裏找到的這句古語，但認真研究一下清初的北京和17世紀的薩法維王朝的兩大都城，這句話不無道理。
夜裏，伊斯法罕馬路兩旁燈火輝煌。在一家古老的餐廳用完晚餐後，信步來到扎延河河邊散步。河上有座雙層拱洞的華麗古橋。橋的下層有33個拱洞，上層有99個拱洞。該橋建於17世紀初的薩法維王朝。橋面上是條步行街，那裏是年輕人和孩童的天下。深更半夜了，父母還抱着不滿週歲的孩子在橋上玩耍。橋的南端有個古老的茶館，兩岸樹木成林，河邊有很多波斯風格的花園。
我走下橋，沿着河邊的散步小道往下榻的賓館走。走在林蔭下的青石板鋪的小道，呼吸着春天的花香。林蔭下，透光月光，看到情侶們在親暱。遠處望去，扎延河橋一個個拱洞裏亮着柔和的燈光，一對對男女並肩坐着或相擁在拱洞裏，河水緩緩從下面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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