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善波：“真普選”就是“真民主”了嗎？

【隨着香港特區立法會審議及表決政改方案的日期漸漸臨近，香港政改即將步入“五部曲”中最關鍵的階段。香港立法會針對政改方案的辯論和表決將吸引香港社會乃至世界各地的高度關注。“民主”無疑是香港政治改革的目標之一，但香港究竟需要什麼樣的“民主”？此前，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與香港中央政策研究組聯合舉辦了“政治體制比較”研討會，探討香港政改問題。本文整理自作者在研討會上的發言。】

香港目前就“民主” 的問題吵得不可開交，這是涉及民主討論時的普遍現象。因為大家對民主是什麼，要什麼樣的民主，看法很不同。中國共產黨也贊成民主，事實上內地最近宣揚的價值觀，民主也是其中之一。香港吵得火熱的普選行政長官，也是中央超乎《中英聯合聲明》的要求而作出的承諾。但很多人非但不認同中國的執政黨是支持民主的，更認為他們是反民主的。究竟誰對誰錯？

西方對民主的定義

西方學者和政府認可的“民主”，一定要有幾個元素。沒有這幾個東西，你怎麼搞他們也不認為是民主。我總結出西式選舉民主政治體制的基本元素，概括為有“週期性的、全開放的、普及的，以零和對抗性的競爭、多數票決來決定由誰操控公權力”的一個政治制度。

選舉的零和對抗性很重要。零和這個概念挺清楚，要麼是你勝，要麼是我勝，沒有同時勝選的。對抗性這點，就像希拉里一出來宣佈參選，共和黨就鋪天蓋地作攻擊性的反宣傳。這些散佈負面攻擊性訊息的競爭手法，可能並不文明及道德，但並不違法，更已成選舉活動中的常態。選民最後用投票和多數決來定奪誰勝誰敗。這樣的“民主”，雖然是西方的定義，雖然很多人並不完全知道這些基本要求，但很大程度上已經被全世界，包括中國內地和香港，普遍接受。認清楚這定義後，我們有必要對這些問題進行反思。

在香港的爭議

現在香港的民主派説，我們一定要有“政黨提名”、“公民提名”，才是“真普選”，才符合“國際標準”。但他們很快就放棄了“政黨提名”，因為私心太露骨，社會上也沒有支持。跟着“公民提名”也不大提了，變成“真普選”就是要有“真選擇”（觀察者網注：“真選擇”系部分反對派用以“闡釋”“真普選”的口號）。

但西式民主定義裏沒有“真選擇”的這項。西方的民主理論學者，或是政府也沒有將“真選擇”作為一個標準。西方民主選舉被批評最多的，也就是沒有“真選擇”。共和黨對民主黨、工黨對保守黨，對你可能是“真選擇” ，但對我可能完全不是。這不可能是個客觀標準。

美國最近對香港問題發表的報告談到這個問題時，也沒有像民主派那樣説要有“真選擇”。它談到幾點：第一，希望普選可以落實；第二，要讓多些人蔘加，這裏沒有説“真選擇”；第三，要有競爭。西方民主理論主要建立在競爭之上，他們認為有競爭，社會上就有討論，通過不同政見的辯駁，就可讓選民作出“有訊息(informed)”（沒有説一定是“明智”）的選擇。

“真選擇”並不是制度的基本要求，只能是個政治煽動口號。競爭既然是制度的基本元素，加上制度鼓勵各利益集團及族羣自由集結，進而維護及爭取各自的權益，社會分歧就必然被擴大，分裂就是必然的後果。這可解釋香港自引入開放式選舉後出現的社會現象。

很明顯，西方認為民主只有他們的一套，這套必然要有他們指定方式的選舉，才是“真民主”。這是不是必然的呢？所以談到“民主”時，要搞清楚大家談的是什麼民主。

香港“保普選反暴力大聯盟”5月9日起在多區設立街站，發起“保民主，撐政改”簽名行動

被視為香港泛民中最激進的本土派在5月30日發起遊行，反對政改方案。可見“民主”在香港的爭議

福山對民主的反思

西方對以競爭性選舉為核心元素的政治制度，也承認有很多問題。有些人的態度也開始發生變化，包括福山在內的很多西方學者都開始反思。

一個另類的政治體制出現了，也促進了這方面的討論。中國的表現直迫全球第一大國，挑戰“西式民主”的典範和老大哥的地位。這個中國模式或道路，是否是人類社會的政治制度的另一選擇，目前言之尚早。但中國的體制及其表現已引起一些外國人的注意是事實。越來越多人想搞清楚中國的政治體系是怎麼一回事，是不是另外一個可能的選擇。起碼想知道，它有什麼可以讓西方參考和學習。這制度的比較研究和探討值得我們關注和參與。

福山提出西式（這裏主要是指美國）民主目前的問題，歸納為“否決政治”、“金錢政治”、和“治理司法化”，總結為政治衰敗的原因。我認為這些分析都是表面的，只是對一些現象的觀察，對一些狀態的複述，未能説出美國的政治為何淪落成現在的樣子。但亦有學者回應這些批評，認為這些所謂“問題”，原來就是這制度設計的基本元素和要求。

事實上，西式民主體制建立在自由、平等、人權這些基本價值觀上。以競爭、多數決、權力分立、相互制約、輪替執政等等一套機制去達到其目的。西式民主體制目前面對的問題，並沒有離開這些元素，只是對一些元素的解讀不一樣（如選舉捐獻與言論自由的關係）。故此這個評語並無不對。問題是這“行之有效”的體制，為何發展到今日出現了這些問題。答案可不可能是：過去他們的政府施政有效，表現很好，主要是因為這政治體制中的很多基本元素，根本並沒有真正或全面落實。到真正全面落實這些原則時，這體制就不靈了。

以“平等”這基本元素為例，從歷史上看，美國從立國一直到五十多年前的這百多年，都沒有真正實行自己説的那一套。美國的《獨立宣言》説“人人生而平等”，這裏説的“平等”，在涉及到行使基本政治權力時，就只限於有產的男性白人。到上世紀60年代才通過了普及選舉權的法律，後面還經過5年、10年的調整運作，“平等”這元素才真正得到落實。從有產到無產、男性到女性、白人到有色人種，走了一百五十多年。到它真正落實了理論上所説的自由民主體系時，整個制度就出現不少問題了。

為什麼150多年來都可以，搞到最近30多年就不行了呢？其中一個原因在於不“平等”的時候，“普及選舉”並不“普及”，在有限選民範圍內產生的政治代表，大家雖然有分歧，但在吵鬧完後關起門來，做個買賣妥協，就辦成了事，通過了法律。而過去30、40年逐步實現了真正“平等” 後，原先的政治妥協文化就散掉了。政客的所有行為都要面向更廣大的選民羣體，而這更大羣體內的問題，就變成了政治體制內的矛盾。舊的一套買賣/協商政治已行不通。出現了像美國目前的政治衰敗，是應該可以預見的。

自圓其説的理論

西方不是不知道他們制度的缺點及造成的問題。他們對自己的制度批判，比我們提出的更深入及透徹。但他們有個較一致的、能自圓其説的論述。簡單來説，就是乾脆承認他們的制度是個壞制度，但又説它是人類試過所有的政治制度裏最好的一個，沒有再好的了。西方在17-18世紀走向理性、科學，擁抱積極向上的世界觀。從什麼時候開始，在這問題上變得如此認命，消極地接受了這麼一個政治體系而自我滿足，甚至認為再沒有一個更好的體系呢？這態度完全違背了西方過去三四百年來的進步精神。

是不是就沒有更好的呢？這明顯不對。好比選舉經費問題，西方很多人明知道不受控的政治選舉捐獻，不單單使得選舉不公平，更導致公共政策被利益集團騎劫。但美國不僅不處理，更將政治捐獻説成是言論自由的一種體現。可見不是沒有更好的制度，而是這制度的基本元素（這裏是“言論自由”），在一定條件下竟成了制度敗壞的原因。

論述及理論的基礎

要解構以選舉為核心的政治體制，或要構建中國政治體制的理論基礎，得從它們的根本構建元素開始。美國學者多對這些問題興趣不大，認為這些已是得到解決和有共識的問題。但歐洲學者長期對這些問題還是很關注的。

例如對“平等”的看法。很多古典政治學者認為西方自由民主體制裏的所謂“平等”的價值觀，是要令這個體系長遠不能運行的原因。原因是以“人人平等”為原則根本無法落實。現實是人人並不平等，可見將來也不會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或機會平等是應該的，但幹事的時候不能簡單用平等的態度來處理。可西方的制度正是建立在“平等”這原則上，這些學者認為長遠必然令這個體系不能運行。西方體制現時就面對不少這種問題，如種族平等法律下應如何補償歷史造成的後果，不平等的修正措施是否也違反平等的原則？

多是信仰而非科學

西式民主體制背後的一些理念，多是一種信仰，是一種概念。如“主權在民”、“人民授權”等概念，在實際操作上就走了樣。每四五年去投一次票，就體現了人民的主權了嗎？投票是個選擇的程序，還是個授權的程序？多數決是個理性的決策方式嗎？這些都是西方、主要是來自歐洲學者的一些質疑。

美國的學者多不理會這些批評。他們深信自己的一套，在某種程度上，就像信仰宗教一樣；他們更像傳教一樣，將這信仰推廣到其他國家，讓它變成全世界的信仰。作為信仰，它不用有事實根據，宗教就是要求你信，不用講道理、事實。

西方自由民主體系的很多基礎都是一些信念，但在推銷者口中，這些信念就變成“普世價值”、“現代性”，就好像世上再沒有更好的了。如果這是信仰、信念的問題，不能不考慮受眾的文化和歷史背景，推它為“普世價值”、普世都應該用的制度，就很有問題。例如有些較簡單又容易為大家接受的價值觀如“自由”，在不同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下，就會有很不同的解讀及應用原則。恐怕大多數接受“自由”為基本價值觀的國家，也不會像美國那樣，將言論自由解讀為不受限制的選舉捐獻。

對於西式民主選舉政治，不論是直接批評，還是用中國的實例來證明我們制度的優越性，對迷信“西式民主”的人都不會有很大作用。“信仰”不同，文化歷史背景不同，大家談“民主”是談不攏的。

制度不完全是一個科學的問題。科學問題大家通常可以理性地談，再看看事實是怎麼樣的，誰對誰錯慢慢就清楚了。制度研究也可以用實例、看事實，但因為有信仰的色彩，結果就不像科學問題那樣簡單。如果你是信佛教的，我是信耶穌教的，大家可以溝通交流，但求共識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和你信的東西不一樣。

這個價值觀、信什麼的問題要搞清楚。搞清楚才能將這個話語權搞過來。如果不搞過來，你跟着他爭辯是肯定不行的，是沒有結果的。要擊破西方這套話語，就要探討整個體制，他們的體制，我們的體制，建立在什麼地方？

這一代人的歷史任務

作為學者，不能簡單説“不要反對民主”。如果西方的這一套“民主”是不行的，你就要反對它。我們不反對民主，我們也提倡協商民主，但要搞清楚我們講的民主是什麼，他們講的“民主”是什麼，不能簡單地全部接受西方的一套。面對開放式選舉體制可能造成的問題，比如香港落實行政長官普選後可能出現的情況，或我們在農村基層搞選舉出現的情況，應該就事論事，不能逃避，更不能單以一些價值觀或信念，來取代對問題的認識和探討。它是個好事還是壞事，總要按事實有個説法。

十八大以後提出了“中國夢”，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以及一百年、兩百年發展的願景。不再是簡單的經濟發展、小康社會。這必然涉及國家的政治社會體制，這體制背後的理論是什麼？價值觀是什麼？信念是什麼？與他人的有什麼相同、相似的地方，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又有什麼，這都要搞清楚，這是“中國夢”的構建工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構建中國政治社會體制的理論基礎，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