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ena：給香港泛民議員的一封信-OmenaK

【對於七百多萬香港民眾來説，6月17日是讓他們充滿期待同時又充滿不安的一天。在經歷了一年多的拉鋸戰之後，香港政府方案在這一天提交立法會審議。然而時至今日，香港部分泛民議員依舊不肯回心轉意，以少數特權騎劫民意，阻礙香港民主進程，這一舉動也遭致香港有識之士的反對。

本文作者OmenaK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同時也是中港青聯委員，親眼見證了港英政府統治下的香港和迴歸後香港的發展。在立法會表決前夕，她給觀察者網寄來一封信，其情切切，希望能夠對部分香港泛民議員有所觸動。】

尊敬的泛民主派議員：

你們好。

政改方案要表決了。作為一個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人，我有些話想對你們説。

也許對你們自己來説，投贊成票通過政改，2016立法會就當選不了。但請想想，我們還要面對下一代，面對在2047年三十而立的新一代。我知道你們會説，正是為了他們，才要阻止“假普選”。好吧，就讓我們假設它是假的，但如果它不通過，我們將什麼都沒有。

容我逐一細説。

近日很多朋友都提到《大憲章》，剛剛過去的6月15日是它訂立800週年紀念日。正如它所走過的800年曆史變幻一樣，《大憲章》也不是一朝建成的，最初只是貴族限制王權的約章，使國王不能隨便徵税，但當時國王的税收不是向公民直接徵收的，而是向封建王公，所以這個“憲章”其實只是為了貴族利益。後來英國“光榮革命”，憲制又邁進了，但只是把《大憲章》的貴族利益換成資本家利益，議會還是貴族和資本傢俱樂部，人民沒有普選權。

這些歷史細節，我就不在大家面前班門弄斧了。但我換個講法。如果我們穿越去平行世界，我們會在1215年撐起黃傘反對，説要“真憲章”，那麼《大憲章》就不會簽署；到了1689年，我們又要撐黃傘，要“真革命”，那麼《國民權利與自由和王位繼承宣言》就不會通過；到了今日，在我們原來的時空，英國已經是兩黨輪替，而在我們這個時空，我們還在撐傘，要“真普選”。

我們什麼都沒有。我們不能改進一個從一開始就不存在的東西。

6月17日，香港政改方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説完英國史，我們説説香港史。從一八四二年開始，整整一百多年的殖民時期，香港人沒有任何政治權力，一直是被統治者。直到一九八零年代，才開始引入選舉制度，到了九十年代才有立法局直選，但港督從來都是英國直接委派的，香港人完全沒有選擇的機會。這些往事，我都是後來知道的，記得第一次聽到“直選”二字是在收音機裏，還問爸爸什麼意思，第一次看到末代港督，是電視上一羣人不知為什麼擁簇這麼一個耍威風的胖子。而你們走過、見證過那個歲月，為什麼普選等於真正開創時代，為什麼香港人可以當家作主，你們應該比我更加清楚。

但是政改的意義，不止於香港本身。很多泛民人士一直希望建立所謂“民主中國”，讓內地實施西方政治制度。當然，你們當中也有一些人認為普選不一定適合內地，但大家和我一樣，知道國家需要很多改革。

現在國家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一串我們記不全的名詞中有一條就是“民主”。我最近在北京帶領交流團，第一次看到這個海報，“民主”二字放在第一行，沒有閃縮，沒有含糊其詞。固然國家提倡的民主，並不意味目前的西式民主，到底怎樣實踐也要參考各種經驗，而香港作為中國人社會，我們的經驗肯定重要。特區向來被視為一個政治試點，而行政長官是高級官員，直觀來講，相當一個省長，或者上海市長、北京市長，如果落實普選，就等於中國國內實行了一次直選。這不是素來有之的村長、生產隊長直選，而是高級官員直選。如果諸位真的有這個抱負，希望在中國民主建設之中擔當一個角色，就應該作為一個先行者。

吾生也有涯，五十而知天命。在我們的政治生涯之中，應該為了最大多數人的福祉和權利，去努力追求，要明白時代的大勢。過去大家一直説北京會封殺一切民主，現在國家有這個胸襟，允許我們在中國國內進行高級官員的普選，可能大家覺得不夠真，但無論如何是一小步，而不是退步，在全國意義上，香港這一小步，就是國家試驗的一大步。如果當年阿姆斯特朗在登月艙抱怨月球上沒有舒舒服服的殖民點，沒有國際標準的大套房，不去踏出那一步，損失的不是他，而是整個人類。

今日我們原地踏步，到底為誰建功？英美的歷史書不會提到我們半句，香港對他們來説可有可無；但如果我們拿出政治胸襟，國家的歷史以後就有我們的一份；反過來説，如果一意孤行，令民主失去一次嘗試的機會，歷史同樣會秉筆直書。

我覺得一個政治人物，視野應該放得遠些。不過現在流行本土，那我就不講國家，只講香港本土。

香港的社會問題，我們並非看不到，誰是罪魁禍首呢？你們常説官商勾結，金權政治，六月初學聯又説“政商崩壞，極權無道”。很明顯大家都在針對大商家，特別是大地產商。

現在我們假設這是真的。那麼我們怎樣對抗？學聯要自己修憲，拒絕承認《基本法》。我們都知道，這是行不通的，沒有《基本法》就沒有香港，就算閉門造車，修了憲，又如何獲得實施的力量？按他們的做法，最終只有暴力革命一條路，自己建立政權。

如果我們不走革命路線，在現有制度之下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通過普選，讓市民手裏至少握有一票。如果“出閘”的候選人個個都是奸商代表，敲骨吸髓，我們下一屆至少可以不投票給他；而當選的特首為了連任，就算當初是資本代言人，上任之後由於需要選票，未必就會繼續買賬，他不再需要對資本唯命是從。選舉制度令市民擁有政治力量，只要人民團結起來，特首就可以選擇，可以倚靠。

香港民眾支持基本法

我們要這樣想，不要總覺得我們是民，他是官，我們是被動的，我們只能要求官對我們好些；我們其實有力量，只要我們手中有票，就可以保護、可以力撐一位維護市民權利和福祉的特首。現在我們手上無票，與其説我們沒有選擇權，不如説當我們遇上一位真正的好特首，連支持的手段都沒有，只能眼睜睜看他怎樣被趕下台。手上無票，我們只能撐雨傘，手上有票，我們就可以撐特首。

大家細想，那些一直揶揄你們的激進份子，他們盡打左翼平民政治的旗號，卻無一願意“袋”。他們不是比你們激進、頭腦發昏，他們也是人精，知道一旦普選了，特首就可以走羣眾路線，他們立即就要破產。而大家，一路走專業路線的大家，無論如何都有政治的位置，為什麼甘心被他們騎劫和消費呢？

而且，這個令市民充權的制度一旦建立，中央定會全力保護，免受任何利益勢力的破壞。大家今日反對的北京中央，可能就是明天市民權力的保護者。我相信，國家是有誠意在香港嘗試進行民主改革的，否則當初根本不會把普選寫進基本法。

是的，市民要充權，這是民主的最終目標。但如果要讓人民具有政治力量，除了選票，還有很多先決條件，比如教育、理性、視野、表述和討論的空間。現在無論從任何角度、任何立場來看，“袋住先”都是一個比較務實的選項，可以説是各取所需。大家如果真心為了市民着想，為了市民的權利，作為政治領袖，應該以身作則，做出理性抉擇。

但我們沒有看到理性抉擇，只看到非黑即白的立場和口號。香港的政治和社會氣氛越來越偏激。如果市民漸漸失去理性商議的能力，又怎能充權呢？

再想想，你們手中民心可用嗎？也許你們看到，只要順應社會上一些偏激的情緒，就可以保住現時的立法會席位；沒錯，無論如何總有一些粉絲支持你們，即使只有百分之幾，算起來也有十多萬之眾了，能給你們議席，能在一個政治圈子之中給你們崇高聲譽。但要明白，這同時也在推波助瀾，讓這種偏激情緒更加牢固。

偏激的情緒一定帶來偏激的主張，你們不是沒有看到，現在已經開始焚燒《基本法》、燒國旗，港獨出現苗頭；長此以往，可能有一天，口號已經不是“我要真普選”，而是“我要香港國”，到了那天，大家是否也要一路被牽着鼻子走呢？如果“真普選”的要求一直依靠偏激的路線，到時被騎劫的不止是議員，還有很多雖然不滿政改方案但卻反對港獨的市民。前者是可以談的，後者沒有妥協的半點餘地。

當年慈禧也覺得民心可用，結果喪權辱國。部份激進的民情，無法突破現實和道德的限制，港獨沒有任何前途可言，除非大家把心一橫，只求做個街頭政客，無休止地示威、焚燒、衝擊。但這些年來大家所爭取的，不就是希望當中有人也可以競選特首嗎？如果我們被港獨騎劫，選舉特首一定無望，我們大家都非常清楚。

其實，大家面前的真正選項不是一套套的方案，而是自己的基本盤，到底是繼續裹同偏激的民情，走向一個不可實現的死衚衕，還是重新經營、或者説重拾過去的理性民眾。要繼續煽動無法燎原的星星之火，還是聆聽社會的大音希聲？

民心“無Take Two”（香港公益廣告語，生命無 Take Two（生命沒有第二次）——觀察者網注），我們不可以選擇了激進，走到死衚衕，然後又走回理性路線。如果選擇激進，大家就應該有心理準備，泛民黨派的年青朋友只能看到前輩和日後的自己，就任立法會宣誓時不敢得罪選民，只能偷偷摸摸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幾個字含糊其詞，然後終身坐在同一席位上，在週末搖搖旗、睡睡大街。如果你們甘心這樣，我也只好言盡於此了。

（感謝陳恆鑌議員在寫作過程中給予構思和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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