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超：當普京遇到教皇，上帝站在誰一邊

當G7首腦在德國楚格峯腳下商量着如何嚴防死守孤立俄羅斯時，羅馬教皇方濟各卻在這個時候接見了普京。儘管普京遲到了70分鐘，但總體而言，兩人還較為默契。結束之後，普京還收到了教皇的禮物——一枚“和平天使”的獎章。美國儘管對教皇與普京的會晤感到不滿，卻也無奈。

在俄國看來，兩人的會晤證實後冷戰時代梵蒂岡與克里姆林宮之間的友好互助，是天主教會與東正教會兄弟般情誼的象徵。教皇在普京“被孤立”的困境中提供重要的外交支持，反而堅定了普京分化美國與歐洲的信心。教皇對俄羅斯的温和態度成為俄重要的宗教和外交資源，將長期發揮作用。而此刻的上帝，不再是分裂瓦解龐大帝國的敵意之神。國家、神聖性、領袖與外交，再次奇妙地纏繞在一起、相互作用，塑造俄羅斯新的真理之域。烏克蘭危機時代普京政體的合法性，也靠着這些因素互動而不斷鞏固加強。

西方圍堵之下，教皇方濟各與普京會面

國家：拜占庭之死與俄羅斯的崛起

説起來，俄羅斯國家性的起點本身就與宗教有關。988年基輔羅斯受洗標誌着俄羅斯民族性的成型，俄國人的信仰由此轉向基督教。拜占庭作為偉大的正教文明，對羅斯有着強烈的吸引力。傳入基輔羅斯的基督教帶來的彌賽亞意識和庭教合一的體制塑造了俄羅斯民族，也構建了俄羅斯國家性。基督教教會俄國人追求更為崇高的目標，而不僅僅是追求財富。作為基督教大家庭的成員，羅斯與梵蒂岡交往頻繁。

1054年教會大分裂波及到羅斯，羅斯自然宣佈不承認天主教並同其鬥爭。當第三次十字軍東征的天主教大軍來到波羅的海和芬蘭灣時，教皇公然要求當地居民改宗信仰聖彼得，驟然惡化羅斯與天主教廷的關係。12世紀末，蒙古韃靼人統治羅斯長達兩個半世紀，拉開了羅斯與西方的距離。

1453年，拜占庭帝國滅亡，以莫斯科大公國為首的羅斯諸城邦成為東正教的最後力量。莫斯科大公國伊凡三世聽從羅馬教皇建議，迎娶拜占庭末代公主索菲亞為妻。大公國名正言順成為東羅馬帝國的繼承人，而羅斯也被俄羅斯所代替，“莫斯科是第三羅馬”成為俄羅斯國家構建的理念基礎。這種國家觀立基於東正教的兩個特徵之上：1）正教會對王權的追隨，鼓吹宗教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服從；2）拜占庭東正教具有獨特的“帝國崇拜”觀，強調世俗與精神“雙重為首”的觀念。莫斯科是東正教唯一的捍衞者。“第三羅馬”這一神聖榮耀不僅與東羅馬帝國滅亡有關，也與莫斯科大公國王公的努力不無關係。最為突出的即是伊凡四世，他於1547年取得了“普世東正教徒的沙皇（即凱撒）和國君”的稱號，達到了“莫斯科是拜占庭的真正繼承者——第三羅馬”的目的。

拜占庭的死亡意味着東正教與歐洲的近緣關係不復存在，而俄羅斯作為新興國家走上歷史舞台，承擔着構建第三羅馬，重現拜占庭輝煌的角色。而天主教與東正教的紛爭和對抗，與俄羅斯與西方這對關係夾雜在一起，構成了俄羅斯尋找自我存在感，創造偉大帝國的重要“他者”，融合進俄羅斯民族國家認同之中，影響俄羅斯的對外認知和行為。

神聖性：俄羅斯精神文明的基石

沙皇彼得一世即位後，東正教被確立為國教，並隨着俄羅斯帝國的崛起和對外擴張而不斷擴展。東正教的儀式主義使信奉者“將日常生活牢固有力地統一起來”，卻並未為啓蒙運動或宗教進步留下多少空間。儘管彼得一世頑強地進行西化改革，東正教卻作為最為頑固的保守力量留存下來，成為俄羅斯國家和社會生活的重要特徵。與帝俄時代融合恰到好處的東正教也產生新的特質：嚴格、等級化的結構、較為淺顯的學説概念，華麗重複的儀式主義。伴隨着帝俄的崛起，東正教在國家中逐漸取得了重要地位。

儘管如此，近代歐洲的世俗化仍然鋭不可當。與西方交流逐漸密切起來的俄羅斯再次將西方作為他者進行思量，不斷反觀自身。俄羅斯著名思想家別爾嘉耶夫甚至認為，俄與西方的區別僅在於信仰，俄羅斯文明的本原就是東正教信仰。

傳統知識分子對神聖性的強調和東正教對集體主義和國家權力的強烈服從，使得東正教的神聖性並未被“革命”，回到精神領域之中。政權與宗教難捨難分的情誼也推動了俄羅斯在其侵佔的領土內強力推廣東正教，並建立以俄羅斯東正教會（ROC）為軸心的管理制度。因為在帝俄的皇帝們看來，基督教民族（波蘭除外）對俄國擴張的抵抗要比伊斯蘭教民族要少得多。

2008年，普京出席俄東正教大牧首葬禮

梵蒂岡反擊戰和上帝迴歸蘇聯

東正教對國家服從關係隨着帝俄崩潰而瓦解，東正教會遭受巨大沖擊。隨着俄國革命和內戰的進行，ROC與白軍所佔領地區的東正教會失去了聯繫。1920年吉洪牧首簽訂了第362號法令，允許人們在莫斯科牧首區管轄的地方創建臨時教會機構，由當地等級最高的教士進行管理。而與此同時蘇聯政府對東正教的破壞，也導致了教會與新政權之間的衝突越演越烈，大批神職人員逃離蘇聯。因此，東正教在蘇聯時代分裂，由國內“紅色東正教”和國外的“白色東正教”組成。國內的紅色東正教歷經困境，儘管在二戰時期斯大林看到東正教對鼓舞士氣的作用，逐步提升東正教的地位，東正教隨後有所發展。但是東正教在蘇聯時期遭到排斥，再未獲得帝俄時代的地位。

斯大林曾言，“教皇手上有多少個師？”但他卻忽視了教皇所擁有的廣泛信眾和強大的精神感召力。1978年，波蘭紅衣主教卡羅爾·沃伊蒂瓦成功當選為教皇，引起教眾強烈支持。這位教皇否定了前任教皇採取的迴避謹慎的“東方政策”，將波蘭視為上帝選中的重要地域，展開反擊。他一方面反對東邊的“無神論”傳統，另一方面反對西方的“世俗化和物質主義”。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仇視和對信仰的堅定支持使其在波蘭贏得極大的聲譽。波共在其和團結工會的聯合打擊下迅速喪失合法性，隨後的事件可以想見。

而蘇聯晚期，戈爾巴喬夫對改革、民主和公開性的迷戀，並在主流報紙《消息報》和《真理報》公開承認信仰者的地位和作用，使得宗教力量在無神論國家潛流暗漲。1988年6月10-16日，官方支持的“基輔羅斯弗拉基米爾接受基督教一千週年紀念日”成功舉辦。這些舉措更是嚴重削弱了蘇聯國家的意識形態性。上帝的存在得到官方承認，教會力量也得以認可，以至於蘇聯解體後東正教不僅沒有衰落，反而復興。

普京與教皇：非正式聯盟

俄羅斯宗教在葉利欽時代復興之後，在普京時代達到新一輪高峯。普京是近代俄羅斯歷史上第一個向世人承認自己是基督徒的國家元首。普京對宗教自由的推崇和東正教的崇信使得東正教確定了其在當代俄羅斯的重要地位。

普京承認傳統價值、強調家庭的核心地位和宗教在現代社會的重要作用，這也得到當前教皇方濟各的響應。方濟各教皇是一位温和的保守派，同樣承認宗教對現代社會和政治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普京對保守主義的信奉，對宗教的重視以及其強大的權力成為教皇拉攏的對象，也成為教皇獲得對西方影響力的另一重要路徑。

與此同時，普京還加強與羅馬教廷的交流。從問題領域上看，克里姆林宮與梵蒂岡共識較多，集中於：1）反對伊斯蘭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普京與教皇的議題也集中於對中東北非、高加索和中亞地區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希求當地維持和平與穩定。2）支持與伊朗對話，採取和平手段解決伊朗核問題，反對孤立伊朗的政策。3）支持基督教普世主義。4）在烏克蘭東儀天主教會與俄羅斯東正教對峙中中立。在烏克蘭危機和內戰之後，烏克蘭地區東正教和天主教已勢成水火。兩方各支持歐洲和俄羅斯，形成天主教和東正教的對峙局面。梵蒂岡在此問題上採取中立政策，以換取普京對烏克蘭地區天主教徒的保護，而普京則沒有表態。烏克蘭地區波蘭和美國神父的大量湧入，表明普京也已做出巨大讓步。

在去意識形態化之後的俄羅斯，普京在構建具有強大凝聚力的國家認同上獲得成功。普京式傳統將俄羅斯國家中的“第三羅馬”頑強不屈的精神，東正教中彌賽亞意識和反抗西方的宗教資源巧妙的融合在一起。在當前的烏克蘭危機和經濟制裁的陰影下，俄國人對普京的支持不降反升。這在世俗化程度頗深的西方人來看不可思議，使用物質力量和經濟手段企圖將俄羅斯拽入危機谷底對克里姆林宮而言不啻為一個天真的笑話。此時的上帝，並不站在飽受9·11襲擊的紐約一方，也不站在吵吵嚷嚷、意見不一的布魯塞爾一方，而站在支持宗教自由，強調保守主義和宗教價值的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