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言如玉|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新傳染病？
【當你打開這篇文章的時候，MERS病毒正在韓國肆虐。截至6月19日，韓國MERS確診患者166人，死亡24人。這種號稱中東呼吸綜合徵的傳染病，至今仍然無法找到有效治癒方法。MERS病毒的襲來，再次喚醒人們對於SARS病毒的記憶：恐慌、不安和無助。從肺結核到到SARS再到埃博拉病毒、MERS，人類的發展史也是一部病菌抗擊史，然而每次當新的病毒來臨時，我們依舊要問，新病毒從何而來？為什麼在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依舊有那麼多難以治癒的病毒？本文選自勞裏·加勒特的《逼近的瘟疫》（楊岐鳴、楊寧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出版），正如作者所談到的，要攻克致命病毒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情，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韓國MERS病毒肆虐，醫院成重災區
我舅舅伯納德1932年進入芝加哥大學學習醫學的時候，他已經目睹過1918—1919年的大流感。他數着巴爾的摩街上緩緩走過的靈車，那時他才7歲。此前3年，他的父親差一點兒死於傷寒熱，是在巴爾的摩市中心得的病。後來不久，他的祖父死於結核病。
12歲時，伯納德得了所謂的“夏季病”，躺在家裏，熬過馬里蘭漫長、炎熱的夏日，像他母親説的：“懶得動彈。”直到1938年他在舊金山加州大學醫學院實習期間，志願充當X光實驗對象的時候，才發現“夏季病”實際上就是結核病。無疑，他是從祖父那裏傳染上的，後來病癒，但肺部留下了終生的明顯疤痕，胸部X光透視照了出來。
當時似乎每個人都有結核病。年輕的伯納德·西爾伯在芝加哥埋頭苦讀醫科的時候，新招收的護士班學生按常規都要進行檢測，看看對結核病是否有抗體。農村來的姑娘剛剛入校學習時，結核病檢測總是呈陰性。可以同樣肯定的是，在城市的醫院病房裏待過一年之後，她們的結核病測試都呈陽性。那時，任何疾病都能激活潛在的結核病感染，結核病療養院氾濫一時。治療只限於卧牀休息和爭論不休的膳食搭配、身體鍛鍊、新鮮空氣以及非同尋常的氣胸外科手術。
1939年，伯納德舅舅在洛杉磯縣醫院開始兩年的從醫實習，與舅母伯尼斯——一個疫病防治工作者相識。伯尼斯腿有點瘸，一側耳聾，是童年細菌感染留下的後遺症。她9歲時，一側耳內生長細菌，最後感染了乳突狀骨，而且併發骨髓炎，使她的右腿比左腿約短一英寸，迫使她走路時一顛一顛的。他們相識不久，伯納德得了嚴重的肺部感染，由於他是個醫生，得到了條件最好的治療：精心照料和氧氣。他病懨懨地在洛杉磯縣醫院住了一個月，希望他會成為熬過細菌性肺炎的60%的美國人中的一員：當時還沒有抗菌素，這是細菌性肺炎的治癒率。
1944年抗菌素研製成功，在這以前，細菌性感染既很普遍，又很嚴重。伯納德舅舅無須經過或很少經過化驗室的化驗，在幾分鐘之內，就能診斷出猩紅熱、肺炎球菌肺炎、風濕熱、百日咳、白喉或結核病。醫生們必須迅速診斷，因為這些炎症會很快惡化。另外，在1940年，化驗室能夠告訴醫生的，一個醫術精湛、觀察細緻的醫生也都能獨立決定。
當時，病毒還是一個巨大的黑盒子。雖然伯納德能夠輕而易舉地區分風疹、流感、聖路易斯腦炎以及其他病毒性疾病，但他既不會治療、也不深知這些極小的微生物對人體能造成多大危害。
伯納德舅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接觸到熱帶醫學的。當時他是陸軍衞生兵，曾到瓜達康納爾島和太平洋其他戰場服役。就是在那個時候，他學到了在醫學院校極少接觸的疾病的第一手知識：瘧疾、登革熱（碎骨熱）和各種不同類型的寄生蟲病。奎寧對治療瘧疾有神奇的功效，但對於感染了其他熱帶生物體的美國士兵，他卻束手無策；而在太平洋戰區，熱帶病源卻處處皆是。
戰爭進行了兩年以後，陸軍分發了首批少量青黴素，指示醫生們千萬節約使用這種稀罕的藥品，使用劑量約為5000單位（相當於1993年治療輕微感染所用最低劑量的三分之一弱）。在早年細菌對抗菌素還沒有產生耐藥性的時候，這種劑量就足以產生奇蹟了。陸軍的醫生們對青黴素的奇效驚喜萬分，竟會收集用過此藥的病人的尿液，提煉出青黴素，在其他士兵身上再次使用。
若干年後，我到伯克利加州大學研究生院研究免疫學的時候，伯納德舅舅還會給我講述一些往事，聽起來就像黑暗世紀的醫學故事。當時我頭腦裏裝的盡是能夠把免疫系統的活細胞分成不同類型的熒光啓動激光細胞分類機、基因工程的新技術、單克隆抗體、人類遺傳密碼的解析等。
“我一直把抗菌素的生產比做國內税務局。”伯納德舅舅看到我對於抗菌素產生前美國醫生經歷的艱辛不大感興趣時，會這樣説，“人們總是在尋找漏洞，但是等他們真找到什麼漏洞時，税務局馬上就給堵上。抗菌素也是這個樣子——你前手研製出一種新抗菌素，細菌後手就產生了耐藥性。”
1976年夏天，我自然重新想起了伯納德舅舅講述的許多道理。那時我正在思考在斯坦福大學醫學中心的學位研究計劃，報紙上連篇累牘地登載着傳染性疾病的消息。美國政府預料會發生一次大規模流感，有人估計其規模之大，會超過1918年：那一次全球性大恐怖，奪去了2000萬人的生命。美國軍團組織7月4日在費城一家飯店聚會，不知什麼東西竟使128人身患重病，29人死亡。特別奇怪的事正在非洲發生，根據當時含糊其辭的報道，人們正在死於一種可怕的新病毒：在扎伊爾和蘇丹，某種所謂綠猴病毒，或馬爾堡，或埃博拉，或三種名稱的混合稱呼，正在引起全世界疾病專家的急切注意。
1981年，美國國家衞生研究所的理查德·克勞斯（Richard Krause）博士發表了一本引起爭論的書，名叫《難以平息的浪潮：微生物世界不停的挑戰》（The Restless Tide：The Persistent Challenge of the Microbial World）。書中提出，早被認定已經敗北的疾病可能殺個回馬槍，接着危害美國民眾。一年後在美國國會作證時，有的議員問克勞斯：“為什麼我們會有這麼多的新傳染病？”
“其實並沒有出現任何新東西，”克勞斯答道，“瘟疫的到來如死亡和税收一樣不可避免。”
但是，艾滋病流行的衝擊在80年代促使許多病毒學家認真考慮，確實在出現着某種新東西。隨着這種流行病從世界的一個地區傳向另一個地區，科學家們不禁問道：“這種病是從哪裏來的？還有沒有別的病源？還會不會發生更加危險的疾病——從空氣中由人到人傳播的疾病？”
隨着80年代前進的腳步，提出這些問題的人越來越多。在洛克菲勒大學的一次雞尾酒會上，一個名叫斯蒂芬·莫爾斯的年輕病毒學家來到著名的校長、諾貝爾獎獲得者喬舒亞·萊德伯格面前問道，關於正在出現的微生物，人們的擔心日益嚴重，對此他有何見教？萊德伯格用絕對的詞句，斬釘截鐵地答道：“問題是嚴重的。還將更加嚴重。”懷着一種共同的責任感，莫爾斯和萊德伯格開始徵集同事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收集證據，提出建議。
1988年，一大批美國科學家，主要是病毒學家和熱帶醫學專家，得出了結論：是拉響警報的時候了。在洛克菲勒大學的莫爾斯和萊德伯格、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湯姆·莫納特、耶魯大學蟲媒病毒研究單位的羅伯特·肖普等人的倡導下，科學家們尋求辦法，使他們共同的想法具體化。他們最擔心的是被視為一羣愛哭的嬰兒，為了研究經費的縮減而哭鬧不休；或者被人指責為高呼狼來了。
1989年5月1日，科學家們在華盛頓飯店聚會，飯店同白宮只有一箭之遙。他們在一起討論了三天，目的在提供證據，説明地球上的致病微生物遠遠沒有被擊敗，相反，正在對人類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會議由全國變應與傳染病研究所、福格蒂國際中心和洛克菲勒大學共同贊助。
“大自然並不慈善，”萊德伯格在開幕詞中説道，“最根本的原因是，大自然選擇的單位——脱氧核糖核酸（DNA），有時是核糖核酸（RNA），在各種不同的生物體中根本不是整齊排列的。它們共同分享整個生物圈。人類的生存並不是預先註定的進化程序。遺傳變異存在着豐富的資源，可供病毒學習新的伎倆，不僅僅限於按正常規律出現的、甚至經常出現的東西。”
芝加哥大學的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概述了過去幾千年間人類遭受微生物攻擊的原因。他認為人類歷史上的每一場災難性流行病都是人類進步造成的啼笑皆非的後果。麥克尼爾警告説：人類改進命運的同時，也就加大了自己面對疾病的軟弱性。
“本人以為，我們應當意識到我們的力量是有侷限的，”麥克尼爾説，“應當牢記，我們越是取得勝利，越是把傳染病趕到人類經驗的邊緣，就越是為災難性的傳染病掃清了道路。我們永遠難以逃脱生態系統的侷限。不管我們高興與否，我們都處在食物鏈之中，吃也被吃。”
三天之中，科學家們提出證據，證實麥克尼爾的帶有預見性的講話確有道理：病毒正在迅速發生變異；就在科學家們開會時，海豹死於瘟疫；澳大利亞傳進新病毒一年間，野兔死去90%；大流感正橫掃整個動物世界；安德洛墨達變體（Andromeda strain）幾乎以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的形式出現在非洲；超級大城市正在發展中世界崛起，形成了“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的據點；雨林正在被毀，迫使攜帶疾病的動物和昆蟲進入人類居住的地區，使致命性的神秘微生物第一次在大範圍內感染人類、危及人類生存有了切實的可能。
我作為年輕一代中的一員，在充滿信心的治療醫學時代接受教育，對傳染病極少關心。我聽着會上的發言，覺得更像邁克爾·克賴頓小説裏的內容，而不是來自實踐經驗的科學討論。可是我和千萬個在抗菌素出現以後，在基因工程時代成長的年輕科學家一樣，也不得不承認，確實有長長一串最近出現的病毒：引起艾滋病的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與血癌有關的人類T細胞白血球過多病毒（HTLV）Ⅰ型和Ⅱ型、最近發現的幾種肝炎病毒、在非洲和亞洲發現的多種出血症病毒等。
1991年2月，美國國家科學院下屬的醫學研究所召開特別小組會議，議題是進一步探討1989年科學家會議提出的問題，並在兩個方面對聯邦政府提出建議：微生物威脅對美國公民的嚴重程度；改進美國疾病監測和監管能力應採取的步驟。1992年秋，醫學研究所公佈了研究報告：《正在出現的傳染病：微生物對美國健康的威脅》（Emerging Infections：Microbial Threats to H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報告得出的結論是：傳染性疾病在美國出現的危險確實存在；當局準備不足，難以預見和處置新的流行病。
“我們要發出的信息是，問題是嚴重的，而且會更加嚴重。我們需要加強工作來扭轉局面。”萊德伯格在報告公佈的當日説。
報告公佈以後，亞特蘭大的美國疾病控制中心開始冥思苦想，終於在1994年春制訂出一個計劃：提高警惕，對疾病暴發作出迅速反應。由於對1981年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的出現反應遲緩，使得流行病擴大，到1993年已涉及150萬美國人，每年耗費聯邦政府120億美元，用於研究、製藥、教育和治療。
疾病控制中心決心不再重複這種錯誤。
但是在1993年也有不同的聲音，反對美國科學界目光短淺，往往只強調病毒，單單重視對美國公民造成的威脅。曾直接同疾病作過鬥爭的白衣戰士如喬·麥考密克、彼得·皮奧特、戴維·海曼、喬納森·曼、丹尼爾·塔蘭托拉等有力地爭辯道：微生物並不遵守人類的國界。另外，他們説，在世界大部分地區，正在出現的最危險的疾病不是病毒性的，而是細菌和寄生蟲引起的。他們説，需要開闊視野。
其他持批評態度的人強調，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一看人類漏洞百出、指導不當的控制微生物的行動就會發現，大部分問題正出在現在呼籲提高警惕的科學界本身。烏韋·布林克曼、安德魯·施皮爾曼、功有田等人提出，在全世界富國的學術單位和政府機構看來似乎是可行的微生物控制措施，到地球上的窮國去執行時，卻會造成災難。
持批評態度的人指責美國人，説他們眼光狹窄，只看到疾病在美國出現，卻看不清真實的形勢。當你看到一個身裹綠色“肯加”的恩德貝勒族小女孩時，這形勢就不言自明瞭。她躺在津巴布韋的布拉瓦約城外一個衞生所的硬邦邦的土地面上。她母親坐在她身邊，懇求的目光投向走進這個兩間屋子的診所的每一個陌生人。4歲的女孩發出微弱的哭聲。
“她得的是麻疹。”診所主任説，用手指着孩子，態度嚴肅。他領着一個參觀者出去觀看當地改進抽水馬桶和提高農村兒童膳食中蛋白質含量的業績。
一個小時後他又返回這個泥糊的籬笆診所時，只見小孩的母親扭動身體，痛苦萬分，淚水悄悄滾下面頰。小孩微弱的哭聲已經停息。又過了幾個小時，那位母親和她的丈夫將一領捲起的草蓆橫放在自行車車把上，席裏卷着小女兒的屍體。他們眼睛呆呆地望着天邊，推着自行車，悽慘地沿着紅色的泥路走去。
當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的母親們安排孩子們“接種疫苗”，故意讓年幼的子女接觸一下麻疹、流行性腮腺炎甚至雞天花的時候，這些疾病卻在迫使世界上某些最貧窮的國家的父母們求天告地，來面對他們的一半兒童在10歲前就會來臨的死亡。
美國的醫生在他們負責保健的人動身到墨西哥的提華納以南旅行前，會開出一長串需要接種的疫苗和處方藥，這就是一個突出的證據，證明了全世界在富有與貧窮、發達與落後之間的巨大差別對衞生方面帶來的衝擊。20世紀70年代，對南半球的貧窮落後感到遺憾的美國人和歐洲人把大量的金錢投到最貧窮的國家，興建項目，意在使這些國家的民眾進入“現代”。當時的邏輯是：隨着社會的整體結構和經濟狀況逐漸接近美國、加拿大和西歐，民眾的健康狀況自然會改進。
但是到1990年，世界上主要的貸款國家與機構不得不承認，現代化活動只是惡化了第三世界普通百姓的狀況，增加了各國上層和外國機構的權力、財富和貪污腐敗。充滿田園風味的農業社會在僅僅一代人的時間就面目全非，成了圍繞着一個或幾個巨大的城市而存在的國家。這些城市越來越大，像是田園畫上的污泥濁水，淹沒了民眾傳統的生活方式和環境，將年輕的求職農工衝向亂糟糟的半城半鄉的貧民窟，裏面連起碼的人類垃圾處理和公共衞生設施都沒有。
在20世紀70年代的工業化自由市場世界，社會各階層的人對於環境污染與個人健康之間的關係都變得日益關心起來。由於殺蟲劑濫用、含鉛塗料、石棉纖維、空氣污染，以及使用添加劑的食品的危險日見明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的民眾呼籲制定法規，限制對環境和食品的污染。
隨着地球大氣層臭氧空洞的發現，全世界的科學家開展了一場辯論，辯論的題目是為了防止地球保護性臭氧層的進一步污染、破壞，全球應負何種責任。同樣，海洋生物學家也展開了越來越激烈的爭論，題目是為了改變地球各大洋的不良狀況和魚類、珊瑚及哺乳動物遭遇的近乎滅絕的危險現狀，世界各國應當共同承擔何種責任。保護主義者把注意力轉向全球野生動物的保護。生物學家如哈佛的E·O·威爾遜和史密森學會的托馬斯·洛夫喬伊則提出警告：可能出現一次全球性動植物種羣的滅絕事件，其規模之大，可以與白堊紀恐龍的絕種相比。
威爾遜提到了地球古代史上5次大規模滅絕事件的化石證據，接着問道：對於人類親手造成的環境破壞，世界還能容忍多久？“有人相信人類所毀掉的，大自然會使其復生；這些數字應當使他們停下手來了。也許會復生，但是所用時間會很長，對現代人來説不會有任何意義。”
20世紀60年代，加拿大哲學家馬歇爾·麥克盧恩首先提出“地球村”的概念，指的是通過傳播技術，把全世界緊緊地連在一起。隨着人類進入20世紀的最後一個10年，這個概念在地球生態的意義上已經明顯地印入人們的思想。環境保護主義者正在從宏觀上考慮，設法改變相距遙遠的地方如日本、阿拉斯加、俄羅斯、挪威的捕鯨政策。世界銀行決定把生態問題列入向發展中國家發放貸款的審查標準。在許多科學家看來，切爾諾貝利核事故證明，如果認為控制毒性危險這個問題的解決，永遠要受國家主權的制約，那將是愚蠢的。
1992年，美國選舉了一位主張推行一項雄心勃勃的全球性馬歇爾計劃來保護環境的副總統。艾伯特·戈爾提出，除非在世界範圍內大力改變人類的觀念，再加上細緻的國際管理體系和經濟刺激，否則便很難保障地球生態的繼續平衡。他引用持批評態度的環境保護主義者的話説：“對保持現狀享有既得利益的人將會繼續阻止任何有意義的變革，直到關心生態系統的多數公民站出來説話，並敦促他們的領導人採取措施，使地球恢復平衡。”
如此看來，在宏觀的層面上，關於經濟公平和發展、環境保護、對某些問題的條規的建立，已經產生了一種全球共用的感知。儘管在看法上和語意上還有分歧，但是早在柏林牆被推倒以前很久，對某些問題的觀點的全球化已經越過意識形態的界線而產生。從那以後，全球化的速度更快了，儘管在美國以外，有人表示了相當大的擔心，擔心美國會對環境、通訊、發展等領域的全球化，在思想意識、文化觀點、技術和經濟方面占主導地位。
不過，直到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出現以後，衞生全球化的侷限性和必要性，才超越羣眾性接種和腹瀉控制計劃，而在更大範圍內變得明顯起來。自從1981年在紐約和加州的同性戀男子中發現艾滋病那一刻起，它就變成了一個折光稜鏡，通過這個稜鏡，正極光，也就是各種社會希望別國據以觀察自己的正極光，被分割成千萬個彼此不同的閃光小片。通過艾滋病這個稜鏡，世界公共衞生專家就有可能看出人類的神聖組織，包括醫療機構，科學、宗教和司法體系，聯合國，各種政治制度下的政府體制等等的虛偽、殘酷、失敗和無能。
著名科學家的結論是：如果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是一個典型，那就可以説人類正面臨極大的問題。對於這種新疾病的出現，人類的態度先是漠不關心，接着是對感染病毒者表示鄙視，最後則產生一種病態的無所謂的感覺，用一種自欺欺人的邏輯，使流行病合理化：有人説這種病毒是毫無害處的，有人説某些人羣或種族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在感染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後痊癒。他們説，歷史自會判斷20世紀80年代世界政治和宗教領導人的表現：到底是把他們視同17世紀倫敦的教士和貴族，自己逃離城市，留下貧苦大眾去忍受腺鼠疫的折磨，還是歷史更加寬容一些，僅僅認為他們是沒有能力看到暴風雨，直到暴風雨夷平了他們的住處？
過去5年間，科學家，尤其是美國和法國的科學家，曾經表明他們的擔心，説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遠遠不是一次公共衞生方面的差錯，而更可能是未來的問題的徵兆。他們提出警告：儘管經過了艾滋病的慘劇，人類並沒有學會對新的微生物作好準備和實施對應的辦法。他們呼籲人們認清，任何一國的環境在微觀層面上的變化都會在宏觀層面上影響全球的生活。
畢竟，人類的宿敵是微生物。微生物並沒有因為科學發明了醫藥、抗菌素和疫苗（天花是個突出的例外）而自行絕跡。在產業化時代以後，美國人和歐洲人雖然清理了他們的大小城市，微生物也沒有消失。微生物當然更不會僅僅因為人類忽視它們的存在而壽終正寢。
勞裏·加勒特的《逼近的瘟疫》，楊岐鳴、楊寧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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