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人生沉思錄15| 富不過三代，家國同理
【作者按：這篇《人生沉思錄》，從1996年開始寫，已有一千多條，都是些思想火花：包括人生感悟、讀書體會，好句摘抄等方面的內容；既可作思想記錄，又可作今後寫作的素材。點點滴滴，受到學友的喜愛。下為最新修訂稿，以25為節，與朋友分享。】
（本文為《人生沉思錄》第15部分，其餘部分請見作者專欄。）
976. 止，不上，不下，止於一。
977. 道家散淡的哲學認識基於時空無限和相對，故老子説：“天長地久”；儒家進取的哲學認識基於時空有限和絕對，故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978. 真是歷史的諷刺，當今英國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仿效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做法，在中亞乘美國之危，趁火打劫，大做軍火生意。2008年6月16日英國《金融時報》披露國防與安全組織(Defence and Security Organisation，DSO)的報告數據，2007年英國成為世界最大武器出口國名單上的佼佼者，在武器市場訂單數額方面多年領先的美國退居第二位。2007年英國接到其它國家價值100億英鎊(約200億美元)的國防採購新訂單，佔世界武器出口市場的33%。報告中説，2006年出口訂單數額達到55億英鎊。幫助英國衝進佼佼者行列的有沙特阿拉伯“颱風”(Typhoon)戰鬥機的大型訂單(交易額為43億英鎊)以及與阿曼、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岸防艦出口訂單。文件中指出，來自北美國家的訂單也起了不小的作用：2007年美國從英國購買的武器超過其它任何一個國家。值得回味的是，英國在慫恿美國衝入中亞後與當年的羅斯福一樣也在雙面贏利，2010年10月21日，塔利班組織一名指揮官對英國《每日電訊報》表示，英國是該組織最大的資金來源。按他的話説，塔利班受到英國各地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區中心收到的捐款的資助。這名塔利班指揮官告訴英國天空新聞台：“我們不像政府，我們依靠個人（捐助）。我們從英國的穆斯林兄弟那裏獲得捐款，進行聖戰。他們幫助我們……這就是我們獲得資金、購買武器和開展戰鬥的方式。”1857年馬克思在《印度起義》一文中指出：“人類歷史上存在着某種類似報應的東西，按照歷史上報應的規律，製造報應的工具的，並不是被壓迫者，而是壓迫者本身。” [1]看來，馬克思説的“報應的規律”在當今美國身上得到了應驗。
979. 中英文關於金錢的文字反映了財富與暴力的關係。中國“錢”字金戈相架，兇相。英文中Money詞源於戰爭警報。Juno Moneta是古羅馬神話主神朱庇特之妻，也是戰爭之神，主要職責之一是向人們發出戰爭警報。這些字源印證了馬克思對資本本質的分析。馬克思説：“在真正的歷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殺戮，總之，暴力起着巨大作用”[2]；“暴力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3]。用現在流行的廣告詞説就是：“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
980. 19世紀是一個有趣的世紀。世紀初有法國拿破崙的冒險；世紀中即60年代有世界大國普遍出現鋭意進取而又穩健的政治家：德國有俾斯麥，法國有梯也爾，俄國有維特，日本有伊藤博文，美國有林肯，中國有曾國藩等。此間，中國曾國藩於1864年鎮壓了太平天國革命，法國梯也爾於1871年鎮壓了巴黎公社革命，德國和美國實現了國家的鐵血統一。這一時期的穩健政治在歐洲造成了維多利亞黃金時代、以及中國的短暫穩定。世紀末，冒失政治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再次閃亮登場：德國有威廉二世，俄國有尼古拉二世和別佐布拉佐夫，中國有光緒和康有為等。這一時期的冒失政治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中國大清王朝的崩潰。
20世紀的歷史似乎出現了命運的輪迴：世紀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讓人們對激進政治的危害有深切的經驗，這使世紀中葉出現羅斯福、斯大林和毛澤東這樣一批經驗豐富的穩健政治家，他們的政治設計為世界贏得了半個多世紀的和平。可到世紀末，冒失政治家又紛至沓來，在蘇聯有戈爾巴喬夫，在美國有小布什。結果在雅爾塔體系中本是一家的美國和蘇聯發生“火拼”，美國“周瑜”生生把蘇聯“黃蓋”給打死了。結果在蘇聯解體不久，美國也看到了它的黃昏，而被雅爾塔體系剝奪最多的歐洲則在與美國玩的一場場“丟手絹”的遊戲中悄然崛起。
人説富不過三代，家國同理。
981. 毛澤東説“保守的一面，也有積極作用，可以使不斷變革中的植物、動物，在一定時期內相對固定起來，或者説相對穩定起來”[4]。人類社會也是如此。法國拿破崙用舊體制保留了大革命創造出的新文化，德國黑格爾在國家哲學中保留了革命的辯證法。保守在許多時候是鞏固和消化革命成果的必要形式，是人類進步中起着“歷史的火車頭”[5]作用的激進革命的必要補充。
982. 1762年盧梭在他的著作《社會契約論》中説：“歐洲卻還有一個很可以立法的國家，那就是科西嘉島。這個勇敢的民族在恢復與保衞他們的自由時所具有的豪邁與堅決，的確是值得有一位智者來教導他們怎樣促使自由。我有一種預感，總有一天那個小島會震驚全歐洲的。”[6]七年後，拿破崙在科嘉島出世。1799年底，從埃及回到了法國的拿破崙發動霧月政變，成為了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執政官。隨後拿破崙帶領大軍橫掃歐洲並將法國大革命的成果轉化為資產階級的法律文件，這就是“震驚全歐洲的”《拿破崙法典》。
983. 不怎麼讀書的文化人，在許多時候表現的很“文化”；相反，有許多書讀得很好的人，看起來土得掉渣，似乎沒有什麼“文化”。
984. 19世紀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1805～1859）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説18世紀法國的“經濟學派”：
他們在四周找不到任何與這種理想相符的東西，便到亞洲的深處去尋找。我毫不誇張地説，沒有一個人在他們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對中國倍加讚揚。只要讀他們的書，就一定會看到對中國的讚美；由於對中國還很不瞭解，他們對我們講的盡是些無稽之談。被一小撮歐洲人任意擺佈的那個虛弱野蠻的政府，在他們看來是可供世界各國仿效的最完美的典範。他們心目中的中國政府好比是後來全體法國人心目中的英國和美國。在中國，專制君主不持偏見，一年一度舉行親耕禮，以獎掖有用之術；一切官職均經科舉獲得；只把哲學作為宗教，
把文人奉為貴族。看到這樣的國家，他們歎為觀止，心馳神往。[7]
在閲讀這段托克維爾於19世紀中葉寫下的文字時，我彷彿置換了時空，誤以為這是在批評今天中國那些以美國製度為範本的“普世價值”派。托克維爾是一個純粹的自由主義者，當他經過法國革命後，他對“自由主義”有了極為深刻的反思，他寫道：
我想，從這個時刻起，這場徹底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它必然使舊制度所包含的壞東西和好東西同歸於盡。沒有充分準備的人民自行動手從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毀掉一切。專制君主本來可以成為危險較小的改革家。對我來説，當我考慮到這場革命摧毀了那樣多與自由背道而馳的制度、思想、習慣，另一方面它也廢除了那樣多自由所賴以存在的其他東西，這時，我便傾向於認為，如果當初由專制君主來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們有朝一日發展成一個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權的名義並由人民進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們成為自由民族。
要理解我們這場革命的歷史，千萬不要忘記上述觀點。[8]
托克維爾提出革命的出現往往不在人們失去而是獲得自由之後：
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着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説，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托克維爾總結出的是一個規律性的現象，它似乎適用於一切政府而非僅僅是“壞政府”。19世紀40年代末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和80年代末的蘇聯共產黨政府都曾在垮台前加速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其結果這種“改革”反成了他們垮台的加速器。托克維爾發現法國大革命前有左右兩種“激情”合流，他説：
那些仔細研究過18世紀法國的人，從書本中，已能看出人民內部產生和發展了兩種主要的激情，它們不是同時代的產物，而且從未指向同一目標。
有一種激情淵源更遠更深，這就是對不平等的猛烈而無法遏制的仇恨。這種仇恨的產生和滋長的原因是存在不平等，很久以來，它就以一種持續而無法抵禦的力量促使法國人去徹底摧毀中世紀遺留的一切制度，掃清場地後，去建立一個人道所允許的人人彼此相像、地位平等的社會。
另一種激情出現較晚，根基較淺，它促使法國人不僅要生活平等，而且要自由。[9]
結果，王權被打倒了，可皇權建立了。托克維爾説：
但是，當發動大革命的精力旺盛的一代人被摧毀或喪失鋭氣時——這種情況通常發生在進行類似事業的整代人身上，當對自由的熱愛按照這類事件的自然規律，在無政府狀態和人民專政中被挫傷而軟弱無力時，當慌亂的民族摸索着尋找他的主人時，專制政府便有了重新建立的極好機會，而這些機會是那位天才輕而易舉地發現的，他後來既是大革命的繼續者，又是大革命的摧毀者。（239～240頁）
在全書結尾時，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作了如下評論：
法國革命對於那些只願觀察革命本身的人將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個時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燈火。對舊社會，對它的法律、它的弊病、它的偏見、它的苦難、它的偉大，若無清晰的透視，就絕對不能理解舊社會衰亡以來60年間法國人的所作所為；但是人們若不深入到我們民族的性格中去，這種透視還不足以解決問題。
當我考慮這個民族本身時，我發現這次革命比它歷史上的任何事件更加驚人。它在行動中如此充滿對立，如此愛走極端，不是由原則指導，而是任感情擺佈；它總是比人們預料的更壞或更好，時而在人類的一般水準之下，時而又大大超過一般水準；這個民族的主要本性經久不變，以至在兩三千年前人們為它勾劃的肖像中，就可辨出它現在的模樣；同時，它的日常思想和好惡又是那樣多變，以至最後變成連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樣子，而且，對它剛做過的事情，它常常像陌生人一樣吃驚；當人們放手任其獨處時，它最喜歡深居簡出，最愛因循守舊，一旦有人硬把它從家中和習慣中拉出來，它就準備走到地角天涯，無所畏懼；它的性情桀驁不馴，有時卻適應君主的專橫甚至強暴的統治權，而不適應主要公民的正規自由的政府；今天它堅決反對逆來順受，明天它又俯首貼耳，使那些最長於受人奴役的民族都望塵莫及；只要無人反抗，一根紗線就能牽着它走，一旦什麼地方出現反抗的榜樣，它就再也無法控制；總是使它的主人上當，主人不是過於怕它，就是怕它不夠；它從未自由到決不會被奴役，也從未奴化到再無力量砸碎桎梏；它適宜於做一切事物，但最出色的是戰爭；它崇尚機遇、力量、成功、光彩和喧鬧，勝過真正的光榮；它長於英雄行為，而非德行，長於天才，而非常識，它適於設想龐大的規劃，而不適於圓滿完成偉大的事業；它是歐洲各民族中最光輝、最危險的民族，天生就最適於變化，時而令人讚美，時而令人仇恨，時而使人憐憫，時而令人恐怖，但絕不會令人無動於衷，請問世界上有過這樣一個民族嗎？（241～242頁）
托克維爾寫出這些文字時離法國大革命已有半個世紀，因而能夠比較客觀地反思這場運動，上述認識反映了19世紀中葉包括黑格爾在內的歐洲知識分子對17～18世紀啓蒙運動的新思考和新共識，在這種共識中，歐洲人比較合理的消化而不是拋棄（只是“揚棄”）了歐洲大革命的積極成果，將一大批政治家——比如德國俾斯麥、俄國維特、美國林肯等——推上世界政治的中心。歐洲人這段心路歷程，對於經歷過“文化大革命”並親眼看到蘇聯在“新思維”運動中迅速解體的中國人來説，合理地揚棄性總結這些歷史經驗，對於中國未來的進步是絕對必要的。
985. 1972年尼克松訪華期間，毛澤東對到訪的尼克松説“我喜歡右派”[10]，尼克松走後，毛澤東面囑剛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讀《後漢書》中的《劉盆子傳》[11]。如果將毛澤東兩件事聯繫起來，可知毛澤東當時的擔心所在。基辛格巧妙道出了毛澤東的心思，説“美國的左派只能誇誇其談的事，右派卻能做到”[12]。基辛格説的問題，在當時的中國又何嘗不是呢。當年王明的空談和赫魯曉夫的機會主義給中國和蘇聯的共產主義事業帶來了巨大災難，這讓毛澤東在晚年對那些緊隨他的人——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屬於那些沒有經驗的人，或者像飛蛾投火的共青團員”[13]——的治國能力深感擔憂，而能體會毛澤東的這種擔憂並克服我們身上的“幼稚病”才是今天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同志們必修的功課。
986. 處士橫議，是宋明兩代知識分子的通病。造成這種“議論誤國”惡習的原因可追溯至宋朝脱離實際的教育制度[14]，元代大學者袁桷[15]説：“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唇腐舌弊端，止於四書之注。凡刑獄簿書、金谷户口、糜密出入，皆以為俗吏而爭鄙棄。清談危坐，卒至國亡而莫可救。”[16]錢穆先生更是痛陳：“學問空疏，遂為明代士人與官僚通病。掌握獨裁權的皇帝，往往深居淵默，對朝廷事不聞不問，舉世聞名朝形成羣龍無道之象，而明代風習又獎歷廷臣風發言事，於是以空疏之人，長叫囂之氣，而至於以議論誤國。”[17]
987. 《資治通鑑》出現在北宋，是由於司馬光感受到了當時知識分子空談“普世價值”（即所謂“天理”）給國家帶來的危險並試圖對其進行校正。儘管《資治通鑑》沒有挽救大宋王朝，甚至也沒有挽救大明王朝，但它挽救了中華民族。
北方遊牧民族的強勢崛起和大宋乃至大明王朝的傾亡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理造成大刺激，這一剌激使原本主張“存天理滅人慾”的南宋“普世價值”大師朱熹強力推出強調正心格物思想的《大學》，此後，《資治通鑑》以及《大學》中展現的重經驗、輕先驗和經世致用、杜絕空論的精神成了中國政治思維的主線。明末王陽明及隨後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都帶兵打仗，主張“知行合一”，這種傳統在後來的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蔣介石以至毛澤東那裏得到極大的張揚並取得巨大的政治成就。
五四時期的“主義”與“問題”的爭論和20世紀30年代中國共產黨內毛澤東與王明路線的鬥爭，都是宋明時期“器”“理”之爭的繼續，但結果卻與宋明時期正好相反，問題意識而不是普世原則成了毛澤東中國學術研究的主線。強調問題意識，強調知識要經過經驗的過濾，是《資治通鑑》貫穿始終的哲學精髓，也是中國——不僅是中國，英國崛起時有培根的試驗哲學，美國崛起時有杜威的實用主義——近現代迅速崛起的精神原因。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不講實事求是，只講“普世價值”的國家和民族是註定要滅亡的。
988. 五四時期，中國國家災難深重，北京大學不自覺地成了實事求是思想的搖籃。當時北大有兩個了不起，但在當時又不是太顯眼也並不太被接受的人物，一個是胡適，另一個是毛澤東。那時候北大講“兼容幷蓄”而不是實事求是。講壇上宏論滔滔，但多不太講問題只講主義。因為當時的問題太殘酷，太不斯文。胡適主張少講主義，多講問題。許多人冤枉胡適説他不講主義，只講問題。其實，胡適只是針對當時學界空談的弊端，主張不要脱離中國問題談主義，應針對具體問題談主義。主義是“理”，問題是“器”，這場問題與主義的爭論其實是宋末“理”“器”之爭的繼續。胡適的思想來源是其美國的學術導師，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大師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也有人將杜威學説簡單歸為“有用就是真理”，似乎杜威沒有原則，其實不是那回事。杜威主張在主觀客觀交換及其效用中產生經驗，經驗產生道理。 當時青年毛澤東深受已深深紮根於中國湖南的明末清初學者王船山的“至誠實用”、“實事求是”、“力行第一”的思想。毛澤東在老師楊昌濟和何叔衡的影響下，也看重船山學説。1919年9月1日，毛澤東響應胡適“多研究些問題”的倡議，在湖南起草了《問題研究會章程》。 1921年，他在何叔衡的支持下，在船山學社原址上創辦湖南自修大學。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親筆書寫“船山學社”匾額。值得回味的是，毛澤東他們辦的“自修大學”的校名和牌匾據説都是胡適確定和書寫的。這樣，毛澤東所受到的中國傳統的經世致用和實事求是的思想和學風與胡適的哲學思想在方法論而非本體論上產生共鳴。如果考慮到蘇俄革命對中國產生的影響，可以説中國共產黨的實事求是思想，是近代東西方哲學精華在中國交匯後的結果，而這來自東西兩方面的同一種思想方法交匯地點恰巧是當時的北京大學。這樣説來，北大的真靈魂應當是毛澤東思想。而這一點恰是當今講求“兼容幷蓄”的北大學人提得最少的。但正是統一於毛澤東思想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與學風，而不是其他思想和學風才使中國從貧弱再次走向富強，從世界的邊緣再次走向世界的中心。從這個意義上説，毛澤東思想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
989. 現在演技行當發展快，這表明我們的演員越來越優秀。但要命的是演戲本事卻在快速向學界滲透：不來真的，只玩“秀”（show）。真做學問，要每天爬格子，寫文章；寫好文章要看大量的書。現在一些學人下不得這等沉下來的功夫，於是只有靠不停在面上“運動”來顯示其存在。平時沒有像樣的文章，只有不停地上鏡、開會，在雜誌上登照片。説是名教授，但沒業績其實就是空的。錢鍾書《圍城》中描寫的一些文人作秀態，現在仍有人痴心不變。人在四十之前，為了生存，弄個職稱，這樣想也可以理解。但人奔五十了，該知天命。天命是什麼呢，就是好好做事，本分作人。你的名字是和你的事業聯繫在一起的，不是與你名片聯繫在一起的。文章是你的名片，但名片卻不能印成文章。作人做事必須踏踏實實。
989. 現在的社會留給知識青年的路很窄，孩子只有通過考試體現自身價值。考試畢竟是手段，但現在卻成了目的。考了大學，上了清華北大，鄉親們都説，這孩子不錯；考上研究生，鄉親們又説不錯；再考上博士，該你出來點真成績了，沒有。怎麼辦呢？人總得有個價值體現吧。二十八九了，又去考託福。考完託福還不見“水平”，再考GRE，要考幾千分，整死人。出國前挺自豪，也找到了“有學問”的感覺。到了美國，總要做點真學問，寫點好文章，來點真格的。但還是真的沒有。怎麼辦？就在美國研究中國文化。憑什麼，憑他來自中國。理由也簡單：“不懂中文也沒在中國呆過怎麼能研究中國”。但時間長了，還不出好東西，人家看出了破綻；怎麼辦？不行再回中國。四十好幾了，回來幹嘛，在中國研究美國文化，憑什麼，憑他從美國回來，理由也簡單：“不懂英文，也沒去過美國怎麼能研究美國”。就這樣又成了所謂“美國問題專家”。見了故友，肩膀一聳，兩手一攤，“我剛從America回來”。時間長了不見有真研究，一急就跑美國，回來説我見了某某大人物，大人物説了什麼什麼，就是沒有自己的真觀點和真分析，好像不是在做而是在表演學問。難怪有網友為這些“秀”才們前途着想，建議在博士學位之上設“壯士”學位，免得他們找不着“做學問”的感覺。
990. 考試能力的提高是人生髮展的必要手段，在承平時期，忽視這種能力是愚蠢的，因為它會使人生髮展在其起步之初就變得更為艱難；但如果這種手段不自覺地被異化為人生目的的話，那更愚蠢，因為這樣會毀滅人的全部價值。
991. 國家的命運不能靠空話支撐，更不能靠“八股”支撐。現在有些文章，擺了一些情況，後又指出它們的發展有三種可能性，結論是機遇與挑戰並存。至於問題如何解決，它告訴你將“有待於進一步觀察”。這跟沒説一樣。你家裏着了火，你妻子問你怎麼辦，你説有三種可能性，行嗎？孩子丟了，你説有待於進一步觀察，行嗎？這都是不行的。學者也要知亡國恨，大宋朝王朝的崩潰，這種不着邊際的學問對此要負相當的責任。
992. 歷史表明，凡是學問越做越虛的時候，也就離亡國不遠了。唐玄宗的時候，唱歌，唱啊唱啊，安祿山一下子把他趕到成都去了，他不唱了。宋時，空講理學，講得玄而又玄，結果北方遊牧民族南下，一下將大宋皇帝趕到杭州去了。就是出現幾個有志氣的，像岳飛、文天祥、辛棄疾等，但他們也是有心殺賊，無力迴天。
993. 很多人都愛説漂亮但“不打糧食”的空話。什麼“和平理性”，什麼“世界治理”，什麼跳出軍備競賽的“兩難困境”，什麼“政治全球化”，多好聽，多宏偉，多高瞻遠矚。那是導彈沒有打到他們家，而是打到邵雲環那裏了。邵雲環父親回來説的“中國要強大”，這跟我們書房裏説的大不一樣，兩個概念。如果什麼時候一個導彈打到我們的單位、我們家，那人的感覺就不一樣了，就不會空談了，甚至也要罵兩句人了，因為看到的是真導彈，不是“娃哈哈”。科索沃戰爭中南斯拉夫的學者開始也以為戰爭是鬧着玩的，認為美國人講民主人權，是不敢真打他們。他們舉戴着靶牌，走到橋上，跟演電影一樣。還搞什麼反戰音樂會，又唱歌又跳舞，後來見到打來的導彈都是真的，能爆炸，他們便都不出來了，也沒人再舉戴靶牌了。
994. 大凡改革者，都有一種“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18]的擔當精神，但這種精神一旦與脱離實際的“戈爾巴喬夫”式的無知結合，其結果是很可怕的。
995. 革命也罷，改革也罷，計劃經濟也罷，市場經濟也罷，不管建立何種體制，如果採取將前一體制中的“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態度，是不可取的。今天的市場經濟絕對不能拋棄中國經過大革命才得以建立並行之有效的計劃槓桿，將來的中國經濟模式也絕對不能拋棄經過三十多年改革建立起並對中國崛起產生巨大推動作用的中國民族資本的力量。在未來中國經濟模式中，我們需要拋棄的只是資本中的異己部分即買辦資本，並在節制中保護和扶持民族資本。民族資本是在資本佔優勢的世界體系中提升中國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手段。蘇俄剛建國的時候，列寧曾批評一些共產黨員，説他們有很優秀的品質，但在經營方面卻不如一個普通的資本主義店員。[19]列寧告誡這些同志“與狼在一起，就得學狼叫”[20]。節制性地運用民族資本，就是在狼的世界中用狼的語言與狼交往。不然，我們中國在未來就不能在如狼似虎的世界中與虎狼周旋，就不能打敗虎狼而只能被虎狼吃掉。同樣，民族資本如不被節制並由此傷及佔中國絕大多數的工農兵並失去他們的支持，我們也同樣要被國際資本所打垮。因此，學會駕馭資本而不是被資本所駕馭，是當代中國共產黨提升執政能力不能迴避的重要課題。
996. 錢，僅從字型上看就知它包含着的是一大堆對立着的生產關係。由此可説明歷史上窮時出匪，富時出賊的原因，曾國藩因此告誡他的後人“有福之人善退財”。
997. 尖，大之小。
998. 私，據禾為己；公，私之背。韓愈《五蠹》：“背厶為‘公’。”
999. 分，刀分也。八，平分之謂。
1000. 城，成於土。
註釋：
1. 馬克思：《印度起義》（1857年9月4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08頁。
2. “大家知道，在真正的歷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殺戮，總之，暴力起着巨大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經濟學中，從來就是田園詩佔統治地位。” 馬克思：《資本論》（中文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90頁。
3. “暴力是每一個孕育着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819頁。
4. 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頁。
5. “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4頁。
6. [法]盧梭著，何兆武譯：《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65頁。
7. [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98頁。
8. [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202頁。
9. [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238～239頁。
10. 裘克安等譯：《尼克松回憶錄》（The Men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頁。
11. 據《後漢書·劉盆子傳》載，西漢末年的赤眉農民起義軍打到潼關後，採取抽籤的方式在劉氏宗室中選出15歲的放牛娃劉盆子做皇帝，但因脱離不了放牛娃習慣而失敗下台。“1973年1月上旬，在王洪文去上海前，囑其讀《後漢書·劉盆子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 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65頁。詳情可閲讀徐景賢《毛澤東曾要王洪文讀〈劉盆子傳〉》，載於《黨的文獻》2005年第4期。
12. 裘克安等譯：《尼克松回憶錄》（The Men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頁。
13. 斯大林常將一些只有革命熱情而無實際經驗的人形容為“像共青團員一樣”，其含義接近列寧批評的“左派幼稚病”。參見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與保加利亞 和南斯拉夫領導人的談話記錄，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228、237、239頁。
14. 錢穆評論説：“是學風之陋，南宋以來已然。”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698頁。
15. 袁桷（1266～1327年）元代學官、書院山長。字伯長，號清容居士。慶元鄞縣（今屬浙江）人。
16. 轉引自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698頁。
17. 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698頁。
18. 《宋史·王安石列傳》
19. 列寧：“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24頁。
20. 列寧：“論黃金在目前和在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後的作用”，《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