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強談宏觀經濟: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障礙是制度壁壘
“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障礙是制度壁壘”,在6月20日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上,中國房地產業協會副會長任志強開門見山地説,“中國經濟的任何一次增長都來自於制度改革。”
任志強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獨特見解一直引人關注,不過這次他罕見地沒提樓市,而是從一個企業家的角度,談了對宏觀經濟的感受。任志強説,過去20年,正是因為打破了公有制的壟斷,打破了制度壁壘問題,才讓中國經濟取得了高速發展。第一次高速發展源自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出,讓農民從土地中解放出來;第二次是鄧小平的南巡講話,讓農民可以當工人,可以進城。
任志強抨擊了當前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問題。他説,未來中國還有至少四到五億人要進城,但是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成為阻礙。中國第一產業佔了將近40%的勞動人口,但只生產9.5%的GDP。反過來説,剩下的60%的人分享90%的GDP,貧富差距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怎樣讓農民分享更多的經濟成果?任志強認為,“得把他們弄到城裏。”
對於互聯網和國有企業,任志強也有話説。“為什麼互聯網企業沒有一家是國企?”任志強分析稱,互聯網產生了巨大的規模效應,將單個人的行為聚合起來。對互聯網公司來説,有多大客户,未來就有多大發展。但是,“這種聚合作用在國有企業幾乎是零,你看哪一個國有企業是擁有多少客户作為計算公式嗎?沒有。他們從來沒把人當回事,只把物當回事。”

任志強在中國人民大學“2015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上發表演講
以下是任志強演講原文:
任志強:前面講的人都是經濟學家,我不是,我講一個問題就是企業家對宏觀經濟未來的感受。前面所有的分析都是用經濟數據來做分析,但是我作為一個企業家我的感受就是中國的任何一次進步或者經濟增長都來自於制度的進步。
過去的20年讓中國經濟取得了一個高速發展。第一次高速發展是土地承包制,土地承包制讓農民從土地中解放出來。第二次高速發展是92年的南巡講話,南巡講話讓農民可以成為工人,可以進城,近十年我們看到的經濟衰退主要是因為國進民退,當國進民退的時候,我們經濟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衰退,當大家會説為什麼國進民退十年以後經濟還在增長?取之於兩個,第一個是大公司,中國進入世界經濟。第二個是高速增長的人口紅利及其引發的高速城鎮化成為第二個紅利。
1994年到2002年的經濟下滑了,到重新回升用了八年時間,這一次我們是用了四年時間,如果按照上一次的方法,可能還有兩到三年繼續下滑。所以結構不合理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比如説當充分發揮市場經濟作用的時候,市場經濟結構是可以自我調整的,但是為什麼中國靠自我調整調整不了?我們現在老説經濟結構調整説多少年了,説了很多年為什麼調整不過來?你要指望説靠市場經濟中去調整也不行,所以依靠國有和政府行為的投資拉動,遇到瓶頸了,你再靠這個能拉動嗎?剛才秘書長説我們有很多地方需要投資,對,中國還很弱,需要投資的地方還很多,錢從哪兒來?再靠政府去借債嗎?
從世界發展的情況看,60年代我們算是9億人,但是千萬級以上的人口城市只有四個,亞洲一個都沒有。到了現在我們接近70億人,千萬級以上的人口城市有28個,亞洲有16個,中國有6個。但是如果按照城鎮化的發展速度來看,中國最少得有20個以上的千萬級以上的人口。在未來發展的過程中,我們最少還有四億到五億人要解決城鎮化的問題,解決不了。因為土地制度問題和户籍制度問題導致中國在結構上很難進行調整。老説一二三產業結構調整,説二產產業,經濟學家都説了怎麼沒有説第一產業,第一產業我們佔了40%,38%點幾的勞動人口,生產9.5%的GDP,反過來説剩下的60%的人分享90%的GDP,貧富差距就出現了。怎麼解決這38%的人分享更多的GDP,得把他弄到城裏。
許小年先生不承認互聯網是一種創新,他認為是新技術與傳統產業的結合應用。但是他為什麼會對中國的生活產生這麼大的衝擊力?我個人認為互聯網產生了巨大的規模效應,將無數各單人行為和經濟運行行為聯合成立一個巨大的規模效應,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也提高了時間效率,減少了盲目性和中間環節,這些大家都有目共睹。
比如説我們的網店、金融、它把所有的資源都組合到一塊,互聯網的重要是在於它的規模,我們可以看看所有的互聯網的估值都很高,比如説Uber,沒多少利潤他五百億,比如説滴滴沒有多少利潤,它有巨大的規模效應,看你的客户有多少,你有多少客户未來就有多少發展,我們現在這種情況下,這種聚合作用在國有企業幾乎是0。
我個人覺得未來動力是有,打破了這些壁壘經濟情況就會發生逆轉,比如説為什麼要城鎮化?從全球範圍內,全球化是一個集中規模效益的問題,紐約、莫斯科、東京、巴黎、首爾,你們可以看一看它佔一個國家GDP的比重,為什麼一個城市能佔這麼高呢?中國哪個能做得到?所以先得形成城市羣,你有城市羣先得有城市化,拿局部來説,北京的金融界1.44平方公里,將近6億的財政税收,佔全國財政税收的5.0,為什麼1.44評理就能這樣呢?太集中了,北京還有中關村。我們如果不解決城鎮化的問題,第一產業的效率沒有辦法提高,因為人均用的土地生產,大多數的勞動力還在生產,你沒有辦法把他工業化,也沒有辦法把效率大大提高。二三產業也一樣,如果不解決同樣的問題仍然難以解決。如果我們能解決最少有20%的勞動力,現在40%吧,38%,解決20%的勞動力進了城了的,姚主任説的計劃生育短時間無法解決的問題勞動力問題能解決,問題是你能不能把他解放出來。
美國、英國、德國,很多國家他們的農業勞動生產,第一產業的勞動生產人口不超過5%,但是人家是出口國,而我們30%幾的人還是糧食進口,原因是不能提高效率。在城鎮化過程中韓國、日本、台灣,就是亞洲最近這幾個國家都證明城鎮化的過程中農民的人均耕地是增加的,效率是提高了,收入也是大大提高了。農村的宅基地也在高速發展,農村宅基地將有17萬平方公里,大概是我們城市4點幾萬平方公里的4倍多,可是人口是第一。換句話説拿出1%的土地解決16億人左右的城市人口沒問題,現在我們只有0.4幾,但是農村如果解決了户籍問題和土地制度問題,宅基地可以大大地減少,而相應的農耕地能增長兩億多畝。
所以改革經歷增長,最終一定從表面的經濟速度迴歸到制度上面,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