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蕊蕊：中國改革最大的危險是“市場粹”

中國改開三十多年來，一直有一個很奇特的社會現象：無論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面臨何種問題、出現何種狀況、處於何種局面，總有一派人，他們的論調以及他們的診斷和處方，是永遠不變的。

曰政府要放手，曰國家要退出，曰市場會自動均衡，曰市場+法治就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萬能藥方…他們將按萬能藥方服藥稱之為“改革”，不照辦就是不改革，就是走回頭路。

其他國家是不是也有這麼一大批“XX學家”不太清楚，但在中國的確是一直都有。不難設想，如果有人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碰巧讀了幾本被稱為“西方經濟學”的教科書，他其實也就畢業了，完全可以從此停止讀任何其他書，從此不必做任何其他事情了。無論遇到任何問題，他只需簡單重複一遍“政府放權”、“國退民進”、“市場配置”、“理性人”、“利益最大化”、“納什均衡”、“囚徒困境”這幾個詞，再附上幾個數學公式，基本上就算是“專家學者”了。這個一本萬利的遊戲至少能混碗飯，一直吃到今天完全沒問題，很多人還名利雙收，因為願意為“政府放權”、“國退民進”這些呼籲而付錢者大有人在，包括國內和海外。

也許是因為這個遊戲太容易玩，而且極少受到挑戰，這派“專家學者”愈發忘乎所以，以至於無論什麼領域，也無論懂不懂，他們都要居高臨下、頤指氣使地指導一番。在他們眼裏，凡是沒有遵循亞當斯密原理的社會都是成問題的，正如他們當中一位旗手級的人物所言：“亞當·斯密在理性人假設的基礎上證明市場是人與人合作最有效的手段。今天我們看到，真正遵循亞當·斯密的理念、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人們的合作精神和道德水準比非市場經濟國家高得多。”

幾十年了，他們就一直這樣不知所云地自説自話，非要把中國改造成一個標準的“斯密教”國家。當然，一旦改造成功，他們也就理所當然成了負責傳教佈道的祭司。

永遠不醒的夢遊者

其實，也一直都有人告誡他們放棄這種白日夢。尤其在俄羅斯90年代的“休克療法”和美國的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無論是從現實中還是在理論上都可以輕易證明“斯密教”的破產。

最著名的，來自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的揭示，他在為波蘭尼2001年再版的《鉅變：當代政治與經濟的起源》所作序中提醒到：“波蘭尼揭發了自律性市場的神話，人類史上從未有過真正自由的自律市場。即便是今日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在其轉變過程中，政府都曾扮演積極的介入角色，不但以關税保護其工業，也保護其新興科技。”

在喬治·索羅斯剛剛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寫道：“不幸的是，後來證明支撐這套做法（指華盛頓共識所推動的金融資本自由流動）並沒有完善的科學基礎。不受監管的金融市場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它產生的不是保證資源最優配置的一般均衡狀態，而是金融危機。2008年的金融市場崩潰已經以戲劇性的方式展示了這一點。”

喬治·索羅斯指出，不受監管的金融市場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它產生的不是保證資源最優配置的一般均衡狀態，而是金融危機。

索羅斯文章中數次提到中國的例外。毫無疑問，中國之所以一次又一次避開了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正是由於政治權力對於資本權力保持了控制，公共權力對私人權力保持了控制。換句話説，中國雖然接納了市場經濟，也一直在推動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決定性作用”，但卻沒有讓政府缺位，沒有讓“斯密教”得逞。中國經濟的成功，恰恰就在於“市場+政府”，而不是相反。

但所有這些明明白白的現實，仍然不能讓中國的“XX學家”們清醒起來。近日，又有一位某大型國企李姓董事長在媒體上大談對於中國股市和醫療改革的看法：

“股市有漲有落是正常的，就應該讓它自然地走，政府部門最好不要對行情發表意見。政府的責任就是維護市場秩序，履行監管職責。最近市場交易量一天就能達到2萬多億，這個體量要是塌下來，誰都接不住。所以，我個人認為，市場的事情就讓市場自己解決好一點。”

“中國現在面臨的最大危險是不改革，更大的危險是改革往回走。”

關於醫改，李先生認為，市場化醫改的阻力主要來自於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一些人“用民粹主義思維鼓吹老百姓看病不該付錢天經地義”。

“民族主義盛行以後，對改革開放是絕對的阻礙。有大學教授反映，學生學了四年經濟知識，但一旦遇上民族主義陰謀論，就會顛覆全部認知，失去基本的經濟常識和判斷力。民族主義很可怕，中國歷史上好幾次重大的歷史變動，甚至朝代更替，都跟民族主義有關。義和團運動攻打外國大使館，連基本的國際法概念都沒有。外交是很專業的事情，對於可能煽動老百姓上街的苗頭應當及時制止。”

“市場粹”的危險

在“斯密教”信徒們看來，世界歷史等同於自由市場經濟發展史。複雜的國際政治環境可以簡化為市場經濟環境，民意變為民粹，從而連涉及國家主權和普遍正義的反帝鬥爭，也都變成了破壞國際法、亦即破壞自由市場經濟規則的“非理性”行為。

如此簡單粗暴的邏輯，其中哪裏還有半點“理性”？

所謂民粹，無非是指這樣一種思維方式：將社會按“人民”和“精英”二元劃分一刀切，然後一味訴諸所謂“人民利益”，強調“人民優先”，以此來推動社會改造。歷史證明，這是一種極其危險的思潮，在李先生這樣的精英們眼中，也無異於洪水猛獸。

然而，對照來看，我們這些“斯密教”信徒們不是一樣嗎？他們不是一直在將社會按“市場”和“政府”二元劃分一刀切，然後一味訴諸所謂“個人私利”，強調“市場優先”，以此來推動社會改造嗎？如此看來，這不正是一種“市場粹”嗎？

前兩年，曾有某位“市場粹”代表人物從亞布力論壇上開炮：“最大的問題是如果政府説了不做我們沒有任何辦法，因為我們對政府沒有任何約束，……如果我們有辦法能把權力關到籠子裏，三中全會所有文件才有可能被落實，或實現我們中國的進一步改革。”

“市場粹”是否真的在意市場的前進，這一點不很確定，但他們一直非常在意政府的退卻，這一點很確定。

事實證明，中國改革的成功，政府和市場缺一不可，消除政府作用，也就是斷送改革。可問題在於，支持政府的一派並不是“政府粹”，對於“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仍有最大的共識，所以可以説，當前中國改革面對的最大危險，不是別的，就是貌似有理其實荒誕的“市場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