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財辦主任劉鶴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高層智囊身份獲關注
十六屆(2014年度)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獲獎作品公示已於昨日（6月23日）公示，獲獎者包括觀察者網專欄作者、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以及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田國強等，不過，最吸引人注意的獲獎人是劉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鶴髮表於《比較》雜誌的論文《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獲得論文獎。
媒體此前報道，作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62歲的劉鶴曾參與多項國家改革方略設計，被外界認為是中國經濟政策的核心智囊，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論“操盤手”。十八大前夕曾引起爭議的著名的383方案，時任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的劉鶴就是擔綱領銜者之一。
觀察者網此前報道，《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一書總結出兩次全球大危機的十大共同點，並針對我國加快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背景提出三點政策建議，分別是：**1、樹立底線思維方法，對危機可能出現的最壞場景做出預案；****2、把握我國戰略機遇期內涵的重大變化，謀求中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3、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課題的務實超前研究。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
劉鶴****是誰？
在大眾眼中，劉鶴其實沒有他的那些發明那麼有名。比如現在叫得很響的“頂層設計”一詞，就出於他的構想。“頂層設計”這個名詞最早來自信息產業，出現在“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時任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副主任的劉鶴全程參與了該綱要的起草過程。他對此名詞是這樣解釋的：“頂層設計包括基本的價值取向、要達到的主要目的，以及先後順序。因為中國已經過了東試一下西試一下的階段。”
劉鶴在上世紀90年代初提出過一個著名觀點：未來20年驅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力量只有兩個，中國的城市化和發達國家高技術的擴張。這個觀點在很多場合多次被他提及。
劉鶴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期間主筆的《中國產業政策的初步研究》報告，受到國務院負責人的高度重視，因此被調到國家計委從事產業政策工作。在國家計委工作期間，劉鶴主持制定了11個國家產業政策，其中5個由國務院正式對外頒佈。他參與了“八五”計劃、“九五”計劃和“十五”計劃，還參與“十二五”規劃編制，同時還是十六屆三中、五中、六中全會和十七大、十七屆四中、五中全會文件重要執筆人。
2014年11月1日習近平考察福建平潭劉鶴陪同
有政策研究人士稱，近年來的一些重大經濟政策，都能在劉鶴的論著和言論中看出端倪。本屆政府放在重要位置上的城鎮化戰略，也出現在劉鶴2006年的一封“錦囊”裏。他於當年發表《拉美經濟的主要挑戰和經驗教訓》一文，認為拉美經濟的主要問題是大量原農牧業勞動者未能被現代經濟部門吸納，導致城鄉二元結構固化；並建議中國穩步推進城市化，發展服務業和非國有經濟，避免拉美化。
比較兩次全球大危機研究****了什麼？
查詢可知，《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緣起2010年中央財辦啓動的“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課題，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1929年大蕭條的發生、演變和影響進行比較研究，期望以史為鑑，理解今天，展望未來。項目報告最後寫道：本研究報告的課題組組長劉鶴，總報告執筆人劉鶴。本文形成初稿後，分別徵求了吳敬璉、樊綱、易綱、李揚、韓文秀、盧邁、劉春航、魏加寧、蔡洪濱的意見，同時還徵求過中央財辦內部楊偉民、蒲淳、劉國強、尹豔林、趙建的意見。報告最終成書出版，報告核心成果刊登於2012年10月1日出版的《比較》雜誌，觀察者網曾全文轉載。
《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一書封面
據介紹，“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課題組邀請了人民銀行、銀監會、社科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國家開發銀行等單位參與研究。參與單位分別從國際政治經濟、貨幣政策、金融監管、微觀機制等角度展開研究，完成了專題研究報告。中央財辦進行了綜合研究，完成了總報告《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研究成果已經在為中央決策服務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一書中，劉鶴尤其寫道：大危機****在人的一生中往往僅會遇到一次，決策者缺乏經驗，又總是面臨着民粹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化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綁架、被政治程序鎖定和不敢突破意識形態束縛，這幾乎是普遍的行為模式，這一點在最近的希臘危機中表現的最為明顯……
《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一書內容截圖
孫冶方經濟科學獎是中國經濟學領域最高獎項，評選始自1984年，每兩年評選一次，評選工作由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負責。觀察者網查詢到，為紀念孫冶方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重大貢獻，經濟學家薛暮橋、于光遠、許滌新……發起於1983年6月19日成立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勵基金委員會”。
相關資料：
孫冶方（1908-1983）原名薛萼果，化名宋亮、孫寶山、葉非木、勉之等，無錫玉祁鎮人，模範共產黨員，著名經濟學家，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經濟研究所所長、名譽所長，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顧問，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議組成員，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職。
孫冶方（資料圖）
2014年度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論文獎的獲得者還包括：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鍾寧樺、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魏尚進、北大國發院經濟學教授張曉波、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成員。
具體如下：
根據《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章程》和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評獎公告的規定，2015年6月20日，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評獎委員會召開評審會議，對初選小組推薦的5部著作、10篇論文進行評審，之後進行無記名投票（29位評委中的27位評委參加投票），根據票數過半原則，共評出獲獎著作3部，獲獎論文4篇。現予以公示，歡迎社會各界監督。
著作（以出版時間為序）：
1. 談敏：《回溯歷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前史》，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8年9月。
2. 朱玲、楊春學、魏眾、羅楚亮、姚宇、金成武、鄧曲恆、王震、何偉：《包容性發展與社會公平政策的選擇》，經濟管理出版社，2013年3月。
3. 田國強、陳旭東：《中國改革：歷史、邏輯和未來》，中信出版社，2014年7月。
論文（以發表時間為序）：
1.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負責人：張平，執筆：汪紅駒）:《高投資、宏觀成本與經濟增長的持續性》，《經濟研究》2005年第10期。
2. 魏尚進、張曉波：《競爭性儲蓄動機：中國持續增長的性別比例與儲蓄率》（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n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政治經濟學雜誌》（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1年第119卷。
3. 劉鶴：《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比較》2012年第5期。
4.姚洋、鍾寧樺：《中國企業中的工會與工人的福利》（Unions and Workers’Welfare in Chinese Firms），《勞工經濟學雜誌》（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2013年7月。
獲獎作品公示時間為2015年6月23日至7月23日。在此期間，如對上述著作與論文有任何異議，請通過下面的方式與評獎委員會聯繫。
電話、傳真：（010）68024467
電子郵件：[email protected]
通訊地址：北京西城區月壇南街69號西華飯店329室
郵政編碼：100045
特此公告
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評獎委員會
2015年6月23日
（翻頁為《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一文）
《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
本次危機爆發之後，我們一直在思考這次危機可能延續的時間、可能產生的深遠國際影響和我們的對策。從2010年起，我們開始啓動對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和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比較研究，邀請了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社科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學等單位的研究人員參加，這些單位都完成了十分出色的分報告，本文是此項研究的總報告。
兩次危機的共性
通過比較研究，關於兩次危機的共同之處，我們側重於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進行歸納。初步得到10點結論，簡要描述如下：
1、兩次危機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術革命發生之後。
其警世意義在於，今後當重大的技術革命發生之後，不僅需要認識它的進步作用，抓住它帶來的機遇，同時也要充分意識到重大變革會隨之出現，充分估計震動性影響和挑戰。
2、在危機爆發之前，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危機發源地的政府都採取了極其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
在兩次繁榮期間，經濟的自由放任和企業家創新精神的發揚互為補充，推動着經濟的高增長，但也與後來危機的發生存在某種邏輯關係。
3、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是危機的前兆。
兩次危機發生前的另一個共同特點，是較少數的人佔有較多的社會財富。這次危機最突出的表現是，生產資料名義所有權和實質支配權分離，權力集中到虛擬經濟領域極少數知識精英手中。
4、在公共政策空間被擠壓得很小的情況下，發達國家政府所採取的民粹主義政策通常是危機的推手。
技術變革和分配差距擴大造成的心理壓力，往往會引起社會公眾的不滿，在執政期內無力改變現狀和選票政治的推動下，政府傾向於更多地採取民粹主義政策宣示，安撫民心。
民粹主義承諾改變了大眾的福利預期，加大了對政府的依賴，也放鬆了自己的奮鬥決心，是效果極其負面的腐蝕劑。致命問題是，一旦大眾的福利預期得不到滿足，社會心理很快發生逆轉，並形成蔑視權威、拒絕變革和仇視成功者的強烈氛圍。與此同時，超出收入能力的過度財政負債和福利主義相應成為一種習慣，這種習慣在政府和民間相互影響，其破壞力在目前的歐債危機中得到充分體現。
5、大眾的心理都處於極端的投機狀態，不斷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兩次危機前的產業神話和收入分配出現的巨大差距，往往導致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心理狀態出現變異。改變其社會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眾都開始追求一夜暴富，人們寧願相信各種投機奇蹟，人類本性中的貪婪和健忘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沒有多少人可以經受泡沫產業的誘惑……正如加爾佈雷思所描述的，當經濟處於過度繁榮狀態的時候，沒有人不相信泡沫會繼續膨脹，人們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險的正確性。
6、兩次危機都與貨幣政策相關聯。在兩次危機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採取更為寬鬆的貨幣信貸政策。
大蕭條前，氾濫的信貸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機的狂熱；在這次危機前，美聯儲極其寬鬆的貨幣政策、金融放鬆監管和次級貸款都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經濟泡沫惡性膨脹。
7、危機爆發後，決策者總是面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市場力量不斷挑戰令人難以信服的政府政策，這使得危機形勢更為糟糕。
在面對嚴重危機的時候，主要國家在應對政策上總犯同樣的錯誤，特別是應當採取行動的時候總會錯過時機，應當採取宏觀擴張政策的時候則採取緊縮政策，應當開放和進行國際合作的時候往往採取保護主義政策，應當壓縮社會福利、推動結構改革的時候卻步履艱難甚至反覆和倒退。
這些明顯的錯誤在事後看起來顯得可笑，但對當事人來説，實施正確的政策卻困難重重。這是因為，大危機在人的一生中往往僅會遇到一次，決策者缺乏經驗，又總是面臨民粹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化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綁架、被政治程序鎖定和不敢突破意識形態束縛，這幾乎是普遍的行為模式，這一點在最近的希臘危機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兩次危機中的市場力量從來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僅從經濟角度認識問題而忽視其政治屬性，就會犯重大的判斷性錯誤。
8、危機的發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邏輯之前，不可輕言經濟復甦。
在經濟危機的過程中，會發生很多意外事件，它們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由運氣決定。但事實並非如此。經濟一旦從正常狀態轉入危機狀態，它就開始以一種不同尋常的方式循環。危機往往從經濟大幅跳水開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業率攀升，由經濟困境加重轉向社會矛盾激化，由經濟社會領域轉向政治領域乃至軍事領域。
當前特別需要重視的是，在危機自我邏輯實現的過程中總會出現意外事件，一連串的失控和誤判也屢屢發生。目前，歐債危機正在深化，中東形勢很不確定，經濟、政治、社會、歷史、文化等方面的衝突相互交織，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本次危機可能出現的重大風險必須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9、危機只有發展到最困難的階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決方案，這一解決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論創新。
大蕭條後，世界在絕望中發生了凱恩斯革命。這次理論創新可能圍繞全球經濟最實質和困難的問題展開：世界出現的總需求萎縮和資本、技術與勞動力在全球宏觀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陷入絕境，既帶來本國的社會政治問題，也快速向全球傳染，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尚無明確思路。
10、危機具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它將導致大國實力的轉移和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
“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驗證。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會出現一個新的全球大國。這次危機發生後，全球發展的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二十國集團（G20）平台產生，世界實力對比正在急劇變動，國際經濟秩序正在發生變化。從這個意義上看，危機不僅具有對生產力發展的破壞作用，也有積極的創新作用，更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
三大政策思考
兩次危機的比較研究，使我們得到不少思想收穫，也受到很多啓示。考慮到我國加快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背景，在諸多可以選擇的政策建議中，這裏主要想提出三點思考。
1、樹立底線思維方法，對危機可能出現的最壞場景做出預案。
比較研究的結論和目前歐債危機的加速惡化形勢告訴我們，必須樹立底線思維的思想方法，對危機態勢做最壞的準備，同時努力爭取較好的結果，既要應對突發性外部衝擊和震動，又要做好應對危機結構性變化的長期準備，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立於不敗之地。
目前有兩個場景必須預防：一是危機升温而產生的巨大外部震盪；二是危機迫使一些國家轉嫁災難而走向變換形態的戰爭。雖然這兩個場景在近期出現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須防患於未然。
2、把握我國戰略機遇期內涵的重大變化，謀求中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
比較研究的結論也可以告訴我們，我國所處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從經濟意義來説，在本次危機前，我國的戰略機遇主要表現為海外市場擴張和國際資本流入，我國抓住機遇一舉成為全球製造中心。本次危機發生後，全球進入了總需求不足和去槓桿化的漫長過程，我國的戰略機遇則主要表現為國內市場對全球經濟復甦的巨大拉動作用，和在發達國家呈現出的技術併購機會和基礎設施投資機會。我們應牢牢把握這些實質性變化，認真分析我國與大國經濟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所出現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確提出解決全球增長困境問題的方案，在外部條件明朗化後穩步加以實施。
3、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課題的務實超前研究。
比較研究的結論還告訴我們，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是我們應對外部巨大沖擊、實現我國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我們要借鑑歷史上大國崛起的經驗，警惕捲入不必要的國際事件，切實集中力量、重點突出，紮紮實實地辦好自己的事。我國正處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建議從頂層設計的角度出發，對一些需要集中力量辦好的事進一步務實研究，尤其需要增強全球視野，提高定量化程度，使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
本研究報告的課題組組長劉鶴，總報告執筆人劉鶴。本文形成初稿後，分別徵求了吳敬璉、樊綱、易綱、李揚、韓文秀、盧邁、劉春航、魏加寧、蔡洪濱的意見，同時還徵求過中央財辦內部楊偉民、蒲淳、劉國強、尹豔林、趙建的意見。作者對這些同事提出的意見表示由衷感謝。
（本文刊於2012年10月1日出版的《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