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寧：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什麼樣
【反腐倡廉、制約監督、從嚴治黨，廉政風暴中上述詞語時時縈繞在耳畔。腐敗問題並非中國獨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國社科院政治所所長房寧走過了亞洲“九國一區”以及部分歐美國家，以紮實的調研和敏鋭的觀察帶回了他國的反腐經驗。在與觀察者網的訪談中，房所長提到，在制度建設之外，還需注重官員的格調建設。他指出現行反腐方式會對官員行為產生某些影響，更深入剖析了現階段的黨羣關係。經作者審閲，本網發佈現場實錄以饗讀者。】
觀察者網：我們知道腐敗是非常隱蔽的，手法和形式非常多。甚至有官員以不懂法作為幌子文過飾非，對這方面的問題您怎麼看？
**房寧：**我們在研究其他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的時候發現，他們一般不用“貪腐”這個詞，他們叫“利益衝突”。西班牙管理腐敗的機構就叫“利益衝突辦公室”。概念不一樣，整個防範體系也不完全一樣。
腐敗與否，其實每個官員心裏都很清楚，就是個做得到做不到的問題。而官員能不能約束自己，關鍵在於“善養”的力度。我們一直關注和研究新加坡，有一回訪談給我印象尤深。我問一個新加坡的官員，我説你們新加坡公務員廉潔奉公，在世界上都是聞名的，希望能夠介紹些經驗，特別是官員的廉潔教育問題。他當場就笑了，説我們教育什麼啦？！我説，聽説你們有一個很厚的公務員手冊，他説他從來沒看過，誰去看那個啊？那裏面不是都是些很簡單的道理嗎？從小媽媽都教過，什麼是對什麼是錯，難道還用教育嗎？我們不看那些的。我們很清楚，你要貪贓枉法的話你的待遇就沒了。
聯繫到中國的實際，有些腐敗官員聲稱不懂法，那全是裝傻！他們犯的那些事，憑常識是完全可以判斷對錯的。
觀察者網：我們常常聽到的觀點是，反腐要注重制度建設，您認為國外有哪些值得借鑑的制度範例呢？
**房寧：**相對清廉國家的治理經驗都是要“綜合治理”，裏頭一個最突出的就是要“善養嚴管”。我們在研究東亞國家時發現，那些公務員比較廉潔的國家與地區，如新加坡、韓國、日本以及我國的香港地區，對公務員要求都是比較嚴格的，但是嚴格要求是有前提的，即公務員待遇都很優厚。這就是新加坡的所謂“善養嚴管”。
“善養”從國際經驗來看，要分為兩方面。第一個方面，是他們的直接收入應該比較好。不過，在任何一個國家，公務員的收入都不可能太高。各國公務員都號稱是人民的公僕，既然為人民服務，那你拿的薪水總不能比人民高太多吧？不然你的奉獻精神又體現在何處呢？待遇好的另一層面，是對公務員有一個隱形的、特別的保障。比如在退休以後，根據你的表現和操守做出相應的安排。這對公務員就是一個巨大的內在約束。
觀察者網：《人民日報》之前也批過，説部分官員因反腐對企業軟拒絕，不接電話不批文件。我們國家目前管理正在日趨嚴格，但公務員的待遇還沒有完全跟上。是不是會造成官員“不作為”？
**房寧：**對所謂的“怠政”現象，我們做了一點的調研，調研中形成了三個初步印象。
第一，的確不能排除官員中的一些人，由於反腐的壓力，由於行賄的人少了、油水少了，就真的不作為了。
第二個情況，是我們現在的反腐敗，加強了監督和制約，這樣自然推高了行政成本。比如，為了制約、監督腐敗，監管審計的環節特別多，做起事來就慢，就會複雜。像過去大幹快上，“先上車後買票”，那樣是不行了。這種情況下，就不一定是有意的“怠政”，而是行政成本上升，效率下降。
規定增多又連帶出另一個問題，就是官員的自由裁量空間不確定，讓官員們有些退縮。現在講“法無授權不可為”，但還是那句話，“法不是一個點、一條線”，法本身有個空間範圍，在這個空間範圍裏如何做，那要靠官員的所謂“自由裁量”或曰“擔當”，也就是主觀能動性。但古今中外官場的文化都是一樣的——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就不錯。去年我去美國調研社會治理問題，訪問幾位美國市長，一位市長也跟我講了這樣的話。官員做得越多出錯的幾率就越大，這肯定是規律。現在強化問責，大家自然害怕出錯也就更加謹慎了。我們在調研中，聽到最多的是“不敢”，許多幹部説：不是不作為，是不敢作為。“不敢”這個詞兒聽到的頻率特別高。許多官員不敢動，不知道會不會犯錯誤。
第三個，就是“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新變化帶來的問題。現在幹羣矛盾、黨羣矛盾比較多，幹部隊伍中的競爭、矛盾也比較多。有些老學者、老同志總是感慨説，你看看現在這個黨羣關係、幹羣關係和過去沒法比，過去黨和人民是“魚水”關係，現在説好聽一點兒叫“蛙水”關係，一會兒跳出去，一會兒又跳回來了。總之是不那麼“水乳交融”了。其實，在我看來這很正常。過去我們黨領導人民革命翻身求解放，那個時候雙方的利益，不光是高度一致，更是高度重合的，而即便是那樣也還是有矛盾呢。否則的話，就不會有古田會議決議了，在那裏面毛主席講了“糾正黨內錯誤思想”，主要糾正的就是“絕對平均主義”等等。
現在黨是執政黨，作為社會的管理者，它代表社會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根本利益。而人民羣眾，特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人民羣眾，主要的現實考量是個別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我們看城市改造、基礎設施建設當中的現象不就是這樣嗎？！住在舊城乃至棚户區的“人民羣眾”天天盼拆遷，盼改造，但真要拆遷改造了，他們中不少人就變成了阻力。到這樣具體的時候和場合，黨和政府是一方，“人民羣眾”為一方；或者是城管一方，小攤小販一方；拆遷一方，被拆遷一方，不就成了“對立統一”了嗎？這個很自然，我管這個叫“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
拆遷過程中的“最牛釘子户”
現在這類矛盾特別多，幹部做好了是應該的，做不好呢就落埋怨，甚至帶來風險。得罪了人，有人就會去告你，“有棗沒棗三竿子”，現在這樣的事不少。這樣也使得一些幹部產生了畏難情緒。當然，領導幹部理當敢於擔當，某種程度上“敢擔當”就是敢於得罪人。但話説回來，“敢擔當”又不完全取決於幹部本人，某種程度上也取決於黨組織。幹部敢不敢擔當、幹部的腰桿兒硬不硬，得靠黨組織，靠紀委撐着。也就是黨組織還要信任廣大幹部，為那些想幹事，敢擔當的幹部撐腰鼓勁。剛才説的“善養嚴管”裏也應有這個意思。信任、理解和支持、授權也是建設一支廉潔高效的官員隊伍的重要條件。“善養嚴管”也包括了對幹部的理解、包容和支持。
觀察者網：除了制度層面，外國還有一個非常成功的經驗，就是他們的文化建設。我們知道您也很有心得，能詳細説説嗎？
**房寧：**我們發現外國精英階層特別注意官場文化的塑造。這也可以是國外的“政治文化建設”但我更願意叫它“格調建設”。為什麼説這和反腐有關？我們還是要回到貪腐的規律上分析。姑且用“後工業化社會”這個詞，説説為什麼一旦到了這個階段腐敗就會減少。除了客觀上的原因外，還有一個主觀上的原因就是西方社會價值觀多元化的形成。
現在很愛講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在工業化乃至前工業化社會，人類的這三觀其實是比較統一的。什麼是“核心價值觀”？中國人的傳統價值觀都掛在中堂上：“福”、“祿”、“壽”、“喜”、“財”嘛。有的就是福祿壽喜，其實“財”是基礎，是關鍵。前工業化或工業化社會是物質匱乏的社會，在這種社會里，在這個階段追求物質與財富是人類的核心價值觀。我想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看法。人類什麼時候可以掙脱物質匱乏的束縛，能夠讓自己的精神擺脱一些經濟的約束，那就是要到物質豐裕的時代，現在隨着工業化、現代化進程，我們正在經歷這樣一個時代的來臨，後工業化社會就是人類過渡到物質豐裕時代的社會。
客觀世界的改變會帶動主觀世界的改造。馬克思説過，歷史其實就是人性的不斷改變。人性在物質匱乏時代的核心價值是追求財富，然而一旦從那種追求中解脱出來，人類勢必會關注到財富以外的東西，開始關注人生本身的價值。在物質匱乏的時代，有錢才能有閒、有快樂，而後工業化社會里人們則意識到快樂本身就是一種價值，用錢都買不到。當人們能夠比較容易地獲取物質生活條件，無限的物質追求也就會淡化，所謂“慾壑難填”是物質匱乏造成的思想意識和信念，是異化，是窮怕了的“形而上”。
現在我們正在目睹數千年來，人類價值觀的大變遷，工業化進程，日漸豐裕的生活帶來了社會主流價值觀的改變。可以觀察到的改變是多元化，在多元化中積極的、健康的正能量是追求精神價值，從有益的文化活動中獲得快樂，在生活體驗中實現自我。我們在國外調研一直注意到那些發達國家隨處可見的社會風景線——健身。倫敦街頭、柏林的林蔭大道、華盛頓特區林肯紀念堂，紐約中央公園，長跑族簡直就是城市的名片，是後工業化社會的名片。現在我們中國，在上海、北京也終於出現了夜跑族，今年中國放開了馬拉松運動。這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極限運動的開展是價值觀多元化的顯著外在表現。極限運動是在挑戰自我，在挑戰自我中體驗生命，獲得快樂。這是後工業化社會獨有的現象，是人類掙脱物質束縛和傳統價值約束的新走向，新潮流。
從這個角度和意義上再看看西方社會政治精英的愛好與品味就不難理解了。小布什2000年選舉的時候50歲了，那時他一英里跑能夠在7分鐘以內。奧巴馬擅長打籃球，就愛在選舉造勢現場秀自己的彈性步伐。我們台灣的馬英九先生65歲了，前不久一次3000米跑，跑了15分08秒。這幾位都算得上牛人，但這並不是個別現象。從這些例子看出所謂後工業化社會的價值取向。
過去我們有種説法，就是説你犯了錯誤，那就是因為理想信念出了問題。這對，但不完全對。20世紀心理學的重要成就告訴我們，人的行為除了受思想制約，還會受到習慣、氛圍乃至生活方式的影響。我管它叫“格調”，格調不是一種思想。據我觀察，我們的一些幹部格調不高。有些人很能幹，工作有貢獻、有成績，也經受過一些考驗，但仍然會去幹違法亂紀的事。我感覺，不完全是思想意識的問題，其中也有格調問題。有的官員就是格調不高，你説他有一點豪邁的吧，也就是能拼酒；有一點幽默感的吧，也就是常説點黃段子；有點藝術細胞的吧，也就是唱個卡拉OK，要不就是字兒寫得好，可常常是楷書還沒怎麼練呢就直奔行書去了。在這一點我們應向國外政治文化中好的東西學習，我們幹部格調有待提高，黨的思想建設中應加上格調建設。
現在中央黨校限制學員出去吃請，還採取了一些措施，這又何必呢？要我説，直接稱體重。黨校也是學校，也要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德智體美，其中有“體”嘛。幹部應進行格調培育，讀書、健身，用積極健康的文化充實自己，充實“八小時以外”。中央黨校就應該開設健身課，巴黎的“埃納”（法國國立行政學院）就一個為數不多的專職教師中，就有體育老師一席之地。其實我們的黨校不如在學員入校和離校時，稱稱體重，減輕了就加分，重了就是吃多了。這是玩笑，但也不全是玩笑。隨着中國的發展進步，社會結構在變，社會的精神價值也在變，多元化時代正在來臨。在這樣的階段，文化建設、政治文化建設上升到了更重要的位置，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我們應當借鑑國外經驗，注意研究後工業化社會的發展規律，利用現代社會科學知識完善我們的制度，推進黨的建設，推進人的現代化。
（翻頁為專家特寫《房寧：足音中的家國情》）
房寧：足音中的家國情
（作者：《光明日報記》者 曲一琳，本文原載於《光明日報》2015年06月25日16版）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的小會議室。站在長條桌前，背後的書櫃裏，各種理論著作整齊有序；面前，中國和世界兩張巨幅地圖幾乎鋪滿牆面。
“兩幅地圖代表着我們的學術抱負，在國內，我們在東、中、西部建立了多個調研基地；在國外，我們考察了亞洲的9國1區以及歐美多國，通過對多國政治發展的觀察與研究，為中國現代化提供啓發與鏡鑑。”房寧揚臂指點，高聲講述。
從起初“希望瞭解社會”的樸素願望，到此時“服務中國實踐”的灼摯情懷，在與政治學結緣的38年中，他心懷對國家與人民的熱愛，時時關照中國實踐，深耕細作，創理論新基；勇擔重任，樹學人榜樣。
他堅持“用腳底板做學問”“以世界為方法，以中國為目的”，奔走在國內國際調研的第一線。跫跫足音中，迴響着深沉炙熱的家國情。
幾堂“政治課”，結緣“政治學”：“我想了解這個社會”
1957年6月，房寧出生在中國人民大學大院裏。父母都是教師，從不刻意説教，但謙遜上進的品格無聲傳承。
年少時的記憶多與“文革”纏繞。一個夏日午後，路遇所謂的“地主婆”不堪批鬥，投河自盡。少年的心靈受到極大震動：新中國成立前的事情，為什麼建國這麼久後還要清算？“人生第一堂政治啓蒙課”就這樣不期而至，對社會的疑問和思考自此萌發。
1976年，“上山下鄉”的熱度已減，18歲的房寧心懷“裹一身泥巴，出一身臭汗，煉一顆紅心”的憧憬，來到北京市郊上地村插隊。很快他就發現，現實與想象難以重合。矢志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知識青年聽到看到的卻是農民“跳出農門”的迫切願望。村裏的姑娘都希望嫁到城裏，小夥子只能到更窮更遠的農村找媳婦。
理想漸漸被現實啃噬，困惑卻給他帶來一份意外的禮物：對現實有了切膚體驗，並從中隱隱感悟到國家大勢與個人際遇的關係。他開始關注人生、關注社會、關注人的命運。
優秀知青代表有機會參加北京市的理論學習班。在那裏，他初次接觸到《國家與革命》這樣的經典著作。雖覺艱深難懂，但胸中某些疑團似乎能從中找到答案。他感受到理論的力量。
1977年，高考制度甫一恢復，房寧即決意學習社會科學，“我想了解這個世界”。填報的三個志願都指向一所學校、一個專業：首都師範大學（當時的北京師範學院）政教系。
錄取通知書如願而至。四年裏，他如飢似渴地汲取知識。畢業後，因成績優異留校任教。
此時，改革開放的浪潮越漲越高，知識無用論裹挾其中呼嘯而來。有次回家，他看到大院裏的老教授們把積累多年的手稿和書當作廢紙賣掉，心酸之餘不禁自問：“我今後也要這樣嗎？學術研究究竟是工具、手段，還是目的？”
1987年，房寧被委派到美國做訪問學者。美國的繁華、現代給他帶來強烈衝擊。有美國人問他：“你知道我們為什麼富裕嗎？我們從全世界人的兜裏拿錢，生活當然就好了。”看似調侃的話語令他感到震動，他開始試圖揭開美國社會的浮華面紗。他乘車環遊美國，遍訪城市鄉村，用自己的眼睛觀察，用自己的耳朵傾聽，用自己的頭腦思考。
一年後，踏上歸程的房寧帶回了一口流利的英語，更帶回了對西方繁榮由表及裏的深刻洞見。“富裕之邦必是真理之地嗎？”他常發此疾呼，同時給自己提出要求：要對現實透徹觀察，還要引導公眾撥開迷霧、認清真相。
曾有美國學者慨嘆：“美國的經歷沒有把房寧薰陶成一個親美的學者，反而造就了一箇中國的民族主義者”，而房寧也樂於承認：“馬克思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共同‘培養’了我。”
“學問並非荒江野老、素心清談之事”
美國遊學歸來，學術研究有了更明確的指向。房寧開始認真研究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理論，試圖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找到應對之策。1995年，他的第一本學術著作《現代資本主義發展引論》面世。
睿智、冷靜與勤奮，使他在同齡人中脱穎而出。1990年，年僅33歲的房寧破格晉升為副教授，1994年破格晉升為教授。
1995年5月30日，房寧與他人共同策劃的《中國青年看世界》調查問卷在《中國青年報》公佈。這是中國民間第一次通過報紙大規模調查中國公民對國際問題的看法。反響熱烈之程度，超乎想象。當天就有讀者上門送回反饋，信件一麻袋一麻袋地送來。一個月後，問卷回收達到了13萬份。
外媒蜂擁而至。路透社、法新社及朝日新聞等媒體轉載了問卷內容，並做了專題報道。
他從中認識到，社會科學學者要為中國發聲，影響世界對中國的看法，並習得與外媒打交道的經驗：“要坦誠，用對方能夠理解的語言講述我們的故事，簡單形象，讓信息最大化。”
多年以後，面對《中國怎麼想》一書的作者，他巧妙地打了個比方描述中國民主：西方模式民主好似顧客可以選擇廚師，但吃什麼菜是廚師決定的；中國民主廚師是固定的，但顧客可以選擇吃到什麼樣的飯菜。這段話被用作中國民主一章的題記。該書2008年出版後，引起西方社會濃厚興趣——有西方讀者説“這樣的解釋讓我們理解中國”，時任歐盟女外長阿什頓出席歐洲議會時閲讀此書的場景，被美聯社記者的鏡頭敏鋭捕捉。
2001年，房寧調至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任副所長。朋友問他在研究什麼問題，他坦率回答：“黨讓我研究什麼，我就研究什麼。”他對年輕科研人員説：“學者總説立足‘學術前沿’，殊不知上級交辦的任務，都是國家和人民在實踐中的當頭難題和迫切需求，這不就是‘學術前沿’嗎？”
他在文章中寫道：“如今的學問並非荒江野老、素心清談之事。我們要用自己的知識和技能為國家和人民服務，為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和民族復興貢獻力量。”
聽房寧講解政治問題，聽眾常感“深入淺出、耳目一新”。在談到中美政治制度特點與區別時，“美國像熬臘八粥——將就材料，中國是做八寶飯——事先確定方向和方案”，他的回答讓複雜問題瞬間明朗。
輕快的表達，凝結着沉甸甸的汗水。每寫重要文章時，他就借住在學校宿舍，“排除一切干擾”閉關寫作。已經難以記得，多少次伏案至天明仍未知覺，多少回深夜靈感襲來、一個人的雀躍慶祝。
服務實踐，更需要發現痼疾不隱言。2003年，房寧交出調入政治學所後第一份內部報告，直指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行為。報告中提出“官商利益共同體”的概念，建議限制高級幹部直系親屬經商，以防止利益衝突和利益交換。2013年，他遞交的關於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建議，得到多位中央領導批示。
《文化縱橫》雜誌社社長楊平對20多年的老友瞭解頗深：“房寧正直敢言，對國家社會有很多尖鋭批評，但在關鍵問題上能站在國家發展大勢上作出判斷，有大是大非觀念。”
2012年，時隔25年，房寧再次奔赴美國，觀摩大選。此時正值黨的十八大召開。他每天寫下一篇日記，對兩國的政治制度有了更深的思考和認識。返程飛機上，想到祖國正紮實推進的民主實踐，“帶些什麼回到自己的祖國？”一時心潮難平，竟不能寐，一氣寫下《告別美國，空中遐想》。文末，他用黑體字重重寫下：“太陽從美國落下，太陽將從中國升起。”
“學者須讀兩本書”與“用腳底板做學問”
毛澤東在《實踐論》中説，一切真知來自直接的實踐經驗。對此，房寧感觸尤深。他説，“大發展、大變革的時代，註定是實踐走在理論前面的時代，要想跟上時代的步伐，就必須走到社會現實中去。”他説，“理論研究並非研究理論，而首先是研究實踐，應用研究是理論研究的基礎。”他認為，“更加註重經驗性研究，是中國政治學必須經歷的一個階段”，他強調，“學者須讀兩本書”，要在閲讀有字之書之外，再讀另一本無字之書——實踐，讀大地之書、社會之書、人性之書。
一邊崇山峻嶺，一邊碧綠甌江，車子在山間公路上顛簸了十幾個小時……初次調研的所見所感仍清晰可感。1984年，他帶領幾十名學生奔赴浙江蒼南縣金鄉鎮，調研當地農村僱工情況。從此，在書齋之外的廣闊天地尋找到了肥沃的學術土壤。
“國情調研是政治學研究的基礎課。”房寧每年三分之一的時間都在路上。他認為，要從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與西方教條主義這“兩個教條主義”中擺脱出來，立足中國實踐，從對中國實踐的大量觀察和總結的基礎上歸納提煉中國理論。2005年以來，他帶領政治學所科研人員在浙江省、台州市、樂清市、柳市鎮開展系統調研，以浙江為樣本，建立了一個省、市、縣、鎮四級層面上的國情認知模式，為科研人員全面系統深入瞭解國情提供了範本。
質疑的聲音也常響起。有人直言：“你們所到之處，接待方早已有所安排，帶着你們走走看看，然後走人。你們能調研到什麼呢？！”他撰文應答，分享經驗：“調研實際上主要是瞭解‘三法’，即調研對象的‘做法、説法和想法’。將‘三法’進行對照，並在廣泛調研積累基礎上進行橫向的比較分析，便可得出客觀結論了。”
房寧常吃住在羣眾家裏，體驗他們的日常生活，聆聽他們的喜怒哀樂。政治制度研究室主任韓旭坦言：“跟房所長外出調研很辛苦。他總是儘量利用更多的時間和場合，來了解當地的各方面實際情況。”政治理論室主任周少來則期待“房所長几十本厚厚的調研筆記出版，因為那裏有鮮活的材料”。
紮實的基層功底支撐起了理論自信。2010年和2013年，他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講解了《正確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和《我國歷史上的反腐倡廉》，得到領導同志的讚賞。他將此歸功於調研：“現場的高級領導人，哪位不是頂級專家？但我知道我講的每句話背後藴含的實踐意義，每句話都被我‘看到過’。是經年累月的現場調查研究給了我自信和底氣，敢於在政治局委員面前講中國的政治問題。”
“研究中國政治，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可以拿來借鑑”，房寧決心“走出國門看看”。2008年，他組建團隊，開始調研亞洲國家與地區的政治發展。課題組先後奔赴韓國、日本、印度尼西亞、泰國、新加坡、伊朗、越南、菲律賓、印度以及我國台灣地區，深度考察這10個國家與地區自進入工業化時代以來的政治發展狀況與進程。他們訪談了幾百位政治歷史的親歷者、見證者，以第一手的採訪材料來實證性地揭示政治發展的規律和經驗。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許利平參加了該課題，一件小事令他印象深刻：“在印度尼西亞調研時，我們一行人中只有房所長髮現了路邊擺放的小花，判斷其有特別含義，追蹤下來，果然發現當地正在舉行一場傳統儀式。”
把“花粉”釀成“蜂蜜”，而不能滿足於把“可可粉”做成“巧克力”
追蹤亞洲國家政治發展進程，已進入第八個年頭。房寧選擇從工業化進程的視角，用直接觀察與比較研究的方法研究外國政治問題，日益引起學界關注。房寧希望這項“以世界為方法，以中國為目的”的研究工作能為中國政治發展提供鏡鑑。
正如他一直主張，“發現未知、有所創造，無論大小”。他直言，如今學界有相當比重的重複性研究，沒有創造性成果，更無法用於實踐。“不能做個‘套中人’在圈子裏打轉兒，那樣不僅浪費學術資源，更有負於國家與人民的期盼。”
他身體力行，聽從實踐召喚，投身火熱生活，在真正深入基層、瞭解國情的基礎上，作出了無愧於時代的理論貢獻：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下對中國之路進行冷靜探索，“資本流遍世界，利潤流向西方”被廣為引用；1997年就提出“社會主義是一種和諧”，諸多表述進入中國政治話語體系；對中國民主發展與民主建設經驗予以開創性的總結，參加起草《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比較研究東亞政治發展及民主化轉型，具體提出政治體系“三層次結構”的分析研究法……
38年的學術歷程中，沒有“食洋不化的照抄照搬、天馬行空式的思辨、屠龍之術的臆想”，他從點滴做起，記述時代進程、反映時代問題、代表時代精神，孜孜探索，未曾止步。
聚沙成塔。他帶領團隊，正在拼出一箇中國民主話語體系。
提及此點，他的期許卻遠遠大於滿足：“太多未知等待着我們去開墾，大量的政治實踐需要規範的學術語言加以闡述，遺憾的是，我們的理論研究遠遠未跟上實踐發展，我們尚未建立中國現代政治科學的方法論體系，尚未形成政治學的中國學派。”
任重道遠，但事務繁雜，如何以最好的狀態投入學術工作？40歲開始，房寧堅持每天走上10公里，50歲開始跑步。每週有計劃地健身，打球、騎車，裝備與技術都是專業水準，閒時看看NBA、“法網”，鍛造了健康身體、陽光心理和堅強意志。
2015年6月初的一個傍晚，換上專業裝備、插上耳機，房寧從三元橋的辦公地點出發，迎着晚霞，伴着城市的節奏，一路跑回中央黨校的家，用21公里半程馬拉松迎接自己58歲生日。他的心願是跑完全程馬拉松，並計劃好在60歲這一年，沿着京杭大運河從北京走1700公里到杭州，行路讀書，閲讀中國，用實際行動倡導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與生命格調。
幾年前，所裏一位年輕同志生活中遇到困難。房寧知道後，默默買來一雙跑鞋，對年輕人説：“跑步吧！”情緒低落的同志在跑步中改變了自己，變得陽光、健康，意志堅強。
2013年任職所長後，房寧給所裏年輕同志們認真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當下是政治學打基礎的時期，我們大有可為。不能因循，不能苟安，跟着祖國的步伐踏實前行。沉下心來，跑十年路，哪怕沙灘拾貝，哪怕點點滴滴，卻是建立嚴謹的科學研究基礎的理論認識、學術積累，都是在取得進步，非此則有浪費資源、蹉跎歲月、損耗生命之嫌。”言真意切，心遠路長。
房寧非常喜歡詩人汪國真的《給予》：“給予你了/我便不期望回報/如果付出/就是為了有一天索取/那麼，我將變得多麼渺小。”詩為心志，獻給他摯愛並將為之奮鬥終生的政治學。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