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塔斯·杜茲納：還民眾一個政治舞台

先説個笑話：

一個男人前往雅典澳大利亞領事館申請工作簽證。“你為什麼要離開希臘？”簽證官問。“我擔心希臘會退出歐元區。”那男子回答。“不用擔心，”領事説，“我昨天剛和德國領事聊過天，他向我保證説希臘會呆在歐元區的。”“這正是我想移民的另一個原因。”

這個段子將希臘人所面臨的那種不可思議的窘境展露無遺：要麼繼續奉行已經使整個國家體無完膚的災難性緊縮政策；要麼退出歐元區。如果選擇後者，那麼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誰也説不準會持續多久），這個收入已經減半的民族的生活水準，會進一步受到衝擊。希臘總理阿萊克斯·齊普拉斯在上週日早些時候宣佈，會讓希臘人民就歐盟與IMF的最終提案進行公投，也是扭轉這絕無僅有之窘境（走投無路）的一種嘗試。如此一來，擺在希臘人面前的問題就容易回答得多：民眾是否支持政府的做法，即，拋棄死路一條的緊縮政策，但仍信守承諾，留在歐元區？這個賭注風險很大：除去希臘的運命，歐盟與民主的未來同樣岌岌可危。

過去幾個月里歐盟成員國的所作所為直接導致了希臘的這次公投。激進左翼聯盟政府當選之初，就負着一個眾所周知的使命：終結緊縮政策。這些緊縮政策分兩頭進行：財政緊縮與內部貶值。財政緊縮通過削減公共開支，將重要國有資產私有化及提高税收來實現。公務員大批下崗，社會福利被大幅削減，尤其是公共醫療服務領域，連最基本的需求都無法再得保障。由此產生的人道主義危機已經得到詳盡的記錄，無需再費唇舌細説。債權國的邏輯是，由此可以生成基本預算盈餘。但這些盈餘都被用來償還不斷增長的債務，而不是重啓希臘停滯不前的經濟。前幾任希臘政府都履行了這一義務，承諾在接下去的七年裏每年創造出最高可達GDP5%的預算盈餘。這是繼齊奧塞斯庫的羅馬尼亞後，任何政府都不曾做到、或者説會去嘗試的。

內部貶值則通過不斷降低私營企業工資與廢除大部分勞動法保護條例（比如説勞資談判）來進行。與此同時，税收不斷增加，這其中還有針對不動產的累退税（觀察者網注：regressive tax，指隨課税基數增大而降低税率的税種。通常認為税率遞減是不可取的，因為窮人支付税款佔其收入的百分比會比富人高），經濟的虧耗已到前所未有的境地。IMF稱勞動者的貧困會激活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其結果卻是赤裸裸的經濟災難。經濟增長萎縮了26%，而失業率則躍升至27%；青年失業率比例高達60%，並且有30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上下。幾年前IMF承認其低估了經濟緊縮政策所帶來的副作用——所謂的財政乘數（觀察者網注：fiscal multiplier，國民收入變動量與引起這種變動的政府支出變動量的比率，用於解釋政府支出和税收的變動對GDP增加或減少的影響有多大）——低估了足有三倍。

雅典街頭抗議緊縮政策的希臘工人

一場歐洲式政變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希臘人才會在2015年1月將致力於扭轉緊縮政策的激進左翼聯盟推上政治舞台。接下來是一段談判期，但所進行的並不能算作正式談判。不論在權力資源的掌握，還是在意識形態上，談判雙方都有着天大的差距，談判也因此處於一種尖鋭的不平衡狀態。我把這些“談判”稱之為一場歐洲式的政變，一場旨在“改朝換代”的嘗試，不過武器是銀行，而非坦克。其實債權國們承擔的風險並不大——在歐洲GDP裏，希臘經濟只佔了2%——本不能作為國家間關係破裂的正當理由，不過因為風險論的理念已經植入了歐洲的骨髓，其預警要求必須避免希臘退歐對歐洲及世界經濟造成的後果，儘管這後果還沒法預計。連雷曼兄弟公司的破產都引發瞭如此大的一場危機（觀察者網注：擁有158年運營歷史的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於2008年9月15日宣佈申請破產保護，負債達到6130億美元，創下美國歷史上金額最大的破產案。宣佈破產當天，紐約股市遭遇恐慌性拋售，創“9·11”恐怖襲擊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而歐洲和亞太地區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希臘退歐的後果就更加不堪設想。

IMF反覆強調：希臘讓極左翼政黨當政，歐盟減免希臘債務，這都是不可行的。但實際上，人們更多地將其視作政治威脅，而非經濟威脅。歐洲精英們害怕希臘人和希臘政府的反緊縮立場會像傳染病般在南歐蔓延。西班牙的地方選舉結果、蘇格蘭的反緊縮投票、愛爾蘭新芬黨的民意測驗結果，都表明緊縮政策打壓下的人民開始反抗了。希臘極左翼政府正在領導一場進擊戰，要攻破“除了緊縮別無他法”這一新自由主義魔咒。即便勝利有限，也好過束手待斃。

歐盟與IMF之所以有這些行動，唯一可靠的解釋就是：它們害怕這種政治上的傳染。目標是很明確的，要麼推翻這個政府（如果它不肯承擔被強加的繁重義務），要麼狠狠地羞辱它，使政黨和政府無法再統一。有許多跡象表明歐盟試圖讓希臘“改朝換代”。每當希臘政府向歐洲領導人呈上政治提議，試圖解決債務可持續性這一長期難題時，他們都要求它先找技術官僚討論，並報上成本預估；而當希臘政府再帶來一份詳細的估價書時，債權國又會質疑支撐這份估價書的政治框架。IMF堅持要希臘實行內部貶值，而為了使這一緊縮政策可行，它又要求給希臘減免一些債務。歐盟對“民主授權”相當敏感，卻根本不願去協商債務的減免。前有斯庫拉巨巖，後有卡律布狄斯漩渦，希臘政府進退兩難：要麼在債務的無底洞裏借新還舊，要麼在日益嚴苛的緊縮政策中苟延殘喘。（觀察者網注：Between Scylla And Charybdis是英語習語，意為進退兩難。斯庫拉巖與卡律布狄斯漩渦均位於西西里與意大利之間的墨西拿海峽，在希臘神話中，斯庫拉和卡律布狄斯都是海中吞吃水手的女妖）在談判這條路上，左翼政府根本已行至窮途。

從收官的幾下起子落子，就能看出這盤棋將陷入僵局。6月18日，週二，希臘總理齊普拉斯還在訪俄，就有一篇路透社的報告説，據歐洲中央銀行董事會的一位成員透露，也許到了下週一，希臘高街上的銀行就會停止營業了。很明顯，這是在提醒人們，要他們趕在週五前把自己的存款都提出來。這個提成為現實的警告其實夠得上刑事罪了。消息傳開時我正在雅典，同左翼政府裏的幾位高級官員共進晚餐。我驚異於他們的鎮定，同時也很欣慰。他們決意不多置喙央行董事局的這次泄密事件，也決定淡然應對接下來的攻擊。週五早上沒有出現銀行擠兑，這天的提款數量也大大超過了前幾個工作日，但銀行系統並未受到威脅。

6月25日，希臘遞交了一系列新的、經過充分估價的提案。這些提案表明，左翼政府已基本放棄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希臘政府委曲求全，接受了債權國的財政要求，削減公共開支，將税收總額提至79億歐元。而從另一方面看，這副新的重擔是以一種更為公平的方式來分配的：通過將公司税從26%提高到29%，並向那些盈利超過50萬的公司徵收12%的一次性税項，新增税收的70%是落在社會中更為富裕的羣體身上的。債權國頭一次對希臘的提案表示了歡迎，稱該提案可以作為協商的基礎。然而，翻手覆手間，債權國又全盤拒絕了這些幾個小時前還被其認作是“基礎”的提案。在當前財政方案定板四天前，債權國敲骨吸髓，將總額提高到110多億歐元，還調轉擔子，把更重的一頭放到了窮人身上。

債權國給出的是一份“沒得討價還價”的方案。安吉拉·默克爾認為其“極盡慷慨”，而歐盟理事會主席唐納德·圖斯克則説了一句：“遊戲結束了。”顯然，要使“協商”圓滿，希臘政府唯有接受這筆敲詐，拋棄其執政理念，拋開其對希臘人民的承諾，並親手掐滅它為希臘和歐洲人所點亮的希望之光。正是在這種境況下，齊普拉斯才宣佈舉行公投，讓人民來決定是否接受債權國的立場。

希臘總理與希臘財長

凝止在民主主義與資本主義腳邊的探戈

從歐盟成立的基礎上最能看出二站後歐洲如何在民主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妥協，這種映射幾乎是權威性的。在社會產值的分配上，資本主義與民主主義有着不同的原則。沃爾夫岡·史崔克在其著作《苟延殘喘》（觀察者網注：其書全名《苟延殘喘：民主資本主義遲來的危機》Buying Time: The Delayed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裏就闡明瞭這點：在公正的市場條件或是在法律規範下，社會產值的分配由市場決策和財產權利（包括債務）決定，由價格體現。被市場淘汰者會淪為施捨對象，如果其膽敢抵抗，就會遭受鎮壓。而社會公正則是由文化規範以及公正、公平、團結這一類集體觀念所決定的。社會公正要保證每個人都享有最低生活保障，享有公民和人身權利，而經濟效益或者生產力並不在其考慮範圍內。社會公正由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決定所體現，這其中就有選舉制。它充當的是一個矯正市場分配體系的角色。

左翼政府的立場很明確，希臘的未來仍在歐元區，仍在歐盟。它以新近得到的選舉授權做武器，所持的談判立場很像是一種絕望的嘗試：試圖在新自由主義對選舉、人民以及民意的敵對中，維繫住民主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情分。晚期資本主義得以發展，靠的正是民主主義的中立。政治專家們拍板所有重大的政治決策，而銀行家則手握金融資本站在他們身後，同民眾爭奪少得可憐的那一點資源。

實在希臘的提案是能夠改變歐洲政治地貌的。在布魯塞爾會議廳，“公投”一詞與髒話無異。（法國、荷蘭、愛爾蘭，尤其是波蘭）民眾對其好意的斷然拒絕已經讓歐洲精英們飽受創傷，——他們否決了帕潘德里歐預定在2012年舉行的全民公投提案（觀察者網注：2011年10月31日，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宣佈希臘將就歐盟解決希臘債務危機的新方案舉行全民公決，而在北京時間2011年11月4日，帕潘德里歐又宣佈取消公投）。歐洲精英們在1989年後身名兩泰，如今正覺察到民眾的那種憤怒。然而他們卻不能理解它。齊普拉斯的這個提案帶給他們一種熟悉的恐懼：民眾暫時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公投與反緊縮的民眾擦肩而過，直面的卻是2011年佔領雅典憲法廣場的希臘人民（觀察者網注：2011年1月和5月，埃及與西班牙多個城市分別爆發民眾示威遊行，表達對經濟危機與失業率上升的不滿。在其影響下，從5月份開始，希臘民眾在雅典憲法廣場上豎起帳篷，開始每天的示威遊行，抗議政府的反緊縮政策。運動在6月時達到高潮）。它讓民眾佔領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並預示了某種制度體系，在這種體系內，直接民主主義成為永恆的實體，再不僅僅是一個名詞。

在雅典憲法廣場以及全世界其它的許多廣場上，進行的是有關直接民主主義的某種奇妙試驗。憲法廣場上的民眾們既模仿了代議制和國家組織的原則，又創造性地顛覆了它。每日都有許多集會，民眾團體間結起了一個精密的工作網絡，憲法廣場成為某個將生成的民主國家的縮影：這個國家是以嚴格的平等原則作為治國理念的。憲法廣場上的民眾們並不是一個被壓迫和被損害的羣體，而是一羣熱烈而具創造性的人民，正以激進民主的形式，將自身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經憲法廣場一役，極左翼政府的勝利與希臘政治的鉅變，都已在冥冥中寫定。

這次公投將憲法廣場的經驗銘刻於心。人民被要求直接決定自己的命運，隨後，左翼政府和希臘反對黨將接受歷史的判決。在《衞報》舉辦的一場辯論賽以及各種採訪中，我都被問到這樣一個問題：希臘能否被拯救？所有的報道都帶着某種匆迫壓抑的喘息，似乎《啓示錄》中描摹的世界末日即將到臨。答案或許能一饗媒體，於事實卻毫無補益。明日太陽照舊會升上雅典衞城，而到了暮時，那雅典娜的貓頭鷹，一如黑格爾所曾望見的，也仍然會飛起（觀察者網注：黑格爾説過，雅典娜的貓頭鷹總是在黃昏到來的時候才起飛）。希臘人依舊淡定、堅忍，深感於每個歷史時刻的意義。希臘的生命可比大多數的懷疑者要恆偉得多。

但公投也把歐洲精英們置入一個兩難的境地：他們是尊重希臘人的民主決定，還是屈從於這新歐洲的《聖經》——銀行、金融家、政治家和媒體的誡令？希臘人給了歐盟一個重塑啓蒙時代精神、重拾其創立原則的機會：平等、自由、團結。這個民主的誕生地以某種奇異的方式將時機重又拋到我們手上，讓我們有可能在這個21世紀，再拾回最初的夢想。

（觀察者網劉旭爽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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