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在新巴山輪會議談中國經濟前景：城市化問題？老齡化問題？是又不是

【新巴山輪會議報道】在7月1日結束的紀念“巴山輪會議”三十週年座談會暨2015宏觀經濟國際研討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何帆表示，在未來5-10年，中國將比較確定地出現5個趨勢：城市化、老齡化、技術革命、環境及資源壓力、氣候問題。他討論了其中的挑戰和機遇，最後更談到中美關係的關鍵所在。以下為何帆發言全文。

按照這次巴山輪會議的議題，我發言的題目主要是討論世界中長期發展前景和中國的對策。我講的中長期其實主要是講中期，就是未來5-10年，我們能夠比較確定會看到的可能出現的一些趨勢。因為中國是一個很獨特的國家，我們談到歷史的時候，往往就會往前追溯幾千年，但是談到將來時，很少人會關心十年以後，這次巴山輪紀念會議則是一個例外。

如果我們看未來5-10年，比較確定的是會看到五個趨勢：城市化、老齡化、新一輪技術革命、環境及資源壓力越來越大、氣候變化問題會變得越來越重要；國際政治方面，會看到地緣政治的迴歸。那麼，我們如何去解釋上述趨勢，又該如何應對呢？

何帆在現場

首先來回應下此前王一鳴院長講到的城市化。經濟學最近20年對城市化有大量研究，第一認為城市化能夠推動經濟增長，在城市裏面能夠帶來集聚效應，企業成本會下降，推動當地的發展，城市會變成一個增長極。第二認為城市能夠推動技術創新，因為技術創新需要技術、科技、人員面對面的交流，很多技術創新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所以必須要讓他們在一起交流，大城市裏有來自五湖四海各個領域的人才，更容易頭腦風暴，激盪出一些好的、新的主意。第三，城市有助於節約資源和能源，只有人口密度達到一定程度才能發展公共交通，美國40%的公共交通是在紐約。如果住在大城市，相對來説人均消耗的資源要比住在農村小城鎮小得多。所以如果你真是一個環保主義者，就要像我一樣住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不要到鄉下去，到鄉下去會消耗更多資源，難免破壞了大自然（聽眾笑）。

經濟學研究發現過去很多問題都被貼上了“城市病”標籤，其實並不是城市的錯。比如大家時常提起的貧民窟，並不是城市的錯，貧民窟某種程度上為剛剛進城的窮人提供了能夠低成本進入城市的第一個跳板。交通擁堵也不是城市化的錯，北京之所以交通這麼擁堵，不是因為城市化，而是因為城市管理出了很多問題，其實很多市場問題用政策手段是可以解決的。加拿大經濟學家就提到可以通過定價、收費等手段解決交通擁擠問題，實際上還有很多政策手段。

那麼城市化問題在政策對策上對我們有什麼啓發呢？認真考慮一下我們發展的方向到底是城市化還是城鎮化，我們可能會想，如果發展中小城鎮的話，我既可以有城市化又可以避免出現大城市病，但是做到這一點很難。在城市化過程中小的並不一定都是美好的，所以更多是讓市場來發揮作用，最後出現大家向大城市集聚還是人為製造的中小城鎮，這是我們需要認真面對的問題。

其實現在我們談到的城鄉一體化已經抓住了問題的關鍵，因為制約城市化發展的，其實不是很多人説的户口。我們到沿海很多城市，尤其是二、三線城市，只要給外來務工人員户口，那麼這些人是很願意來的。因為城市管理者知道只有給户口，才能聚集大量勞動力，資本才會來，所以基本上會給你户口，包括和户口相關諸如公共教育、公共資源、投票權、培訓等福利。但是你問一個農民願不願意把四川、重慶的農村户口變成福建漳州的户口，他會説對不起不行。因為他在農村老家還有一塊土地，儘管不值錢，但是萬一哪天要值錢了呢？所以解決城市化的關鍵是要加快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很多人説會有風險，但風險到底多大，能不能把風險量化？我們對改革的很多恐懼都來自於我們心裏並不清楚到底會損失多少，這種對不確定性的恐懼使得我們不敢去改革。如果能夠有一個確定的風險、損失評估，做好心理準備，這就是我能夠承受的底線，我想我們可能進展得快一點。

城市化對我們還有很多推動作用，實際上城市化涉及到公共財政制度的改革，涉及到公眾要去參與一些決策，這也是我們去學習民主政治的課堂，眼下在這個課堂上我們其實都還是小學生。

第二個趨勢是老齡化，這不僅發生在中國，也發生在世界範圍內，而且老齡化的趨勢不是因為我們有偉大的計劃生育政策，不管有沒有都會發生。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一開始主要是由於醫療技術的發展，嬰兒死亡率的下降導致了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和人口出生率的提高；隨後經濟發展階段發生變化，養孩子越來越變成一個消費品，而原來養孩子是一個投資品，現在都是消費品，誰想通過養孩子獲得投資收益，想都不要想。而且養孩子還是一個奢侈品，不會想要很多，這樣人口出生率就會低於人口正常增長的2.1門檻。

接下來就會帶來一系列影響，中國是未富先老，潛在的勞動力會減少。同時，老齡化對分配也會帶來影響，因為人力資本密集型的城市反而會喜歡老齡化。如果你是專家、技術人員或者是科學家，老齡化對你來説則是一個黃金時代，因為你可以工作更多的時間，但如果你是一個民工，退休年齡大概只會到40歲，因為早就提前把健康都消耗盡了。這樣的話，我們最後會看到，如果你受的教育程度越高，老齡化情況下你工作的時間會越多，收入會更多。但如果你是一個飛速消耗的勞動力，老齡化則意味着你會進入非常痛苦的老年時代。

《資本論》裏講老齡化對收入分配帶來的影響，主要是講財富隔代遺傳對拉大貧富差距有很大的作用。在中國當前沒有看到這樣的情況，但很快可能會有一個井噴式的發生，隨着計劃生育獨生子女這一代慢慢長大，他們要繼承父母財產，我們會看到財富不平等的程度會成倍的放大，尤其是賈康所長講到在短期內可能沒有辦法徵遺產税。老齡化加快資產價格出現很大的變化，我們這一代出現嬰兒潮，儲蓄率會更高，等老了我們需要使用原來的儲蓄時，就會把資產拋售掉，等到那天我們都會把房子賣掉搬到養老院去，那房價怎能不跌呢？在資源配置上會更多傾向老年人，對教育、醫療、衞生投入也可能會出現不匹配。

對政策的啓發是什麼呢？老齡化問題是一個世界性難題，沒有一個國家敢於説他已經有很好的解決辦法了，但這也給我們的改革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動力，我們可以以老齡化這個迫切的問題為契機，推動中國的醫療體制改革，而醫療體制改革可以起到一石多鳥的作用。一是要穩定投資，但是投資到別的服務業包括教育業都會產生過剩，唯有醫療是很難產生產能過剩的投資領域。第二可以擴大消費，我們講要提高中國居民的消費，怎麼提高消費呢？既然買房會限購，買車會限號，唯一能夠提高中國消費的就是提高對教育、衞生、醫療這些服務品的消費，而且這方面我們正好要通過擴大供給來刺激消費。第三可以創造就業機會，製造業現在提供的就業機會越來越少，我們需要改善民生。現在你問老百姓有什麼不滿意，最大的不滿意就是看病難上學難，哪怕政府挑一個問題解決了，那老百姓會不歡迎嗎？巴掌都要拍紅了。我們可以把大家預期的目標定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裏，因為現在的宏觀調控非常短，股市一跌馬上降息降準，何必用如此快的政策來應對呢？如果現在主要的改革是推動醫療衞生體制，不是許諾五年以後創造多少的就業機會，而是解決看病難的問題，大家的預期就會在五年之後，政府就會有更多時間更從容地做改革工作，提高自己的威信。

我們覺得結構性改革一定要尋找突破點，而醫療體制改革很可能是潛在的侯選方案。

第三個趨勢是新技術革命。從歷史經驗來看這類革命有兩個特點：一是新技術要整個運用到經濟體系裏會需要很長的時間，比如美國引進電氣化大概花了40多年，其實早在19世紀末電氣化已經出現，技術上已經沒有問題。但如果改造工廠的話還需要很多配套，要使用蒸汽機就需要設置龐大的廠房，等所有配套都齊全40年都過去了。但是，一旦調整過來以後，新技術革命對社會經濟各個方面的影響是暴風驟雨式的。現在大家都在談互聯網+，等到一定的程度，不管你準備沒準備，自覺不自覺，都會受到這一輪技術革命的影響。

所以我們大概處在兩輪技術革命中間的調整時期，一方面有互聯網+，互聯網改變了原來很多傳統業態，但另一方面我們還不知道新一輪技術革命到底出現在哪裏，是出現在機器人，還是出現在腦神經科學，或者出現在基因工程、新材料、新能源？都不知道，但我們能夠肯定的是一定會出現，只是不知道一定會在哪兒出現。那麼怎麼辦？我們既要用好已有的優勢，把上一輪新技術對傳統業態的改造潛力繼續挖掘出來，同時要準備好應對新一輪技術革命。

中國其實在技術創新的很多方面都有優點。第一，我們可以進一步發展市場引進技術創新，這也是中國獨特的優點，很多技術創新並不在中國，但可以讓技術創新商業化，高鐵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高鐵技術一開始掌握在德國、日本手裏，為什麼在中國才能被商業化、市場化？因為只有中國才有這麼龐大的市場。以後很多技術只能出現在中國，比如治理霧霾的技術只能在中國，因為在別的地方找不到這麼大的市場。包括老齡化的很多技術很可能最後都會出現在中國，以後只有中國才有這個市場，最後哪怕我們不願意也會站在技術的前沿。

另外我們有勞動力密集型的技術創新。我們國閤中心發的報告裏面講到中國有龐大的工程師隊伍，經過20多年不懈努力，利用大量勞動力密集型的技術創新，終於把博士工資壓到比保姆工資還低（聽眾笑），所以我們還有這個優勢。

但我們還要準備應對新一輪的技術創新，在未來五年之內，我們一定會看到這一輪創新創業的泡沫會崩潰，現在大量的創新創業都是在移動互聯網，我不能想象我的手機上下載兩千個APP會是什麼結果，所以最後的結果是一定會泡沫崩潰。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會留下什麼，一定是那些有創新性，能夠跟全球市場聯繫在一起的技術會最終留下來，這才是我們需要去追捧的。

環境資源的問題各位專家都談到，我這裏就不講了，最後講一下地緣政策的迴歸。冷戰以後《外交》雜誌上發了一篇文章，稱我們為什麼會懷念冷戰時代？沒過幾年我估計又要懷念後冷戰時代。但是在後冷戰時代有很多麻煩的事情，美國認為自己是超級大國想幹什麼都行，現在的問題是美國這個超級大國的旁邊有一箇中國，中國是老二，但美國不認為有這麼一個老二，所以中國和美國之間如何才能夠達成一個新型的大國關係，這可能是非常關鍵的問題。

中美之間有雙重的互補性，美國人要是跟中國人講，我們真的不想推翻共產黨的統治，中國不信的，不想推翻幹嘛天天搞這麼多麻煩，還要列到什麼黑名單上；反過來，中國人要是跟美國人説，我們真的不想挑戰你的世界霸權，你在阿富汗出兵，我去挖礦多好啊，美國人就不信，你要不想挑戰我的霸權，那你在南海、東海乾嘛呢？所以雙方之間沒有辦法達成戰略互信。原來很多學者説中國和美國的關係好不到哪兒去，也壞不到哪兒去，我認為這樣會出現更多的誤判。如果出現的話，我們如何能夠避免防範？如果説中美之間有可能在新的領域達成合作，我覺得就是在全球治理。包括現在在建的亞投行、“一帶一路”倡議、絲路基金等等，還有很多。實際上中國主動承擔提供公共產品的責任，學習在全球治理當中發揮積極的作用。這對中國來説是一個新課題，對美國來説要給予充分的鼓勵和支持，因為這個領域可能是中美之間到最後能夠達成戰略互信、能夠達成合作的一個潛在機會。

時間的問題我就講到這裏，謝謝！

（觀察者網自新巴山輪會議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