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一：清華北大搶狀元沒什麼，怎麼搶才是問題

關於最近清華北大“狀元”之爭的新聞，許多人用分數崇拜去批評這種現象可能弄錯了方向。大學之所以能夠盡己所能去爭取學生，而考到高分的學生能夠在幾所頂尖大學之間做自由的選擇，正是近年來改革努力的成果，前段時間的改革就為了擺脱僅憑高考分數按計劃錄取的模式。分數崇拜不是現行制度所致，而是由於分數決定一切的觀念早已深值於考生的內心，也成了許多考生的家長、高中師長信奉的教條。

我們都知道，過去高考橫亙在考生與大學之間，學生的目標不是真實、具體、各有千秋的大學，而是由非常抽象的、由分數線粗粗代表的大學。大學也無法招“人”，只能照單全收地錄取“分數”。於是，一方面由於改革前長期僅憑高考分數計劃錄取的模式塑造了大眾的思維定勢，使得考生和社會輿論至今對狀元、分數線如此敏感，對大學教育的實質、不同大學的培養定位、風格特色卻又如此陌生。另一方面，改革已經回應社會呼聲，走出了雙向選擇的一步。制度改革雖然已經發生，但大學的行為方式又不得不依從考生、社會還在用分數線、狀元數評價大學的慣性思維。

6月25日，清華北大招生老師爭相拉高考廣東省省理科前十、廣州執信中學葉彤和自己商談錄取問題，甚至連壁咚都用上了（點擊可看大圖。來源：東方IC）

就制度論制度，如果一種博弈規則允許參與者擁有一定選擇自由，必然使最有競爭力的參與者之間展開最激烈的競爭，除非參與者放棄追求最優結果——這顯然不符合頂尖大學的精神。

美國的招考制度以其自由選材著稱，而事實上在頂尖大學之間同樣長期存在着白熱化、甚至異化的競爭。舉例來説，美國的頂尖大學不爭分數線高低，因為他們不存在線上全部錄取的規則，但是他們比拼錄取率。錄取率越低，體現大學越難考，為了取得更低的錄取率，花重金全國遊説，鼓動錄取可能性極小的學生也多多報名的情況並不少見。

美國的頂尖大學不爭狀元，由於許多考生都能在全國統考中獲得滿分，不存在狀元之説，但是他們會人盯人地爭奪學業優秀的黑人、拉丁裔等少數族裔生源，承諾提供五花八門的獎學金和各種優惠條件。這是由於美國政治決定了頂尖大學必須錄取一定數量的少數族裔，而這個羣體中的學業優秀生本來就比較稀少。如果少一個優秀的，就只能多錄取一個學業準備不足或能力不佳的學生，那將在後續培養過程中額外投入大量教育資源做補習，還有可能提升中退率，降低口碑，十分划不來。可見，只要是大學和考生之間有機會面對面地相互選擇（或拒絕），大學對優質生源盡顯誠意、同類高校間激烈競爭的情況就是舉世共通的。

當然，不能説現在的態勢不存在問題。頂尖大學使用不太斯文，或許有點誇張的手段爭取生源的另一面，意味着能考到極高分數的所謂“狀元”卻不能為自己的升學前途做出明智又堅定的抉擇，而社會輿論則對狀元、金錢、 “罵戰”（其實我並沒有看到什麼“罵戰”）等字眼特別興奮，對於頂尖大學的爭議更是迫不及待。從目前的競爭方式和圍觀的場面來看，我們都還不夠成熟、從容。這很需要媒體明智地設置公共議題，培育更加温厚、持重的輿論環境。

進一步講，招生本身總是一個緊張算計的議題。更好的招生文化恰恰是當我們把關注和討論的焦點放在大學教育理念、培養質量，讓招生迴歸育人本質之時才能出現的。正如在分數的基礎上，大學和學生之間用“善於培養什麼人”和“渴望成為什麼人”來相互吸引，才是理想的雙向匹配。

今年開始的新一輪大規模招考改革，確立了先粗篩，後細篩，也就是在高考分層的基礎上大學自主選拔的基本格局後，高考如何在歷史經驗的基礎上發揮恰如其分的功能，自主招生又如何與之結合，是接下來非常值得探索的問題。

比如在上海的試點中，復旦和上交大均依據高考成績以1.5：1的比例圈定自主招生的資格。這個比值如果太小，可能使細篩幾乎起不到作用。如果比值太大，大學的裁量權過大，可能很難承擔選拔成本和公平風險。又如，復旦和上交大均採取高考、自主面試和高中學業水平考試三項成績以6：3：1的權重累加的公式，這個權重分配是否最優？依據高考成績入圍之後卻還要大比重地依據高考分數，可能過度壓縮了大學裁量權。換言之，看似綜合的評價體系中高考依舊佔據絕對大的權重。再者，當高考不再是唯一的測評工具，大學舉辦的面試、筆試如何能對基礎教育產生更積極健康的引導作用，而不是引發更加異化的商業應試補習熱潮？

所有這些試點中的新問題哪怕微小的調整都會直接關係廣大考生的切身利益，影響大學的遴選效果。我們期待科學的測量、務實的研究能夠適時跟進。特別是一些關鍵的招考實證數據應對社會適度公開，使公共討論更加有理有據，才有助於確立更加公正、科學、有效的選材體系。

（本文部分內容發表於《光明日報》，作者授權觀察者網刊發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