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玥：公投救得了希臘經濟嗎？

希臘債務危機愈演愈烈，不僅到期的鉅額債務拒還，反而以全民公決的形式否決了歐盟提出的通縮救助計劃，現在又面臨最後通牒——歐元區領導人將本週日（12日）定為希臘就新的融資計劃框架達成協議的最後期限。這樣一場任性的鬧劇吸引了全世界聚焦的目光。始終有這樣一批人，言必稱希臘，言必稱“民主”，而當希臘幾乎墜入深淵，經濟瀕臨崩潰之時，他們卻集體失聲，沒有人主動站出來質問——為什麼有了西式民主，還是救不了希臘？

希臘民主的幻象

雖然現代希臘與古希臘的繼承關係十分微弱，但談到希臘民主，恐怕還是繞不過古希臘。兩千多年前，在希臘首都雅典發源的民主體制，近代以來一直被奉為“西方民主的搖籃”。

必須要承認，早在公元前5世紀前後，雅典公民就能普遍參與到政治討論和議決中，並維持了200年左右，在古代世界政治治理經驗中獨具一格。然而，我們的目光不能只聚焦於政治層面，必須聯繫其經濟基礎，才能真正認識雅典社會。

全面考察古代雅典就能發現，雅典社會是“民主其外，‘自由’其裏”。在民主平等的政治邏輯之下，雅典還有一套更為本質的邏輯對經濟社會發生作用，即將自由邏輯發揮到極致的，以至於強者可以將弱者視為“會説話的工具”的奴隸制。

統計數據顯示，在當時之雅典，實際能享受到公民權利、參與政治生活的人口大約只有10%，而奴隸則佔到了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奴隸制是雅典城邦社會的基礎，所以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在討論城邦各種政體之前，首先是使出渾身解數來論證奴隸制的合法性。

人們對雅典歷史上梭倫改革的意義經常有曲解，梭倫下令廢除債務奴隸，被解讀為要解放奴隸，而實際上此舉切斷了公民和奴隸之間因為財產變動而流動的隱秘通道，化解了公民因債務問題下滑到奴隸階層的風險，從而造就了一個相對比較同質的一小撮精英團體，民主平等的邏輯就限定在這一範圍內運作。如果我們將公民團體內部的民主視為第一性的東西，無疑就大大偏離了雅典社會的真實面貌。

自從羅馬帝國興起後，雅典等古希臘城邦就歸屬於羅馬帝國的疆域下，長期處於基督教文明的核心區域內，在東羅馬帝國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征服後，希臘地區又陷入伊斯蘭文明的統治下。到19世紀上半葉，希臘掀起獨立運動，後來在英法等國的支持下，引進了一位外國君主，建立起了君主制的國家。所以，現代希臘作為獨立國家的歷史至今不到200年，政體則持續動盪，經歷了君主制、共和制、軍政府等變更，現行的西式民主制度更是在20世紀70年代所謂的民主化“第三波”浪潮中才新近建立的。

新希臘受西方國家的扶持，向西方國家學習，也向自己古老的歷史學習，但是它的重點不是放在建立作為社會根本的健康的國民經濟體系上，不通曉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民主”訣竅，而是本末倒置，不顧經濟發展可持續的要求，濫用民主權利，將國家福利分配建立在舉借外債的泡沫上，最終釀成了危機。在某種程度上，走偏了的“民主”不僅沒有救希臘，反而埋下了定時炸彈。

“民主其外，‘自由’其裏”

那麼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民主”訣竅到底是什麼？雖説細究起來，西方將希臘稱為“民主搖籃”只是“託古”，但兩者的本質倒還真有些相似——那就是“民主其外，‘自由’其裏”。

美國民主，可以説是西式民主的經典樣板，但如果只看其“民主”外表，忽視經濟發展形態而誇大政治制度的力量，對社會狀況極易誤判。這一道理看似淺顯，但是歷史的教訓十分深刻，大名鼎鼎的托克維爾也未能作出正確預言。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裏預言説：

即使民主社會將不如貴族社會那樣富麗堂皇，但苦難不會太多。在民主社會，享樂將不會過分，而福利將大為普及；科學將不會特別突出，而無知將大為減少，情感將不會過於執拗，而行為將更加穩健；雖然還會有不良行為，但犯罪行為將大為減少。

但是，對照今天的美國的社會，無疑讓人大跌眼鏡。美國社會的富麗堂皇和享樂主義遠非歐洲的封建貴族所能想象，科學成就之突出也遠遠超過了古代和中世紀的總和，但是紐約貧民窟問題依然觸目驚心、基尼係數30多年來不斷升高、普及醫療保險的改革步履艱難、犯罪率始終居高不下、背離民主精神的種族歧視頑疾難除。相信託克維爾若是能活到今天，也不會相信這真的是他心目中的民主社會。

在託氏訪美的1830年代初，擺脱了歐洲封建社會的移民們在新大陸已成功創建了民主共和國這樣的全新政治模式，民主平等的原則第一次比較徹底地擊敗了古老的血緣等級制，這無疑是人類政治發展史上的巨大進步。然而，託氏看到的美國，整體上還處於開疆拓土的初級階段，是一個移民們普遍擁有地產的社會分化不激烈的農業社會，而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經濟在此時不過“小荷才露尖尖角”。面對這種景象，托克維爾由於時代的侷限，歡欣鼓舞於民主平等原則在政治領域上的廣泛應用，而低估了自由競爭的資本經濟力量對美國社會進程的主導作用。

事實上，託氏訪美之後，美國抓住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機遇，加速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南北戰爭則使國內市場實現統一。進入20世紀初，建國才一百餘年的美國已成長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後經過第二次工業革命和信息革命的洗禮，美國成為了顯赫全球的經濟霸主。

在這一歷史鉅變的進程中，我們看到了託氏當年看不到的場景，民主平等的原則在美國的政治生活上雖然站穩了腳跟，但是在經濟領域上卻止步不前，不得不讓位於弱肉強食的自由競爭原則。正是自由競爭的經濟發展模式真正主導了社會的進程，它讓社會充滿了活力，在收穫了驚人的物質財富和科學成就的同時，也必然製造了在競爭中完勝的優勢羣體和敗北的弱勢羣體，產生了鉅額的貧富差異，並引發種種社會問題。甚至反過來影響了政治，使之淪為“金錢民主”。

由此，在美國實際的社會歷史進程中，政治領域的民主平等原則不敵經濟領域的自由競爭原則，最終使託氏依據民主原則推演出的民主社會的圖景化為幻影。因此，美國樣本的真正秘訣在於，“民主其外，‘自由’其裏”，這樣安排的好處之一就是平衡了社會發展所需的效率與穩定之間的內在衝突。

解決希臘問題，不能再借“民主”火上澆油

無論是觀摩雅典的民主與社會，還是細察美國民主與社會的發展歷史，都能發現人類社會的歷史實踐，一般將民主原則限制在政治領域的特定圈子裏發揮作用，對社會的整體性質並不發揮決定性作用。

民主平等的原則聽起來很美，為什麼不讓它成為經濟以及社會各個層面的指導理念？箇中原因，當然很複雜。其中有一點恐怕很重要，就是我們至今還找不到有效的辦法，來解決民主原則進入經濟領域後，其內含的平等主義對經濟效率的巨大抑制作用，或者短視的民粹主義與經濟長遠利益的內在衝突。

在西方攫取對“民主”的解釋權、話語權之前，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衝在激進民主意識形態的第一線，將民主推入經濟領域，做過很長一段時間的民主實驗，最後付出怎樣高昂的歷史代價，相信眾人皆知。

值得慶幸的是，30多年前開啓的中國改革，就是從反思政治意識形態僵化起航的，我們果斷放棄對某種政治信念的一味迷思，轉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一開始，就抓住了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先進的核心精髓。30多年來中國致力於建立一個發達健康的現代市場經濟體系，這才真正抓住了一個社會發展的根本和裏子。

希臘債務問題根本上是一個經濟問題，其最終的解決方案，也只有正本清源，勒緊褲腰帶，將失衡的國民經濟體系扭轉過來，致力於做大做強社會財富的總盤子。但希臘卻在債務危機來臨時，依然陷於惡性循環，藉助政府輪換的民主機制，行不斷逃避責任之實，退無可退之時又煽動民粹情緒，藉助全民公投走集體毀約賴賬的道路。

令人遺憾的是，當全民公投的否決結果出來後，希臘總理齊普拉斯不顧此舉給希臘經濟與整體福祉帶來的更深的災難，仍舊陷入意識形態的勝利——當然，也很可能是作繭自縛，在面對篤信“民主”的公眾時，不得不做姿態。他宣稱：“即使在最艱難的情況下，民主也不能被敲詐，這是我們的核心價值觀和前進之路。”

然而，公投能救得了希臘經濟嗎？在歷史發展和現實實踐中，民主所能承擔的功能是有限的。自豪於“民主搖籃”稱號的希臘人，該醒醒了。那麼，其他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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