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正富：政府不能干預市場嗎？股市正在告訴我們答案
**【政府救市多彈齊發，從今日的股市走勢來看，救市有了一點曙光。然而是否能把動盪的股市化為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建設性力量，還有待歷史的檢驗。****從理論層面講，受市場原教旨主義規訓的不少國人，仍然存在重大理論問題的困惑：****政府有什麼權利要求企業高管不減持本公司股票，為什麼限制股指期貨做空，為什麼甚至要動用國家機器介入，清查可能存在的惡意做空勢力？這是否違背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謂“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抑或是，政府有可能引導市場走健康發展的道路？
**復旦大學教授、股權投資家、學界商界都建樹頗豐的史正富研究表明：****現代期貨與金融交易所的普及，使基礎生產要素有了生產投入品和金融投資品的雙重屬性，所以，國家政治權力與公司資本權力對要素市場的介入與建構，使戰略性生產要素市場成為具有權力等級結構的市場。**其結果是，這些戰略性基礎要素市場往往遠離自由競爭，其價格形成遠離均衡價格。
**史正富認為，**在要素市場這一領域中，本來就是由國家、核心公司、市場自發力量三者共同參與，形成該市場的實際運行結果。因此，在作為投資品的要素市場領域，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再是決定性的。在這一領域，市場從來沒有、也永遠不可能起到決定性作用。即使國家不介入這一市場運作，資本權力的操縱仍然會破壞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即使一個國家迷信市場萬能而遠離要素市場，其它國家的政治權力照樣會毫不留情地全力介入，以爭奪本國要素供給優勢。
從當前A股的形勢出發，如果A股市場暴漲暴跌，政府袖手傍觀，最終導致中國股市危機一發不可收拾，甚至觸發全球市場波動，可能會引發實體經濟危機並威脅到社會穩定。中國股市雖然目前與實體經濟的聯繫不算緊密，但在全球化的今天，金融市場賴以生存的信心，如此脆弱而不堪一擊，説明中國金融體制仍有不少缺陷，仍需國家政策的干預，以及金融體制的不斷調整。
**以下與您分享史正富的文章，原文標題為《****從雙層市場看政府與市場的作用》，**原發於《經濟導刊》2015年第一期，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發佈。】
多部委救市，政府做對了嗎？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讓政府發揮更好作用”。如何理解這一重大命題，經濟學界和社會都產生了多種不同認識。
有一種較為廣泛的觀點認為，目前進行的改革只是初步實現了普通商品市場的市場化，而要素市場仍存在嚴重的政府幹預和價格扭曲現象，因此“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就是指通過下一輪深化改革，實現生產要素部門的全面市場化，以形成全面統一的市場經濟體系。
應該説，這一説法具有比較廣泛的影響力，然而這一觀點實際上是以教科書經濟學看世界，是對真實世界的市場體系茫然無知所形成的似是而非的淺薄看法。
本文旨在説明，在當代全球化深入發展背景下，市場體系並不是一個統一、同質的平面世界，而是存在着生產要素和普通商品兩個顯著不同的子系統。
現代期貨與金融交易所的普及使基礎生產要素有了生產投入品和金融投資品的雙重屬性，國家政治權力與公司資本權力對要素市場的介入與建構使戰略性生產要素市場成為具有權力等級結構的市場，其結果是，這些戰略性基礎要素市場往往遠離自由競爭，其價格形成遠離均衡價格；國家、資本與市場自發力量的互動博弈決定戰略性要素的供給能力與價格水平；由於要素價格是普通商品價格的重要構成，國際性要素市場上的博弈建構便決定着一國普通商品市場的國際競爭力。
雙層市場的存在説明，一國經濟體系的生存與發展首先取決於國家參與建構的戰略性基礎要素市場的運行效率，同時也取決於雙層市場各自的治理模式及相互關係。這一雙層市場視角對我國深化體制改革中更好處理市場與政府的相互關係，提供了新的啓示，對現代世界體系中不同國家的發達、落後和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提供了經濟學的新解釋。
現代市場體系的內部結構
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市場經濟是個單一的、原子型靜態平面體系，其內部不存在結構，各個組成部分的運行規律與價格機制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真實世界的經濟運行中，生產要素和普通閃頻的功用與運行機制是顯著不同的。習慣上，土地、資本、勞力成為傳統生產要素。加上知識產權、能源、環境等要素後稱為廣義生產要素。因此，理解生產要素市場的運行機理就成了正確理解現代市場經濟的重要部分。
眾所周知，政治經濟學按照產品的使用性質，把國民經濟劃分為提供生產資料的第I部類和提供消費品的第II部類。而本文所説的是市場分類，考慮的不是以產品的使用屬性，而是其交易屬性，由此把市場分為兩類：
普通商品市場：在這個市場中，買家購買產品的目的或是用於生產新的產品，或是進行消費，滿足生活需要。總之，關注的是商品的使用價值。
投資品市場：這個市場上的買家購買產品的目的不是用於生產別的產品，或是自己消費，而是為了以更高的價格賣出，即低價買進高價賣出。交易只是賺取價格差的工具。
歷史上，生產要素本來是作為一般製成品的原材料和設備而存在的，但隨着現代金融市場的興起，特別是商品期貨交易的發展，許多生產要素轉變為投資的對象，成為交易所的交易品種。由此，生產要素的購買者出現了分化，一類是傳統意義上的買家，即實體經濟中的企業，它們購買生產要素進行實際產品或服務的生產；另一類則是在交易場所活動的投資者，他們買進是為了在新的價格水平上賣出。
歷史趨勢表明，隨着交易的發達，越來越多的純投資者加入以生產要素為載體的投資交易，使得生產要素作為投資品的交易規模呈跨越式發展，在國民經濟中佔據越來越高的比重。同時，生產型購買者也越來越深的參與到投資型要素市場的交易，不知不覺中把原本作為風險管理工具的商品期貨，變成了價格投機的工具，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實體經濟對要素投資品的定位。
這種情形在當代已經發展到了一個令人震驚的階段，純投資類交易的規模遠遠超過了生產經營型購買者的交易規模。僅以原油為例，2012年兩大期貨市場（Nymex和ICE）原油的主導合約交易量超過三千八百億桶，而當年全球石油的產量和消費量都堪堪超過三百億桶，也就是説，純投資類的交易規模至少是使用型交易規模的10倍多！
需要強調的是，商品期貨交易所的出現從制度安排上，把本來是生產投入品的東西變為交易所內進行金錢交易的投資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代西方金融強國，比如英、美，正在佈局把越來越多原本不是投資品的東西，打造成投資交易的對象，比如生態環境，通過節能減排的説法創造了碳交易與碳金融，其實是圖謀把先發達國家的環境優勢轉化為發展中國家的要素成本。
商品期貨行業的發展使得生產要素具有了雙重屬性，一是商品屬性，二是投資品屬性。物質生產過程中，生產要素是生產的材料、設備等物質投入；而投資品作為投資者買進和賣出的對象，其屬性則體現在金融市場的交易過程中。
相應地，市場體系中形成了兩個子系統，一個是作為投資品的要素市場，一個是作為消費品與生產投入品的普通商品市場。要素市場運行所產生的要素供給及要素價格直接進入普通商品市場的生產過程，構成實體企業的成本，從而直接影響其市場競爭力。
由此可知，要理解普通商品市場的運行規律，必須首先理解作為投資品的要素市場運行規律；要判斷普通商品市場和整個市場體系的效率必須首先判斷作為投資品的要素市場的運行效率。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當代世界，作為投資品的要素市場和作為投入品的要素市場，在地理空間上也是分割的，前者集中於發達國家，後者集中在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國和生產國，因此，要理解國窮國富也離不開對上述雙層市場的解剖。現代經濟學的一般理論框架既無法解釋真實世界中的市場運行，也不能解釋不同國家的興衰，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它不能説明基本要素市場和普通商品市場的區別。
廣義要素市場中的權力和價格建構
之所以有必要把要素市場和普通商品市場區分開來，重要原因是這兩個市場雖然是整個市場體系的組成部分，但兩者的結構、運行機制和價格形成規律都顯著不同。
要素市場與普通商品市場存在顯著結構性差異
要素市場與普通商品市場在內部結構上存在顯著差異，造成贏利模式的不同。
**首先，是需求形成和需求曲線。**在普通商品市場上，價格上漲時需求減少，價格下跌時需求增加，避漲追跌。在經濟學上，成為需求曲線向右下方傾斜。但在投資品市場上，買入是為了高價賣出，由此造成追漲殺跌的行為模式，相應的，它的需求曲線便不再向右下傾斜。
**其次，市場主體的性質不同。**在大多數普通商品市場中，買賣雙方都是由眾多同等的廠商或消費者組成。因此，任何個體對價格都沒有重大影響，而只能在價格的指揮棒下調整自己的買與賣。但是，在真正的廣義要素市場上，買賣雙方都呈現巨大而鮮明的差別，就買家而言，尤其是那些為了投機的目的而來的買家，在市場權力（Market Power）上存在着等級劃分。
不妨把要素投資品買家分為三類：①是主控型投資者，股市俗語中稱為“大鱷”，主控型投資者的市場權力分別是購買力、組織力和話語權。所謂購買力，是通過鉅額資金的投放或撤離，直接推高或壓低市場價格，從而塑造市場預期；所謂組織力，指通過全球性機構網絡的信息控制、關聯交易、組織同盟等協調行動，判斷市場和塑造市場；所謂話語權，即通過僱傭專家、搞定政客、以及全球輿論發佈等改變一般投資大眾乃至全社會對投資準則的看法。
②是信息豐富型投資者，他們與市場交易中的關鍵作手（Operator）保持關係，先於公眾掌握信息，這部分買家對應證券市場中較為重要的投資機構。
③是跟風的價格預期者，俗稱散户。這類買家對未來價格的判斷主要來自市場輿論。
其三，贏利模式不同。在普通商品市場中，企業在競爭性市場之手的引導下，通過滿足買家（消費者）的需求，實現自己的利益追求。這是一個多方共贏的贏利模式。但在要素市場上，由於參與者之間的市場權力存在等級差異，並且需求規律常常由避漲趨跌變為追漲殺跌，所以，也可以通過對價格漲落的下注來獲得利潤。進一步説，擁有重大市場影響力的“大鱷”，可以利用自身的市場勢力，人為地塑造市場走勢，放大、甚至製造價格漲落的泡沫，從而謀求暴利。在作為投資品的要素市場上，“無形之手”自發運動的一個內在趨勢就是產生出損人利己的贏利模式，擁有市場權勢的主控型投資者，可以通過引領價格的漲落，塑造價格波動，人為製造不同時點上的巨大價格差異，由此攫取暴利。
資本權力與要素價格的形成
從上述三個“不同”可以看出投資型要素市場，和作為投入品和消費品的普通商品市場，具有不同的價格形成機制。廣義生產要素市場如何運行？其價格是如何決定的？這是現代經濟學長期忽視、幾乎處於空白的領域。此處僅簡述如下。
晚近發展起來的行為金融學理論認識到，金融投資領域存在市場價格的巨大波動和泡沫現象，但是為什麼會有大起大落和泡沫呢？它以為是投資者的非理性行為。
為什麼廣大投資者都是非理性的呢？其實，在廣大中小投資者的非理性（跟風）行為的背後，是具有超級市場權勢的主控型投資者，是這些大鱷們出於私利製造價格波動、形成泡沫漲落，從而扭曲的市場。他們以金融資本的購買力為基礎，從一己私利出發，利用廣大中小投資者的從眾心理，製造出跟風行為。這些人既有大規模機構的組織動員能力，又能僱傭研究力量影響社會輿論話語，將他們所希望的價格變動灌輸到廣義投資者的認知結構中去，引發跟風行為。
這樣，在價格上漲出現時，追漲殺跌的買者就會大量跟進，於是價格上漲引起又一輪上漲的預期，也就是所謂教科書所説的正反饋機制。在正反饋機制下，原本一次性的價格上漲，會引起連續的、自我實現的漲價預期，形成多輪次的價格上漲。最後，當主控型投資者的盈利目標實現並開始逐步退出的時候，價格上漲就了到臨界點。這樣一個較長時段的價格上漲運動機制，最後一定在資本大鱷完成退場而引發的恐慌性拋售與市場狂跌中告終。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希勒將這種現象稱為“非理性亢奮”，索羅斯則將這個過程概括為暴漲-暴跌模型，應該是行家之論。在這個週期性的漲跌中，自發的市場力量確實發生了作用，大眾投資者也確實作出了各自的自發選擇，但他們是在主控型投資者的戰略佈局和市場操縱下而行動的，其實是在個人選擇表象下的跟風行為，是非理性的從眾盲動；因而在多數情況下成了資本權力實現其贏利目標的工具，而資本權力也正是在塑造和引領價格波動的過程中才得以創造出交易贏利的巨大機會。
國家權力與要素價格的形成
現代要素市場的實踐表明，不單是資本的權力，更重要的，國家的政治權力也直接介入要素市場的運行和要素價格的形成。原因很簡單，廣義生產要素，尤其是資本、土地、能源、礦產等基礎要素，在全球的空間分佈是極不均衡的，即使是大國，也大多必須經由國家間經濟往來才能解決基礎要素的供給缺口。也就是説，基礎生產要素的供求關係是不可能在一個國家內部求解的，它必須在全球範圍內，或學界所謂的“現代世界體系”中得到解決。因此，國家就成了市場體系的場內實體。
當然，國家政治權力參與要素市場的工具多種多樣，遠非市場自發力量和資本權力可比。比如：
中央銀行的政策操作：通過調控貨幣政策影響貨幣供應量或者説流動性，同時影響利率水平，從而直接改變作為投資品的要素市場的供求關係。作為世界貨幣發行者的美聯儲，更可以通過其美元政策，直接影響與改變全球資本供求格局與國家間發展活力。
政府的“經濟外交”：政府部門直接向相關國家施壓，構建平台，就關鍵要素的價格如匯率、關税等進行談判，甚至動用經濟制裁等極端手段來改變關鍵要素價格。前者如關於日元匯率的廣場協議，後者則是不時見諸新聞媒體的種種事件！13
國家經貿立法：通過立法，除了可以調控國內市場的運行，也可以針對國際關係，從而改變要素的供求。比如，美國用《2000年商品期貨現代化法案》豁免了對許多衍生品的監管，比如掉期交易、場外能源衍生品交易、部分混合金融工具等，直接推動了衍生品泡沫的膨脹；又比如，英國於1651年通過了保護英國本土航海貿易壟斷的航海法案（The Navigation Acts），直接提高了對英國海洋運輸行業的需求，增加了整個行業的利潤空間和國家海洋運輸能力，而到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後為對外傾銷工業品，又於1849年將其廢除；再比如1970年代的“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直接通過調節產量也就是市場供給來確定石油的國際價格；再比如對知識產權的各種立法，用意都在使發展中國家獲取知識和技術這樣的關鍵生產要素的難度增大。
**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在本文的分析架構中，原來作為軍事、政治行為的殖民行為，其實是國家最高形態的要素戰略行為，藉由武力支撐，直接獲得生產要素的供給和價格管控，使得不發達國家成為發達國家的要素支撐。正如許多觀察家指出的，伊拉克的薩達姆之所以遭到美軍的“斬首”待遇，根本原因還是他謀求石油定價去美元化，觸動了美元霸權這一美國國家利益的命門。
總而言之，國家作為一個有強制能力的政治實體，不論對內對外，都具有比資本權力更為直接、更為多樣的手段和工具來影響和改變重大要素市場的供求形成和價格水平，從而對一國市場體系的運行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國家-資本權力的協同與要素價格形成
既然國家的政治權力和資本的經濟權力各自都能對要素價格的形成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那麼，二者的結合便同樣是極為重要的了。但是，歷史經驗表明，國家與資本的結合並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問題的關鍵在於一國能否實現政治權力和資本權力的有效整合，決定了一國對廣義要素市場的影響能力，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該國經濟體系的運行環境和整體效率。
政治權力和資本權力的整合程度取決於國家的政治體制和利益結構，取決於國家自主決定本國發展政策的能力，也取決於一國政府和企業的傳統關係。在當今的全球化時代，各色各類的國際組織和相關的各類法規條約無一不是國家間要素獲取能力的博弈。
要素市場與普通商品市場的相互關係
如上所述，要素市場與普通商品市場在主體結構，運行機制與價格形成都存在顯著不同。但是，作為同一個市場體系的兩個組成部分，二者又必然有着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繫，既相對獨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因此，要全面、準確的把握現代市場經濟，就需要對其兩個組成部分的各自特點和相互作用同時加以把握。
要素市場是政府市場體系的基礎層面，它的運行結果就是一國的要素供給能力。而普通商品市場的運行所解決的問題則是一國經濟的競爭、創新、資源配置這類可稱為市場競爭優勢的內容。
要素市場運行產生的要素供給能力是普通商品市場運行的前提，決定着商品市場運行的好壞。要素供給的好壞決定了普通商品生產過程能否正常進行，而要素的價格水平則決定了普通商品生產的成本。因此，一國普通商品部門的競爭力在很大城府上是被其基本要素供給能力決定的。
當然，一國製造業與服務業為主的普通商品市場核心競爭力不僅取決於要素市場形成的要素供給能力，同樣也取決於該部門自身資源配置效率與創新能力。如果説前者是普通商品市場效率的內生動力的話，那麼後者就是它的外生助力。對於一國經濟的綜合經濟競爭力而言，二者同時存在，缺一不可。
有上可知，對於這兩個運行規律截然不同的市場，就不能簡單套用相同的市場治理結構；相反，應該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為不同的市場類別探索與建立適應的各自需要的市場治理結構。這裏説的市場治理結構，是指具體市場領域中的政府、核心企業、以及市場自發力量這三者的職能與相互關係。我們説不同市場中不同的治理結構，也就是説要針對不同市場領域的特徵，形成不同的政府、核心企業與市場自發力量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
如果我們認同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基本適用於普通商品市場，即在普通商品市場上，企業之間的自由競爭與自發運動基本上可以達到資源有效配置，那麼，政府主要職能就是維護公平競爭，比如反壟斷、環境保護、食品安全等產業規制行動。也就是説，在普通商品市場領域，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着決定性作用，政府的更好作用則體現在為市場正常運行提供維護性規管方面。這也就是近似於古典經濟學中政府作為市場經濟“守夜人”的定位了。
但是，在要素市場這一領域中，本來就是由國家、核心公司、市場自發力量三者共同參與，形成該市場的實際運行結果。因此，這一市場領域中的市場治理結構與市場運行結構是互相交織、密不可分的。在這裏，在作為投資品的要素市場領域，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再是決定性的。在這一領域，市場從來沒有、也永遠不可能起到決定性作用。即使國家不介入這一市場運作，資本權力的操縱仍然會破壞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即使一個國家迷信市場萬能而遠離要素市場，其它國家的政治權力照樣會毫不留情地全力介入，以爭奪本國要素供給優勢。
雙層市場與國富國窮
從上述分析可知，在真實世界的經濟體系中，是要素市場的運行結果直接影響普通商品市場的效率和國際競爭力，一國經濟體系的整體競爭能力取決於雙層市場的治理關係；因此，政府如何構建這個雙層市場的關係，便決定了整個經濟體系的效能與效率。
就是説，在傳統教科書所述及的公共服務提供之外，也有綜合運用經貿、政治、外教及輿論等綜合工具，有效參與全球性重大生產要素市場的規則制定、資源開發與市場交易，從而營造對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有利的要素供給能力，以保障要素供給，實現合理的要素價格。但是，政府在履行這一協調整合職能的時候，又必須注意另一方面，即建構基本要素供給能力的過程不會對普通商品市場的公平競爭產生長期壓制性的負面影響，從而可以保持普通商品市場的競爭與創新活力。
從雙層市場視角出發，我們可以對現代世界體系中的西方崛起、亞非拉不發達和中國道路等重大問題做出新的解釋。
我們知道，在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話語17中，西方世界崛起為發達國家是因為率先建立了私有產權為基礎的市場經濟與民主法治的政體，從而激發了競爭與創新活力，推動了技術與產業革命的發展與升級，得以創造出產業領先、收入增長的社會經濟。
而對比之下，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淪落為不發達和貧困落後之地，則是因為政治失靈導致了私有產權得不到保護，市場體系在政府壓制與綁架之下，扭曲變形，喪失活力，非但不能有效配置資源，推動創新與企業家創業，反而成了政商勾結，設租尋租的場所，其結果自然是經濟停滯，分配不公，貧富分化，陷入諸如“貧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之類的困境之中。簡答説，按照新制度經濟學描述的世界，西方社會的現代崛起像是一首平和悠揚的田園牧歌，而廣大不發達國家的落後則是自作自受，命不如人！
由本文的基本理論推斷，任何國家從不發達走向發達，不可能單純依靠私有產權與自由市場，而必然要經過政治-資本權力的整合解決長期發展所需要的重大生產要素供給。細查英國工業革命發軔至今的各國發展史實，完全符合上述推斷。大體説來，由於對基本要素市場和普通商品市場相互關係的不同治理方式上存在模式之別，導致了西方世界的崛起和亞非拉廣大地區的落後。
**第一類，西方世界的崛起：**戰略性要素供給體系與競爭性普通商品市場。歷史表明，英美等國的崛起過程中，既有私有制市場經濟充分競爭和創業創新的精彩篇章，也有國家與私人公司攜手開發全球基本要素供給和海外市場的運籌謀劃。馬克思提出“資本原始積累”18這一概念及其主要表現方式，説明了由圈地運動、殖民侵略、奴隸貿易、美洲白銀開發、關税制度等工具組合而成的基本生產要素攫取體系，是英國這樣的先發國家能夠崛起的重要組成部分。
同樣，美國的崛起除了借用了英國資本與技術外，更是建立在對美洲大陸原住民的奴役和土地侵佔的基礎之上。至於東亞率先工業化的日本，固然有明治維新之功，但來自中國的鉅額戰爭賠款，才是解決日本工業化資金、原料供應及市場的最大力量。
**第二類，不發達國家：**依附性要素行業與扭曲的普通商品市場。既然西方世界的崛起依靠了對後發國家基本要素市場的戰略性攫取，那麼，西方的發達必然意味着亞非拉基本要素產業被綁架在西方崛起的車輪之上，喪失了自主發展的可能。
在早期出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形式中，先發國家的資本在暴力支持下直接開發亞非拉地區的豐富能源資源，成為先發國家工業化的動力，而亞非拉地區則淪為礦產與原料產地，除了在礦產地形成少數由礦產所有者、莊園主及殖民者聚居控制的城市、形成依靠進口的畸形消費，而這些地區的本地產業則被扼殺，廣大勞工淪為奴隸半奴隸狀態，在惡劣條件下工作，卻只勉強生存的最低工資。結果，國內市場狹小，收入分配嚴重兩極分化，社會矛盾尖鋭，大土地所有者和其他富人便倒向發達國家的政治、軍事保護。
在這種畸形情況下，表面上看是私有財產保護不力、市場發育不良，而背後則是先發國家的掠奪性資源開發扭曲並固化了這些後發展地區的畸形經濟與社會政治結構。
平心而論，西方世界崛起過程中都經歷了複雜尖鋭的內部陣痛，發生過諸如暴動、起義、戰爭、革命等多種危機的挑戰，但是藉助殖民地提供廉價的資源、擴大的市場以及輸出過剩人口和社會矛盾的冗餘空間，西方渡過了這些災變，成功崛起為現代世界體系的中心，而與此同時，廣大亞非拉地區則陷入體系的邊緣，長久依附於中心的運轉。
國際著名學者如沃勒斯坦，彼得•伊文斯，貢德•弗蘭克，國內學者如北大的韓毓海等人，對此過程都有系統而深刻的分析。可以説，西方世界率先崛起的過程既是一個內部制度創新推動技術與產業革命的經濟增長曆史，也是一個外部殖民擴張掠奪亞非拉人民資源的政治壓迫歷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廣大亞非拉國家實現民族獨立，終結了舊式殖民主義。但西方發達國家便改為依靠歷史形成的產業、金融、政治、軍事等多種優勢，巧妙構建了一套由國際機構與國際條約構成的新控制體系。
這一新體系下，廣大亞非拉國家有了一定的工業化機會，現代產業經濟有所進展，但是在歷史形成的基本要素市場嚴重依附中心國家的約束下，發展的自主性嚴重缺失，對外部資本、市場、技術、管理全面依賴，經濟發展長期被迫附庸於中心發達國家的發展節奏，時斷時續、時高時低，往往出現捧着金飯碗討飯吃的慘局，最終形成依附式發展的格局。
**第三，中國道路：**戰略自主性要素產業建構與一般產業發展體制的動態匹配。如果説，西方世界由於將全球基本要素供給的戰略性建構和國內普通商品市場的競爭性運行相結合，故而率先崛起為發達國家；亞非拉地區由於對自然稟賦的能源、資源、勞動力等基本要素喪失自主開發的主權，並由此引發國內普通商品市場的萎縮、扭曲與畸形，從而掉入長期落後的陷阱；那麼，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獲得成功，新生的共和國着手謀劃國家經濟發展之時，上述兩種道路自然就被否定了。
廣大亞非拉國家的慘痛教訓擺在那兒，只能走基本要素產業的自主發展之路；但西方先發達國家的掠奪擴張搞工業化的路也不可學，因此只能走自己的中國道路。現在來看，這條自主工業化之路的特徵就是根據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內外環境，確定不同的國家發展戰略目標，相應採取不同的基本要素產業建構和普通商品部門發展的體制安排。這個“環境-戰略-體制”的戰略選擇體系實際上已經存在了65年，並在這65年中，把一個貧窮落後的“東亞病夫”建設成為蒸蒸日上的世界經濟強國。
建國後的第一個三十年中，處於內憂外患、列強聯手圖謀扼殺新中國的時代環境中，國家獨立與生存成了頭等大事。而當時又是一無資金，二無技術的落後國情。在這些內外約束下，新中國的選擇只能是建立相對集權的國家計劃經濟體制，以此對接當時蘇聯的工業化項目援助，並有能力把農業剩餘最大限度的集中起來，用於重工業的優先發展，既首先打造工業化的基本要素供給能力，也儘快形成必不可缺的國防工業基礎。
當然，在這一國家集權的計劃經濟模式下，一般性商品部門的競爭與創新活力是被壓抑了；而且由於缺乏市場，價值規律難以發揮作用，造成了產品供求失衡和投資規模失控等多種形式的經濟效率上的損失。就是説，前30年的集權型計劃經濟一方面實現了基本要素供給能力的自主發展和國家初級工業化的成功，但因整體效率的下降又使這一發展難以持續。
在此背景下，經由第二個三十年改革開放，中國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讓一般商品部門實現了市場化，激活了民營企業創新創業的活力，釋放了市場機制在普通商品產業中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但與此同時，國家對基礎性要素產業仍然保留了戰略管控，這涉及到對資金、土地、外匯、能源、基礎原材料等關鍵生產要素，涉及其產能佈局、貿易政策、技術引進、使用方向等多個方面，更涉及到對這些關鍵要素的價格控制。
雖然，這些對關鍵生產要素的管控肯定存在種種微觀效率損失，而且也因此飽受主流經濟學的批評和詬病，但是，從宏觀來看，這一組關鍵要素的管控體系的最大功能，其實是在充滿地緣政治和全球市場雙重風險的環境中，為中國經濟保障了基本要素（包括外匯）的充裕供給和資本、土地、能源等關鍵要素的相對低價，從而建構了世界性的成本窪地。
這一切又在一般製造業部門市場化活力的互動激盪之下，匯合成中國式工業革命和超常規增長的宏偉樂章。其結果，中國這個人口最多、負擔最重的大國，僅僅用30年的時間，便成就了人類經濟史上速度最快、規模最大、影響最為深廣久遠的產業革命，實現了從初級工業化向中後期工業強國的歷史性躍遷。而這當中，對基本要素產業的戰略建構和對一般製造業的市場化改革二者之間的互動配合，乃是關鍵所在。
準確地理解現代市場經濟的雙層結構，我們更能看清新中國65年發展道路的正確性，更能理解新中國前後兩個30年在發展道路上起承轉合的連續性。前一個30年的計劃經濟體制促成了農業剩餘向工業資本的大規模轉化和工業化的推進，從而為後一個30年的市場化改革創造了必要的基本要素保障。
而後30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則通過激活普通商品市場的創新發展活力，把上述自主要素供給體系的內在優勢釋放出來，實現了普通商品產業的革命性發展，而反過來以大規模市場效應強力拉動了基礎要素產業羣（包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更為亮麗的崛起，從而造就出中國經濟整體的發展奇蹟。
可以説，前30年為後30年奠基，後30年為前30年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