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祥亨：台灣核電站沒事，政治核災已經發生

本月，耗資2838億元新台幣興建的台灣“核四”廠，尚未啓用就正式封存，封存計劃為期3年，維護費用還要再花34億元。台灣電力公司表示，將使設備維持最佳狀態，等待機會讓“公投”決定“核四”是否啓封。如果“核四”廠繼續封存，而前3個核電廠到期退役，2018年台灣將面臨缺電風險。

因為核能議題的高知識門檻，使得真正瞭解核能的人少之又少，尤其在“民主政治”下百家爭鳴，核能論述在泛濫的言論市場上更令人莫衷一是，所以更易受到政治算計的影響，導致政客和民眾都對真實而客觀的數據置若罔聞。

台灣“總統”大選將在明年1月中旬舉行，預計核能政見將再度受到矚目。也許是為了避免在“2016年”大選期間核能問題再次撕裂台灣社會，所以最終做出了封存的決定。

然而，封得住核四，卻封不住核能問題。眼下，台灣三座核電站運轉正常，核災並未發生，但是政治核災卻早已爆發、蔓延。

去年，馬英九和民進黨主席蘇貞昌為了核四議題首度進行“朝野”政黨領袖會商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核災，首先是馬英九和蘇貞昌在2014年的歷史性會商。馬英九上任“總統”後因國民黨和民進黨各自的政治考量，始終未能舉行政黨領導人的會談，只是隔空交戰。

如果有人問，在台灣有什麼事比“統獨”議題更重要，能讓朝野兩黨最高領導人甩開長久“王不見王”的原則見面協商，恐怕就是核能議題了。“太陽花學運”之後，新世代台灣青年對兩黨極度不滿，加上核四議題的高爭議性，反倒意外促成了馬蘇兩人的談話。

表面上看，雙方協商總比不協商好，怎麼説是“政治核災”呢？因為這場會晤在雙方的政治算計之下，從促膝長談變成了激烈辯論，令人啼笑皆非。

網友惡搞馬蘇談話，戲稱總算達成“共識”——“這是花”

當前對核能議題的主要爭議可分為兩點，一是大方向，即核能發電的必要性，二是針對核四是否繼續興建或是保持停工的問題。由於台灣地狹人稠，又是四海環抱的島嶼，為了促進經濟發展，除了依賴外在進口的煤、油之外，核能發電成為維持能源自主的重要發展政策。儘管核能早在1970年蔣經國推動十大建設時起步，核一、核二、核三等三廠都正常運作，卻因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衍生的核災危機，使同處於地震帶的台灣感同身受，使台灣全境籠罩在核災的威脅中。

目前台灣的核能發電量佔全島發電量的18.1%，如果要全面除核必定要設法節約用電，降低18.1%的電量需求，這不外乎是透過市場供需法則，以提高用電價格的方式來平衡供需。然而，在2012年馬英九當局宣佈調漲電價之後，他的民調就不斷下降，對比他在連任“總統”選舉時囊括的51.6%選票，民眾對他的滿意度在半年後只剩14.2%，這足以證明台灣人民對於價格的敏感遠大於對核能的排斥。

實際上，核能發電擁有不少好處，比方説低污染、高效率與穩定性等，美國、法國等都採取核能作為國內用電的主要能源來源。那麼，台灣究竟對核能議題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呢？

民進黨給出了一個答案。蔡英文認為要透過開發“綠能”500億度、節能300億度的非核家園方案，許人民一個大諾。然而，民進黨對此缺乏真正專業的論述，譬如在其新能源政策中提及3000MW的離岸風電，以“容量因素”38%計算，年發電量可達99.9億度。然而38%是全年發電的平均量，無法滿足台灣在夏冬兩季不同的用電需求，尤其台灣冬季風力較強，但夏季才是用電高峯，風力發電無法在用電尖峯提供必要的電力，因此此種“綠能”無法取代機載電力。

同樣的，民進黨在太陽能政策上的浪漫想象、在智慧電網上的不切實際，都是“趕英超美”般的急躁躍進。舉例來説，民進黨提出太陽光電的累積裝機容量要達到13000MW，超出目前數值四倍有餘。但民進黨在計算時，假設日照充足，也就是台灣南部全年日照時數較高地區的情況，可在用電需求高且多雨天氣的台灣北部，這卻是一個極端冒險的假設。綠營現任台南市長賴清德制定了建立智慧電錶與電網的雄心勃勃的計劃，但是全面除核後衍生的1600億新台幣費用，早已大大削弱了建設智慧電網的經費，除非將成本交由人民吸收，否則這種天馬行空的陳述只應見於科幻小説之中。

從科技發展的角度，全世界都知道“綠能”和智慧電網等已是能源發展的趨勢，但目前尚未能大量運用，可見設施的難度。因此，台灣的核能政策若採取一刀式的一面倒作法，產業、人民都將承受極大的壓力，主要企業出走台灣不説，許多中下階層的人民更會受電費高漲的影響，要麼被迫減少用電，要麼調整其他方面的開支。在台灣，政治人物的算計時常凌駕於市井小民的温飽，“核四”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當然，台灣人民在這一過程中也起到了負面的作用。“核四”廠座落於台灣北部的貢寮，其誕生是因為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使當局思考如何維持穩定供電，但由於台灣的環保意識逐漸高漲，對於核能外泄的恐懼使得當地人民不願施工，因此1980年代即已提出的興建計劃要到1999年才開始動工。2000年政黨輪替後，民進黨執政下的“行政院”宣佈停建，“立法院”認為“行政院”無權拒絕“立法院”通過的“核四”執行預算，因此成功彈劾。

2001年“核四”又復建，卻因先前的停頓影響了進度，延至2011年偏偏又遇上日本福島核災，民意成為繞不過去的檻，政府只好宣佈“核四”廠的商業運轉再延至2015年。這樣的一波數折，影響到整體民生用電的長期計劃，其間政治考量時常擊潰專業見解，台灣就在虛耗下空度數十年。

然而必須説明的是，在筆者看來，“核四”廠已經難以成功運轉，因為其興建受到太多外力影響，停建復建已多次，施工質量也不佳，喪失原應具備的安全保障和發電效率，因此，台灣大多數人民對於“核四”的態度也傾向不支持商轉。

然而，台灣已經花了將近30年在“核四”上，知識分子和憂心社會者絕不可只接受核四教訓，不另謀常居久安的解決之道。歸根結底，在許多專業議題上政治力的介入才是這類公共政策成效不彰的原因。在“核四”問題上，部分野心政客串通不肖媒體一同掀起輿論波濤，操弄正常的輿論市場。尤其當“執政黨”支持某一版本的提案時，在野黨就會全力反對，不讓對方得分，但也賠掉台灣加分的機會。這種“為反而反”的目的綁架了“核四”，也綁架了人民的恐懼。畢竟，並非每個人都有足夠的專業素養來判讀公共政策，但是不可避免產生的情緒卻會影響到自身的判斷，有心人士便藉由操弄人民的恐懼情緒，從核能到服貿、從兩岸到國際，都成為政治鬥爭的祭品，刀下則是台灣的前途。

最後，身為一個關心兩岸命運的人，我認為在許多議題上台灣和大陸應該互相借鑑，甚至相互合作。在能源問題上，兩岸可以同時思考在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中，如何共同研發更有效率的清潔能源，甚至可以一同籌組能源公司，在高科技綠能上為台灣海峽沿岸區域提供電力。這種相互依賴能夠降低敵意，減少誤判的機會，衝突可能性也為之降低。在具有一定戰略意義的綠能產業上，兩岸的合作可以作為和平進程的中期目標，更有可能成為兩岸和平的基石。因此，台灣如何從政治核災中看見機會，化“危”為“機”，展開宏觀的戰略思維，才是當局必須要認清的優先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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