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晉：伊核落幕，更大的炸彈將要引爆？

7月14日，伊朗核談判終於在歷經了多次“加時”之後落下帷幕。原本要在6月30日“最終期限”之前達成協議，卻一拖再拖，由6月30日改為7月7日，再延期至7月9日，再到7月10日，最後又延期到7月14日。不過“好飯不怕晚”，儘管當前關於伊朗核談協議的細節仍然沒有公開，但是作為國際關係領域的“老大難”問題能夠有如此突破，也足以讓人欣慰了。

國際制裁下的社會危機

對於伊朗來説，如果協議進程一切順利，那麼最早到2016年，自己所遭到的國際制裁就可能會有所減輕。對於伊朗的制裁是促成伊朗積極參與核談判的重要推手。長期以來，美國國內強硬派積極主張以軍事和其他強力手段“一勞永逸”的解決伊朗核問題。儘管部分持強硬立場的政治人物堅持認為制裁遠不足夠，應該讓伊朗經濟和社會徹底破產，但包括美國奧巴馬政府在內，“P5+1”的主流仍堅持通過制裁手段迫使伊朗在核問題上讓步。

在過去十多年裏，伊朗遭到的國際制裁逐漸加碼，導致自身經濟壓力日益嚴峻。聯合國方面，對於伊朗的制裁主要包括了三個方面：即對伊朗國內重武器和高技術武器的封鎖；對伊朗武器出口的制裁；對某些伊朗海外資產和個人資產的凍結。除了聯合國，“歐盟”也採取了多項措施對伊朗進行制裁，包括對涉及伊朗鈾濃縮相關領域的技術和設備的貿易禁令；凍結伊朗在歐盟的一些資產；對同伊朗金融系統的交易禁令；對購買和進口伊朗原油和天然氣的禁令，以及不再為伊朗海外運輸系統提供保險和其他金融服務等。與之相應，包括日本和韓國也對伊朗採取了相類似的制裁措施。

伊朗代表團在伊核協議談判現場

當然了，任何對伊朗的制裁都離不開美國。事實上美國對伊朗的制裁早在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就已經開始，而隨着伊朗核問題的不斷發展，美國也加大了對伊朗的制裁措施，在此背景下，除了極個別“涉及伊朗普通百姓”的項目，如醫療衞生和農產品科技，以及“信息技術”如輸出電影和文化產品等，美國禁止了所有與伊朗的經濟關係，徹底封死了美國與伊朗的雙邊關係和正常交往。

作為全球重要的經濟體，美國和歐盟對伊朗的制裁導致伊朗陷入嚴重的社會困難。2013年5月，伊朗的石油出口已經由2011年的220萬桶/天鋭減到70萬桶/天，伊朗經濟幾乎到了災難邊緣，國內石油、旅遊和服務行業也出現了萎縮。這些制裁措施也讓普通百姓生活陷入困境，、失業率飆升，物價漲幅過快，通脹嚴重。據統計，伊朗青年（15歲至24歲）失業率高達26%，通貨膨脹高達40%。

當然，伊朗國內仍然有不少來自“革命衞隊”和宗教保守人士空談“國家利益”“民族至上”，畢竟這些權力階層大多有着自己的“秘密”渠道走私和販賣各類“違禁品”並獲得暴利。加上伊朗在“伊斯蘭革命”之後形成了諸多的利益集團，把持着國內重要的政治、教育和軍隊行業，“熟人關係”“介紹工作”盛行，這也導致伊朗社會不滿率上升，政治壓力轉而增大。2014年伊朗曾發佈報告，在伊朗國內的教師隊伍中，“吃空響”的比例在一些地區甚至高達10%，而伊朗國內的教職人員絕大多數必須通過“託關係”“走後門”才能應徵上崗，以至於教師隊伍中許多人“甚至不識字”。

除了經濟和社會領域之外，伊朗軍事領域同樣因為國際制裁而飽受危機。儘管伊朗在過去的數年間積極發展彈道導彈技術、無人機技術、新型戰機和新的軍艦，但總體上來講，國際制裁使得伊朗軍事工業面臨巨大挑戰，許多新科技研發不得不陷入停滯。再加上週圍國家如沙特、土耳其等國在敍利亞、伊拉克、也門和阿富汗等問題上的挑戰，伊朗捉襟見肘的軍事經費和亟需提高的軍事科技，也客觀上需要“伊朗核協議”在外交上做出突破。

觸目驚心的數字背後，顯現出伊朗社會“兩極分化”和政治僵化的危機。儘管魯哈尼信誓旦旦要在伊朗國內開展“反腐運動”，但是受制於國內現實，與其大刀闊斧“傷筋動骨”的改變國內政治現狀，不如“退而求其次”通過外交手段減輕“國際制裁”，幫助伊朗獲得經濟恢復和發展的必要途徑。

伊核協議最後能不能通過，還是得看美國

核協議後的博弈

伊朗外長扎裏夫曾表示，伊朗核協議的簽訂是“歷史性時刻”，這甚至被視為中東“新紀元”的開端。然而我們也應當看到，未來伊朗核問題的最終解決仍然面臨巨大的挑戰。

首先，最大的挑戰依然來自美國。美國國內反伊朗勢力十分強大，最典型如國會的掣肘以及猶太人院外遊説集團。就在2013年8月魯哈尼就職伊朗總統前夕，美國眾議院高票通過對伊朗實行更嚴厲制裁提案，明顯是給美伊緩和潑冷水。同年9月24日，奧巴馬在聯大講話表示要推動伊朗核問題解決後，美國共和黨籍議員次日便開始向奧巴馬發難，要求其澄清美國對伊政策是否有變化。加之主張對伊強硬的共和黨人在美國中期選舉中一舉拿下國會控制權，奧巴馬的對伊緩和政策受到了進一步掣肘。隨着談判進入白熱化階段，今年6月底美國智庫聯合多名政界人物再次發出公開信，要求奧巴馬政府和美國的談判團隊“堅持立場”，“對伊朗進行最嚴厲的核查”，美國國會資深議員甚至威脅奧巴馬將會在國會“否決任何的協議草案”。

根據《2015伊朗核協議審查法》，美國國會有權對伊朗核協議進行審議。如果美國國務院於7月10日至9月7日期間提交協議文本，審議時間為60天。如國會在7月10日前收到協議，則審計時間為30天。而由於之前的數次延期，接下來美國國內將會對此次伊朗核談判草件的合法性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博弈”。考慮到當前美國國內國會與白宮之間的緊張關係，伊朗核協議草案能否挺過美國國內這一“關”還需觀察。

除了美國國內，地區國家仍然可能會對核協議的簽訂進行干擾和破壞。作為地區內強烈反對伊朗的沙特，早已宣佈“伊朗核協議可能會造成地區軍備競賽”，並且暗示相關地區國家可能會極力發展自己的核能力“以制衡伊朗”。沙特擔心放鬆制裁會使伊朗在中東坐大，甚至擔心美伊實現和解，伊朗成為美國在中東的主要盟友。對於以色列來説，伊朗核協議的簽訂無異於“晴天霹靂”。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一再聲稱，魯哈尼是“披着羊皮的狼”，認為其所謂核計劃用於和平目的，只是伊朗對外爭取時間的策略，一再提醒美國對伊朗的經濟制裁不應減輕。在美國的中東戰略棋盤中，以色列的分量顯然比伊朗重要得多，美國不可能為緩和美伊關係，而忽視以色列的感受和利益關切。

過去十幾年中，以色列每隔一兩年就會預測伊朗再有四五年就可以擁有核彈。十幾年前，以色列就開始向國際社會暗示，伊朗距離完成核計劃已咫尺之遙，國際社會的猶豫可能導致中東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而每隔一段時間，以色列就會發布相關報告，表示伊朗將“很快會研製出核武器”，相關的情報人員和科研人員也會時不時的向媒體“吹風”，表示“以色列將秘密摧毀伊朗核設施”，説的神乎其神，讓原本就霧裏看花的國際輿論更對伊朗核談判平添了幾分好奇與關注。

其實無論是美國國內的強硬派也好，以色列和沙特這些地區國家也罷，對於伊朗核問題的擔心主要來自於對伊朗本身的敵視。以色列國防部長、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政治盟友亞隆，在伊朗核協議簽訂後接受採訪時就表示，伊朗“支持國際恐怖主義”，認為“對於伊朗的核查機制不嚴密”，“伊朗很可能會藏匿相關的研發設施”。正如沙特的老外交大臣費薩爾所言，在中東地區，“伊朗是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解決問題的一部分”。

伊朗核協議的達成，標誌着伊朗核問題出現了一個指導性的草案，為伊朗和地區局勢的緩和帶來了希望；同時伊朗核協議也標誌着《核不擴散條約》在經歷了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鮮的“考驗”後，終於迎來了一次廣泛的認同，樹立了國際社會合作的典範。不過未來伊朗核問題的道路上，仍然遍佈荊棘，將更加考驗相關各方的政治智慧與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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