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政明:萬里在鐵道部和小崗村的日子
7月15日12點55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9歲。
對於絕大多數經歷過改革開放的人來説,這是一個沉痛的消息。作為老一輩革命家,萬里1936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長期追隨鄧小平,是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忠實執行者。觀察者網專欄作者張維為曾經擔任過鄧小平和萬里的翻譯,還説起過兩人交往的一些趣事。
是的,提起改革開放,除了鄧小平,萬里也是不得不提的一個人物。回顧萬里同志的一生,除了抗戰時期戎馬倥傯的革命經歷,建國後在鐵道部大刀闊斧的改革,頂住壓力力挺小崗村,更讓人們對他充滿了崇敬之情。

萬里同志
力挺小崗村:“要吃米,找萬里”
20世紀70年代末“四人幫”粉碎後,全國各地都掀起了對“四人幫”及其餘黨的清查運動。而在安徽,當時的省委負責人卻以“安徽特殊論”為由,始終對此沒有動作,冤假錯案得不到平反,幹部羣眾怨聲載道。
迫於形勢,中央不得不撤換幹部,以此強力推進安徽問題的解決。於是,萬里臨危受命,走馬上任。
到安徽的第一個月,萬里就大刀闊斧地解決了“四人幫”遺留的組織問題,再次驗證了鄧小平的眼光。
安徽是一個農業大省。萬里坦承自己不瞭解農業,於是,他帶着司機、秘書,和一兩個記者朋友搞調查。當時有媒體形容萬里,從皖南、皖東到皖北,這一走陸續就是三四個月。
在大量調查之後,萬里對安徽農村和農民的問題有了深刻了解。他曾經説過:“1977年6月,黨中央派我到安徽當第一書記。安徽是個農業大省,又是‘左’傾錯誤的重災區。‘四人幫’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學大寨的那一套‘左’的東西特別積極,農村問題特別嚴重,農民生活特別困難……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樣,門窗都是泥土坯(做)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傢俱,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麼窮!我不能不問自己,這是什麼原因?這能算是社會主義嗎?人民公社到底有什麼問題?為什麼農民的積極性沒有了?我剛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萬多個生產隊,只有10%的生產隊能維持温飽,67%的生產隊人均年收入低於60元,40元以下的約佔25%,我這個第一書記怎麼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後發生的三年困難時期,到處浮腫病,餓死人。據瞭解,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過去‘左’了那麼多年,幾乎把農民的積極性打擊完了。”(見1998年4月30日《中國經濟時報》)。
當時安徽一些地方已經有人在暗地裏搞包產到户,這些情況報到省委之後,萬里立即批示“我看可以試驗。”1979年2月初省委又開會專門討論包產到户問題,不少人因為過去在這個問題上捱過批判,不敢表態。萬里説:“農民普遍希望包產到户。過去批判過的東西,未必是錯誤的,必須在實踐中加以試驗,我主張在山南區進行包產到户試驗。”

萬里在安徽農村考察
後來萬里到小崗村考察,看到糧倉裏有很多糧食,非常高興。他還開玩笑説,“別的來要飯的,你們可以多給一點嗎?”“多給”。萬里聽完以後,很滿意,當時就説了,“我們共產黨要讓農民過好日子,我們解放全中國的目的是讓農民過上好日子,現在不僅沒有過上好日子,還很貧窮,早期也有人想過這樣幹,但沒有這樣幹,小崗村這樣幹了,我准許你們幹三到五年。”
正是這句話,讓小崗村村民吃了定心丸。小崗村“大包乾”帶頭人之一、現任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村委會副主任關友江在後來回憶到:“聽到這個我們真是快活的不得了啊,現在想想,領導能對我們這樣肯定確實不容易。想當初簽字那時候,心裏怕啊,晚上睡不着覺。我們現在幹好了、領導表揚了、肚子不餓了,歸根到底是共產黨的政策好啊,沒有共產黨的好政策,我們得不到這樣的成績,走不到今天啊。”
後來,包產到户在全國引起爭論,農民暗裏悄悄地搞,基層幹部暗地支持,怕説包產到户是分田單幹。在這種情況下,萬里是第一個站出來為包產到户正名的。1980年1月,在一次重要會議上,萬里説:“包產到户原則上不同於分田單幹,雖然形式上與分田單幹相似,而生產資料所有制並沒有變,土地所有權仍然是公有的,生產隊有權根據情況加以調整。”不久,四川、內蒙、河南、貴州都普遍推行包產到户。1980年4月2日,鄧小平同志同萬里談話時,充分肯定了安徽的做法。同年5月31日鄧小平同志在另一次談話中又一次稱讚安徽鳳陽縣絕大多數搞了大包乾,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
由於當時國家農委主要負責人不大讚成農村搞包產到户,中央於1980年3月調萬里任國家農委主任,全面主持農村改革。萬里上任後,首先組織農口各部門大批幹部赴各省農村調查,傾聽農民意見。調查結果表明:絕大多數農民和基層幹部贊成包產到户,已包產到户的增產明顯。
在摸清全國情況的基礎上,萬里主持召開農委黨組擴大會議,分析形勢、統一思想。隨後,國家農委起草了一系列文件,總結了很多經驗,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將包產到户規範為雙層經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推廣。萬里在鄧小平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下,還主持制訂了5個“一號文件”,使中國農村改革有序前進,農業連年豐收。
時隔已久,在今天的人們看來,這不過是一項農業改革政策,但對於當時處在飢餓線的民眾以及飽受政策困擾的中國來説,這無疑是一項具有開天闢地意義的創舉。正是在這項政策的引導下,中國才開啓了改革開放的步伐,由此踏上了正確的發展軌道。
鐵路改革,全民整頓的突破口
萬里在1977年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之前,曾擔任過一年半的鐵道部部長。那是在1975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四屆一次會議召開,鄧小平當選為國務院副總理,並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着手展開全面整頓工作,以期擺脱八年“文化大革命”給國民經濟造成的混亂局面。
鄧小平把全面整頓的突破口選擇在鐵路系統,因為當時鐵路運輸已經成為國民經濟中一個突出的薄弱環節,這個問題不解決,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整頓、發展就無望。於是,剛剛被任命為鐵道部部長的萬里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上。
1975年1月28日,萬里剛剛上任10天,鄧小平就召見他聽取情況彙報。根據萬里的彙報,目前鐵路系統突出的問題有四點:一是運輸生產下降,二是事故驚人,三是機車車輛損失嚴重,四是一些鐵路樞紐、重點站段,經常發生堵塞,致使大部分列車不能正點運行,特別是徐州、鄭州兩大鐵路樞紐,問題更為嚴重,萬里也將改革的頭炮選在了徐州。

1979年萬里在安徽蕪湖火車站
1975年3月,萬里同江蘇省委負責人趕到徐州後,第一件事就是直接同羣眾見面,先後召開了徐州鐵路分局全體職工、家屬萬人動員大會,徐州市和徐州地區黨員動員大會,分局機務段全體職工確保鐵路暢通誓師大會,傳達貫徹9號文件。
接着,他又不停蹄地出席各種各樣的羣眾座談會。在全市形成圍剿的氣候下,有關部門又把煽動派性、搞打砸搶、威嚇羣眾的造反派壞頭頭抓了起來。此舉震動了徐州,人心大快。
在形成強烈的輿論氛圍的同時,萬里本着“多換思想少換人”的方針,重點抓了分局領導班子的整頓。他主持召開了分局黨委會議,逐個地聽取了常委的彙報和自我批評。接着,萬里要求黨委成員在分局全體職工大會上,開展自我批評。他鼓勵大家要勇於改正錯誤,不要怕羣眾不諒解。他説:“我問過幾位捱過整的老職工、老幹部:‘還要不要像整你們那樣,再整一整現在的領導人?’他們説,沒有這個意思,只要他們認識錯誤,改了就好,要趕快把生產搞上去,再這樣下去不得了。”
此外,萬里還要求徐州分局黨委抓緊時間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
到3月19日,萬里在徐州整整度過了10個日日夜夜。在這10天中,他參加各種會議,還深入到各基層站、段,幫助他們解決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實際問題。改革的效果也立竿見影:津浦、隴海兩大幹線的徐州樞紐很快暢通無阻,1975年4月提前3天完成運輸任務。
與徐州類似,另一個“老大難”鄭州局的突出問題是領導班子由派頭頭掌權。貨車司機出身的唐岐山,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起家,當上了九、十屆中央委員、河南省委常委、鄭州市委書記、鄭州鐵路局黨委書記,是“四人幫”眼裏的紅人,連河南省委也不敢惹他。

1984年,萬里視察袞石線
1975年4月中旬,萬里來到鄭州,同該局主要領導人交換了意見,要求他們認真貫徹中央9號文件和工業書記會議精神。但是該局領導人把萬里的話當成了耳旁風,採取拖延戰術。
鑑於這種情況,6月初,萬里同李新第二次專程來到鄭州局。在他的親自參與主持下,鄭州局連續召開了幾次黨委會,會上圍繞新鄉鐵路分局與鄭州鐵路局的問題,進行了一場激烈鬥爭。
6月10日,鄭州局召開了幹部會議。萬里説:“鄭州局處在中原之地,鐵路交叉點,是樞紐,心臟,久拖不好,不能再等了。開會時跟聯合國一樣,你説你的,我説我的,整天開會,也解決不了問題,那就不好辦了。所以,請示了中央,跟省委共同研究了以後,從組織上調整一下。”
接着,萬里宣佈了組織決定:免去徐達本鄭州鐵路局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和他在鄭州局的一切領導職務,調離鄭州鐵路局,由河南省和中央組織部另行安排工作;由不久前蘭州局調來的老幹部蘇華代理鄭州鐵路局黨委第一書記職務,主持黨委工作;胡逸平負責鄭州鐵路局革委會工作,同時也調整了幹部處幾名幹部的工作。
萬里如此大刀闊斧地整頓鄭州局領導班子,受到了鄭州局廣大職工的歡迎和支持,全局出現了新的運輸生產高潮。但被調整的一些人不服,在省委某些領導人的縱容支持下,以唐岐山為首的幫派分子,頑固阻撓整頓工作。他們誣衊萬里到鄭州“挑起了派性”、“破壞了安定團結”、“打擊了新幹部”。唐岐山指使其幫派分子,蒐集整理萬里、蘇華的材料,多次向中央告黑狀。
後來在中央領導的主持下,明確肯定了鐵道部的工作,肯定了萬里的做法,要求河南省委支持鐵道部派去的工作人員,鄭州鐵路局的整改工作才得以順利進行下去。
無論是小崗村的包產到户,還是鐵道部的徹底改革,萬里在當時所頂的壓力都是我們現在很難想象的。如今斯人已逝,我們只能通過回憶這些故事來緬懷他坎坷曲折的一生,也惟願老先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