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希臘困局——當民主邏輯遭遇資本邏輯

7月15日，在希臘與歐元區領導人達成協議後的第三天，希臘債務困局又出現新的進展與變化。離歐元區領導人要求希臘政府批准該援助方案最後期限前幾個小時，希臘議會以229票贊同，64票反對，6票棄權的投票結果通過這項高達860億歐元的救助方案。這個消息看起來令人鼓舞，但在希臘議會辯論期間，附近廣場爆發了激烈的抗議示威，示威民眾與警察發生衝突，而希臘的公共服務業工會則呼籲全國範圍的大罷工。目前的各種跡象表明，希臘社會在是否應當接受這個苛刻的援助方案問題上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同一天，歐盟方面也傳來兩個相反的消息。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在15日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對希臘進行債務減記是毫無爭議的”，這是一次公開表態的退讓；但同一天，希臘最大債權國德國財政部長朔伊布勒針對是否應當減記希臘債務時直截了當地表明，“如果你覺得對希臘而言，最好的方案是債務減記；那麼我要説，最好的方案倒是離開歐元區。”這兩種對立的態度表明，究竟應當如何解決希臘的債務危機，歐盟內部同樣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希臘雅典中心syntagma廣場議會大樓附近發生騷亂

歐元區各國與希臘在13日達成協議的消息傳出後，國際社會的反應不一。希臘國內輿論認為齊普拉斯背棄了對希臘人民的承諾，因為歐元區債權人在7月13日提出的援助條件甚至比6月25日的方案更為苛刻；而歐元區的債權人則認為，雖然歐盟與希臘達成了目前的妥協方案，但對希臘政府是否能夠履行這些條件並不十分樂觀，因為希臘在過去十多年的表現確實令人失望。

但是，在筆者看來，希臘債務引發的困局，並不在於希臘是否能接受這份協議中的具體條件，因為形勢比人強，當希臘民眾因債務危機而無法維繫現有生活時，終究會被迫接受這些條件的，而債權國基於長遠的利益，也有可能減記希臘債務。希臘債務危機以及當前的困局表明，西方民主原則與資本原則之間存在的結構性矛盾，無論是希臘債務的形成，還是希臘與歐元區各國之間的衝突，民主邏輯與資本邏輯的衝突都清晰可見。

希臘是歐洲南部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之一，但經濟與政治實力遠遠落後於同屬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希臘在民主化之前的歷屆獨裁者都與美國關係密切，長期接受美國援助，軍事裝備大部分來自美國。七十年代中期民主化後，希臘希望搭上歐洲共同體的快車來加速本國的現代化進程，並在1981年加入了歐洲共同體。

但是，希臘加入歐共體並不是要重走法德及北歐等發達國家的工業化之路，而是希望依託歐共體直接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結果，希臘的工業化尚未完成，就進入了服務業佔絕對主導地位的階段。時至今日，希臘仍未形成現代工業體系，僱員少於10人的微型企業大約佔了全國企業的95%。今天，人們按人均收入雖然把希臘歸類於發達國家，但這個發達國家從未真正完成工業化，實際上是歐盟中的欠發達國家。

希臘經濟的病態發展跟它的民主化進程有很大關係。西方式民主的一個根本特徵是一人一票的普選。政治家能否上台取決於選民的選票，而絕大多數人的天性是趨樂避苦，希望減少税收和工作時間，增加工資與福利通常是大多數選民的要求。於是乎，西方政客為了獲取政權，總是允諾選民會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資、減少税收、減少工作時間。不過，在一般國家，政客們自相矛盾的謊言很難持久，因為經濟發展的現實會很快戳破虛假的謊言。所以，儘管民粹主義存在於西方各國，但嚴酷的現實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民粹主義的泛濫。

不過希臘是一個異數。希臘的政客為了使競選的謊言能夠持續，不斷用財政赤字和發行國債的方式來製造一種虛假的繁榮，而這種飲鴆止渴方式製造出的經濟泡沫由於加入了歐元區而得以延遲，最終累積成今天的鉅額債務危機。

事實上，在2001年希臘加入歐元區時，財政赤字與債務已經非常嚴重，根本不具備加入歐元區的資格。但是為了加入歐元區而繼續維持虛假的繁榮，希臘政府竟然給歐盟提供了虛假的財政赤字與公共債務的數據，從而混進了歐元區，這個虛假數據一直到2009年才被迫公開。

但是，令人震驚的是，當希臘的經濟泡沫破滅而陷入債務危機時，希臘的政客們不痛定思痛，不對國家經濟與政治進行徹底改革，而是再度祭起民主的大旗，要用民主的華麗口號來解決現實中的困難。

對於普通希臘人來説，一方面希望能夠得到歐元區國家的援助，但同時又不願意接受歐元區債權人的苛刻條件，儘管這兩種要求自相矛盾，但作為普通選民來説，有這種矛盾要求也無可厚非，關鍵是政府的決策。希臘困局的嚴重性在於，政客們不斷以民主的名義來忽悠社會大眾。今年1月，激進左翼聯盟黨領導人亞歷克西斯·齊普拉斯為了獲得選民支持，不斷開出根本做不到的空頭支票：“結束希臘人持續5年的羞辱和痛苦”，“讓歐盟、歐洲央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組成的‘三駕馬車’成為過去”。齊普拉斯許諾選民，希臘既要留在歐元區，又要將其揹負的3180億歐元鉅額債務減計50%。

在歐盟三重峯會討論希臘債務危機前，齊普拉斯隔空對歐盟進行民主喊話：“民主選擇一直是歐洲傳統的核心所在”，並在7月5日舉行了是否接受“三駕馬車”（歐盟、歐洲央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援助方案的全國公投。齊普拉斯公開在雅典的投票站投下反對票，呼籲民眾以民主的名義對歐盟的救助方案協議草案説“不”，揚言“希臘不退出歐盟或歐元區，我們要的是民主歐洲”，希臘國防部長卡門諾斯把這場公投稱之為一場“民主的戰爭”。公投否定歐盟的援助方案後，齊普拉斯歡呼勝利：“今天，我們慶祝民主的勝利。”

但是，齊普拉斯和議員們的內心很清楚，他們口中的民主其實是個忽悠大眾的口號，在現實中根本不能對抗資本的邏輯。就在希臘公投的“民主勝利”後的幾天，齊普拉斯拿起一份對希臘更為苛刻的文件跑到布魯塞爾參加會議，並最終接受了歐元區各國領導人提出的援助方案。對於齊普拉斯當局的投降，馬耳他總理Joseph Muscat評價道：“希臘政府實際上接受了一切條件，接受了所有關鍵的要點。”希臘政府在布魯塞爾的屈辱退讓讓世人看到，7月5日“民主的公投”更像是一出鬧劇，只是讓沮喪了這麼多年的希臘人民體驗了幾天“民主的勝利”，齊普拉斯向世界顯示一下他的支持率。

作為希臘最大債權國，德國的態度一直都非常強硬

齊普拉斯對歐盟的隔空“民主喊話”為什麼不能發揮作用？為什麼民主的原則無法叫“三駕馬車”（歐盟、歐洲央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退讓半步？國際貨幣基金總裁拉加德有一句話講得再清楚不過了：“全球金融制度不能為了希臘就扭曲其規矩”。全球金融制度就是金融資本的制度，當民主的邏輯遭遇資本的邏輯，資本的邏輯決不能退讓，這是由西方社會的本質所決定。資本主義社會這個概念並非虛名，而是表明資本居於統治社會的最高端，在這個社會中，民主當然有一定位置，但民主並不能僭越資本的地位。

縱觀整個西方社會，民主只是一種政治活動中遵循的原則，而非在經濟活動中遵循的原則。嚴格説來，西方民主是以政治程序民主化為特徵，具體表現為多黨自由競爭、公民普遍選舉、政府以民眾代表的身份實施立法權和行政權，而公投則是這種民主制度最極端的一種形式。但無論民主採取何種形式，都有着明確的邊界，這個邊界就是政治的邊界，當民主超出了政治的邊界，就會受到資本的抵抗和制約。

在資本佔統治地位的社會，一個公司如果因為無法償還債務而與債權人發生衝突，這種衝突只能按照維護資本權益的法律來解決，而不能通過債務人公司內部的民主表決來解決。同理，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中，當一個國家陷入債務危機，也只能通過資本運行的邏輯來解決，而不能通過債務國的民主表決來解決。從這個意義上説，希臘政府以高喊民主口號的方式來解決當前的危機，其實是忽悠普通民眾的一個政治表演，其目的是為了讓世界看到這個政府還有民眾支持，而不是要解決民眾的困苦問題。

不過，指出西方的民主邏輯與資本邏輯在本質上存在着衝突，並不等於斷言歐元區的領導人將來不會在希臘債務問題上讓步。在筆者看來，歐元區國家在未來仍有很大可能做出一定讓步，只是這種讓步不會是基於民主的邏輯，而是基於資本的邏輯。德國ARD電視台在7月初的調查結果顯示，68%的德國民眾反對對希臘實行債務減免；61%的民眾表示，如果違約，希臘應退出歐元區。同一時間的另一項德國民調則顯示，四分之三的德國人表示，就算希臘會退出歐元區，也拒絕德國政府對希臘讓步。這就是説，如果按照民主的邏輯，希臘債務最大的債權國德國絕不會同意減記希臘債務。但是，德國下一步是否同意減記希臘債務，並不取決於民主的邏輯，而是取決於資本的算計。

過去一百年的歷史顯示，國家主權債務減記或減免並非個別現象，而是有相當多的案例，其中，美國在1989年提出的《布雷迪計劃》最為著名。這個計劃包括的債務國家多達19個，平均減記債務36%。即使現在堅決反對減記希臘債務的德國，也曾於1953年得到過戰勝國給與的50%的債務減記。但是，在歷史上發生的所有債務減記或減免都是基於資本的邏輯而非民主的邏輯。道理很簡單，當債務國接近破產而無法償還債務時，無論債權國是否採取減免債務的行動都無法立即收回債務。在這種情況下，債權國與其殺雞取卵，逼垮債務國，不如減記或減免債務，讓債務國喘過一口氣而慢慢復甦，最終再從債務國身上獲得更多的利益。這種做法跟中國古人講“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類似，是一種利己的算計，而非利他的施捨。

希臘債務困局的解決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希臘與歐元區各國會依照資本的邏輯進行博弈，最後博弈的結果如何？誰會得到更多利益，現在難以斷言。不過有一點可能肯定，無論希臘債務困局最終如何解決，都與民主的邏輯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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