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人生沉思錄19| 改革紅利歷代相同，不幸的各有各的不幸
【作者按：這篇《人生沉思錄》，從1996年開始寫，已有一千多條，都是些思想火花：包括人生感悟、讀書體會，好句摘抄等方面的內容；既可作思想記錄，又可作今後寫作的素材。點點滴滴，受到學友的喜愛。下為最新修訂稿，以25為節，與朋友分享。】
（本文為《人生沉思錄》第19部分，其餘部分請見點擊鏈接，瞭解贈書活動詳情。）
1076．對於已有名氣的老師來説，如果不是工作需要或學生真的需要，在出版著作，尤其是出版學術著作時，最好不要在本人署名後附加一長串學生的名字，更不要在這些學生名字後再加上“等”字。這樣且不説有著作權不清之嫌，僅“等”一字就“等”沒了學生，突出了自己，這樣對老師的形象真的不好。在目前就業壓力下，學生是“等”不起的。
1077．2010年4月15日，美國總統奧巴馬接受澳大利亞電視台採訪時説：
如果10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地球資源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美國並不想限制中國的發展，但中國在發展的時候要承擔起國際上的責任。中國人要富裕起來可以，但中國領導人應該想了一個新模式，不要讓地球無法承擔。[1]
這段話的前半部分説明了美國以中國為目標的“重返亞洲”政策的目的，後半段説明了對付中國的手段。也就是説，發展中的中國如果不能為比中國更為發展的西方讓出資源的話，那中國就應當“讓位”：要麼被打掉，要麼自覺“低碳”。
但是，中國人眼中的中國“低碳”與美國人眼中的“低碳”中國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表達的是一個更為發展的技術概念，後者則是一個“去工業化”或去“工業化發展”的政治概念；前者是一個發展方式問題，後者則是一個發展道路問題。對近現代國家而言，工業力才是發展力的核心，國家間的競爭就是工業力的競爭。因此，剝奪一國的工業力，尤其是重工業能力便成了剝奪這個國家發展能力的關鍵。1944年8月，美國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向羅斯福提出了一個“旨在德國清除納粹餘孽的解除其工業化的激進計劃”，羅斯福對此大加肯定。美國國務院還制定了一個計劃要從“使德國依靠自身經濟實力就可以發動戰爭的國家，變成一個必須能和世界經濟協調發展的國家”[2]。《羅斯福傳》的作者康拉德·布萊克説：“實施這個計劃等於把7000萬德國人全都變成牧羊人、蘋果園主和家禽飼養員。”[3]顯然，由“牧羊人、蘋果園主和家禽飼養員”而不是大工業財團組成的國家經濟，自然也就是目前西方人對南方國家要求的“低碳”經濟，也就是奧巴馬要求中國人“應該想”出的“新模式”。狼與羊比，羊比狼“低碳”，西方人要求中國的是前者，而他們自己則可以是後者。這在中國方面看來，顯然是不能接受的，由此必然要與西方展開相應的鬥爭。
1078．“鼓勵講真話”[4]的真實含義應該是鼓勵講過腦子的話。前者講的是“實事”，後者講的是“求是”；前者講的是準確的“格物”，後者講的是格物後的“致知”；前者講的是認識的起點，後者講的是認識的方向和歸宿。不經“求是”的“真話”，與不經“真話”的“求是”一樣，在許多時候是要壞事的。説真話是為了成事而不是為了壞事，不用於成事的“真話”就是不着調的胡話。“遠取諸物，近取諸身”[5]，説人事，應將自己的“真話”先在自身試驗；説國事，應將自己的“真話”先在自家試驗。如能用身家性命試驗過的“真話”，大體才可應用於國事。當年滿口“公開透明”、被認為是代表“改革運動”力量中“進步分子的象徵及核心”[6]的李宗仁後來在其回憶錄中對自己曾經説的胡話和做的糊塗事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説：
但在今天回顧那時的情況，我不禁不寒而慄了。我今天感到慶幸的是：當年與我打交道的美國方面的領袖人物都是一些沒有經驗的人。這些人在現狀不變的局勢下指導世界事務是能幹的，但處理起嚴重的國際危機時，則肯定是無能為力。如果他們要象約瑟夫·斯大林那樣冷酷和精明，象他一樣善於抓住時機，中國肯定是會完了。如果美國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中國就會陷入象今天的朝鮮、德國、老撾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二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六億人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於比前面提到過的三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人也無法治好了。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祖國的未來歷史上，我會成為什麼樣的罪人呢？[7]
1079．重慶，形取千里，意及廣大。
1080．目前中國學界有人提出“先秦時代的國際關係”[8]的概念，認為戰國時期的“七國”已是主權意義上的“國家”，似乎中國在戰國時期就出現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9]。事實上，那時相互戰爭的諸候或“邦”與周王朝還是臣屬而非“國”際關係，“七國”之上在法理上還有個“周”國家形式存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孟子才説：“春秋無義戰。”孟子解釋説“徵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徵也。”[10]這就是説，當時的戰爭，是在周王朝宗法權內部的紛爭，不是主權國家與主權國家的戰爭，因而是沒有正義性可言的。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建立秦朝，從法權關係上説，只是周王朝宗法主權的繼承和繼續，而不是對七國“主權”的強行兼併。不承認這一點，在法邏輯上就會推導出中國本來就不是一個國家，而是由秦始皇強行將其他“主權國家”兼併後統一起來的國家的結論，由此，中國包括“戰國”時期在內的先秦歷史中連貫和統一的（宗）法權基礎便會斷裂或蕩然無存；秦王朝及隨後的歷史就成了非法的存在；由此，中國的歷史就被削去了一半 ，中國歷史只能從公元前221年的秦朝而不是從公元前21世紀的夏朝開始。這在學術上是不對的，在法權邏輯上是混亂的，在政治上更是糊塗和危險的。
1081．“餓死膽小的，撐死膽大的”。自古餓死的不多，撐死的不少。身家國事，蓋莫能外。
1082．絕地應放膽，盈期當收心。
1083．戰略的主要任務不是打擊和削弱敵人的力量，而是造成使敵人不能使用力量的形勢。敵人被打敗多不是因為無力，而是因為動彈不得。
1084．教育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讀清華建校百年新聞[11]有感。
1085．説棍子在水中是“彎”的，這是真話，但不是真理。因此，講真話，不如講真理。而真理是需要過腦子的。
1086．英國學者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表明“西歐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處於最低點。其水平顯著低於其在公元1世紀時的水平，也低於同期的中國、印度以及東亞、西亞的其他地區的水平”；麥迪森同時也認為“11世紀是西歐經濟開始上升的轉折點”[12]。這就是説，中國宋朝經濟已處於世界經濟發展的巔峯，同時也處於世界歷史政治轉換即工業文明取代農業文明的新起點。司馬光（公元1019〜1086）和他的《資治通鑑》就誕生在這個世界文明新舊轉換，用馬克思的話説就是“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13]的節點上。
遺憾的是，在這個節點上，代表新文明方向的並不是司馬光，而是比他晚出生128年的意大利學者但丁[14]。恩格斯評價説：“封建的中世紀的終結和現代資本主義紀元的開端，是以一位大人物為標誌的，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15]同是站在歷史大轉折的節點上，但丁在開闢着世界的未來，司馬光則在挽回世界的過去。
儘管如此，司馬光還是用自己的方式為中華民族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與黑格爾的作用相似，黑格爾用維護德皇國家體制的保守形式，在形而上學籠罩的歐洲意識形態中，為即將來臨的無產階級革命時代保存了辯證法的思想火種，它最終催生了馬克思和列寧的學説，他們的學説為世界文明迎來了社會主義前途。司馬光寫作《資治通鑑》的本意在於“補天”，但其中那字字血、聲聲淚的內容體現出的經世致用、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深深地影響了後來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並由此挽救了整個中華民族。
1087．宋代哲學成就曾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與此同時，人的認識離實際卻是漸行漸遠，唯心主義成了意識形態的主流。北宋（960〜1127）末期周敦頤（1017～1073）及其學生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將“太極”之説推高至普世“天理”，認為理先於事，“天下只有一理”。這時的“理”，類似今天一些人講的所謂高於具體國情的“普世價值”。與此相應，宋朝人才選拔途徑也與實際經驗嚴重脱節，宋人取仕途功名的路徑與實際經驗嚴重脱節。
宋代士大夫入仕的途徑很多，諸如科舉、資蔭、攝官、特奏名、骨吏、納慄以及從軍補授，外戚推薦等。但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科舉。宋代人才選拔來源主要靠科舉而非實際歷練。宋時科舉有進士、諸科兩大形式。由進士科出身而位至宰輔者大大多於諸科出身。一般而言，進士錄取名額較少，但大多為才智卓異之士，所以説“宋之得才，多由進士”。歐陽修謂：“自太宗崇獎儒學，驟耀高科至輔弼者多矣。蓋太平興國二年(977 年)至天聖八年(1030 年)二十三榜，由呂文穆公而下，大用二十七(一作五)人。”魏泰稱：“本朝狀元及第，不五年即為兩制，亦有十年至宰相者。”所以由進士出身，是士大夫摧升為宰相的一條主要途徑。據統計，北宋從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開始至欽宗靖康元年(1126 年)凡167年有宰相72人，南宋從高宗建炎元年(1127 年)開始至趙鳳祥興二年(1279 年)凡153年，有宰相63人。其學歷結構為：進士出身的，北宋有63 人，佔總數87%強，南宋有48人，佔總數76%強。可見宋代宰相以進士出身為最多。[16]
脱離實際的人才選拔方式造成國家許多官員的政治見識多流於“紙上空談耳”[17]。宋代空論風盛：為事者“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18]，為政者則“好同而惡異，疾成而喜敗”[19]。蘇轍（1039〜1112）曾向皇帝痛陳：
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為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為士者也。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20]
這種現實與盛唐時那“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21]的情勢形成鮮明反差，而與目前中國幹部拼學歷、大學生不經社會就可蜂擁直考國家公務員的情勢及其後果卻十分相似。
1088．人的思想及其理論一旦脱離實際，學風也就隨之墮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國家的衰落。與蘇轍同代的司馬光也感受到空談普世價值（即所謂“天理”）給國家帶來的危險。他雖身系朝政，卻仍無力迴天，無奈只有將自己對國家前途的憂慮寄託於筆下。在司馬光筆下的《資治通鑑》，“專取關國家興衰，系民生休慼”的歷史事件，其目的是“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22]全書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導致國家分裂、諸候雄起的政策失誤開篇[23]，記載了長達1362年的歷史，一個故事一灘血，沒有口號，絕無大話，更無空話。它猶如暗夜裏閃電，晴空中驚雷，與當時那嚴重脱離實際、空論普世理學的學風形成強烈的對比。儘管《資治通鑑》沒有警醒沉湎於詩詞書畫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沒有警醒做秀成癮的明代朝政，但它警醒並挽救了中華民族。明亡後，中國大凡有作為的政治家，案頭首選多為《資治通鑑》[24]。其中那經世致用、不尚空談、實事求是的學風，為後來中國那“一天等於二十年”[25]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認識論基礎。
1089．宋代以文學見長（比如王安石、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等）的政治人物甚多，而有政治建樹的卻極少。毛澤東讀他們的政論文章，評價普遍不高。他在讀馬周給唐太宗的上疏時，想到宋人的策論，批註説：“宋人萬言書，如蘇軾之流所為者，紙上空談耳。”讀歐陽修的《朋黨論》，他批註説：“似是而非”。讀蘇洵的《諫論》，批註説“空話連篇”，“皆書人欺人之談”。對蘇洵所著《六國論》中提出六國如果聯合起來“合力向西”，就不會為秦國所滅的議論，毛澤東批註：“此論未必然”，“凡勢強力聯軍，罕有成功者。”讀曾鞏的《唐論》，毛澤東批註説：“此文什麼也沒有説。”[26]毛澤東批評宋太宗“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敵手”[27]；批評亡國之君宋徽宗“既能寫詩，又有繪畫”，但治國無能。結果在宋朝哲學日益發達的同時，國難卻日益逼近；毛澤東感嘆説：“一些老粗能辦大事情，成吉思汗、劉邦、朱元璋。”[28]
1090．接班人問題歸根結底是國家人材培養和教育問題。知識分子是國家治理工作不能離開的重要人才來源，但其脱離實際而又十分自我的心態則使他們在因見識卓越被納入政壇的同時也帶來對事業有極大破壞作用的“王明式”的空談，而這樣的悖論又為尤其是建國之初的政治家所糾結。
在利用這類知識人方面，古今政治家也有不少嘗試。比如孔丘任魯國大司寇後七日殺以言“亂政者”少正卯、秦始皇“焚書坑儒”、曹操殺楊修等，其手段最極端的大概就數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他對付這類不成熟的幹部和脱離實際而又自視精英的知識分子採取的辦法就是“金盃同汝飲，白刃不相饒”[29]，以至洪武七年（1374年）便有人抗議：“才能之士，數年來倖免者百無一二。”[30]即使這樣，朱元璋也沒有因此而解決培養合格接班人的問題。
毛澤東在建國之初也面臨着與讓朱元璋同樣糾結的“知識分子問題”。但與朱元璋不同，毛澤東本人就是學生出身，早期學生運動的成敗以及他自身從知識分子到成熟的無產階級政治家的轉變的經歷使他對知識分子的優點缺點以及如何克服這些缺點、完成自身改造，都有深刻的體驗和認識。1939年12月9日，毛澤東在《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一文中説：
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的；同樣，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也只有跟共產黨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確的道路。知識分子不跟工人、農民結合，就不會有巨大的力量，是幹不成大事業的；同樣，在革命隊伍裏要是沒有知識分子，那也是幹不成大事業的。[31]
建國初，毛澤東開始思考利用和改造相結合的知識分子政策。1950年12月29日，毛澤東為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題詞：“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學生。”[32]這實際上提出新中國的知識分子也有一個再學習即向人民學習的新任務。1957年，毛澤東向全黨提出造就社會主義新型知識分子的任務。3月12日，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講了八個問題，第一是關於形勢，第二、第三、第四講的都是知識分子問題。毛澤東説：
如果在今後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在我們的知識分子中間，能夠有比較多的人通過工作和生活的實踐，通過階級鬥爭的實踐、生產的實踐、科學的實踐，懂得比較多的馬克思主義，這樣就好了。
沒有知識分子，我們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要好好地團結他們。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他們的工作是為人民服務，也就是為工人農民服務。知識分子又是教育者，因為他們是教育者，是當先生的，他們就有一個先受教育的任務。知識分子如果不把自己頭腦裏的不恰當的去掉，就不能擔負起教育別人的任務。
知識分子既然要為工農羣眾服務，那就首先必須懂得工人農民，熟悉他們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們提倡知識分子到羣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書當然不可不讀，但光讀書，還不能解決問題。一定要研究當前的情況，研究實際的經驗和材料，要和工人農民交朋友。知識分子如果同工農羣眾相結合，和他們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們從書本上學來的馬克思主義變成自己的東西。那末，我們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語言，不僅有愛國主義方面的共同語言、社會主義制度方面的共同語言，而且還可以有共產主義世界觀方面的共同語言。[33]
10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主持召開最高國務院會議第十三次會議，會上毛澤東提出培養“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的任務。他説：“一個政權沒有自己的知識分子是不行的。無產階級專政要造成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34]但在1958年“大鳴、大放”自由表達意見的氛圍中，知識分子脱離實際而又自陷“處士橫議”式清談的缺點展露無遺，以至造成至今仍令文化人不能釋懷的“反右”運動。毛澤東也明白僅靠運動式的“反右”遑論朱皇帝“白刃不相饒”的方式並不能避免中國再陷明朝舊轍。為國家長治久安，毛澤東認為，在利用知識分子的長處的同時加強對他們的教育即利用和改造並重是可行的方式。最終毛澤東指出了一條新型知識分子的培養道路，這就是知識分子同工人農民相結合，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道路。1958年9月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就我國社會主義教育方針和幹部參加體力勞動問題説：
教育比較帶原則性，牽涉廣大的知識界。幾千年來，都是教育脱離勞動，現在要教育與勞動相結合，這是一個基本原則，是一個革命。大體上有這樣幾條：一條是教育與勞動相結合，一條是黨的領導，還有一條是羣眾路線，中心問題是教育與勞動相結合。老讀書實在不是一種辦法。書就是一些觀念形態，別的東西看不到。如果是學校辦工廠，工廠辦學校，學校有農場，人民公社辦學校，勤工儉學、或者半工半讀，學習和勞動就結合起來了。[35]
1963年，毛澤東在武昌同王任重同志談話時説：“幹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參加勞動，幹部參加勞動，是保證不出修正主義的根本問題。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我看再過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義。”[36]1964年2月，作為幹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澤東總結宋明以來的亡國教訓説“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他為此要求“教育革命”，認為：“知識青年人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37]4月21日，毛澤東在南昌對當時負責同志説：“死讀書本，不從事工、農、商、學、兵的實際工作，造就不了人材。”[38]而“知識分子脱離了羣眾就沒有什麼用。”[39]赫魯曉夫上台後的胡來，讓毛澤東在晚年對中國未來國家接班人的治國能力深感擔憂，他擔憂未來的中國會陷入北宋那種靠“誦文書，習程課”就能入仕、或蘇聯那種靠赫魯曉夫式的機會主義就能晉升領導高層的幹部制度。值得體會的是，就在赫魯曉夫下台的1964年，毛澤東將培養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他對黨的事業接班人的條件除了立場可靠外，更加強調政治經驗的成熟。5月15日，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説：“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40]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同澳大利亞共產黨主席希爾談話時再次重複自己的看法，他説：“很多舊社會的知識分子，我們包下來了。他們看不起工農羣眾，看不起工農出身的人。我們還得用他們，不用他們，我們的報紙就出不了，廣播也播不出去。文學界、藝術界，也是他們的人多。全部改變要用很長的時間。”[41]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知識分子不會脱離實際，不會“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42]，其目的就是要防止遠如大宋近如蘇聯的悲劇在中國重演。
1091．美國“擊斃”本·拉登，一切都是彩排好的，就象是在上演僅有排練人叫好的大戲，大戲過後正反演員迅速消失，根本不讓觀眾上台與演員“合影留念”。
1092． 美國這麼一個大國，用十年時間“擊斃”了一個手無寸鐵的拉登，而塔利班越打越多，這樣的成績，奧巴馬還好意思對着全世界説美國“無所不能”[43]。
1093．右，碎嘴。左，少工。“ナ”，不大也。基辛格對毛澤東説：“美國的左派只能誇誇其談的事，右派卻能做到。”[44] 中國的情況與美國正好相反，1972年，毛澤東對到訪的尼克松説“我喜歡右派”[45]，不久，毛澤東要求王洪文讀《後漢書》中的《劉盆子傳》[46]。
1094．美國金融問題的源頭不在華爾街而在中東。
1095．高科技抵不過塔利班。
1096．每當面臨新的歷史性難題，大多數中國人都會想到毛澤東。20世紀40年代，周恩來同志曾向全黨發出“學習毛澤東”的號召，他説：“毛主席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具體化在中國土壤上，生長出來成為羣眾的力量，所以中國革命得到如此偉大的勝利。到今天，不僅中國共產黨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勝利果實的人民，一定都會逐漸心悦誠服地信服他。”[47] 事實上，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學習毛澤東”仍是擺在21世紀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重要的任務。新的歷史任務需要更多政治成熟的領導人和國家公民。
1097．改革的紅利歷代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後果卻各有各的不幸。
1098．在世界治理方面，美國人是歐洲人——具體説就是英國人——“均勢”策略學校中的時差時好的學生。美國人用擴大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的方式制衡了西歐並獲得在那裏的絕對控制權；在海灣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中美國保留了薩達姆和本·拉登，美國藉此獲得了在科威特和阿富汗的石油利益和在那裏長期駐軍的藉口。與美國有意放東歐於蘇聯是為了制衡歐洲的道理一樣，今天看來，為了迫使伊拉克新政權的屈從，美國也會有意適度放縱伊拉克反對派武裝。目前美國在那裏的困境並不源於伊拉克反政府力量的存在，而是源於伊拉克政府與反政府力量間的失衡。如此類推，長期保留利比亞政府軍——而不管它的領導人還是不是卡扎菲——對班加西反對派的軍事壓力，將是歐美的共識。歐盟方面可以由此獲得反對派的忠誠和北約力量進一步在地中海南岸立足，美國方面則可以在其間獲得“離岸平衡戰略”（off shore balancing strategy）[48]帶來的紅利，並在地中海動盪中保持世界石油價格——如果它還以美元結算的話——的高位運行。歐美雙方的需求為這場戰爭伏埋了兩種結局。一是老布什“海灣戰爭”式的結局，即在保留卡扎菲政府巨大壓力的同時，反政府“政權”也能長期存在，這是對歐盟最好的結局；其次是小布什“伊拉克戰爭”的結局，即由於英法國力不支而使利比亞兩種力量失衡，這既能阻止歐盟進一步向中非——法國已在科特迪瓦打好了前站——擴張並與美國在此爭利，又能保持英法對美國力量的持續依賴，美國由此重新獲得在歐洲的絕對影響力。這是有利於美國的結局。
1099．人之將去，其言也善。2011年6月2日，於月底即將卸任的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在專機上對中國《環球時報》隨行記者談到中美關係，他一方面稱“美國不想遏制中國發展”、“中國現在是將來也是全球性力量”；另一方面，他也含蓄地提醒中國“不要學習蘇聯”。[49]蓋茨前半句話的真實性他本人無法保證，但後半句話——不管蓋茨出於何種目的——卻對未來的中國外交是大有裨益的中肯之語。今天看來，雅爾塔體系的解體，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也有相當的責任。當時蘇聯外交將從全球範圍擊敗和逐出雅爾塔體系的另一關鍵支柱國家美國列入外交目標[50]，卡特的忍讓換來的後果卻是“卡特執政期間，蘇聯強權無論在何處都能所向披靡。蘇聯政治局成員們躊躇滿志，認為不需要再出台什麼新方針了”[51]。蘇聯的咄咄逼勢導致美國里根時期的強烈反彈，以至決定單方面放棄雅爾塔體制。這樣才有了美國試圖與歐洲結盟，重建盎格魯-撒克遜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的外交走向。這段周瑜黃蓋假打成真的教訓，是我們中國外交值得認真汲取的重要經驗。
1100．1985年鄧小平同志曾提出“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1992年他又在著名的南方講話中明白地指出：“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鄧小平同志去世後，他説的“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的”“兩大問題”被表述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主題，是我們對時代特徵基本概括”[52]，隨後便出現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十六大報告中“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時代的主題”和十七大報告中“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的提法。
註釋：
1. 薛牧青：《奧巴馬言論在華人世界掀軒然大波》，http://www.qnck.net.cn/content/2010-05/15/content_3232167.htm。視頻鏈接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qRW6nY_LZw/。
2. [加拿大]康拉德·布萊克著，張帆等譯：《羅斯福傳》，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頁。
3. [加拿大]康拉德·布萊克著，張帆等譯：《羅斯福傳》，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頁。
4. “我們鼓勵講真話，講真話就要有聽真話的條件。要創造條件讓人民講真話。” 《温家寶為新聘國務院參事、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頒發聘書並座談》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14395262.html。
5. 《易·繫辭下傳》：“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6. “司徒致國務卿”（南京，1948年5月3日），肯尼斯·雷·約翰·布魯爾編，尤存、牛軍譯：《被遺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駐華報告（1946~1949）》，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1頁。
7.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廣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頁。
8. 目前國內學界有人提出“先秦時代的國際關係”或“先秦國家間政治”的概念，認為戰國時的“七國”已是主權意義上的“國家”。《研究先秦時代的國際關係》一 文認為：“可以肯定，春秋時代的那些‘國’，既不是城邦，更不是簡單的部落，而是具備所有‘國家’特徵的實體。那裏有國家認同、有疆界、有包括軍隊和税收 體系在內的，功能相當完備的政府。國內還有對研究‘先秦國際關係’的禁忌，視之為‘國內關係’。然而，先秦時代各國的關係顯然是‘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 是外交關係。”載《鳳凰週刊》2004年第28期，第75頁。
9. 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意指由1648年10月24日簽訂的象徵三十年戰爭結束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定的歐洲國家間的法權關係，及建立其上的國際和平體系。簽約 雙方分別是統治西班牙、神聖羅馬帝國、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和法國、瑞典以及神聖羅馬帝國內勃蘭登堡、薩克森、巴伐利亞等諸侯邦國。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核 心，是承認國家主權像人的生命一樣不可隨意被剝奪，從1648年以來，國家主權的觀念已經存在了350多年，已經被世界各國普遍接受。
10. 《孟子·盡心下》，劉俊田、林松、禹克坤：《四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34～635頁。
10. 《孟子·盡心下》，劉俊田、林松、禹克坤：《四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34～635頁。
11. 《慶祝清華大學建校100週年大會在北京舉行》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4468860.html。
12. [英]安格斯·麥迪森著，伍曉鷹等譯：《世界經濟千年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頁。
13. “世界歷史”，黑格爾術語，是指一個建立在工商業基礎上開放和相互聯繫的世界。工業文明以前的歷史在他看來只是“歷史”，即處於“非歷史的、沒有開發的精神”階段的歷史，是“非歷史的歷史”。他以非洲為例説：“我們對於阿非利加洲正確認識的，仍是那個‘非歷史的、沒有開發的精神’，它還包含在單純自然的狀態之內，可是在這裏只能算做在世界歷史的門限上面。”（參閲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世紀出版社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02頁）馬克思借用黑格爾概念將前者向後者的轉變稱為“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頁）
14. 阿利蓋利·但丁（1265年—1321年），意大利佛羅倫薩詩人，現代意大利語的奠基者，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開拓人物之一，以長詩《神曲》留名後世。
15. 恩格斯：《〈共產黨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1893年2月1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9頁。
16. 王翠：《從貴族到庶民———唐宋宰相家庭出身及入仕途徑的比較研究》，載《文藝評論》2011年第8期。
17. 毛澤東讀北宋策論時的批註。轉引自陳晉：《讀毛澤東札記》，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93頁。
18. 蘇轍：《上皇帝書》，載於《蘇轍集》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79頁。
19. “今世之士大夫，好同而惡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噪之。” 蘇轍：《上皇帝書》，載於《蘇轍集》，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78頁。
20. 蘇轍：《上皇帝書》，載於《蘇轍集》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70頁。
21. 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22. 司馬光：《進通鑑表》。
23. 司馬光將國家分裂看做萬惡之首並以此為通鑑的開篇，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韓、趙、魏“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它導致“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資治通鑑‧卷一‧周紀一》）宋神宗在為通鑑寫的序中也認為：“威烈王自陪臣命韓、趙、魏為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矣！”毛澤東説：司馬光從周威烈王23年寫起，是因為這一年中國歷史上發生了一件大事。這年，周天子命韓、趙、魏三家為諸侯，這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晉變成合法的了，司馬光認為這是周室衰落的關鍵。（薜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頁）。
24. 在這些政治家中，毛澤東對《資治通鑑》尤為偏愛。在他故居藏書中，既有這部書的線裝本，也有50年代中國古籍出版社標點整理後的平裝本。在這些書裏，到處留下他閲讀、圈點、批註的手跡。毛澤東晚年曾向身邊護士孟錦雲推薦《資治通鑑》這部書，要求她認真閲讀。毛澤東説：《資治通鑑》是一部難得的好書，這部書他讀過17遍，每讀一遍都獲益匪淺。毛澤東晚年牀頭總是放着一部《資治通鑑》，這是一部被他讀破了的書，書中有不少頁都被透明膠貼住，上面留下了他多次閲讀的印跡。薜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360頁。
25. 1863年4月9日，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説：“只有那些用尺子和每次‘報紙趣聞’來衡量世界歷史的德國小市民才能想象：在這種偉大的發展中，20年比1天長，雖然以後可能又會有1天等於20年的時期。”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頁。
26. 轉引自陳晉：《讀毛澤東札記》，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93頁。
27. 轉引自薛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44頁。
28. 引自薛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48頁。
29. “太素抗直不屈，屢瀕於罪。帝時宥之。一日，宴便殿，賜之酒曰：“金盃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太素叩報首，即續韻對曰：“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帝為惻然。未幾，謫御史，復坐排陷詹徽，與同官十二人俱鐐足治事。後竟坐法死。”《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第五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8頁。
30.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第五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8頁。
31. 毛澤東：《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1939年12月9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頁。
3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71頁。
3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107頁。
3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頁。
3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2頁。
3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頁。
3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頁。
3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2頁。
3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7頁。
40. 毛澤東：《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頁。
4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頁。
42. 毛澤東：《關於教育革命的談話》（1964年2月13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頁。
43. 2011年5月2日，奧巴馬在白宮主持一項頒獎儀式時再次表示：“國家兑現了承諾，正義得以伸張，世界因為拉丹之死變得更美好、更安全。今天讓我們知道，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沒有什麼是做不到的。”《奧巴馬：擊斃拉丹證明美國無所不能》，http://news.qq.com/a/20110504/000325.htm。
44. 裘克安等譯：《尼克松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頁。
45. 裘克安等譯：《尼克松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頁。
46. 據《後漢書·劉盆子傳》載，西漢末年的赤眉農民起義軍打到潼關後，採取抽籤的方式在劉氏宗室中選出15歲的放牛娃劉盆子做皇帝，但因脱離不了放牛娃習慣而失敗下台。“1973年1月上旬，在王洪文去上海前，囑其讀《後漢書·劉盆子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65頁。詳情可閲讀徐景賢《毛澤東曾要王洪文讀〈劉盆子傳〉》，載於《黨的文獻》2005年第4期。
47. 周恩來：《學習毛澤東》（1949年5月7日），《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1、338頁。
48. “離岸平衡”，美國進攻性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學者米爾斯海默的學術用語。 [美]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著，王義桅、唐小松譯：《大國政治的悲劇》第七章，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出版集團2003年版。
49. 《蓋茨聲稱美不會遏制中國發展 警告中國“別學蘇聯”》，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6/1733488.html。
50. 1975年6月4日，蘇共中央書記波諾馬廖夫發表文章稱“我們的時代是社會主義發動穩固的不可逆轉的歷史性進攻的時代”。轉引自邢廣程著：《蘇聯高層決策70年·第4分冊》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頁。
51. 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432~433頁。
52. 蘇星、龔育之、楊春貴《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教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頁。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