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夫·赫拉什：中國模式是新自由主義的解藥

在習近平主席的領導下，中國正在成功地創立另一種全球領導模式，其意圖是挑戰西方、特別是美國的統治地位。上個月，面對美國的反對，由中國領銜、規模達千億美元的亞投行正式啓動，以滿足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需要。從事件背後可以看出，中國的勢頭正越積越強。亞投行將成為引領全球的金融機構，但美國卻沒有在其中扮演任何角色，這還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幾個月前，英國政府率先成為西方世界中首個發行人民幣主權債券的國家，引爆熱議：人民幣最終是否會取代美元，成為最主要的全球儲備貨幣？隨後又發生了南海爭議，這是中國在本地區抵消美國影響力的最新舉動。

同時，中國經濟的崛起被視為正在逐漸削弱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

來自中國的信息很明確：對於自身的治理模式高度自信，並致力於在西方為首的新自由主義發展道路之外，追尋另一條路徑。

目前為止，中國式道路對大部分人而言，很大程度上仍不夠有説服力，儘管像越南和委內瑞拉那樣的發展中國家裏頗有擁躉。但西方有必要承認，在發展中世界民眾的眼中，中國模式的吸引力正不斷增強，尤其是當西方經濟體自己在全球金融危機中掙扎着復甦時。

當發展中國家將目光投向西方，他們看到的是選民願景的幻滅、財政緊縮和越來越嚴重的不平等。對於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發展中經濟體而言，西方對自身未來的不確定放大了，甚至美化了中國的成功故事。如果越來越多的國家轉向中國，學習經濟發展的經驗，將不會令人感到驚訝。

西方的反應遲緩而費力。主要經濟體沒有將金融危機作為反思的機會，沒有確定經濟體系中哪些環節已經失靈，而是將新自由主義視作唯一的前進道路，繼續鼓吹。

不作為的結果威脅了民主的未來。西方在論戰中正漸漸處於下風，而中國模式，儘管也存在着貧富差距擴大等現象，卻在獲得越來越多的信譽。發展中世界將中國視為領袖，認為它不會陷入選舉政治的泥淖，可以制定長期的經濟計劃，並不中斷地執行下去。

當中國經濟對外部世界開放時，政府依然維持着對戰略產業的高度控制，僅舉三例：能源、電信和銀行業。發展中世界看到了這類政府幹預具有根本性的優勢：商業和貿易可以被用來鞏固政權，並提高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

正如美國記者約書亞·柯蘭齊克（Joshua Kurlantzick）所言，當中國發現一個海外投資機會時，它能夠要求國內的主要銀行向該領域內的中國企業大幅增加貸款。他觀察：“簡單地講，中國模式將商業視作提升國家利益的手段。”

相反，正在拉大的貧富差距導致許多人質疑西方模式的有效性。對於自身的價值觀和社會的健康度、可持續性等，大量西方人正越來越不安。許多西方國家政府不願意承認，目前的不平等已達到了相當深的程度，正在損害、而不是推動創新和企業家精神。

至少，西方需要承認新自由主義已經在過去的30多年內，對民主造成了巨大的破壞。戰後嬰兒潮時期，我們曾向機會更平等的社會邁進，但現在許多經濟學家——不僅僅是極左翼的——都將這一道路的逆反，歸咎於里根-撒切爾的新自由主義計劃。

新自由主義已變得相當有害，在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鼓吹下，人們甚至相信，西方之所以能統治世界，是因為擁抱了小政府理念和私有化。實際上，經濟歷史學家羅伯特·艾倫（Robert Allen）和邁克爾·林德（Michael Lind）已經證明，不自由的市場和大政府的制度設計，不僅是東亞通向工業化，也是美國在19世紀初崛起的典型特徵。

艾倫與林德認為，富裕國家只有在自己通過保護主義手段完成工業化後，才開始向窮國“佈道”，宣揚自由市場（即削減保護新興產業的關税）和縮小政府規模（即允許外國人收購經濟體的重要部門）的必要性。

同樣危險的是西方長期未破的迷思，認為中國迅猛增長的原因是改投新自由主義模式。這毫無疑問是錯誤的。

到目前為止，中國成功的原因是在自己的步調上改革，挑選、吸取了整個東亞地區——包括日本、新加坡和台灣地區發展模式中的元素，並將這些經驗融入自己的國情中。事實上，發展中國模式的意圖，正是要使它成為西方新自由主義弊病的解藥。

所以，西方該如何應對非自由主義的中國模式？它在“佈道”前，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向發展中世界，直率地證明自己過去和未來的發展道路。它必須更多地投資於教育，改善基礎設施，以避免被中國超越並甩在身後。它必須收斂自己的傲氣，承認可以從中國學到長期經濟計劃與市場干預的經驗。縮小內部的貧富差距也是至關重要的，從而不讓中國在單純的經濟發展方面繼續得分。

西方還必須真正承認民主本身的脆弱性，才能意識到這一切的成敗所繫。正如以色列歷史學家伊拉德·馬爾金（Irad Malkin）所説：“民主在古代世界存在了大約200年，在現代世界已經存在了大約200年，除此之外，整個人類歷史中就沒有民主的位置了。寡頭統治則總是存在的。”

（本文原文載於《南華早報》，觀察者網岑少宇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