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國平接受《鳳凰週刊》專訪：我從來不是鬥士，也不是公知

最新一期《鳳凰週刊》專訪當代著名作家、哲學研究者周國平。周國平回憶了自己在“狂熱年代”稀裏糊塗走進哲學大門的過程，以及如何走上研究尼采之路。周國平自認為，尼采是符合自己的素質和氣質的。而對於“自己的批判性變弱”的説法，周國平回應稱，自己既不是一個鬥士，也不是一個公知。對於自己的哲理散文近似於“心靈雞湯”的批評，周國平認為，那説明他還不具備辨識的眼光。

以下為報道節選：

周國平：我從來不是鬥士，也不是公知

《鳳凰週刊》記者/徐偉

中國大陸當代作家中，周國平是獨樹一幟的。他不僅憑藉一手清新明快的“哲學散文”獨步天下，也總與現實世界刻意保持着距離，這個距離進可觀世相萬物，退可獨在小樓成一統。

你很少能在公共場合見到他的身影，但他的文章總會時常跳躍到你面前。

周國平是哲學科班出身，1962年進入北大哲學系。他的哲學道路是從枯燥無物的蘇聯哲學開始，但很快將其拋棄並轉向尼采，他在1980年代翻譯和撰寫的尼采著作，成為暢銷、長銷作品，為他帶來最初的名聲。此後與甘陽、徐友漁、陳嘉映等人一起創辦的“文學：中國與世界”編委會，成為當時聲名顯赫的“文化山頭”之一。

他一手寫哲學，一手寫散文，再將兩者完美地結合在一起，變成風格鮮明的周式哲理散文，俘獲了幾代人心。

2014年，他出版了演講集《幸福的哲學》與《人文精神的哲學思考》。2015年5月，散文隨感集《覺醒的力量》與《人生不較勁》出版了。年屆七旬的他仍然高產，我問他關於作家的生理年齡與創作生命的問題，他説藝術家或者哲學家是相對超越年齡的，只要思考是敏鋭的、創作熱情是高漲的，心態就是年輕的。雖然沒有人能擺脱年齡的限制，都會走向衰弱，但他依然會按照自己的計劃閲讀和求索。

在狂熱年代稀裏糊塗走進哲學大門

記者：你是1962年進北大哲學系，當時哲學跟政治關係非常緊密，北大哲學系是意識形態的重鎮，跟北京市委及中央有直接聯繫，文革第一張大字報就是北大哲學系老師貼出來的。能否談談你上學時的情景？

**周國平：**我進北大的時候，正值中蘇論戰的高峯，政治氣氛異常緊張，北大哲學系是北京市政府定的“典型”，長期派人蹲點，大部分學生的政治熱情都非常高。那時，中央不斷髮表評論文章，文章會在校園廣播，許多人聚在高音喇叭下聽。我當時感覺自己像個局外人，覺得他們很可笑，不知為什麼要這麼熱情。

當時報考哲學系的學生主要分兩種，一種是理工科成績比較差，考理工科沒希望，只能報考文科，就選擇了哲學系；另一種是在中學時期當學生幹部，他們覺得哲學系的培養目標是從政，哲學系畢業後能當幹部，後來的確有很多人當了幹部。

我的情況不一樣：一方面我的理工科成績很好；另一方面對政治不感興趣，中小學幾乎沒當過幹部。我是抱着做學問的目的進北大，當時對哲學也不瞭解，沒看過真正的哲學書。我之前只是將《毛澤東選集》看了好多遍，毛澤東説“哲學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概括和總結”，這句話指引了我報考哲學系。因為我既喜歡數學，又喜歡文學，上哲學系可以二者兼顧。後來我發現，雖然稀裏糊塗地進了門，但還是進對了，我是真的喜歡。

記者：當時師生對待上課是怎樣一種態度？

**周國平：**很多老師都是糊弄事的，但也有水平很高的老教授，不過因為我們是低年級，老教授很少給我們上課。我記得老教授中只有心理學家程乃頤給我們上過課，而他們也有對付過於政治化的辦法，就是隨便應付，其實也沒有講什麼東西。當時所有的哲學課，無論是中國哲學，還是西方哲學，都要用馬克思主義去批判，所以知識性和思想性都不強。印象中講得比較好的是張世英，他給我們講德國古典哲學，講黑格爾，條理非常清晰。

大部分學生都隨大流，熱衷於政治活動和政治話語，而我很不習慣。我也想努力跟上那個潮流，但發現跟不上，內心是懷疑的。我的一個同學郭世英（郭沫若之子）對我的影響很大，他比我大三歲，因為家庭背景原因，他讀了很多內部書，瞭解的情況比較多。他是高幹子弟中的“叛逆者”，跟我講了很多對當時政治的看法，我覺得他説得非常準確，這也是我對政治保持距離的重要原因。

記者：1949以後黨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在北大教師身上有何體現？哲學系是否有更突出的地方？

**周國平：**我沒有特別去了解過，跟那些老教師也沒什麼接觸。因為他們沒教過我的課，我也不是那種愛登門拜訪的人，所有不太好説。總的來説，教授們具體情況不一樣，有的比較積極主動，有的比較淡定，像金嶽霖這類人就不太理那一套，而馮友蘭則有點積極。我沒有上過馮友蘭的課，但讀過他的《中國哲學史》，他是真學問。其實每個系都有非常激進的教員，也有能夠獨立思考者，而哲學系老教授比較多，師資力量非常強。

尼采是符合我的素質和氣質的

記者:你從北大畢業後，在湖南和廣西農村插隊、工作十年，期間對哲學問題的思考是否有停滯?

**周國平:**那時候就沒有什麼哲學思考了，都去搞運動了。但是自己仍然讀書，我喜歡文學，詩歌、小説讀得比較多，哲學反而看得少。我的哲學基礎，是恢復高考後為了考研究生而打下的。我當時很認真地看了一些西方哲學名著，做了詳細筆記，才對西方哲學的脈絡有了比較清晰的瞭解，我的專業課《西方哲學史》考了96分。

記者:社科院哲學所的研究生階段，你很快在《未定稿》上發表文章，批判國內的哲學研究現狀，稱"實用主義流行，把哲學簡單化、庸俗化，在哲學與政治的關係上，片面地講哲學是為政治服務的"。這個覺醒的過程是怎麼樣的?

**周國平:**我碩士階段的研究方向是蘇聯當代哲學，但很快發現，蘇聯實際上是沒有哲學的。我一開始把注意力放在斯大林時期，斯大林時期對於哲學的批判也是意識形態化的，比如批判德波林、布哈林。我就寫了兩篇文章，提出要正確評價德波林和布哈林，發表在《未定稿》上。我講的是蘇聯哲學批判，但意指中國問題，哲學完全變成了政治，由領導人來對哲學問題做結論。時值改革開放之初，國內政治氣氛逐漸解凍，這些話都可以説了。我碩士生還沒畢業，就放棄蘇聯哲學，所以碩士論文和蘇聯哲學沒關係，我寫的是人性的哲學思考，那個時候開始了對尼采的研究和翻譯。

記者：1980年代是一個精神浪漫的時代，出現了三大“文化山頭”。你所在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翻譯了大量西方哲學經典，包括尼采、薩特、海德格爾等等。這些哲學書籍都非常暢銷，現在的人是無法想象的，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熱潮？

**周國平：**一方面是源於人們精神上的飢渴，很長時間沒有真正的精神食糧，沒有思想自由，能獲得的資訊非常單調，只有八個樣板戲和一些快餐式的指定讀物，所有文藝作品都要“政治掛帥”，對於西方先進的思想完全不瞭解。這些西方經典翻譯過來，大家都覺得新奇，他們強調人性的解放和人的美學，將政治牢籠打破。另一方面，在改革開放之初，還沒有形成物質主義的風尚，大家對改革前途是非常樂觀的，都有一種理想主義激情，覺得自己可以為國家出把力，都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

1980年代後，這一代人又被商業浪潮所吞噬，人們越來越關心個人利益，表達方式也越來越個人化，對國家宏大敍事變得淡漠。事實上，但凡“思潮”都不會長久，都有潮起潮落，但是哪怕時間很短，它也是有作用的，它可以喚醒一批人，會播下一批種子，這就夠了。

記者：你最早出名是因為翻譯尼采的著作，當時大受歡迎。眾多西方大哲中，你為什麼偏愛尼采？是否偏愛其批判性？

**周國平：**我碩士畢業後留在社科院哲學所，接觸到了徐梵澄先生在解放前翻譯的尼采著作——《蘇魯支語錄》《朝霞》《尼采自傳》《快樂的知識》，那時候我正在自學德語，覺得不過癮，拿尼采的原著來看，就很喜歡。後來和甘陽、徐友漁等人成立“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要做西方經典的翻譯，就開始翻譯《悲劇的誕生》《偶像的黃昏》等書。

我沒有特別明確的批判意識，我的批判不是具體針對某個體制，而是針對文化精神傳統。我認為政治體制是文化精神傳統的延續，這種傳統的特點就是壓制生命本能，壓制個性和自由思考。而人生的價值就在於有生命和思想的自由，我把這種受壓抑的直觀感受説了出來，客觀效果就成了一種批判。我寫的《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尼采來表達自己的這些想法，所以到後來“清除精神污染”時，這本書被作為典型，幸虧那場運動是短命的。

接觸尼采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現在回頭去看，我的喜歡是有道理的，因為尼采是符合我的素質和氣質的。我喜歡想一些人生問題，又喜歡寫一些漂亮文章。尼采正是這樣的人，他能將許多大的哲學問題思考得很深，又文采斐然，所以一拍即合。

性格和興趣決定我不適合做鬥士

記者:你何時從專業的哲學研究轉向大眾化的哲理散文寫作，從哲學家變成散文家？

**周國平:**其實我一開始就有這兩種因素，我寫尼采的書，跟別人寫的學術書是不一樣的，我的表述也是很文學化的，充滿感情的，我也注意文字的美感。我一開始就牴觸寫所謂純粹的學術文章，使用那些套路化、艱澀的語言，為什麼要讓自己和讀者都不舒服?我看那麼多大哲學家的書，他們的文字都非常好，像康德那樣晦澀的人是很少的，叔本華都説康德的表達太差了，為了表達清楚自己的意思，來回重複，完全可以用一種更好的方式。當然，康德的思想很新，在哲學上確有新發現，開闢了新道路。

我認為，不管自己的思想多麼深刻，一個基本要求就是儘量讓人看懂，最好還能看得舒服。但我討厭為寫美文而寫美文，我既討厭艱澀，又討厭華麗，我覺得寫作最重要的是用準確精煉的語言表達出自己的想法，不要説廢話，找到準確的詞表達就成功了。

記者:近代中國，哲學與政治總有糾纏不清的關係，許多政治運動以哲學或文藝之名發動，哲學成為意識形態重災區。在你看來，哲學與政治應該是怎樣一種關係?

**周國平:**用尼采的話説，“一個人搞不了哲學，就去搞政治，政治和經濟是沒有大才智的人搞的，有大才智的人應該搞哲學和藝術”。當然這不是一個正式的評判，尼采對這個問題有很清晰的認識，就是哲學是非政治的，政治牽扯的是社會各階層利益的分配問題，而哲學思考的是世界和人生的根本問題，是所謂的"終極追問"，它應該在政治之上。哲學的目的不是解決某個具體政治問題，而是有一個更廣闊的視野，這個視野就是一個大的座標系。政治不能侷限在自己的視野裏，而應該有一個更高的角度，這個角度就是哲學提供的。當然，政治本身的角度也是需要的，要不然很多問題就沒法解決。正因為哲學在解釋政治上的重要性，所以常常被權力綁架，哲學問題被上綱上線，政治家去佔領哲學的解釋權，不是理論探討，而是一種政治需要。

記者：你在今年出版的《覺醒的力量》中談到，哲學應該比時代精神更高，要對時代精神進行審視和批判，好的哲學應該是超越時代的。哲學家並非不關心時代和政治，而是説時代和政治應該是哲學思考的素材之一。

**周國平：**沒錯，如果哲學是時代的吹鼓手的話，那哲學就沒必要了。哲學對政治的影響不是直接的。哈耶克説，哲學是通過影響社會科學從而影響政治，社會科學的根本變化都是哲學提供的，包括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哲學家不直接參與政治活動，像薩特那樣帶着學生走向街頭的哲學家，是很少的。

哲學家作為一個人，是不可能脱離時代的，也不可能不受政治的影響。但是作為哲學家，應該做得更多一點，站得更高一點。用尼采的話説，哲學家是時代的“養子”，他並不是時代所生的，他按照人類永恆的精神來生活，他在自己身上克服這個時代。

記者：相對而言，你較少參加對公共事務的討論，與1980年代比，有沒有覺得自己的批判性變弱了？

**周國平：**哲學家的批判和公共知識分子的批判是不一樣的。當然，一個哲學家同時也可以是公知，公知更多的是一種現實的批判，針對具體問題發言，但如果僅僅是這樣，證明你還不是一個哲學家。哲學家的批判是精神上的，就是看這個時代的精神走向是否正確，他更關心和保護那些精神價值。如果精神價值在這個時代受損或被忽略，他就要指出來。

相對而言，我對教育領域的批判較多。但我不會説應試教育的具體方法怎樣不對，或者説素質教育應該怎樣做，而是告訴公眾什麼是教育的本質，什麼是人文精神，教育應如何從人性出發。這就是哲學的角度。

其實我在1980年代也不是一個鬥士，我從來不是鬥士，如果要從我的文章裏找批判的話，也就是尼采的那本書，沒有其他了。我在1990年代和20世紀初的批判還更多一些，包括教育問題和城市化問題。其實這並不是我特別喜歡和擅長的，但是要我做的話，我也可以做，我的性格和興趣，都決定我不適合做鬥士。知識分子應該按照自己的性情來做選擇，哪種知識分子都是不能缺的。

我研究尼采，尼采把對人生問題的思考放在第一位，我談公共問題其實也是在談人生問題。但我不能一輩子做尼采研究者，我總得做周國平。

記者：有人批評你的一些哲理散文近似於“心靈雞湯”，你認為，它們跟“心靈雞湯”有何區別？

**周國平：**如果把我的散文視為心靈雞湯，那説明他還不具備辨識的眼光。心靈雞湯是可以批量生產的，是可以複製的，沒有獨創性的。如果用這個標準看的話，我可能也寫過一些這樣的東西，我不能説我的每篇文章都有獨創性，那樣也太自負了，可是我有相當多的文章不是那樣，是有自己獨特思考的。

人類的真理是共同的，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在表述真理，但是有高低之分。很多心靈雞湯的文字是可以模仿複製的，無非是講一點小故事，發揮一點小感悟，然後總結出一點小哲理，再抒發一下小情緒。它對心靈是沒有衝擊力的，不能喚起你的思考，而真正好的哲理散文對心靈是有衝擊力的，它突然打動你，把你內心最深處沒有意識到的感悟喚醒，這就是最好的一種閲讀體驗。它追問的是世界與人生的根本問題，要求人們帶着靈魂去思考和求解。

『本文節選自《鳳凰週刊》2015年第20期總第549期《周國平：我從來不是鬥士，也不是公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