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軍：青木昌彥與比較制度學分析

【美國斯坦福大學近日宣佈，該校名譽教授青木昌彥於美國時間7月15日因肺部疾病在加州一所醫院病逝，享年77歲。

青木昌彥是經濟學中比較制度分析理論的開拓者，被稱為“日本第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有力候選人”。青木昌彥在公司治理理論方面有很深的造詣，管理學界最為人熟識的“內部人控制”概念，最早就是青木昌彥所提出。青木又是中國經濟改革的諫言者，從文革時期就關注中國的改革。他參與了中國90年代中期的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對於國企改革提出了建設性意見，推動了中國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

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張軍，在2004年9月曾撰寫一文專門介紹他與青木昌彥的交往細節。此時特別授權觀察者網轉載，以紀念這位在學界貢獻卓著的學者。】

2011年，青木昌彥到清華大學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我相信，把青木與CIA放在一起會讓很多人猜測青木很可能是個情報老手。這當然是冤枉了青木先生。但這也難怪，因為熟悉英文的朋友都首先知道CIA這個詞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英文縮寫。而青木往往是個日本人的名字，至於青木為何許人也，可能在經濟學界之外就很少有人知道了。但是，經濟學界的朋友也許都知道青木在國際上是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至於CIA，當然還有別的解釋的可能∶比較制度分析。

十年前，我就知道在極其優美的斯坦福大學活躍着一批經濟學家，他們提出並積極倡導着一個新的研究範式，也就是所謂的“比較制度分析”。他們在1990年還開設了同名的課程供研究生選擇。在他們當中除了青木（昌彥）教授之外，還有米爾格盧姆、格雷夫、利特瓦克以及來自中國的錢穎一博士等，以我之見，這些經濟學家在美國算是一流的，而且他們所做的研究工作也是非常的前沿。

前年秋天，我與米爾格盧姆教授在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系見過面，那時他正在哈佛大學客座。那天中午，我們一起在哈佛的“科學中心”喝咖啡，在座的還有他的夫人，一位非常友善的經濟史學家。其間，他們夫婦認真地聽我介紹了很多關於中國經濟體制變遷的“程式化事實”。他本來打算去年與楊小凱教授一起訪問中國，但後來取消了這個計劃。

錢穎一教授是活躍在國際上的為數不多的中國經濟學家之一。他與我相識的時間並不算很長，但我們可以説一見如故，５年前我們首次在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個關於斯蒂格里茲《經濟學》的高級經濟學講習班上相遇，並且在上下午分別為講習班作了報告。當晚，應講習班的要求，我們倆出席了與“學員”的見面會，共同回答“學員”提出的各種問題。之後，我們一直談到深夜。

去年春天，錢教授來哈佛開會期間請我在哈佛廣場附近的中國餐館“大成樓”吃飯，我們在那頓飯上談論的問題後來形成了他發表在國內的文章《美國的經濟學教育》。值得一提的還有，去年美國的“9.11”事件發生的那一天，我正坐在錢穎一教授於舊金山的公寓中收看電視。

其實，幾年前錢穎一教授就離開了斯坦福大學，先到了馬里蘭大學，去年才是到距離斯坦福不遠的伯克利大學當教授。前不久，穎一從舊金山打來電話，我説青木教授將來復旦大學演講，他説這太棒了，他要向青木問好。其實，青木教授在我面前也經常提到“穎一錢”這個名字。

我第一次見到青木教授是8年多前，但我與他面對面的交談是1997年的年底，那時，我正在倫敦經濟學院的STICERD研究中心做為期半年的研究工作，青木教授也在該中心從事客座研究，在他即將結束客座時，我出席了中心為他舉行的研究彙報報告會，在會上報告了關於硅谷風險投資企業治理結構的研究成果。

1998年9月我在巴黎出席新制度經濟學國際協會的第2週年會再次見到青木教授，當時在一起交談的還有現在執教於維也納大學的繆勒教授，他是《公共選擇》一書的作者，而我是這本書的中文版譯者。在這次會議上，青木教授是嘉賓演講人，他的演講作為壓軸戲被安排在最後一場，是關於制度演進的博弈論解釋，我所聽到的這兩次報告的內容現在都寫入他的新著《比較制度分析》中去了。

我記得，青木教授在日本的老師是大名鼎鼎的速水教授。我在日本青山學院曾與速水教授相見，後來在國際會議上又多次見面。速水教授是國際上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和農業經濟學的權威。他著述甚豐，而且出門弟子各個非凡出眾。受速水教授的影響，青木教授對制度保持着濃厚的興趣。但與老師速水不同的是，青木教授擅長博弈論，從而對制度的解釋方式與速水也就不同。速水教授是實證研究的大師，而弟子青木教授則擅長理論的建構。

這在青木教授出版的著作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讀到過的他的英文著作包括《廠商的合作博弈理論》(1984)、《對日本廠商的經濟分析》(1984)、《日本經濟中的信息、激勵與談判》(1988)等。他在 1990年發表在美國《經濟文獻雜誌》上的長文《關於日本廠商的經濟模式》曾作為我的“比較經濟學”課程的重要參考文獻之一，在我的學生中間很受喜愛。

這些年來，青木教授致力於對制度變化的解釋。他關注的理論問題大概包括，制度到底是什麼，制度為什麼難以改變，制度如何發生變遷。我想，青木教授關注這些制度的基本問題，一方面是出於他的教育背景，對亞洲經濟發展中的制度問題多有體察，另一方面也是出於他對20世紀最後20年所發生的體制轉軌的思考。對於後者，青木甚至對中國所發生的事情感到具有格外的挑戰性。

與他的老師速水教授的解釋方式不同，青木將制度解釋為人們對於遊戲規則的“共享的信念”。我認為，這樣的定義包含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我們知道，一提到制度這個概念，人們就往往把制度解釋為“規則”，因此，制度的變革也就是要改變規則。對制度做這樣的定義實際上就強調了規則的重要性。這樣的定義在經濟史學家諾斯的著作中是很典型的。但是青木的定義卻沒有去強調規則，而是強調了“信念的共享”。

換句話説，如果人們並不相值既定的規則，那麼，我們就不能説我們有了制度。正如青木教授所説，如果人們並不把政府的管制條例當回事，成文法和政府的規制就不構成我們的制度的一部分。同樣，我們經常看到從外部引進的制度往往根本就不能得到有效的實施。

因為這樣，許多經濟學家對制度或者規則的“實施”非常感興趣。但是在對“實施”的研究中，我們往往會掉入邏輯循環的陷阱裏，因為對實施的分析必須求助於激勵和監督的鏈條。這在經濟學上已有汗牛充棟的文獻了。但是，博弈論的引入似乎幫助經濟學家擺脱了這個“循環”。規則是內生的，它們是博弈的參與者在長期、反覆的互動中形成並最終“自我實施”的。

形成了對制度的這個“信念”之後，青木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問題∶為什麼我們看到的制度是千差萬別的？這種制度的多樣性是怎樣出現的？制度的多樣性是一個整體的均衡還是單個制度的均衡的複合體？青木不願意放棄博弈的均衡思想和分析技術，因而他將制度出現的多樣性 “處理”為多重均衡的結果，在均衡的框架裏來發展出一個關於制度的多重均衡以及制度演進的理論。

由於制度是在博弈中形成的，因而在青木教授看來，制度的變化就是人們對博弈規則的共享的信念發生變化的結果。而我們知道，人們共享的信念要真正發生變化應該是相當緩慢的過程。但是，青木教授對制度的變遷過程還是非常的好奇。

在他的理解裏，制度的變遷被想像成一個博弈的參與者在博弈中不斷修改其信念的心智過程當這個信念不能產生預期的結果時一種 “信念危機”就會在參與者當中逐步產生，博弈均衡就會被打破，直到新的博弈均衡出現為止。所以，在青木的視野裏，制度的變遷常常就是文化的變遷。

在這個過程中，文化的、歷史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因素都將發揮作用。青木特別強調了創新或者對新奇性的尋求對制度變化的重要意義。這樣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技術對制度多樣性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應用。正是在這個前提下，比較制度分析（即所謂CIA）這門科學便水到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