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笛：李登輝訪日，台灣“黃色勢力”復燃

當日本民眾在國會外頂着風雨抗議安倍政府通過新安保法、國際學者在媒體不斷髮聲譴責日本罔顧歷史事實時，前台灣地區領導人李登輝卻再次訪日，並大談“兩國論”，甚至聲稱新安保法有助於亞洲和平，引起一陣譁然。

正如李登輝一貫表現出來的那樣，台灣社會確實始終存在一股親日力量，在藍綠惡鬥之下甚至有死灰復燃之象。

7月22日，李登輝在日本國會議員會館演講

就在不久前，台灣“立法院副院長”、國民黨“2016大選候選人”洪秀柱曾公開批評民進黨籍台中市長林佳龍，稱其重建台中神社鳥居的做法是“文化認同錯亂”，再次引發大眾對重建計劃的關注。台中神社鳥居始建於1912年，1972年台灣與日本“斷交”後，台灣政府發佈“清除台灣日據時代表現日本帝國主義優越感之統治紀念遺蹟要點”，神社主殿被拆除改建。

其實自3月份林市長宣佈重建計劃以來，島內輿論便一直爭議不休。雖然林佳龍表示此舉是尊重歷史，並重拾台中城市光榮感，但在抗戰七十年暨台灣光復七十年之際，這樣的重建計劃無異於肯定殖民歷史，向日本示好。特別是前有林市長黨內“同志”、台南市長賴清德拆除蔣介石銅像，林佳龍的歷史尊重論顯然站不住腳，其背後的思維邏輯值得深思與警覺。

長期以來，我們對台灣的政治結構認識，是藍和綠的簡單二分對立。考慮到中共和島內紅統派對台灣影響的存在，還可算上部分的紅色勢力，紅藍綠是島內經典的政治版圖，也是台灣著名學者蘇起常常提及的政治博弈勢力：紅藍反對綠，藍綠抵制紅，紅和綠又都想消滅藍。這樣的劃分大體説明了島內的政治形勢，然而在這樣的勢力劃分中，卻隱藏和忽視了一派的存在，這股勢力長期活躍在台灣政治與社會當中，煽動台獨，淡化殖民記憶，挑撥華人社羣對立，傳播日式價值取向。這一派也即是深受日本影響的“皇民”勢力，我們姑且稱之為“黃色”陣營。

台中神社

台灣“皇民族”的形成

政治勢力依靠一定的政治族羣，從歷史來看，皇民族羣的形成可分為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

皇民族羣形成的主觀基礎是一部分台灣人希冀成為日本人的幻夢。殖民時代前期，日本對台灣人心存提防，台灣人並不享有同日本國民同樣的待遇，台灣人不能升遷，薪水也比日本移民少領頗多。面對這樣的困境，台灣族羣思想發生變化，大致沿着兩個軌道前行：

一是固守傳統，與日本之間構建起他者和本我之間的劃分，無論是迴歸中國，還是呼籲獨立，都採取和日本軟硬對抗的方式；

二是接受日本文化，主動融入日本，希冀可以獲得殖民者的認可，做一個真正的日本人。雖然後者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進行得並不是很成功，台灣人的地位並沒有得到實質改善，但仍然意外地在台灣族羣中構建了一種虛幻的認知，即台灣人可以成為日本人。魏德聖執導電影《賽德克巴萊》中花岡兄弟（賽德克族人）的遭遇正是台灣人這種矛盾心態的悲劇寫照。

從客觀上來講，30年代日本推行南進政策，台灣的戰略地位凸顯，台灣的定位由原來的“工業日本，農業台灣”轉變為“工業台灣，農業南洋”。隨着戰爭的持續進行，日本經濟陷入戰爭泥潭，在人力物力上必須更多地仰仗台灣。為使台灣能全心全意輔助日本戰爭機器，日本像被打了激素一樣瘋狂推行“內地延長主義”，台灣也因此正式進入“皇民化時代”，並一直延續到二戰結束。

在新的政策下，台灣人被強制要求講國語（日語），尊尚日語的家庭還會被授予“國語家庭”稱號，比一般的台灣家庭可以領到更多的生活補助。而有參軍的家庭，也享有相應的優待。1942年，日本在台灣正式施行“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原本只徵召1000名正式部隊，卻有約426000人報名，甚至有人以血書明志，反映了日本皇民政策在社會中的瘋狂回應。在殖民當局軟硬兼施下，台灣人改口、易服，拜神社、住和房，為日本參戰……這場“轟轟烈烈”的皇民化運動持續了十餘年，配合戰前的日式國民教育，在事實上培養出了一批對日本懷有深厚情感的“皇民”。

日本在台灣推行“皇民教育”

被忽視的“黃色勢力”

1945年光復後，台灣社會遺留下一個有相當數量地對日本高度忠誠的皇民族羣。這些人對政治上的影響早已有之，“二二八事件”就被證明有親日勢力的煽動與參與。當時的皇民士紳及皇民奉公會的既得利益者偕同日本浪人，混雜着台灣當地的地痞流氓，借私煙糾紛事件，一呼百應，他們頭戴日本軍帽、身着日本軍服，高唱着日本軍歌，揮舞着日本軍刀，殘殺老弱婦孺，在全台發動武力奪權、迴歸日本的極端行徑。

戒嚴時代開始後，國民黨迅速在全台建立起一套集權化的“黨國體制”，各種反國民黨勢力——皇民、“台獨”及民主勢力——被高壓政策壓制，都未形成大的氣候，皇民活動陷入了一段沉寂期，被淡出大眾視野。

然而時過境遷，特別是在台灣民主化後，這些同日本有緊密聯繫的族羣隊伍逐漸壯大，並和本土化勢力結成攻守同盟，其能力足夠在政治上發揮舉足輕重的影響。最直觀的便是對歷史觀的修正，1997年，深受日本殖民教育影響的李登輝和信奉“同心圓史觀”的杜正勝主導推出台灣中學教科書《認識台灣》，將台灣史從中國歷史中剝離，並延續至今。在新的史論下，一方面“去中國化”，突出“本土化”，宣揚“台獨”；一方面淡化殖民歷史，選擇性遺忘台灣人的反抗，消弭對日負面情感。

在“去中國化”二十餘年進程中，皇民思想附着在“台獨”理念上不斷壯大，台灣越滑向台獨，皇民思維也相應變得繁盛。李登輝在釣魚島問題上對日本的支持，對日本時代使用“日治”還是“日據”的爭議，柯文哲“殖民越久越進步”的言論，以及明明是抗戰紀念卻美化成日本殖民的展出等等，都是皇民思潮湧動的結果。在網絡上挑動華人對立，為日軍招魂，叫囂台灣迴歸日本的言論也一直甚囂塵上，不絕於耳。

黃色勢力是客觀的存在，對台灣社會的影響不言而喻，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張亞中便多次提及皇民化思潮的危害。但這一勢力的存在與影響雖然在台灣屢次被提及，實際上卻又鮮有關注，更確切地講是被着力隱藏的力量。在當下的話語體系中，“二二八事件”中皇民的殘暴行為已然消失，本省和外省敵對卻被放大，並佔據了整個“二二八事件”的意義空間。日本在台灣殖民時期的暴行要麼被輕描淡寫，要麼被改頭換面，甚至被用來做顛覆“中華民國”政權的重要參照。人們不知不覺中按照一種被設定好的思維框架去思考，而這種框架卻透露着濃濃的皇民味道。

造成社會忽視皇民議題的原因有三：

第一是島內的政治議題，一直以統獨對抗為主，其他政治議題都要服從或被掩蓋在這一主導性議題之下，尤其是面對中國崛起和大陸堅持“一箇中國”的現實因素，使中國大陸的威脅顯得更迫切和真實，自然不會有人去反思皇民在社會變遷中的角色。

第二是黃營假借綠營身份活動。早期反對國民黨統治的勢力統稱為“黨外”，黨外勢力包含了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別，有五花八門的政治訴求，且單一一方都無法對抗“黨國體制”，“黨外勢力”可以看作是政治上的大聯盟，黃營即是聯盟中的一環。民主化以後，各政治勢力分野，黃色勢力卻隱藏在了代表本土勢力的綠色陣營中。台灣政治漫畫家老培，曾在一組漫畫中辛辣揭露皇民如何披着台獨外衣招搖過市，綠營成為黃營免於被討伐的擋箭牌，也為黃營拓展了生存的空間。

第三，黃營利用台灣言論自由的開放環境，在社會輿論中混淆視聽，利用“反中”議題將自己置身風口浪尖之外，給談及皇民者冠以“挑動族羣對立”的罪名，黃營反而成為了一個幕後操控者。

老培漫畫諷刺台灣皇民

黃營是台灣政局和兩岸關係中的變數

台灣是日本前殖民地中，唯一沒有抗日紀念館的地區，即便以台灣史觀來講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不能否認這背後有皇民的暗地操作。現在的黃營和綠營處在一種合流狀態，黃綠都意圖摧毀國共所代表的大中華史觀，都需要藉助對方的力量壯大自己。但本質上，黃營的意識形態，和共產黨、國民黨的大中國論，以及民進黨的本土情結，甚至更極端的台獨都存在矛盾。

需要指出的是，黃綠都在尋求台灣的獨立，但畢竟本土意志並不等於日本意志，雙方對台獨的理解意義不同，本土化語境下的台獨認為台灣長期以來飽受外來勢力侵害，希望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台灣人應該以台灣為榮；而黃營對台灣人在殖民時代的抗爭持否定態度，其最終目的是打造一個親日的台灣，甚至是迴歸日本，主軸是圍繞日本在轉，因此不排除未來黃綠分道揚鑣的可能性。

由於黃營長期混雜在綠營之中，實際力量無法一探究竟，這樣一種不確定因素一旦獨立登上政治舞台，會給台灣政局增添新的政治變數，打破原有紅藍綠博弈的政治結構，進而牽動兩岸關係。黃營同國外勢力先天的聯繫，會使台海形勢變得更復雜詭異，大陸在處理台灣問題時會變得相當棘手。對於這樣一股如忍者般隱匿的政治勢力，無論大陸還是台灣，忽視它斷不可取，應該及早打算，做出相應對策，未雨綢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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