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鋭：強迫學前兒童信教，水有多深？

2015年的兩會，學前教育是熱點。但當時的討論重點，主要集中在“入園難、入園貴”上，對幼兒園的師資建設和規範化教學問題，雖有零星涉及，終未獲得多少關注。不想，此次“強迫學前兒童信仰基督教，廣西柳州某幼兒園被強制取締”的新聞，卻將學前教育發展與低齡兒童信教問題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一方面，筆者要為魚峯區相關部門依法取締該幼兒園點個贊，尊重公民宗教信仰自由，與依法管理宗教宣傳出版工作，本就不矛盾，魚峯區教育局和人民法院的及時行動，為我們提高宗教管理水平提供了啓示。另一方面，學前教育發展的諸多問題，與宗教管理問題相摻和，給學前兒童的成長蒙上了一層陰影，不能不令人擔憂。

我們將學前教育建設分為兩塊，一塊是物力、人力、財力投入，它與公共投入和教育政策有關，一塊是幼兒園准入、師資隊伍、教學內容，它與相關部門建設和監管力度有關，這兩塊都是公共治理範疇內的。換言之，如果説老人和婦女信教，與經濟社會分化有關，首先是個社會問題，那麼學前兒童信教，則與公共治理不善有關，是典型的政治社會問題。提高治理水平的前提是，搞清楚學前教育問題與非法的宗教宣傳，是如何“選擇性親和”的。

涉事幼兒園外觀

涉事幼兒園位於柳州市，屬於城市兒童的學前教育。幼兒園園主孫某故意違法，強迫兒童信教，需要有三個前提條件：

一是幼兒園准入制度不嚴格。學前教育是公益事業，需政府規定並執行嚴格的准入制度。現在的問題是，政府有限的資源，只能投給少數幼兒園，多數民辦幼兒園則以營利為基本目標。學前教育的供不應求，以及政府准入把關不力，使那些不具備辦學條件，如教學隨意性很大的幼兒園，堂而皇之地混進來。

二是幼兒園的日常監管有漏洞。學前教育是教育的基礎，需要政府重視並切實監管，特別是師資隊伍和教學內容。當前學前教育管理的混亂，已成為眾所周知的事實。例如不久前，山東沂水某幼兒園園長將3歲女童遺忘在車上致其死亡，雖有一定意外因素，但或多或少也與幼師隊伍建設不力有關。

三是家長對學前兒童的教育監護不到位。這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方面，有些家長將幼兒園當作託兒所，對幼兒園教些什麼並不過分追究，甚至對園長非法傳教問題，沒有正確的宗教辨識力；另一方面，學前教育過分依賴市場，造成“入園難、入園貴”問題，有些家長為了能上幼兒園，對小孩信教睜隻眼閉隻眼。

准入、監管、監護的不力，給非法宗教宣傳以可乘之機。如果是直接的邪教傳播，是非曲直一目瞭然，相關部門依法制裁犯罪，眼球效應想必不會太大。魚峯區幼兒園被取締的曲折之處在於，園主孫某“致力於基督化教育”，想“讓孩子們從小認識神”。魚峯區教育局施以行政處罰的依據是，非法傳教“違反國家教育方針和政策法規”。孫某不服從行政處罰，提出行政複議申請，而且拒不執行處罰決定，人民法院因此採取強制手段。

從幼兒園公佈的“真相”來看，孫某的不服主要有兩個理由：

一是孫某認為他的教育很成功，主要是教會孩子做人品質。但問題是，教育孩子感恩生活、守時節制，難道必須強迫學前兒童信教才能達成？難道只有基督徒老師方可教會孩子？難道一定要通過違法的途徑？孫某的伎倆是，先試圖説明自己的弱勢和正義，再以此證明公共行政不合理。那麼，法治在哪裏呢？

二是孫某認為教育局違法，理由是沒給法律依據，就吊銷其經營執照。轉換過來，孫某自認為宣傳宗教思想不違法。我們先給孫某普下法。《憲法》規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妨礙國家教育制度”。《教育法》規定，“國家實行教育與宗教相分離。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我國法律規定公民信仰自由，但信教和傳教都要依法進行。孫某作為幼兒園園長，不應該不知道相關法律。明顯是赤裸裸的違法，怎麼會辯稱別人先違法？

筆者不禁為魚峯區相關部門點個贊，主要是在涉及宗教思想非法傳播的問題上，他們堅持政治原則並依法治理，在當今中國已是相當難能可貴。

地方管理基督教，有許多難言的苦衷。不久前，浙江省掀起“三改一拆”行動，對那些違建的教堂依法拆除，在常人看來是很正常的事，卻因宗教問題的敏感性，引起國際關注成為政治事件。好在“三改一拆”是省級行為，浙江省頂住了各種政治壓力，對於將宗教問題政治化的言論，依法進行了有理有力有節的回擊。

“三改一拆”指舊住宅區、舊廠區、城中村改造和拆除違法建築，並非針對教堂，卻被一些不法教徒“政治化”

層級較低的地方政府，則因宗教問題的敏感性，往往不願觸碰這個火藥桶。原因很簡單，非“三自”教會和教徒，雖然有這樣那樣的問題，若不公開從事反社會活動，加強宗教管理就會有風險。現實的情況是，政府按人民內部矛盾依法管理宗教，一些不法教徒卻有意將宗教管理本身政治化處理，甚至利用網絡實施輿論戰、組織羣體事件。層級越低的地方政府，政治風險承受能力越低，若因宗教管理斷送晉升機會，並不是件划算的事。

因此，我們在各地調查發現，縣鄉政府對教會的活躍，甚至非法傳教等問題，大多以“不出事”邏輯對待。只要教會不明顯違法犯罪，政府就會“井水不犯河水”。魚峯區教育局例行檢查，發現孫某的非法傳教問題，不是以有意退避的方式處理，而是首先認定其強迫學前兒童信教違法，然後按相關法律法規實施行政處罰，在多項處罰措施被拒絕的情況下，申請法院強制執行。無論從依法行政還是管理宗教上，都有諸多可圈可點、值得讚許之處。若各地政府都能對教會實施常態化管理，對宗教宣傳出版工作加強監管，城市學前兒童信教就將成為歷史。

比較起來，鄉村學前兒童信教，要比城市裏的問題複雜得多。城市學前兒童大多上幼兒園學習，只要相關部門加強巡查監管力度，強迫學前兒童信教就基本喪失了實施空間。農村學前兒童則沒有這個條件。據統計，2014年我國學前教育入園率達到70%，但中西部地區的入園率僅為30%左右。也就是説，大部分農村學前兒童是在家庭和村莊中度過的。

就我們的調查來看，農村學前兒童不上幼兒園，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上幼兒園每月有近1000元的花費，雖然看似不多，但對留守家庭來講並不是個小數目；二是農村幼兒園嚴重不足，除城鎮周邊和中心村配有幼兒園，一般農村小孩要上幼兒園很不方便；三是幼兒園資源配置有限，一個幼師帶20-30個幼兒的情況並不鮮見，且不少幼師是民辦教師或農村婦女，民眾因而認為上幼兒園可學的東西不多，入園動力不足。

學前兒童不上幼兒園，就只能跟着老人或母親生活。當前的鄉村社會變遷，不僅僅是物質層面的房屋道路破舊，還有社會層面的公共生活衰落，更有價值層面的精神焦慮空虛，這給農村教會以很大的傳播空間，不少老人和婦女被帶入教會信教。不管有無正式的聚會點，農村教會都要每週聚會，一般是兩次共一整天。留守者又要參加教會活動，又要照顧好自家的幼兒，多會選擇將幼兒帶到聚會點。

不少老人和婦女被帶入地下教會信教

我們在豫南某村調查，發現教會有個小屋子，裏面擺放有桌椅，與旁邊的教堂形成對比。教首告訴我們説，有些家長信教會將小孩帶來，信教人數增多小孩也多起來，小孩瘋跑打鬧很影響信徒聚會。幾個堂委坐下來討論後決定，找一個虔誠的教徒教唱聖經。自己信教小孩還能有人照顧，大人更加願意帶上小孩來教會，教首就開闢一間小屋子向小孩傳教。

農村教會屬於宗教管理的盲區，很難搞清楚家庭教會有多少，聚會點在哪裏，如何開展活動。何況家長會有意無意地要求孩子信教，要制止基督教的非法傳播就更為困難。學前兒童不諳世事，大腦就像一張白紙，他們被非法傳教後極易迷信，對事物的判斷力很可能形成偏差，比如將一切因果都歸之於神的指示。

我們調查的蘇北某村，有個女人第一胎是女兒，她極其想要生個兒子，經不住鄰居勸説去禱告，沒想到後來果然生了兒子。她覺得自己的兒子是神的恩賜，就拉幼年女兒和兒子同她一起信教。兒子長大出去打工也按教義要求每週禱告；女兒年輕時曾經很是困惑和迷茫，她堅信是神的指示帶着她勇往直前。

有些教會看出兒童信教的巨大潛力，也會主動邀請家長帶小孩一起信教，我們調查發現有些小學生也來參加教會，一問得知其很小就被家人帶來信教，參加教會活動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筆者認為，不積極消除宗教管理盲區，不依法治理教會的違法行為，就會使教會放任自流地發展，學前兒童就有可能被強迫信仰基督教。而政府對學前教育重視和投入不夠，對學前教育准入和管理的不到位，就會降低學前教育的價值和效益，使學前兒童成為某些思想非法傳播的重災區。當宗教管理和學前教育問題結合時，學前兒童信教就將成為一個社會問題。我們希望有關部門提高治理水平，阻斷學前兒童被強迫信教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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