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李登輝圖謀追隨日本“脱亞入歐”？

出於選舉考量，綠營至今未公開聲明放棄南海及釣魚島主權；但同是台灣“選舉”出品的李登輝，近日又公然聲稱釣魚島屬於日本領土。當然，李登輝在過去還需要選票支撐其“大位”的時期，並不如此公然表態。這説明選舉政治某種程度的欺罔性，同時也説明膨脹選舉正當性的虛妄。

7月22日李登輝在日本國會議員會館發表題為《台灣的典範轉移》的演講，他説台灣數百年來接受外來政權的統治，直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刺激，才開始“新時代台灣人”的自覺。他將台灣的民主改革等同於“去中國化”工程，説台灣在他領政下“脱古改新”，打破虛幻的中國傳統意識形態，成功建立“台灣認同”的新典範；又説台灣的新典範就是“多元族羣共存社會”，取代了“少數統治下的族羣對立”的舊典範云云。

李登輝在日本演講，主張擺脱中國法統約束

根據台灣媒體報道，“教育部長”吳思華説去年2月公告高中課綱微調後，一直是“中華民國”史觀與台灣史觀的對立，“教育部”希望透過各種方式達到互相理解云云。而所謂“‘中華民國’史觀與台灣史觀對立論”，其思維方式就是源自李登輝領政時代出品的“同心圓史觀”，正如《台灣的典範轉移》一文所説：“二二八事件的原因就是台灣與‘中華民國’兩種不同‘文明的衝突’。”但李登輝沒有解釋同屬他認知的“外來政權”，為什麼只有“中華民國”能刺激他的台灣人自覺？而日本帝國卻不能刺激他自覺是個台灣人，反而馴服他自稱是日本人，並加入“大東亞聖戰”的日軍序列？

“‘中華民國’史觀與台灣史觀對立論”是個為政治鬥爭服務的偽命題，其實質是中日之爭，更確切説是中西之爭或中美之爭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表現形式。“李記典範論”説五千年中國史就是“一箇中國”的歷史，每個朝代包括“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都是中國五千年曆史的延伸，這話表示李登輝明白台海兩岸在“一箇中國”歷史上的延續性。

但也正因為這種歷史沿續與法統繼承，某些台灣人產生焦慮症，亟欲擺脱“一箇中國”的脈絡，例如自比摩西的李登輝就想帶領台灣人“出埃及”。李説“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歷史從皇帝以降至夏、商、周……明、清等一脈相承的帝國體制；而且，他説這些帝國政體無一例外地重複着進步與退步的“託古改制”，實際卻是“託古‘不’改制”，是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所謂的“亞洲式發展停滯”的模型。

連魯迅的片言隻字也受李登輝錯愛，被引用來“旁證”中國五千年政體的封閉性與民族的保守性。李説：“共產革命帶給中國的，不是讓中國擺脱亞洲式的發展停滯，也不是擺脱中國，而是一種中國傳統霸權主義的復活，以及痴心妄想皇帝制度的重現。中國的五千年曆史都是在一定空間和時間之中，一個朝代與一個朝代的連結體。就算是新朝代，也只是上一代歷史的延長而已。歷代皇帝大多忙於鞏固權位、開疆拓土和掠奪財富，很少為政治改革而努力，這就是所謂的亞洲價值。”

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是中國歷史的延長，包括領土、人民、文化、主權等，難道台灣不是中國歷史的延長？難怪反課綱微調的人會在馬路上寫着“‘中華民國’滾回中國”。可李登輝正是“中華民國”選舉體制的產物，其所謂民主改革也只是“去中國化”而已，他還能“滾回中國”去嗎？

於是，李登輝所謂領導台灣“脱古改新”的歷史大業，就是“切斷‘託古改制’餘毒的亞洲價值，擺脱‘一箇中國’、‘中國法統’約束，開拓台灣成為具有主體性的民主國家”。但是，他卻緊抱“中華民國”這個古號不改，還支持他的愛徒蔡英文參選“中華民國總統”、“維持兩岸現狀”，繼續重複“亞洲式發展停滯”。而尷尬的是，馬克斯‧韋伯死於1920年，魯迅死於1936年，就算這兩人對中國的舊認知有理，他們也沒來得及看見共產革命後的新中國。

中國皇帝制度已被中華民國終結，反而是李登輝崇拜的日本還存在天皇制度；那麼，“中華民國”這個“延續中國法統的政體”，只是被李登輝錯愛的“囚禁在幽靈圍牆中循環演出的戲劇”？只是“在古國之中螺旋前進的無聊表演”？那麼作為“中華民國”產物的李登輝不是“中國傳統霸權主義的復活”？不是“痴心妄想皇帝制度的重現”？難怪他“主政”台灣時，透過多次“憲改”而讓自己掌握黨、政、軍、特大權，以製造“人民直選”為名的超級“總統制”。唯有如此，他才有權終結“中華民國”的中國屬性。

李登輝在日本拿“中華民國”開涮的事實，反面説明選舉政治的欺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箇中國”歷史延續性。於是，李登輝作為“中華民國”的產物，既無法滾回已終結皇帝制度的中國，又無法在台灣使“中華民國滾回中國”，就只能在日本官員的啓發下聲稱台海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但即便李登輝使“台灣已經朝向擺脱‘一箇中國’，以及中止‘中國法統’的道路邁進”，也不等於他意在“台獨”。他的演説結論是台日合作，“典範轉移”只是透過文明衝突論隱喻“主權轉移”，不然他不會説附屬台灣的釣魚島是日本領土。從歷史和地緣來看，釣魚島是日本奪取台灣的鎖鑰；釣魚島若被中國人爭回，則日本無法奪取台灣。從時機來看，日本剛通過新安保法，擴軍備戰脱離其非戰憲法已成事實，其在東海、南海再三炒作“中國威脅論”是為新安保法建立託詞。而台灣正位於東海與南海的接榫點上，聯繫到李登輝曾鼓舞東京制定《與台灣關係法》的紀錄，可推知7月23日李與安倍晉山的閉門密談，不能不與這類事有關。

距離2016台灣“選舉”不遠，這也是為蔡英文將來的對日政策指路。換言之，李登輝説台灣打破“亞洲價值”的神話，其實質是藉口“脱古改新”而驅策台灣追隨日本“脱亞入歐”，將台灣綁在日美同盟特別是日本擴軍的戰車上。

李登輝不在乎台灣的“國號”是什麼，他的重點是要台灣配合日本的擴張戰略。上世紀90年代的“戒急用忍”政策，就是為了避免因台海兩岸交流而導致日本的經貿損失，這是他感到一生榮耀與驕傲的“第一次民主改革”。而他所謂台灣亟需“第二次民主改革”，也不是叫“中華民國滾回中國”，而是因為馬英九改變他的“戒急用忍”意圖，讓兩岸經貿文化日益交流緊密。將大陸做大，就是相對將日本做小。於是他藉口“台灣‘總統’權力過度膨脹”，再度號召憲改“對‘民選總統’的權力設限”，以防颱灣“意外”選出讓兩岸關係進一步靠近的領導人。

總而言之，李登輝的“民主改革”首先是大權一把抓，叫台灣遠離大陸；再則是想限制“台灣‘總統’權力”，仍舊為了叫台灣遠離大陸。其核心思想就是“同心圓”理論，圓心在日本，不在台灣，更不在大陸。

日本“脱亞入歐”，走上帝國主義與軍國主義的不歸路，才是李登輝抨擊“亞洲價值”的真正原因。“亞洲價值”的提出首先源於上世紀東亞新興經濟體例如新加坡的亮眼表現，但那恐怕是西方語境和美製國際體系下的名詞，帶有東方特殊性的歧視意味，“亞洲價值觀”最早還是日本學者提出來的。甚至，19世紀末福澤諭吉就認為日本堪當東亞盟主，以抗衡西方霸權云云。

但自20世紀末的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那一波西方語境下帶有排他性的“亞洲價值觀”已退居二線。今年3月，習近平在倡導一帶一路、金磚銀行、絲路基金、亞投行等新國際體系的背景下，提出亞洲命運共同體的概念。習説：“亞洲是世界的亞洲。亞洲要邁向命運共同體、開創亞洲新未來，必須在世界前進的步伐中前進、在世界發展的潮流中發展。”這種全球語境下的中國語言，將全球化與本土化辯證發展起來的新亞洲價值觀，就是驅使李登輝赴日抱團的動因。

因此，《台灣的典範轉移》一文不但暴露李登輝的“兩國論”是日本產物，也側面印證其後的屋頂論、“邦聯”論、“兩憲三憲”論等等只是“同心圓”理論影響下的次級品。值得注意的是，李登輝覺得日本憲法還欠缺“政府暫時性集權的‘緊急權條款’”，又説“‘中華民國’‘憲法’也有相同問題”，這讓人想起上世紀被他廢除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諸如此類“緊急權條款”的重現，豈是為了應付“發生大規模自然災害”而已？

人們看出支離破碎的李記“憲改”論只是驅遣台灣遠離大陸並積極從屬日本的臆想，看出李記武士道只是瘋狂催促日本役使台灣奔向現代劇場中的戰刀拼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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