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我有記憶”，誰的記憶？——評龍應台香港書展演講

台灣像龍應台這樣稱職的幹部已經不多了。2009年，恰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週年，龍應台女士毫不令人意外地推出了她的“力作”《大江大海：1949》。聯想她的政治身份，我們不能不懷疑，在蔣介石政權“國光殘夢”早已灰飛煙滅的今天，個人主義悲情牌已經成為了台灣當局消解中國革命正當性的唯一有效手段。龍應台女士煽情道：“請凝視我的眼睛，誠實地告訴我：戰爭，有‘勝利者’嗎？”好吧，既然解放戰爭是不正當的，那還是蔣政權繼續統治吧。進而言之，你們還是承諾對台不使用武力吧，不管我們這邊宣不宣佈獨立。稍微有點頭腦的人，大概都不難看出，作為"文化部部長"的龍應台女士，確確實實以其“悲情”做到了稱職。

於是，在龍女士那被千百小清新凝視的“悲情眼睛”裏，國家統一與政治解放似乎可有可無了，剩下的只是被抽去內容的純粹戰爭形式。不是麼？否則龍女士又如何能把陳毅元帥“淮海戰役的勝利是千萬獨輪小車推出來的”名言，與日軍逼迫勞工從事各種勞役的慘狀等量齊觀呢？

六年過去了，紀念日從解放戰爭換到了抗日戰爭，不變的是龍應台女士悲天憫人的情懷。7月18日，在香港，龍應台女士發表了題為《我有記憶，所以我在》的演講，誓將她的小清新進行到底。這所有一切説辭不過再度證實了楊念羣先生對龍氏“炮灰史觀”的批判十分有理。我們看看龍女士這次又如何施展她的人道主義小清新招數的。

一

據鳳凰網讀書頻道的轉載《龍應台香港書展演講：我有記憶，所以我在》，龍應台女士談及，2001年《紅燈記》在台北演出，席間其父母產生的截然不同的反映：“八十歲的老父親拿着手帕整晚都在擦眼淚，簡直就是老淚縱橫，母親則鐵青着臉，僵直坐着，一句話不説。”“事後追問才知道，對於父親，他只記得日本侵略者的可惡可恨和愛國的崇高神聖，沒真去想抗戰是誰的功勞苦勞”；母親卻相反，因為她的哥哥死在大陸。父母之間不同的記憶又被龍女士放大到，整個二十世紀的反法西斯戰爭和殖民地解放運動上。

譬如越南，2015年是越戰結束四十週年，對此，龍女士評論道：

四十年後，勝利者以盛大的閲兵和武器展示來慶祝這個日子，像一枚又重又大的的官印威風凜凜地打印在記憶的出生證明紙上。對勝利者固然是一種自我肯定自我表揚，可是對那三百萬被迫永別鄉土，記憶中永遠是殺戮和強暴的人而言，這個割得很深的傷口，沒有療愈的機會。而那已經慘死的、終生流亡的，和那勝利閲兵的人，其實彼此是“同胞”。

又譬如二戰，龍女士指出：

對於德國，1945年5月8日究竟是“戰敗日”還是“解放日”？蘇聯的坦克車轟轟駛進柏林的那一刻，究竟柏林是淪陷了，還是解放了？

説是“戰敗淪陷”，你是否就把自己和希特勒等同陣線了，但是你也許根本就不認同納粹或説很多人自己就是納粹的受害者。説是“勝利解放”，又怎麼解釋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妻子女兒姊妹被勝利者拖出去強暴、平民被嘻笑的士兵射殺，百萬同胞的死亡、流離，整個城市的轟炸燬滅，以及其後的飢寒交迫和羞辱？

正是在眼淚鼻涕的澆灌下，龍女士得出了一個與《大江大海》一樣的結論，換言之，把她用於《大江大海》的結論，投放到了對整個反法西斯戰爭的評判上。

但是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了，離開戰爭的結束也七十年了，新一代人在前人血汗交織所種下的樹蔭中長大，現在是温柔傾聽的時刻了。……二十一世紀的香港、台灣、中國大陸，應該開啓一個大傾聽的時代，傾聽自己身邊的人，傾聽大海對岸的人，傾聽我們不喜歡不贊成的人，傾聽前面一個時代殘酷煙滅的記憶。

你有你的記憶，我也有我的記憶，我的記憶與你的記憶是完全不同的記憶，歸根結蒂，每個人都是全然異質的存在。龍應台女士説：“記憶像水庫，可以滋潤萬畝良田，也可以把萬畝良田變成萬人坑”。她開閘放水，把一切民族、國家、階級和人民都衝得七零八落，只剩下孤零零的個人。在這些完全孤立的個人面前，歷史變得毫無意義，甚至可以説，壓根兒就沒有歷史。於是，我們看到任何一個歷史時期的任何一場戰爭，都是沒有差別的。

龍女士用她滿腔的熱情，循循善誘地告誡早已通過現代新聞媒體見證了伊拉克戰爭血肉橫飛、ISIS瘋狂砍頭的我們，這樣一個普世真理：戰爭是殘酷的。然後，無知的我們彷彿就能在龍女士的規勸下熱淚盈眶緊緊相擁，然後忘了法西斯是怎麼一回事，覺得在蘇德戰場上陣亡的黨衞軍士兵和毒氣室裏的猶太人是一樣的；被日本軍官用以“殺人比賽”的那兩百多名普通中國百姓與被中國軍隊擊斃的日本士兵也是一樣的，不是麼？

二

龍應台女士有一種無人能及的本領，把權謀史學、宮鬥史學裝潢成讓人一把鼻涕一把淚的人道主義情懷史學。情懷也好，宮鬥也罷，都是以冷靜地權謀算計去代替正義/邪惡的評價。你看她不就在説一切戰爭和政治都是權力鬥爭，而所有人不過就是權力鬥爭下的“炮灰”麼？在這類冷靜算計下，一切正義和光榮的界線都變得模糊不清了，所剩下的不過是赤裸裸、冷冰冰的權謀。龍女士的高妙之處在於，她不再像舊史學那樣着眼於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不再像《甄嬛傳》那樣囿於幾個後宮女人的勾心鬥角。相反，她倒是很趨時地擺出了一副“普通人”的立場，眼光向下從微觀處論證了與宮鬥史學一樣的道理。

耐人尋味的是，在澎湃新聞網的報道《龍應台演講：回應抗戰勝利70年，呼籲開啓大傾聽時代》的開篇第一句話，提到：

面對2000多人的觀眾，卸下公務員身份的台灣作家龍應台在香港書展上不談現實政治，而是呼籲中國的年輕人開啓大傾聽的時代，傾聽大海對岸的人，傾聽隱藏的歷史記憶，盡一切努力讓戰爭永遠不再發生。

很好，卸下公職的龍應台女士撇開政治因素的干擾，客觀中立地從微觀層面給我們講了一個個關於宮斗的悲情故事，最後又大公無私地讓我們忘掉仇恨，緊緊抱在一起。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作為一個良心知識分子，龍女士真是徹底地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按龍氏説法，應為“終戰”，戰爭哪有勝利者？）七十週年之際，反思了一把該戰爭。你看，你們能説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中玩弄民國意識形態，你們能説卸下政治身份的龍應台在《我有記憶，所以我在》中玩弄意識形態嗎？

不過，龍女士既然那麼喜歡記憶，我想，她就應該適當地回憶一下冷戰時期美國對日本教育界、文化界的全面“紅色清洗”。喜好傾聽日本的龍應台女士，為什麼獨獨忘掉了傾聽日本馬克思主義者的聲音呢？厭惡戰爭的龍女士，又為什麼偏偏把戰前日本最大的反戰聲音給遺忘了呢？

隨着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在戰爭中全面崩解，長期被法西斯勢力壓制的日本左翼終於迎來了曙光，然而他們沒有想到，好景不長，幾年之後又是一場噩夢。1949年7月初，在盟軍總部公民信息和教育局的授意下，時任盟軍公民信息和教育局高等教育部門顧問的埃爾斯（W. C. Eells）在新潟大學的演講中，提出了著名的“埃爾斯路線”。他強調：信奉共產主義的教授不能繼續任職，各個大學對左翼學者的管理皆不適用於《日本教育基本法》。這樣一次相當於最高指示的演講，立即被日本文部省接受。美軍隨後肆意在日本教育界、文化界掀起了大規模的反共行動，各種忠誠度調查遍佈日本文教界，數百名中小學教師被集體開除，許多大學教授被解聘。

與之相應，1948年1月16日，《史密斯-蒙特法案》在美國國會順利通過，並經杜魯門總統批准成為正式法案。該法案指出，要“推動其它國家更好地理解美國，增進美國人民和其它國家人民的相互理解。”1950年3月10日，杜魯門批准了名為“對外信息項目和心理戰計劃”的NSC59/1號文件，明確了美國正在進行“一場敵對意識形態的對抗”。1950年，杜魯門更發起了一場“真理運動”。在這場“真理運動”中，二戰時美國揭露的日本軍國主義殘暴景象，居然銷聲匿跡了。大批日本戰犯被提前釋放，諸如岸信介之類的甲級戰犯後來甚至搖身一變為日本首相；又如石井四郎這樣的731部隊頭目更被引渡到美國加以保護。

龍應台女士不曾提及，她所鼓吹的傾聽，早就被美軍實現了。她有意無意地忽略許多她一貫強調的“不同的記憶”，不過是《美日安保條約》的產物，是由套在記憶者頭頂的諸多結構或場域決定的。提醒我們不要選擇性遺忘的龍女士，恰恰自己選擇性地遺忘了很多事。所謂的“記憶”與“傾聽”，不正好坐實美日台三方盟友或準盟友關係嗎？卸下公職的龍應台不仍是個政治人物嗎？

三

在台灣，對於記憶有兩股繩子。很多台灣人在二戰中為日軍作戰，他是站在日本一方。而另外一條繩子是，十萬青年從軍，這些人的記憶像我父親一樣是關於浩劫的記憶。你要把這兩股繩子擰在一起不斷裂，是多麼難的事情。知道這些，你對現在的爭吵更多是同情和理解。

對呀，這不就是龍應台女士的現實麼？台灣作為一顆棋子，被置放於美日同盟之間。一方面，它不僅依賴於美國對外資本輸出和武器銷售，更依賴於美國的安全保護；另一方面，美台關係居然是由《對台關係法》這樣一個美國的國內法定位的。對美日的現實附庸關係，使得大多數台灣人遺忘了蔣政權宣揚民族主義的一面，只記牢了反共意識形態，乃至於今天去過台灣的大陸人往往不免為當地人對大陸幼稚的見解感到憤怒和可笑。這樣的格局塑造了台灣民眾過分的親美、親日情結。日佔時期的種種殖民文化記憶被一再動員，想想柯文哲的“殖民進步論”，我們也該明白，龍應台女士要喚醒的那番“遺忘的記憶”，在台灣其實很主流。從這點上看，卸任的龍女士同樣沒有忘掉自己的職分，她不僅僅要擁抱美日的區域霸權，更要擁抱這種霸權對台灣民眾的塑造。

所幸者，龍女士的小清新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反面案例——不要再去意淫台灣才是中華文化的根本了，對岸壓根兒不認。我們會見到龍女士去傾聽日本的聲音，可我們能見到龍女士來傾聽中國的聲音麼？龍女士如此，大多數台灣民眾能不亦復如是？有的怕只是“請用文明告訴我”之類的高高在上的道德訓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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