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vn：為了應對老齡化，安倍竟要推廣這個制度
日本長野縣有一個叫做川上村的地方，以生產最好的生菜聞名於世。村民的平均年收入居然有2500萬日元之高（觀察者網注：1人民幣元≈20日元），是日本平均家庭年收入的五倍。在目前經濟不振的日本，這顯然是一個奇蹟。然而在這奇蹟卻是由不可思議的、低價的“外國人技能實習生”所支撐着的。他們每月工資僅85000日元，幾乎在日本無法生活下去。
在泄漏出來的勞動合同上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實習生的結婚、懷孕、示威、購買攜帶電話、起訴公司、調整工資等正常要求都是被禁止的。日本竟然發生這樣公然踐踏人權的行為，想想也是非常可怕。日本社會在得知這件事情之後，一致認為這樣的行為為奴隸制度無疑，是絕對不合理的。但這一切目前還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
“取長補短”的外國人技能實習生制度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日本企業剛開始進入東南亞市場。為了更好的培養人才，他們會讓當地工廠的優秀員工到日本進行培訓，然後再派遣回國，讓其負擔起本地人才的培養和教育工作。
進入七十年代，日本本土用人成本上升，一部分企業開始以“研修生”的名義吸收大量外國廉價勞動力來緩和公司的財政問題。這被稱之為“企業單獨型”。
到了九十年代，面對本土低端製造業、農業、手工業的用人稀缺，日本本土的各行業聯合會也開始為會下的中小企業招聘“研修生”，這種被稱之為“團體監理型”。1993年，社團團體JITCO（國際研修協力機構）作為中介機構（註冊法人）正式成立，同時“外國人技能實習制度”也伴隨着該機構的成立而正式確立了起來。
該制度的宗旨是：培養能夠肩負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產業振興重任的人才，讓他們學習掌握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能、技術和知識的需求。
當時，研修和技能實習的最長年限為兩年，1997年4月被延長至三年。
針對日本日益嚴峻的人口老齡化與勞動力不足，2015年安倍正打算再次延長年限到五年，同時還要擴大涉及到的職業範圍，首先就是目前人手最不足的介護業（即養老業）。
目前在日本滯留的外國人技能實習生大約有16萬人左右，其中中國人有10萬人，佔69.1%。緊隨其後的是越南、菲利賓、印度尼西亞等國。職業種類有69種，就業人數最多的依次是機械、金屬、纖維、衣服、食品製造、農業等領域。
這一切聽起來互利雙贏，現實卻不如預計那般美好。因為監管的缺失和諸多其他原因，這一制度造成的諸多惡果正在逐漸顯現。
制度未起到高端技能轉移的目的
該制度原本的宗旨是：為了培養能夠肩負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產業振興重任的人才，讓他們學習掌握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能、技術和知識的需求。
實際上，大多數技能實習生在日本從事的不過是非熟練勞動，沒有太大意義。真正的高端熟練技能培訓的企業極少，且集中在大型的跨國企業。可是人手不足的往往都是中小型企業，它們才是吸收“外國人技能實習生”的主體。
再者因為社會文化的不同，技能實習生在日本習得的技能對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未必能夠有所幫助，回國後很可能根本不適用。此外，他們學到的也可能是一些已經被日本淘汰的技術，對該國的產業升級沒有任何幫助。
Vice news採訪了廣島一家牡蠣加工廠的外國人技能實習生。採訪者提問稱：“你現在學習的這種技術在回到中國以後還有用麼？”受訪的技能實習生果斷地説：“不能，因為中國沒有這樣的牡蠣產業。”
確實，各國的產業結構有着很大的不同，如果不能保證實習生從事的行業當中學習到的技術能夠帶回國內的話，毫無疑問該制度的最大宗旨“技能轉移”是不可能實現的。
不但如此，這一制度還帶來了許多衍生問題。
技能實習制度帶來的問題
第一就是過度勞動的問題。通過技能實習制度來到日本的外國人沒有轉職的自由，因為其持有的簽證是勞動簽證，是由用人企業向國家申請的，所以實習生被死死地限定在該企業。
因此，有些用人企業才敢不支付工資，強迫他們加班，甚至還發生過性騷擾事件。近年來，加班過度而引發的猝死以及失蹤也成為不可忽視的問題。
根據各方面線索，《朝日週刊》在年初暗訪了各地的外國人技能實習生。在岐阜縣的製衣廠工作的李女士和楊女士都是三年前從中國東部前來日本打工，兩人均年近五十歲。她們的工作主要是製作各種精緻的全手工製作的女裝，她們的生活卻不像這些衣服一樣光鮮亮麗。
“來日本之前聽説日本是一個很好的國家，而且也聽中介説三年下來能夠賺到30萬人民幣，抱着改善生活的目的所以才來了。”她們説道。
“然而每天都要工作14個小時，每天都要完成兩件衣服的任務。雖然我們製作的裙子在商店要買到三萬日到五萬日元，但是我們的月收入卻還不到六萬日元。”
她們幾乎沒有休息時間，第一年僅僅休息了五天，第二天更是過分，只有三天，天天都要踩着縫紉機度過。
前年十月，該工廠的員工向當地的監管機構提出抗議和投訴。經過艱難的交涉，工廠最終決定將李女士等人的工資提高到十五萬八千。據該監管機構透露，像李女士這種前來投訴，最終通過協商順利解決的僅僅是四分之一而已。
同時外國人技能實習的問題不光光是低工資。根據JITCO2014年白皮書的資料，僅僅2013年一年，就有27名外國人實習生死亡，其中8人因為大腦和心臟相關的疾病，佔了三成。這讓人不得不聯想到病因很可能都是過長的勞動時間和惡劣的睡眠。在調查了死亡者的工時卡之後，大多數人都是30小時以內。然而個別死者確擁有着另外一張真正的工時卡，卡上記載的加班時間是在180小時以上。調查者將該工時卡作為證據向有關機構提出之後，該死者的家屬得到了賠償金。同時該死者也被認定為是過勞死。然而其他死者沒有相關證據，所以被認定成過勞死的夜僅僅是其中一人而已。
這是Vice news在採訪中從另一名實習生手中得到的照片，可以看到該女子正在遭受着農場主的身體接觸
在楊女士口中，情況比想象中更加惡劣。楊女士在農場工作，工作的主要內容並不是所謂熟練技能，而是單純的蔬菜包裝作業。每個月平均要工作350個小時，但是每小時的薪水卻僅300日元。據楊女士透露，在該農場工作的六個女實習生中，包括她在內有四個人曾經被性騷擾。例如在隱蔽的地方被觸摸身體，在洗澡時對方裝作一副要一起洗澡的樣子。讓楊女士一直敢怒不敢言的是，如果她因為投訴而被日本方面解僱，那麼回國後就無法從中介那裏拿回五萬元人民幣的押金。
一般的實習生在前來日本之前大多數都向中方的中介繳納了一筆保證金。正如前文中揭示的合同上上面寫的一樣，如果實習生違反合同，不但在日本的工資和利益會減少，回國之後多半保證金也是無法退還的。可以看出，正是因為保證金的存在，所以才使得很多的實習生對於用人企業的種種惡行敢怒不敢言。她們支付了鉅額的中介費和保證金來到日本，如果不賺回那一筆錢的話，那麼來到日本吃過的苦將會變的毫無意義。
形同虛設的監管機構
日本律師協會曾經在2013年6月向政府提交了一份儘早廢除實習制度的意見書。另一方面，日本國家公務員勞動組合聯合會也就該問題向政府提出早日確立合理的外國人勞動政策來替換該技能實習制度。
美國國務院在2014年有關於人身買賣的白皮書當中也給出了該技能實習制度已經成為了非常惡劣的強制勞動的温牀這一意見。此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專家訪日針對該制度進行調查，最後得出了該制度應該廢止，同時轉換成為正規的僱傭制度的結論。
就連日本政治家也看不下去了。民主黨的石橋通宏參議院議員表示：這個制度應該是有前提和原則的。本來創設這個制度的目的是讓發展中國家的人在日本學到了必要的技能之後能夠回到母國發揮效果。現在非但沒有達到技術轉移的目的，還成為了廉價勞動力的補充手段。最大的問題是，輸出國的中介無法杜絕，那麼這一問題就無法圓滿解決。
最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這樣那樣的事情，作為本應當發揮監管責任的JITCO卻完全沒有發揮出應有的機能。據日本勞動組合總聯合會的新谷局長解釋，雖然接收實習生的企業或農場都只是在向其監管組織繳納着管理費，但JITCO向那些監管組織那裏收取會費。因此，即使真的發生什麼事情，JITCO是無法採取強硬的態度的。
從JITCO的官網上面的年會費表我們可以得知。除了每年至少10萬日元的基礎會費之外，註冊資金在3億日元以上的企業還需要繳納至少30萬日元的會費。3000萬至3億日元註冊資本的公司則需要繳納至少7萬5千日元的年會費。同時年會費是上不封頂的，可以隨意認繳以上所説的會費的倍數。正是因為有會費的存在，所以JITCO在企業面前是無法直起腰桿的。據2011年日本總務省的調查顯示，地方入國管理局所查處的60件與實習生相關的實踐當中，僅僅只有1件是由JITCO揭發的。
事實上，JITCO明文規定不允許派遣機構與中介收取手續費或者保證金。但像楊女士這樣支付了鉅額保證金的卻不在少數。根據JITCO自己的調查，有15.9%的實習生繳納了不同程度的保證金，其中三成以上的實習生回國後保證金被沒收。
JITCO也顯得無能為力。他們雖然負責全日本的外國人技能實習生的中介業務，但是其本身卻是不折不扣的民間組織，在日本都沒有任何的權限，更別談能夠有權管到遠在中國的中介了。
來自中國的實習生，聽信了中介誇張的描述，借債繳納了鉅額的中介費或者保證金來到日本。然而實際情況卻與想象中有着巨大的落差，即使是與中國相比也算不上高的工資，惡劣的工作環境，枯燥的工作內容，日復一日地加班，還可能有來自管理人員的性騷擾。
然而等到合約結束之後，噩夢般的生活還並未結束。即使是回了國，多半保證金也是要不回來的了，直接繳納了中介費的人更是要計算着這三年的工作究竟有沒有把那筆高額的中介費給賺回來。
據日本法務省的資料，2013年失蹤的技能實習生有3567人，2014年更是達到了4581人。這麼多的失蹤人數顯然是很反常的。要知道每年來日的技能實習生也不過幾萬人而已。這些失蹤的人沒有回國，所以很難不讓人懷疑他們是不是為了償還債務，繼續在日本的某個地方給日本企業充當着廉價的勞動力。
為了解決老齡化問題，安倍還想繼續推廣
即使有諸多問題等待解決，安倍卻已經有一些等不及了。在日本極速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下，勞動力不足已經成為了整個社會的最大的問題之一。對此，安倍準備將目前的最長工作年限從三年延長至五年，同時總人數和職業種類也要有着對應的增加。安倍希望此政策能對嚴重人手不足的養老業的人才確保發揮出積極的作用。最耐人尋味的是，安倍沒有把正規的國際勞動僱傭作為努力的方向，而是想把希望寄託在擴大早已千瘡百孔的“外國人技能實習制度”上面。
為了彌補日本勞動人口的短缺，每年日本至少要引進20萬以上的外國勞工才能夠保證足夠的社會勞動力，顯然依靠“外國人技能實習制度”是不現實也不可行的。日本一些專家學者認為：創立一種正規的國際僱傭派遣的官方機制來取代這一依靠民間團體的非正規制度，才是解決勞動力不足的根本方針。
實際上，外國人技能實習制度的諸多問題不是這一兩年才爆發的。早在06年的時候就有學者寫書揭露這一問題。《外國人研修生每小時300日元的勞動者－崩壞的人權和勞動基準》，日前朝日週刊所登載的問題在該書中早已經出現了，幾乎都能找得到對照。
此後，幾乎每年都會有幾本批判外國人技能實習制度的書籍出版，NHK電視台也針對該問題作了不下一次的專題報道和紀錄片，但都沒有引起足夠的社會反響。
近段時間，這個話題再次被提起，同時引發起社會級的大討論，可能和近年來日本確實進入了勞動力不足的時代，安倍準備通過引進外國人勞動力來改善日本的人口構造這一舉措相關。
然而正如前文所説，此制度真正的問題是出在監管上，而不是制度本身。對此日本國會議員石橋認為可以借鑑韓國的僱傭許可制。
韓國的研修制度，恰恰是在高度發展期參照日本的制度擬製的。之前韓國也經歷過和現在日本一樣不付工資、過度勞動等諸多問題。然而2004年改革之後，問題有了極大的緩解。
改革之後的制度叫做“僱傭許可制”，韓國的僱傭許可制與日本的外國人技能實習制度最大的不同在於，它是政府主導的。日本是由民間組織JITCO所主導的。改革後，韓國政府和派遣勞動力直接進行交涉和協商，使黑中介等問題得到了解決。同時因為不存在政府與勞動者之間的中間環節，整體的用人成本也下降了。
根據韓國的經驗，廢除民間組織而改由政府直接主導，可以有效地一次性杜絕兩個問題：第一，由於政府的直接介入（中日政府的直接對接），中介的土壤也不復存在；第二，由政府創設的監管機構可以更加有效地取締不合法的企業，同時在出現問題之後也能夠更多地站在勞動者角度而不是企業角度處理。
無論無何，未來支撐起日本社會的會是這些來自世界的外國人技能實習生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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