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笛：如果魯迅看到今天的台灣青年

台灣周大觀公益基金會的創始人周進華和他的妻子郭盈蘭了這幾天恐怕傷透了心。幾天前，當憂心忡忡的他們來到“反課綱”抗議現場，找到他們的兒子周天觀時，兒子對父母出言不遜的行為，讓人觸目驚心，那場面就像一個深陷其中的邪教徒，在狂熱地踐踏至親至愛之人的情感。縱然台灣的社會運動是家常便飯，但這樣撕裂家庭的悲劇，卻令人心中隱隱作痛。

然而，他們並不是台灣唯有的心碎的父母，這樣被撕裂的家庭還有不少，而自殺離世的林冠華的父母大概更是傷心欲絕。

不禁讓人要問，台灣青年怎麼了？誰又能救救孩子？

台灣學者、《海峽兩岸》特約評論員鄭又平在聽聞此事後，憤怒地告訴筆者：“大陸在積極搞建設，台灣在瘋狂搞文革！這種作為太像紅衞兵！”這不由得讓筆者想起在台灣時聽到的一個故事：一位國民黨黨工，家裏有一個可愛蘿莉，有一天她回家，發現蘿莉正對着電視機，在沙發上蹦蹦跳跳，高呼“凍蒜”（台語，諧音“當選”），弄得這位黨工哭笑不得。

但筆者相信這位母親的心中此時一定是五味雜陳，一個還不諳世事的孩童，卻已經被成人世界的權力遊戲深深浸染，日後她只會覺得這一切是習以為常的，甚至因為認可這種方式，而成為滾滾運動中一枚高速運轉的螺絲釘。

周天觀在抗議現場

曾有台灣朋友告訴筆者，大陸是個泛政治化的社會，意識形態的話語霸權影響了普通民眾的方方面面。其實台灣何嘗不是。意識形態的影響是客觀的事實，但任何一個政治實體，為了維持社會秩序和本階級統治，都會或明或暗向社會大眾傳遞某種觀點。我們常説，冷戰時代是意識形態的對立，但往往想到的是蘇聯對民眾意識形態的“操控”，而忽視了西方世界“自由民主”的敍事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只不過是因為西方世界在冷戰中的勝利，讓他們的價值脱離了鬥爭的低級趣味，變成“高尚”的價值觀念，甚至一度影響到了我們的思考方式。但本質上，意識形態通俗地講不過是一定範圍內的主流價值觀，其實沒什麼大不了。

在台灣作家陳映真所描述的“雙戰結構”（冷戰和內戰）的台海，西方的價值觀念自然是台灣自我定位和存在的重要依據，縱然蔣委員長是個實打實的獨裁者，他也要以“自由中國”的名義行走於國際。特定的歷史和文化，讓西方的理念在台灣紮根，樹立一套觀念，自然沒有什麼錯誤，但這套觀念體系，卻正在往失控的方向發展。羅蘭夫人在轟轟烈烈的法國大革命中，被狂熱的民眾送上斷頭台，在臨死前，她意味深長地説道：“自由啊，多少罪惡假汝之名！”用這話形容當下的台灣，似乎並不為過。意識形態話語中的美好願景，沒有引導進步，卻反過來成為了負面因素的遮羞布。年輕的學生們以為自己在為所謂的“自由”拋頭顱灑熱血，並對此深信不疑，卻不知道自己的行為，已經破壞了社會秩序的正常運轉，而他們自己卻沒有相應的覺悟，去承擔破壞的後果。“太陽花運動”的領袖們事後並沒有因為極端行為而官司纏身，扮酷耍帥其實滿臉痘痘的林飛帆還被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授予“利他獎”，遭到了台灣新黨青年委員會委員王炳忠等人的批評。

談到“太陽花學運”，就回避不了學生們所堅持的“公民抗命”。實際上，有關於“公民抗命”的命題，一直是學界長期討論的問題，對運動者“抗命”後的擔當，也基本形成了共識。“公民抗命”的本質不是摧毀制度，而是修正制度，但是以非法方式，卻不為違法負責，這樣反過來又摧毀了法律制度，在法律不全的社會，接下來受到影響的就會是整個上層建築，無異於“拔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台灣學生走上街頭反對新課綱，全然不知他們身後家長的憂慮

遺憾的是，台灣似乎處在大前研一所説的“集體不負責”狀態之中，“太陽花運動”其實開了一個非常不好的頭。台灣民主化以來，在很長一段時間，青年和學生其實對政治無感。進入馬英九時代，受島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的影響，台灣青年的“相對剝奪感”逐漸醖釀，並最終演變為他們行動的心理動因。在台灣青年有所求的時刻，“太陽花運動”（其實此前的大埔事件、野草莓運動等，都是太陽花的預演）不失時機地出現了，它的消極作用在於傳遞了一種抗爭方式，並使這種方式成為了運動時尚。筆者曾在《後太陽花時代的台灣學運》一文中（載於《團結報》，2015年4月16日），預言學運不會停歇，只會愈演愈烈，只不過當時是以反自由化為切入點，反課綱運動無疑充實了這一論斷。

學生變得狂熱，是因為年輕，也是因為環境。遠有長期惡化的政經形勢，近有選舉的陣營鬥爭，學運的客觀基礎仍然存在，學生依然有着各種上街的理由。周天觀的案例的確會為社會帶來某些反思，但周家類似的遭遇，早在太陽花運動時就在上演。應該講，人類是健忘的，是因為被健忘的事情還不足以被銘記。學生運動雖然有些變質，但其實尚在台灣社會可接受範圍之內。學生的行為，徘徊在激進和常理的中間地帶，模糊了自己的定位，也模糊了大眾的評判，除非出現全面的“大革命”，雙方你死我活，對社會秩序造成了難以承受的衝擊，若不如此，反思的力度恐怕永遠跟不上運動的升級。

“救救孩子！”是魯迅在上個世紀的黑暗時代發出的呼籲。筆者不知道台灣青年需不需要拯救，但可以肯定的是現在台灣青年的信仰已經出現了某些問題。也許對於這個“新世代”而言，“拯救”一詞，看起來太過權貴，讓人“不爽”。但對於周天觀的父母、對於反課綱學生的家長以及對於關心台灣命運的有識之士來説，“救救孩子”正是他們此刻最急切的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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