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反課綱背後的棄嬰焦慮

因為林冠華的自殺，反課綱運動朝着更加激烈的方向發展。先是7月30日當晚學生們再次衝擊“教育部”，撒冥幣悼念林冠華；接着又嗆聲台灣老兵“滾回大陸”，質問父母“為台灣做了什麼貢獻”，似乎“正義凜然”到不容置疑。

在這次反課綱浪潮中，學生們最大的訴求就是“去中國化”，直到他們喊出“慰安婦就是出來賣的”“日本人知道後會不會憤怒”，讓人在痛心驚愕之餘更感絕望，原來柯文哲此前所説的“殖民高級論”在這一代年輕人心中竟是如此根深蒂固，所謂的“去中國化”不過是想要“日本化”而已。

一如歐洲人所認為的，正是他們在18、19世紀給北美洲印第安人帶去“文明”，日本殖民當局也認為是他們首先給台灣人帶來了“文明”，正如日本自由主義者福澤諭吉所説：“對於不服從日本教化的殖民地土著（不分原、漢的台灣人），得趕盡殺絕之。”此後，未被殺絕的“殖民地土著”則生活在基於滿足殖民宗主國利益的掠奪與教化環境中，長達半世紀。台灣人必須服從“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殖民意志，而成為日本帝國的米糖生產勞動力。備受台北官方推崇的水利工程師八田與一，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來到台灣驅策稻米生產量的技術專員。

柯文哲的“殖民越久越進步”道出了皇民遺族的心聲

至七七事變前夕，台灣人在更嚴酷的戰時基地體制下，開始成為日軍擴大侵略東亞各國的軍工勞動力和兵源之一。據日本厚生省統計資料：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日本徵召或志願為軍伕、軍屬、軍人的台灣青少年，共有207183人。另有難計其數的從役台灣軍妓。在那種酷烈的戰時殖民環境壓迫下，有人慨然前赴大陸參加抗戰隊伍，有人冒險堅持漢文化傳承，有人面從腹誹默默偷生；當然，也有人響應皇民化號召，成為皇民或皇軍家庭。這與大陸對日抗戰期間的社會概況相似，只是台灣的前皇民或前皇軍後裔卻可以在戰後坐上總統、市長、院士等高位。

然而，“殖民地土著”的總體表現還是沒令日本殖民當局滿意，《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指出：“台灣人的民族意識之根本問題，實繫於他們原是屬於漢民族的系統。本來漢民族經常在誇耀他們有五千年傳統的民族文化，這種民族意識可以説是牢不可破的。……這些華南地方台灣人的觀念，平素視之為父祖墳墓之地，思慕不已，因而視中國為祖國的感情，不易拭清，這實是難以否認的事實。”這是作為“終戰”歷史敍事的日本殖民當局對於殖民地台灣的見聞，明白顯示台灣人的祖國情感與民族意識並未全面屈從於殖民者的“文明”。

但作為日帝侵略基地，台灣的產業結構、社會制度、文教形態等，無一不僕從殖民宗主國的“先進”要求。相較於大陸地區內亂外患相尋不迭的際遇，台灣社會蒙受50年的殖民改造和“去中國化”教育，畢竟與內地站在不同的發展位置上。等到戰後，一個幾近破產、產能低落的祖國政權來接收帝國主義下的“先進”失土，不但無能駕馭，還帶來雪上加霜的內戰消耗。於是民國政府的台灣長官公署除了承繼日帝的台灣總督府之外，還承繼了日帝對台的戰時經濟管制，加大了對台灣物資的劫收以支應內戰，同時將台灣捲入因內戰而加劇的全國物價暴漲漩渦。二二八悲劇的多重性，就緣於中國反殖民戰後的歷史大背景下，島內統治衝突與省籍矛盾的重疊與錯位；並以此為元素，在外力介入的條件下，膨脹為台人統獨對立與中台對立的集體想象。

位於台北“總統府”隔壁的二二八紀念公園

論及二二八元兇，曾武裝對抗國府軍的陳明忠老先生在去年“二二八事件67週年座談會”上發言，直指二二八元兇是日本帝國主義。然而因為內戰，倉皇敗退台北的國民黨政府為了鞏固政權的需要，卻以宣稱“領導八年抗戰”的集團反過來組織戰敗日軍成立“白團”。同時，國府還在島上糾合原附日仕紳、地主、買辦、保正、三腳仔等，位居台灣社會與心理的結構上端。台灣皇民遺老遺少，竟在天皇投降後因幫從國府統治而借屍還魂。他們起先對蔣集團畢恭畢敬；待蔣幫下台，他們的皇民夙願取而代之，使台灣成為二戰結束以來舉世最親日的前殖民地。2012年12月，王、林、蔡、廖、黃等不分藍綠的島內大員，在台北國賓飯店與日本駐台代表同慶“天皇陛下誕生”，可為一例。

換言之，內戰遺留的歷史背景庇護了島上的天皇遺民，天皇遺民又借民主、自由、人權等“文明”包裝以聲張反共，擴大內戰分裂、深化內戰隔閡，以遂其反中獨台的目的。這是台灣皇民的肛欲期需求，他們不得不倚賴反中化的“文明”言語以示自己的存在。然而，歷史事實是日本天皇從沒真當他們是子民，他們因而必須強化表演反中親日以對抗自己的棄嬰焦慮；但當中國不斷崛起壯大又成為一個歷史事實，他們的憋屎苦惱也隨之膨脹，而終至失常。“殖民高級論”便是這種肛欲期失常的產物，事後道歉或辯解又證明這種失常。這在全球前殖民地不算罕見；罕見的是，“殖民高級論”的主體竟成為今日台灣的統治階級。可見內戰歷史遺留對台灣的弊害，並不亞於殖民創傷，甚而是擴大及延長殖民創傷的元素。

為了選舉政治的需要，未經徹底清理的戰後島內皇民與殖民遺留，還發展出一種嶄新邏輯：國府是外來政權與殖民統治，國府背後的中華文化則是壓抑台灣本土文化的“殖民統治高文化”。他們説：“從歷史經驗來看，台灣的本土化運動所面臨或反抗的對象，往往既是外來文化又是高文化，包括日本據台實行的殖民統治，以及戰後國民黨的新殖民統治。”又説：“站在台灣本土化運動的立場，以中華文化為高文化的中華國族結構是必須反抗的壓迫結構，這樣，本、外省族羣的衝突就成為本土化運動中的必然。”於是乎，在政治經濟上屬於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一個行省，經過天皇遺民的宣傳下，“戰後國民黨的新殖民統治”就與“日本據台實行的殖民統治”比翼，中華文化、中華民族、中國則與“壓迫結構”齊飛。連推廣“國語”，也成了“高文化”“殖民統治”他們的論據。

日據時期的台灣民眾

儘管如此，“殖民高級論”卻不適用於中國、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因此他們會説“新加坡比香港好，香港比台灣好，台灣比大陸好”，連越南的文明也比大陸高；誰叫大陸沒全面被歐美日“殖民統治”呢？他們説：這種高級的殖民地文明“要花20年才可以訓練得出來”；那麼東三省也才被日本殖民統治15年，於是乎全大陸的文明與進步都不及格。這類暢所欲言就像排便，只有對《外交雜誌》之類的美國媒體才能產生快感；一旦回神到台灣地緣環境時，他們又連忙憋屎，享受外人的極端反應。肛欲期人格者的言語，無法經由外科手術式的究責而改善，他們需要的是自我療愈，儘管這很難。

日本思想家尾崎秀樹説過：“曾為被統治者的台灣人，在日本天皇及其‘一視同人’的美名下進行同化政策的結果，造成某種潛在的祖國喪失和白痴化。……對於這種精神上的荒廢，戰後台灣的民眾可曾以全心的憤怒回憶過？而日本人可曾懷着自責之念凝視過？只要沒有經過嚴峻的清理，戰時中精神的荒廢，總要和現在產生千絲萬縷的關係。”從祖國意識白痴化所導致的精神荒廢乃至失常現象來看，台灣皇民化的歷史產物，例如在東京棒賽場邊寫着“日本おめでとう”的一幅ROC旗幟、在台北一座公園設計孫中山和裕仁天皇握手言歡像、在台南一座公園拉倒孫中山像後逕去膜拜八田與一像、拍一部日本人教練成就的熱血棒球片、批評抗戰勝利70週年閲兵是“中國威脅論”等，其實和台灣歷史教科書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的思維一樣，俱是“殖民高級論”佔據精神高地的結果。

不過，精神荒白不同於精神空白，一如言論失常不等同言論無常，後者是可復原的。多數台灣人，尤其是年輕人對殖民主義的精神空白與言論無常，是台北對於殖民歷史不當詮釋與歪曲宣傳的影響。就這個意義而言，“殖民高級論”是對反殖民鬥爭長達175年的全體中國人的召喚，召喚中華民族以實際的復興來填補人們的精神空白、矯治人們的言論疲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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