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讓社會資金更多地投入中國智庫

在《對外傳播》雜誌上每月寫一篇智庫議題的研究專欄，已堅持了一年半，引起了不少讀者的關注。有位學者朋友建議，過往的文章都在講智庫的國際傳播、軟實力、理念等“外部”功能，為何不從激勵機制等“內部”運營角度寫一寫呢？這個建議喚醒了我曾調研西方國家50多家智庫的記憶。近些年，每到訪歐美智庫，結交朋友，熟絡後都習慣“八卦”一下對方的待遇、激勵以及業界行情。相較於歐美智庫，筆者不得不説，中國智庫規模偏小、預算偏低，智庫學者待遇偏差，國家投入整體偏少。

美國智庫大投入，令中國汗顏

近些年，中國智庫如雨後春筍般成長起來。業內公認，目前國內約有2000家智庫。相比國內多達20萬家各類“研究機構”的數量，智庫的“小眾性”、“功能化”在業內取得了理念的共識，很明顯是受中辦、國辦《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的影響，即智庫已被定義為“以戰略問題和公共政策為主要研究對象、以服務黨和政府科學民主依法決策為宗旨的非營利性研究諮詢機構。”然而，智庫到底要有多少資金投入？國家財政承擔怎樣的責任？目前中國智庫界並沒有普遍的、共識性的認識。

不是所有的美國智庫都公佈了堪稱“商業機密級”的財務報表，但筆者的一個粗淺感受是，美國至少有超過10家的智庫，年預算額在3000萬美元以上，且有獨立的大樓或較寬敞的辦公場所，像蘭德公司這樣的超大智庫的年預算，更是高達3億美元左右。

中國智庫的年預算少了很多，有的甚至連常設辦公室都沒有。中國社會科學院2014年部門預算總體支出是23.3億元，是唯一能與美國智庫預算量上“抗衡”的中國智庫，但中國社會科學院要支付4200餘人的工資，員工數約是蘭德公司的三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被視為是國內規模排在第二的智庫，但2014年預算支出僅為1.3億元，摺合約2000萬美元。其他國內領銜、國際知名智庫，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等，都罕有超過6000萬元人民幣（1000萬美元）。換句話説，單單就預算規模上看，除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內幾乎沒有一家智庫能夠在美國排進前十位。

當然，從經濟學上看，論規模效應，是一個具有相當爭議的變量，且規模不代表生產效率。但從廣義上看，規模是質量和影響力的重要基礎，有時還起到決定作用。

對比目前中國銀行業、國企、互聯網企業、科研經費等生產投入規模，都已列世界前茅。以生產實用性的思想、專職服務國家政策為目標的智庫，相比於美國社會對智庫的大投入，卻是一個相對清貧的行業，這不得不令人汗顏。

更令人吃驚的，則是智庫人員的收入。一般而言，美國智庫的高級研究員年均收入是15-20萬美元，摺合人民幣約100萬元，且還配備若干名研究助理，如果得到額外的捐款，美國智庫研究人員還能得到相應的“提成”。美國智庫負責人的收入更是能與企業界相媲美。美國智庫業屬於“中高收入行業”，這也是不少美國大公司的董事長願意出任智庫負責人的重要原因。

在中國智庫，除少數經濟、金融研究以外，大多資深研究人員(正高職稱)的年薪則在15-20萬，是美國智庫的1/6左右，年輕研究人員的工資就更低了。受國企限薪的影響，以及編制內的管理體系，中國官方智庫負責人的年薪很少有超過30萬元的。高額激勵和“提成”更是無從説起。

可預見的將來，如果不進行大規模的智庫機制改革，智庫人員的收入不可能與美國媲美，尤其是官方智庫的人員。與國企相比，同樣是“生產”類的機構，智庫在中國仍屬於“收入中等偏低”的行業。

成熟的思想市場在中國尚未形成

美國智庫的高投入，源於資金來源的多元化，也源於智庫的高產出。以CSIS（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為例，2013年預算支出，資金來源於政府的僅佔19%，來源於企業的佔32%，基金會捐款佔29%，個人捐款佔9%，基金運營盈利佔5%，其他佔6%。CSIS每四年都會為聯邦政府輸送5－10位不等的內閣成員，召開超過200場的研討會和報告發佈會。

資金多元化與智庫高產出，根植於美國相對成熟的思想市場。在美國，不只是政府部門，企業、基金會、個人都認識到智庫的重要性，並把智庫視為是一個國家運營、除了政府、國會、法院和媒體之後的“第五權”。智庫既直接服務於政府，致力於政策的改善與修訂；也服務於社會，致力於政策的解讀與傳播；還服務於對外大戰略，致力於國家軟實力的打造；同時還為國家形成具有深厚知識涵養、充分數量的人才儲備，以備“旋轉門”之需。

相比之下，中國智庫的功能性定位還不夠清楚。官方智庫“千庫一面”，更多聽從自上而下的安排，運營幾乎全部都源於財政撥款，獨立性較低，效率較低，難以贏得社會與企業的深度認可，也很難獲得大額的社會捐款。

中國民間智庫的思想生產，則很難找到真正的消費者，加之內部運營能力參差不齊，融資運營機制尚未成熟，更不可能大範圍地得到社會捐贈。不少諮詢公司自稱“智庫”，借智庫大發展，混水摸魚，更是使得所謂“民間智庫界”變得魚龍混雜。脱穎而出的優秀民間智庫並不多。

目前，中央“頂層設計”已充分認識到智庫的重要性，但如何落實中央“重視”，將更多社會資金導入智庫，則需要自下而上，構建成熟的思想市場機制，讓思想的生產、組裝、推廣和消費的每一個環節相互交聯，進而刺激更多的社會主體能為中國智庫的發展“埋單”。

如何構建成熟的智庫籌資機制

建立智庫融資機制，激勵投資智庫研究的基金，建立中國式智庫“金融蓄水池”，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完善智庫研究的競爭機制，形成開放式的智庫文化，是推進中國智庫“大投入”、“大產出”繞不開的路徑。

從政府的角度看，應該為有價值的研究報告提供具有市場競爭力的項目研究經費，以及健全與此相關的經費循環與激勵、考核機制，否則，很難吸引到最優秀的研究者為國家獻計獻策，更難以打造出某種開放式的智庫文化。所謂的“開放式智庫文化”，就是鼓勵智庫不僅僅作為政府的諮詢研究機構，同時還將其打造成一個政策開放討論和決策制定社會化的網絡，進而促進決策者、研究者、資助者和公眾多方頻繁而有效的互動，強化智庫在公共政策制定層面的重要角色，進而為促進國家發展發揮關鍵的智力支持。

從智庫的角度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只有擁有足夠的社會資金來源，才能體現知識生產的市場價值，進而提升中國智庫的投入與智庫人員的待遇。全球的經驗表明，僅靠行政撥款的方式不能全面推動和衡量智庫知識生產的有效性與真實水準。研究任務和經費預算的市場化轉型，將大大激發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活力和公信力，以及塑造智庫生產者的高效、務實與深刻。政策研究需要廣泛調研、討論、試點，這些都離不開雄厚的社會資金支持。

從社會的角度看，社會資金的踴入，是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大發展的重要保證。目前專注於美國智庫業發展的福特基金會、亞洲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的資金捐贈方都享有免税優惠，各類基金會設立的學術項目也會受到許多政策支持，肩負有國家發展與公共外交的使命。目前在中國，社會資金投入智庫建設並沒有得到法律層面的激勵，這是智庫遠遠未得到大發展的重要原因。

從籌款的機制看，美國智庫大多具有複合化融資能力。它們每年動輒數億、數十億美元的運作經費，均來自社會委託、政府資助、項目外包、財團支持等渠道，另外，還有研究人員的個人籌集。雖然智庫是非營利組織，但像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布魯金斯學會等老牌智庫，都擁有一個龐大的“金融蓄水池”，遠比政府部門或公司更加靈活多樣地進行金融運作與保值、增值，並有一整套由市場決定的經費分配與預算評價機制，保證智庫成為“百年老店”。其融資能力是中國目前靠行政撥款的官辦智庫、經費捉襟見肘的民辦智庫所望塵莫及的。

（本文刊於《對外傳播》雜誌2015年第8期，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發佈，特此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