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原理》作者曼昆：我為什麼反對向富人加税？
去年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21世紀的資本論》中對貧富差距口誅筆伐，似乎通過向富人徵税，再經過政府轉移支付給窮人成為縮小貧富差距的全球公認有效路徑。
但也有人持不同觀點，他們認為“鬥地主、分田地”這樣的辦法不僅無助貧富差距的縮小，而且對誠實經營致富的高收入階層進行懲罰性徵税，會引發道德風險和嚴重的經濟問題。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前美國總統經濟政策顧問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便是“劫富濟貧”的強烈反對者之一。他在媒體撰文，公開聲稱為1%最高收入人羣辯護，也因此被指責是代表精英階層替富人説話。
曼昆為富人辯護的理由是什麼？我們究竟應不應該向富人徵税？日益增大的貧富差距又將如何解決？帶着這些問題，鳳凰評論《高見》欄目專訪格里高利•曼昆教授。
訪談嘉賓：曼昆 曾是哈佛大學歷史上最年輕教授，暢銷世界經濟學教材《經濟學原理》和《宏觀經濟學》作者。
鳳凰評論《高見》欄目訪談員：葛羊
曼昆（資料圖）
一．消滅不公平制度，而非貧富差距
鳳凰評論《高見》：您怎麼看待全球範圍內不斷加大的貧富差距？您對此擔心嗎？
曼昆：我先給你講一個故事。假設在一個星球上，大家都過着相同的生活，收入一樣、支出也一樣，不存在任何的收入差距，政府也不需要徵個人所得税。但忽然有一天，某個類似喬布斯的企業家發明了一件產品，非常暢銷，大家都希望得到，但只有喬布斯一個賣家，在這樣的情況下喬布斯就會變得比別人富有，於是絕對的平等主義被打破，那麼對於政策的制定者來説，他就面臨難題：是否要對喬布斯超過平均的財富徵税？如果徵税，那麼就很難鼓勵創新，如果不徵税，那麼就會出現貧富差距。那麼你會怎麼辦呢？
鳳凰評論《高見》：適當徵税，讓貧富差距保持在合理範圍之內，這樣既鼓勵了創新，貧富又不至於差距太大。
曼昆：怎麼徵税才算適當？什麼樣的貧富差距才算合理？
1970年時，收入差距比現在要小很多，收入最高的1%人羣總收入佔社會總收入的7%左右，而今天是17%，那麼70年代的收入差距就比今天更合理？如果是這樣，我們回到70年代是不是更好？
鳳凰評論《高見》：並不是貧富差距越小越好，而問題是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就沒有公平可言，會產生很嚴重的危機，這就是為什麼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能夠引起這麼大影響力的原因吧。
曼昆：這就是問題所在，人們常常把平等和公平這兩個概念弄混。平等就是我之前講的烏托邦，但公平則不是，喬布斯憑藉天才一樣的創新獲得了比所有人都多的財富，相信不會有人質疑是否公正。
人們覺得不公平，主要是因為少數人通過尋租等不正當手段鑽到了制度的空子而發財致富。由此導致的經濟不平等繼續惡化，僅靠經濟手段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二．富人避税辦法多，中產階級易受傷
鳳凰評論《高見》：中國便處於這樣的情況，尋租成為不少人致富的手段，怎麼解決尋租在中國的問題？
曼昆：抱歉，我對中國的具體問題並不是十分了解。但從我對美國社會的理解，儘管也存在着尋租等行為，但1%最富有的人大部分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藉助全球化市場的槓桿獲得了鉅額的財富。
此外，我還想説明的是，儘管1%最高收入人羣獲得了全部收入的20%，但他們支付的所得税卻超過了40%，是剩下95%人羣的納税總和。我當然並不屬於這最富有的1%人羣，但仍然認為不能再對這部分人增税了。
鳳凰評論《高見》：那麼巴菲特呢？他是屬於最富有的1%人羣，但他曾經説過他交的税還沒有他公司前台的多，所以他還呼籲多繳富人的税，您怎麼看？
曼昆：準確的説是税率，而非金額。巴菲特在計算的時候，只是將他個人收入的税率和秘書的税率進行了對比，但是他似乎忘記計算上公司所繳納的税收，這是非常大的一筆金額。還有一點要説明，如果我記得沒錯，巴菲特當時申報的年收入不到5千萬美元，這和他超過500億美元的身家相差太遠了，他一定有很多事情沒有説出來。
所以，即使對最高收入人羣增税，像巴菲特這樣的避税高手肯定能夠找到方法的，高税負傷害最大的是社會的中產階級。
三．貧富差距難避免，但未必世代遺傳
鳳凰評論《高見》：那我們就這麼任由最有錢的那些人變得更有錢？這樣財富會越來越集中。那麼按照皮凱迪的觀點，資本收入遠大於經濟增長，貧富差距會越來越大，未來社會會更加不公，年輕人很難依靠能力和勞動獲得良好的回報？
曼昆：我非常明白在貧困家庭成長的年輕人很難獲得良好的教育和職業發展機會，但我也認為處於最高收入家庭的孩子獲得教育和機會與中產階級家庭並無太大差異。
以我為例，我的父母都沒有大學畢業，而我的孩子受到的教育比我當年要好處不少，但與我當年相比，他們面臨的競爭和機遇與我當年差不多。
鳳凰評論《高見》：那我們就只能接受現實，聽天由命嗎？
曼昆：這個世界沒有絕對的公平，高智商的父母傾向於有高智商的下一代，這也不是靠金錢就能夠消除不平等的。
而且我也不認為把財富作為遺產留給後代是件很不好的事情。首先這件事情沒辦法避免，因為‘收入的代際傳遞’和‘均衡消費’的存在，人們今天努力工作，不僅是為了自己有好的生活，也希望為後代準備高質量的生活，甚至是素未蒙面的兒孫輩，都會考慮到，這是人之常情；另外，人對物質、金錢等消費也是有度的，‘邊際效用遞減’的理論大家都知道，所以他們不傾向於賺多少花多少，他們傾向於每年的消費均衡在一個水平上，這樣不僅可以保持好的生活品質，同樣為未來可能存在的風險做準備。正是‘收入的代際傳遞’和‘均衡消費’的存在，導致財富不可避免地被留給了後輩。
但是最重要的他們卻沒有注意，即所謂‘均值迴歸’：父輩的收入非常高，他們孩子的收入會低一些，儘管較之平均值還是很高，但比父輩的收入還是要低，這樣一輩一輩傳遞下來，再高的收入、再多的財富也會趨於社會平均收入，這對低收入家庭來説也是福音，不管收入多低，你的孩子收入會增加，一輩一輩傳遞下來，也會趨於社會平均收入。
曼昆認為，通過政府提高累進税和轉移支付等手段直接干預收入差距並不能改變貧富不均的現狀，相反如果是因為勞動者技能或者科技進步導致的收入差距擴大，政府的“多此一舉”反而會破壞經濟秩序和影響經濟效率，而如果是因為尋租等腐敗導致的收入差距擴大，則需要通過制度和監管來正本清源。
在全球高喊“向富人增税”的今天，曼昆能夠提供另外一種觀點，而且他有着長期研究和大量數據作理論支撐，並非是非理性行為的意識形態之爭，這種學術態度本身值得尊重。
可是，現實是複雜的，長期生活在象牙塔裏的曼昆教授也有一些侷限，他帶有很強烈的美國精英主義味道，以美國為中心，而忽視了全球的經濟變化。
但這並不影響曼昆成為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