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希伯：抗日戰場上，國共兩軍各自俘獲了多少日軍？
70年前的今天，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的輝煌勝利及其帶來的深重災難永遠銘刻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
全民族抗戰的烽火早已遠去，但關於這場戰爭，總有一些自稱“歷史真相”的謠言在網絡上流傳。前些年最流行的謠言是關於國共兩黨在抗戰中的犧牲問題，但這種把“犧牲大”等同於“貢獻大”的説法在邏輯上根本站不住腳。於是謠言製造者們開始轉變方向，今年流行的一則流言聲稱，抗戰中共產黨抗日武裝僅僅擊斃了851名日軍，言之鑿鑿，有零有整。有媒體甚至還拿出這個數字來“詰問”政府發言人，令人不由感到憤慨。
幸好歷史自己是會説話的，讓我們通過抗戰中的一個“特殊”戰果——日軍俘虜，藉以管窺抗戰中敵後與正面戰場抗戰的不同特點。
日本俘虜怎麼就這麼難抓？
這是二戰中曾與日軍交戰的中蘇美等國共同感受。各國史料中，日軍寧死不當俘虜的記載屢見不鮮，而各國的影視作品中，也常見日軍攻擊對自己施救的救護人員等不人道行為，在喪失作戰能力或認為戰局無望時，日軍甚至會進行有組織或無組織的“自裁”。
一般而言，士兵被生俘，有下面幾種可能：
1.主動投降，在戰局無望時，由指揮官下達命令成建制主動投降，或者單兵喪失鬥志、反對自己部隊的觀念或行為，因而投降或者向敵方主動投誠。
2.因為受傷或失去戰鬥能力，與部隊失散，在抵抗失敗後被俘。
3.被對方在戰鬥中制服——俗稱“抓舌頭”。
在中國戰場上，由於抗日武裝都缺乏重武器，很難看到在太平洋戰場上常見的重武器震暈失能被俘的日軍；同時日軍通常能在戰場上佔上風，顯然有更多的機會進行救護和後送，即使被擊潰，日軍部隊放棄的傷兵也往往拼死抵抗，甚至自殺避免被俘。當時國民黨軍的軍事素質差，主動性差，很少實施抓舌頭行動，而在敵後戰場，敵強我弱的態勢更加明顯，抓舌頭通常得不償失。因此總體來説，日軍被俘的概率是很低的。
究竟國共兩軍各自俘獲了多少日軍？
正是由於上面説到的幾個原因，再加上國民黨軍本身的組織混亂，今日我們連“國軍”精確的俘虜統計數字都很難找到，筆者蒐集到的數字大概如下：
國軍俘虜的首批日軍是在1938年的台兒莊戰役期間，但並未提及具體人數。據曾參與日俘管理工作的鹿地亙（日本左翼作家）説，“在1938年的台兒莊、徐州戰役中聽説抓住了大批俘虜，而此前在戰場上幾乎沒有多少俘虜。在武漢戰役開始後，多少見到了陸上的俘虜。”
1、第一日本俘虜收容所成立在西安，1939年6月遷到寶雞縣。從1939年起到抗戰勝利，第一日本俘虜收容所共接收“日本戰俘500餘人”。該收容所收容的俘虜中包括“八路軍俘虜的日本兵”——抗戰的前期到1939年以前，八路軍沒有形成戰俘管理制度，俘虜的很多日本兵轉送到了這裏。另外該俘虜收容所有一些戰俘是日軍飛行員，是空襲大後方被擊落後俘虜的。
2、第二日本俘虜收容所始建常德，再遷長沙，隨戰事的發展，後設在貴州鎮遠縣（有分所設在重慶劉家灣），1944年2月日軍佔領獨山後，又遷到重慶鹿角場。根據資料，第二日本俘虜收容所的日本戰俘“通常是500餘人，最多時達到700餘人”。但是其中既有日本軍人，也有俘獲的日軍家屬，日本慰安婦以及替日軍服務的商人、伕役等。
到目前為止，有據可查的國民黨方面有關日軍俘虜的數字統計也就是這些了，“國軍”只有這兩個收容所。從1937年到抗戰結束，關押的日軍俘虜（包括1939年以前八路軍轉送的），包括日軍家屬、慰安婦、商人等非戰鬥人員在內，共計大約1200名左右。
抗戰結束後，國軍倒是留用了不少日軍戰俘，對他們官加三級，鼓勵與中國婦女結婚，圖中前排戴眼鏡者為閻錫山部炮兵少將副隊長山田巖
此外，滇緬之戰中，根據國民黨方面公佈的資料宣稱：中國駐印軍和中國遠征軍共俘虜647名日軍；湘西會戰俘虜247名日軍。
在這裏我們且完全相信上述數據，不考慮可能存在的誇大情況。把這些數字和兩個戰俘收容所的數字加在一起，並把家屬、慰安婦、日本商人等非戰鬥人員、八路軍轉送的日軍俘虜統一計算，“國軍”方面在抗戰中抓獲的日本俘虜總共為2094人。
“國軍”的俘虜數據與日本史料中統計的數據較為接近。根據1981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岡村寧次回憶錄》第99頁：投降後，“中國政府方面和共軍方面（極少數）移交的俘虜，1946年5月末的數字為：陸軍1212名，海軍40名，商民106名，共計1358名。另外，從延安返回日本的戰俘約300人，200餘名俘虜死在國方戰俘營中。”以上各項數字相加共1858人。
而岡村僅僅計算了被俘的日軍士兵，沒有包括隨軍家屬、役夫，以及為數不少的韓國人、台灣人和琉球人。
還有一些日俘被提前釋放或加入八路軍，也未被岡村寧次統計到日軍戰俘數中去。
“國軍”方面情況如此，那麼“共軍”如何呢？
據《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役戰鬥總覽》第865頁，在敵後戰場最困難的1941年6月到1942年5月，我軍俘虜442名日軍。
自1937年9月八路軍686團參謀長陳士榘捉住第一名日軍俘虜後，各年份統計數字如下：1937年9月-1938年6月: 俘虜124人；1938年6月-1941年5月: 俘虜1771人；1941年6月-1942年5月:俘虜 442人；1942年6月-1943年5月: 俘虜428人；1943年6月-1944年5月: 俘虜519人；1944年5月-1945年5月: 俘虜773人。1945年6月-1945年10月11日: 俘虜2156人（包括拒絕向八路軍、新四軍投降，被擊潰後俘虜的日軍，觀察者網注）。總計6213人。是國民黨軍俘虜日軍人數的三倍。
我們再比較一下國共兩軍俘獲日軍軍官的情況來看。
“國軍”抓獲的日軍最高級別軍官是中隊長（相當於連級軍官），共有2人：13師團的“宣撫班”成員長谷川敏三；日軍獨立山炮第2聯隊第5中隊中隊長松野榮吉。
而共產黨抗日武裝俘虜的日軍中，有3名大隊長（相當於營級軍官）：日軍獨立步兵警備第六十五大隊大隊長柴山茂；日軍獨立混成第90旅團步兵第626大隊大隊長巖崎學；日軍47師團步兵131聯隊第1大隊大隊長山谷悦二郎。
這其中，柴山茂是中國戰場在1945年8月15日前俘虜的唯一一名大隊長級指揮官。另兩名則是因日本投降後拒絕繳械而被俘虜。
這位柴山茂大隊長被俘的經過很有戲劇性。根據他自己的回憶（來源見 柴山茂的回憶錄《思い手》；日軍原獨混第五旅團戰友會發行的《昭和38年獨立第十九大隊結隊祭紀念集》（其中有柴山的回憶講演《迫降在八路軍中》）；以及桑島節郎（在世）的《華北戰記》）：他奉命離開煙台前往威海蔘加軍事會議，因交通已被八路軍斷絕，所以乘陸軍航空兵的一架戰術偵察機前往威海。在飛行途中因為高度較低，遭到八路軍地面部隊射擊，發動機被打壞，被迫迫降，結果被八路軍俘獲。
值得重點指出的是，另有746名日軍主動向共產黨抗日武裝投誠。這對於以“死硬”著稱的日軍中簡直不可思議。
1940年9月，產業工人出身的日軍士兵坂谷義次郎，不堪忍受日軍官兵對中國人的槍殺、搶掠和強姦，率先向新四軍投誠，後來他犧牲在抗日戰場；在他之後，南通匯龍鎮有14名日軍士兵向新四軍投誠；日軍炮兵豐川秀雄等兩人，攜帶步槍和手槍向新四軍投誠；日軍山本師團822部隊兵長渡邊和其妻子一同向新四軍投誠；日軍軍曹田井達三和上等兵中孝次郎等3人，攜帶步槍3支、子彈300發、指揮刀一把，向新四軍投誠；日軍憲兵伊山志雄的父親、哥哥被強迫徵兵後戰死，嫂子和妹妹又被強迫送到中國戰場當軍妓，受盡凌辱，伊山志雄滿腔悲憤地向新四軍投誠；日軍童山部隊中的6名朝鮮籍士兵向新四軍投誠；駐守南京的18名日軍士兵，準備集體向新四軍投誠，後因消息走漏，被日軍抓回，6人被判死刑，12人被判5年以上徒刑；巢湖縣日軍一個小隊20餘人，在小隊長川井一太郎的率領下起義，參加了新四軍，與新四軍並肩抗日。
1940年元旦，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晉察冀支部表演棒球競賽
而被俘後加入八路軍的小林寬澄，至今仍然以參加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為一生的驕傲。而據不完全統計，在抗日戰爭中日本“反戰同盟”有34人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獻出了生命，他們是：寺澤吉藏、今野博、安藤清、淺野清、黑田嗣、鈴木宏、松野覺、森增太郎、大野靜夫、後藤勇、坂谷義次郎、松田、田鈿恙、吉田武、福岡留、宮川户吉、中西勉、中川秋夫、户田益、高木敏雄、原廣見、小林春夫、青木定夫、中山正、初田清太郎、浜田真實、砂原利男、佐野甚七、與津、富田、紺野、宮崎、田中實、吉聖次郎。
生俘日軍已經比斃殺日軍難得多，而改造、爭取日軍加入我軍則更為不易。
在二戰各主要參戰國中，日軍武器的硬件先進程度排名接近墊底，但受軍國主義洗腦後表現出的對敵人和自己人同樣的殘忍態度，卻令對手印象深刻。
那麼日軍這種“死硬”精神的根源來自何處？
在日本當時舉國軍國主義狂熱洗腦下，日軍士兵認為自己的戰爭是“聖戰”，“政治熱情”極高；同時，作為一支東亞國家的軍隊，日軍以被俘為恥辱，軍國主義“武士道”更進一步把這種對被俘的恐懼推向極限。即使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玉音放送”下令投降後，依然存在日軍部隊成建制拒絕投降，繼續作戰的情況，日軍之瘋狂可見一斑。
從政治上看，日軍士兵受神道教與日本“武士道”思想洗腦相當徹底，死忠於天皇，自認為進行着“正義”的聖戰——如果不能從思想上打敗他們，就難以在政治上分化、瓦解他們；
從軍事上看，日軍一直走精兵路線，比如日本海軍就有“月月水火木金金”的練兵口號（意為沒有休息日，每天都要進行嚴酷訓練），這使得日軍軍人的軍事素養頗為高超，這種“自傲”是他們死硬思想的支柱之一——如果不能在戰場上擊敗、壓倒他們，就很難從思想上打敗他們；
從歷史傳統看，日本社會中等級分明的傳統也傳承到日軍之中，輔之以日本傳統的“武士道”思想，這讓日軍上上下下等級森嚴，上級對下級的各種欺壓被視為理所應當——即使是在思想上被“擊敗”，這種“傳統”也會禁錮着日軍士兵，驅使他們做出瘋狂的行為；
從紀律看，日軍軍紀殘酷到毫無人性，下令自殺攻擊被視為稀鬆平常，下級士兵也常毫不猶豫地執行。日軍遠征國外難以回國，身處高度危險的敵對環境，日軍依然能忠於天皇、執行命令——這種高壓下積累的負面情緒，在面對中國軍民的時候就有變態的釋放。再加上後勤不足，奉行“現地自活”，導致日軍掠奪成性。對報復的恐懼也導致日軍士兵極度害怕被俘。
然而，諷刺的是，這些讓“米英鬼畜”（日本報紙當時對美國和英國的稱呼，觀察者網注）膽寒的死硬“大日本皇軍”，卻在抗戰中被八路軍和新四軍生俘6213名，另有746名日軍主動向共產黨抗日武裝投誠。總計6959名。今日看來，這堪稱一個不大不小的“奇蹟”。
中國抗日武裝能夠戰勝日軍，自然有自己獨到的地方。
抗戰時期日本戰俘在晉察冀成立反戰同盟
這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是思想上的“戰鬥力”強。日本的“武士道”也好，軍國主義洗腦也罷，説到底都是反動的、落後的，甚至是封建的，在中共的思想武器面前本就沒什麼“戰鬥力”。事實證明，只要能夠打破禁錮普通日本士兵的思想桎梏，他們也是可以獲得新生的。
而相比之下，“國軍”自己就是一支落後的帶有封建色彩的軍閥軍隊，唯一的凝聚力來自當時剛剛初步覺醒的民族主義精神。然而作為一種思想武器，狹隘的民族主義也只能與日本人更狹隘的民族主義精神迎頭相撞。這個時候無非是看誰的拳頭硬，而國軍的拳頭，一般是沒有日本人硬的。
此外，中國的共產黨武裝，一向重視做敵人的思想工作，效果卓著。即使是在朝鮮戰爭中，也出現了美軍黑人工兵連集體投誠的著名事件。
而相比之下，國民黨軍作為一支連自己的士兵都掌握不了的落後軍隊，更別提對敵人的宣傳教育工作了。
最後，中共抗日武裝在戰爭後期已在戰場上對日軍取得了軍事上的優勢，很多時候都能將日軍孤立在據點中，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投誠投降更是成為常見現象。
而“國軍”直到日本戰敗前夕還在豫湘桂會戰中被日軍打得千里逃亡，甚至直到投降前，日軍還計劃再發起大規模進攻作戰。戰場上打敗不了對手，還談什麼思想上戰勝對手？
可以説，抗戰中國共兩黨俘敵情況的對比已經昭示出，中國共產黨日後必將把古老的神州大地盪滌一清的趨勢。時至今日，我們仍能從這段歷史中汲取強大的精神力量。
無論俘獲了多少日軍，戰爭已經過去了70年。但是其造成的殺戮與破壞給我們的慘痛記憶恍然如昨，而鄰國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的跡象，實在應該引起更大的注意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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