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美國反華派為何在中國股市震盪時使新招？

【羅思義又跟大家見面了，這次老羅講起了政治。不久前在上海的一次會面中，談起中國經濟老羅憂心忡忡。原因在於，他認為中國經濟目前的持續下行，是受意識形態干擾造成的。這一次，他賜稿觀察者網，繼續上一次的股市話題，並詳細論述了美國反華派對中國的行動邏輯。兼聽則明，供讀者朋友們思考。】

西方媒體受美國新保守派的影響，圍繞中國近來的股市事件，競相對中國展開密集的攻擊。這些攻擊不外乎兩個方面：首先，中國股市暴跌證明中國經濟正深陷危機，這將威脅世界經濟穩定；其次，中國政府出手干預股市是錯誤的，應任股市自由發展。

顯然，這些説法自相矛盾。按照他們的説法，既然“中國股市暴跌證明中國經濟正深陷危機，這將威脅世界經濟穩定”，那麼中國政府出手穩定股市而非袖手旁觀應是對的，因為這對穩定中國乃至世界經濟至關重要。但這些西方媒體缺乏邏輯的説法之下，隱藏着他們的政治目標。這不過是他們根據新的地緣政治形勢，配合新保守派，發動對中國的新一輪攻擊而已。

我發表在《觀察者網》的另一篇文章《彭博社、華爾街日報，黑中國經濟也該講點技術含量》，曾對中國因為其股市事件正深陷經濟危機屬錯誤説法作過分析，這裏將不再贅述，因此，本文將僅會分析新保守派變換新招攻擊中國的原因。

美國保守派開出會令中國股市問題惡化的藥方

首先分析西方媒體所宣稱的“中國政府幹預中國股市是錯誤做法”，這其中的一個典型例子是最著名的“中國崩潰論”作者之一帕特里克·霍瓦內茨（Patrick Chovanec），他在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的撰文指出：“上週，中國摧毀了其股市……中國政府製造了股市泡沫，又在股價大跌時，無情而魯莽地進行了干預。”

同樣，美國前財政部長漢克·保爾森(Hank Paulson)在《金融時報》撰文強烈批評中國政府的干預行動，並呼籲：

• 中國政府應放棄限制IPO（首次公開募股）的權利。就公開發行股票而言，中國應該放棄依賴中央政府審批的審核制。

• 中國應允許外國企業不受限制地進入其資本市場，中國還需要允許最著名的金融機構和專業人士（無論國別）為中國投資者服務……合資企業不適合全球金融機構。

• 中國維持對資本帳户的管制是錯誤的，北京應該允許中國公眾將更多資產用於投資外國證券產品。

保爾森所提的最後一條建議令人吃驚。如果中國放棄限制IPO、取消對資本帳户的管制以及允許外國企業在其金融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那麼中國的股市問題必定變得更糟糕。

中國股市事件並非新保守派媒體近來密集攻擊中國的唯一例子。此外，他們還步調一致地吹捧印度，宣稱“未來的亞洲老大是印度而非中國”。

因此，有必要分析為何這種攻擊中國的經濟話題現在頻頻出現。鑑於這些抹黑中國的行動步調一致，任何對美國情報機構控制媒體、並在冷戰中嫺熟運用媒體武器有所研究的人，很容易發現這些協調活動的脈絡，即，新保守派智庫在這些協同活動中發揮着作用。

美國保守派尋找中國戈爾巴喬夫的企圖失敗

多年來，美國新保守派屢屢以政治為中心攻擊中國，它們可以概括為尋找“中國的戈爾巴喬夫”的出現——美國曾借戈爾巴喬夫之手成功摧毀了蘇聯。俄羅斯恢復了資本主義，導致其遭受人類有史以來和平時期最大的經濟災難。蘇聯解體，俄羅斯人口下降，俄羅斯男性預期壽命下降6年，24年後前蘇聯領土再次發生戰爭。對美國新保守派來説，這是一個驚人的成就；對俄羅斯來説，這則是一個歷史性的災難。

俄羅斯發生這種地緣政治災難的政治前提是，戈爾巴喬夫逐漸削弱了蘇共。他允許蘇共黨內多種流派發展，放任葉利欽領導的勢力恢復資本主義。蘇共黨紀廢弛，這讓葉利欽在1990年7月正式脱離蘇共前就敢對抗政府政策。戈爾巴喬夫還一手促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完成《蘇聯經濟研究報告》（A Study of the Soviet Economy ），即俄羅斯經濟私有化的模板。戈爾巴喬夫開啓了俄羅斯“國家自殺”之路，雖然主持葬禮的是葉利欽，但戈爾巴喬夫一手導演了俄羅斯的死亡。

這一經驗自然增強了美國新保守派尋找“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以使中國遭受類似災難的信心。他們無數次期盼中共領導人發揮類似戈爾巴喬夫的作用，但最後只看到他們期盼的人選被撤職。

正如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馬特·斯基亞文扎(Matt Schiavenza)在談到美國新保守派尋找“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時指出：“美國政治家的這種痛苦可以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伴隨着每一次中國領導層換屆。”儘管美國新保守派尋找“中國的戈爾巴喬夫”的過程屢遭挫折，但他們仍心存希望：“也許中國的戈爾巴喬夫目前還不會出現，但重大的政治變革可能會在人們最意想不到的時候發生，正如戈爾巴喬夫自己發現的情況一樣。”

美國專家們積極鑑別和扶持他們心目中的“中國的戈爾巴喬夫”。顯然，“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是指將中國帶入混亂和解體的人。正如《彭博商業週刊》2013年的報道，中國最高領導人很清楚西方正迫切尋找“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他曾明確指出：“有些勢力希望‘我們也出個戈爾巴喬夫’”

但新保守派的這種戰略在習近平提出“四個全面”後徹底破產了，很明顯，“四個全面”將阻止中國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因此，“四個全面”問世不久，美國最權威的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在新保守派的重要平台——《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冗長的分析文章，氣急敗壞地宣佈：“習近平先生截然不同於戈爾巴喬夫先生。”

美國新保守派再借經濟議題攻擊中國

美國新保守派意識到“中國的戈爾巴喬夫”這條道行不通後，轉而調整了攻擊中國的策略。俄羅斯發生決定性的政治變化的前提是經濟政策摧毀了俄羅斯。但現在政治先行對付中國的道路被擋道了。因此，新保守派攻擊中國的順序要有所調整：首先破壞中國經濟，然後期望社會不滿情緒不斷上升，進而推動決定性的政治變革，終斷中國共產黨對政府的統治，阻止中國實現國家復興的道路。

對新保守派來説，這樣的政策比尋找“中國的戈爾巴喬夫”製造政治混亂的難度更大。它依賴於説服中國在重要問題上實施錯誤的政策，引發嚴重的經濟問題，才能取得成功。儘管最極端的新保守派現在在中國南海推動中國周邊國家與中國發生軍事對抗，引發這一地區的緊張局勢，但其還是在政治領域遭受了嚴重的挫折，這導致新保守派轉而主要在經濟問題上攻擊中國。

這種攻擊形式反過來會被經濟現實影響。美國經濟放緩已超過半個世紀。正如圖1所示，去掉短期商業週期的影響，按照2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美國GDP年均增長率先從1970年的3.9%跌至1980年的3.7%，後從1990年的3.3%跌至2014年的2.4%。

儘管美國經濟未能加速增長，但其在減緩競爭對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説服或迫使競爭對手採納大幅減緩經濟發展速度的政策。在20世紀50、60年代，德國和日本的經濟增速明顯遠快於美國，導致美國在GDP方面的領先優勢漸失。但在20世紀70、80年代，美國説服德國和日本採納前者所推銷的高估匯率以及削減投資水平的政策後，導致兩者經濟大幅放緩，也讓美國再次增加了對這些競爭對手的領先優勢。

20世紀90年代，面對經濟快速增長的“亞洲四小龍”，美國説服他們取消對其資本賬户的控制，然後利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迫使他們大幅削減投資水平，這導致其經濟大幅放緩。

美國削弱俄羅斯的決定性作用，首先是採用政治手段，然後才説服俄羅斯採納《蘇聯經濟報研究告》裏的經濟方案，這對其經濟造成了嚴重破壞。

鑑於這些經驗，美國新保守派確信，他們同樣可用經濟手段攻擊中國達到他們的目的。

新保守派的攻擊範圍涵蓋國外和國內。就外部而言，其目的是切斷助力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因此，美國不是尋求達成包括中國在內的互惠互利的全球貿易協議，而是試圖達成將中國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的談判。

TPP談判是新保守派直接攻擊中國的一種手段，正如美國國防部長阿什·卡特(Ash Carter)承認：“你們可能不希望從國防部長嘴裏聽到這個，但就我們重返亞洲的角度看，通過TPP對我而言如擁有另一艘航空母艦同樣重要。”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最近發佈的《修正美國對華大戰略》（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報告，也呼籲對中國實施更嚴格的控制技術出口。美國炒作印度增長速度的關鍵目的，是試圖驅使外國企業去印度而非中國投資。

對中國的影響有限

但美國新保守派的外部經濟攻擊手段，對中國的影響有限。比如，在對美國經濟沒有重大負面影響的情況下，美國無法引入過多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美國新保守派也無法直接控制中國國內的經濟機構。將國有企業直接私有化是摧毀俄羅斯經濟的決定性措施，但將中國國有企業直接私有化在中國行不通了，因為2013年11月發佈的第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重申：“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的主導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

儘管如此，美國新保守派還有其他手段。美國已通過美國智庫活動在中國親資本主義、親新自由主義，以及反對馬克思主義經濟觀念的人身上花費了數十億美元，試圖影響中國的大學，以及在社交媒體上傳播“中國經濟深陷危機”的錯誤説法。

這些錯誤的經濟觀念所到之處都帶來了災難：拉美上世紀80年代滑入“失去的十年”，非洲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陷入經濟災難，前蘇聯在上世紀90年代經歷了有史以來和平時期最嚴重的經濟崩潰。不過，俄羅斯“寡頭”的例子説明，某些階層可在國家陷入經濟混亂和衰落時變得富有——這樣的具有危害性的經濟觀念為反愛國力量提供了一個潛在的社會基礎。

鑑於意識形態對立的原因，美國新保守派不太相信他們能讓中國充分採納這些錯誤的經濟觀念。但他們有兩個相互關聯的目標。

首先，他們試圖説服中國採納部分親資本主義的政策。如果成功的話，這將削弱中國經濟並會衍生一些經濟問題，然後新保守派陣營會將這些問題歸咎於中國政府，而非親資本主義的政策。

其次，雖然中國現在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其在過去三十多年裏的發展過程中，也遺留下許多亟待解決的客觀問題。然後，美國新保守派會就這些問題提出錯誤的解決方案，讓情況變得更糟，正如保爾森所提的應對中國股市的解決方案。

對新保守派來説，用經濟手段攻擊中國的優勢與困難並存，因為經濟規律是客觀的——相較其他任何國家，中國也並不具備更多違背經濟規律的能力。如果任何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觀念被採納，那麼新保守派將會成功地對中國經濟造成嚴重損害。但這也是新保守派要面對的最大問題，因為這種政策所帶來的影響將會使中國經濟陷入困難和危機。因此，這會逼迫中國政府糾正和拋棄這些錯誤的經濟觀念。此外，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宏觀經濟結構，也能應對這種問題。

雪上加霜的是，新保守派在政治領域又遭受一記重棍，因為中國圍繞“四個全面”所制定的政策，堵死了新保守派試圖找到“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對中國實施政治攻擊的幻想。因此，美國新保守派不得不將他們的攻擊手段轉移至經濟領域。這就是諸如保爾森們為何會提出讓中國股市形勢變得更糟的建議、中國政府幹預股市被反對、新保守派控制的媒體步調一致地反對中國加入TPP等協議的原因。

這説明了為何受新保守派影響的媒體雖無經濟邏輯，但實質暗藏損害中國的政治目標的原因。鑑於新的地緣政治形勢，經濟領域將會是新保守派下個階段攻擊中國的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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