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西方應該“去意識形態化”看中國變化

【隨着新媒體的不斷發展，全世界傳統媒體都面臨着巨大危機，“紙媒已死”也逐漸從口號變成了現實。新媒體的興起也對政治治理提出了新挑戰，但在西方媒體眼中，依舊以雙重標準看待中國，認為新媒體並不能動搖中國的“審查制度”。西方媒體對中國的誤解有多深？作為新媒體以及與新媒體同時代興起的新型智庫，在化解誤解方面又能做哪些工作？

本文為8月18日，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北京校友會上的主旨演講，作者獨家授權觀察者網發佈，特此感謝。】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北京校友會上演講

女士們、先生們：

晚上好！

非常感謝邀請。今天能來參加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北京校友會，終於實現了我當年沒有完成的夢想，因為十多年前，我曾申請LSE，但失敗了。所以首先向大家致敬，為能在那麼優秀的大學裏曾生活和學習過。

從與英國《金融時報》的親歷説起

幾個月前，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FT）總編輯巴伯到人大重陽。那天上午，他剛採訪完李克強總理。在重陽，他問到：作為新型智庫，你們能影響中國決策層嗎？我説，當然，我們很努力地在提升決策影響力。

整個下午，英國最有權力的媒體人與中國一家新型智庫負責人，聊得非常愉快。我很坦率地批評：“過去36年，西方媒體對中國報道大部分是負面的，當歷史學家翻閲資料時，會發現你們對中國的巨大進步幾乎沒有記錄，難道不為此覺得羞愧嗎？”

巴伯回答説：“不！不！我們FT不是這樣的。”

結果三個星期後，FT今年唯一一次報道中國智庫產業，把我所在的研究機構歪曲成了一家民族主義的、房地產商資助的中國新型智庫。我真想往英國發一份律師函，現在看來，沒必要了。因為它已賣給日本人了。

結合我自己將近10年的媒體人經歷，以及與《金融時報》的接觸和它的現狀，我再確認了幾個關於媒體的新觀點，權當是對本次演講的開場假設：

第一，全球紙媒面臨着巨大危機，互聯網衝擊是紙媒危機的重要原因。過去10年，報紙廣告在全球廣告支出比重已從30%降至15%，雜誌廣告比重從13%降至7.3%。在中國，2014年已經有超過30家紙媒停刊或者破產，報紙和雜誌的覆蓋面和影響力持續陷入困境。《紐約時報》已經確定從2016年起不再出紙版。“媒體”的本質正在發生變化，Twitter、Facebook、微信、微博等“自”媒體的崛起導致傳統媒體地位的進一步下降，媒體人“無冕之王”的無形皇冠已被摘除。

第二，互聯網技術的迅速發展引發了傳播變革，也增加了媒體作用的消極性。媒體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推動力量，同時，也演變成民主化進程中的不穩定因素。人們在享受信息更自由、更高效、更快捷的同時，謠言、謊言、互聯網犯罪、隱私漏洞、洗錢、惡搞、“手機低頭族”，也在改變、衝擊甚至威脅着我們的生活。更糟的是，互聯網正在政治化，個體力量的膨脹，促成了民眾的快速集聚，很容易反抗現有社會秩序。2011年以來的阿拉伯之春、倫敦騷亂、“佔領華爾街”，背後都是互聯網的力量。

第三，在互聯網時代，中國同樣受到衝擊。中國要完成作為現代國家的民主化使命，讓民眾享受信息平等和自由，但中國又必須規避後現代社會的信息衝擊，避免“阿拉伯之春”、“佔領華爾街”等事件。

由此看，我們談論“媒體、智庫與政治民主化”的議題時，實際上面臨着兩難（dilemma）。要承認媒體權力本身對政治運行的制衡作用，即新聞理論中的“第四權”，但媒體本身也需要“被制衡”。誰來治理新媒體，怎麼治理，這是一個問題。

可惜的是，中國媒體與政治民主化的關係，通常只被集中在前者。很多人認為，中國媒體權力受到抑制，中國有宣傳部，還是“審查”制度，甚至有人還認為，中國與前蘇聯的制度沒區別。我認為，這個觀點，不是錯誤，恐怕也是偏見，或者，至少對中國複雜性的不瞭解。

2008年，温哥華華人抗議西方媒體不實報道

“去意識形態化”地看中國變化

幾年前，我曾問鮑勃·伍德沃德——就是當年報道“水門事件”的那位著名《華盛頓郵報》記者：“Bob，白宮會不會給你打電話？”已經60多歲的Bob立刻回答：“不！從不！”然後，幾秒鐘後，他悄悄説，“但是他們會給我老闆打電話。”我也曾問過奧朗德總統，他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應付媒體。

可能在座各位會説，那叫“政治化妝”（Spin），與中國媒體“審查”不同。好吧，同樣是人羣抗議，在西方叫“騷亂”，在其他國家則叫“革命”；同樣是非法暴力，在美國叫“恐怖主義”，在中國叫“無聲反抗”，還能更雙重標準一些嗎？

我希望，當我們談論中國媒體、智庫與民主化進程時，首先要用“去意識形態化”話語，更不能用雙重標準。幾十年前，中國媒體、智庫的政治話語有太多“美國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等詞彙，現在少多了；但西方媒體裏的意識形態用語，還存在不少。

只要“去意識形態化”，應該能達成這樣的中西方共識：第一，中國與西方媒體人都很努力，都是社會精英的一部分，儘管他們的工作有時很艱難；第二，中國媒體、西方媒體都有許多缺陷與不足，儘管他們都在發揮着各自的社會作用；第三，中國媒體、西方媒體都與政府有着千絲萬縷的複雜聯繫，儘管這種聯繫有深有淺。

判斷媒體對一個國家政治進程的價值，不在於它是否在共產黨國家或在多黨選舉制的國家，而在於它是否能夠發揮各自的社會功用。

中國目前有100萬職業媒體人，這個數量相當於整個歐盟25個國家職業媒體人總量的2.5倍，約是非洲54個國家總量的4倍。他們是中國最優秀、最聰明的羣體之一。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用最負責任的態度，挖掘目前社會每一個醜陋事件，試圖推動中國的進步，就像上世紀初美國媒體“扒糞”，進而造就了“進步主義”時代；他們還有一部分人，很努力地向世界介紹中國進步，希望提升中國媒體話語權；他們中很大一部分是地方、縣市媒體人，報道街頭趣事，報道娛樂八卦，報道商業動態，向其他省份宣傳本地。

更重要的是，中國還有350萬家網站、6億網民，其中大部分人都可用微博、微信，堪稱自媒體人。他們相互傳遞信息，對喜愛的事情表達愛意，對罪惡的事情表達憤怒，對悲慘的事情表達同情，對美好的事情表達憧憬。

當然，如何處理互聯網產生的謠言、詐騙、犯罪，中國經驗不足。現在的中國政府必須要將原有的宣傳系統，轉化為適應互聯網時代新特徵的媒體治理系統。

與許多發達國家一樣，中國也缺乏信息化時代的國家治理經驗。很多政策推行與案件處理，會產生爭議與批判。但我們必須説，人類還沒有找到很好的辦法，治理好互聯網時代的社會。

由此看，中國媒體對國家的作用是複合式的，要傳遞信息，要宣傳美好，要批判醜陋還有罪惡。可惜，在西方對華媒體研究中，只有“政治審查”、“媒體反抗與政府控制”單維度的敍述（narrative）。這忽視了中國100萬媒體人、6億自媒體人的真實存在，簡單化了億萬個發生在每一個角落的複雜中國故事。

在中國，中國媒體既是國家治理的主體，為國家發展、社會穩定、經濟改革做出貢獻；又是國家治理的對象，充當着客體的角色，避免信息氾濫而使中國產生政治悲劇；既要保證14億人正常社會交往所需要的信息往來，讓老百姓的大多數意見都能得到表達，也不至變得過於極端化，進而導致國家動亂與社會失序。這實際上就是媒體發展的第三條道路，是中國媒體與政治民主化的漸進式磨合道路。

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在現場與嘉賓討論

如何讓智庫更好地服務決策，仍是一個問題

在政治民主化進程中，中國輿論不是沒有自由的問題，而是過於多元化、過於複雜的問題。因此，到底什麼才是真實的民意，需要甄別，需要有更多專業的機構來分析，這是新型智庫的產生背景。習近平主席2013年執政以來，非常重視新型智庫作用，還將智庫建設寫到了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黨中央最高文件中去。

目前中國智庫差不多有400家。過去兩年，中國新建的智庫超過了200家，相當於目前英國智庫的總量。更有意思的是，像人民日報、新華社、新浪網、鳳凰網等媒體也建立了智庫。智庫的最大作用，是發現問題，向決策者提供問題的解決方案。事實上，目前中國政府的幾乎所有文件制訂，都會傾聽來自智庫的專業意見。

以我所在的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為例，除了擁有一個強大的研究團隊外，我們還有一支實力相當強大的傳播團隊。我們幾乎每天都收到各種邀請，其中許多來自於政府各個部門，我們的研究成果也通過內參、報告、簡報、專欄、採訪等多種途徑傳播出去，既為高層建言，也有啓迪民眾，這種綜合能力讓我們在建院兩年多的時間內就被選入“全球智庫150強”。人大重陽的進展，反映了智庫的最新變化，也折射媒體與智庫的融合趨勢，這給中國政治民主化帶來的影響是非常長遠的。

可惜的是，“智庫到底該怎麼做”在中國還沒有破題。“智庫”這個詞才出現一百年左右，起源於坦克（tank）這個詞，認為思想應像坦克那樣有進攻力。

事實上，全世界都在探索如何做智庫。我曾拜訪過全世界幾乎所有著名智庫。目前有許多文章，都曾批評美國智庫的發展。尤其是去年8月，美國《紐約時報》也發了長篇文章，批評美國智庫的現狀。有次，我見到基辛格博士，問道：為什麼美國有那麼多著名智庫，但作為曾經唯一的超級大國卻在不斷衰落，美國過去二十年的戰略全錯了？

不過，中國智庫在三個方面不如美國，一是中國智庫還沒有形成一個產業，美國智庫有1800多家，比中國多；二是中國智庫人不夠專業，在美國，智庫內有專門搞媒體關係的，專門從事政府關係，中國智庫研究員什麼都要做。三是中國智庫還不夠職業化，像足球運動員職業化那樣。中國要向美國學習，我相信，中國智庫還會迸發出更好的明天。

結論：媒體、智庫與中國民主化進程

綜上所述，我們觀察中國民主化這個全球最熱衷的問題，應該有探索與動態的思維邏輯。25年前，美國學者福山説，歷史終結了；現在看來，真正的世界歷史才剛開始。如何治理互聯網時代的媒體，如何讓智庫更好地發展，人類其實剛剛在積累經驗。

人類在進步過程中，千萬不要以為我們已經瞭解所有，尤其是過去那麼多年，美國不少學者狂妄自大，以為世界只應有美國模式一種，這使21世紀初全球發展陷入了停滯。

中國過去37年改革開放，有許多發展教訓，需要批評，但整體上看，中國仍是全球犯錯誤最少的大國，尤其沒有犯不可逆的戰略錯誤。這樣的大國發展經驗，需要全球更多的研究。

再次感謝給LSE給我這個機會分享觀點。我幾年前曾到訪LSE，最深刻的印象是這所著名大學是一批信奉費邊主義的思想者倡議建立的。他們相信，能夠以温和改良、漸進手段實現社會主義。這個思潮與方法，對當下中國仍有相當大的借鑑意義。

中國是全球改革力度最大的國家，不走過去蘇聯的道路，也不會走現在美國的道路。未來道路怎麼樣，中國人還在探索，也非常希望能和LSE的老師與同學們進一步探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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